不同的变革,不同的近代化之路:中国近代化之路
时间：2019-04-15 03:2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众所周知，日本由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拉开了近代化历程的帷幕。在明治政府实施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的推动下，日本迅速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国同样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30年，也就是1898年，开展了戊戌维新运动。可以说中国的戊戌维新是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下发生的。中国的维新派以明治维新为榜样，在政治舞台上完美亮相但又迅速离场如同“昙花一现”。那么，以日本为师努力学习的中国，为什么同样的革新换来的是不同的结局。本文试图探究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历史的发展为什么是那样的有戏剧性。
关键词：近代化；明治维新；戊戌维新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37-03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尖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野蛮民族”，说的是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和民族，而包括日中两国在内的这类国家和民族，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中日两国变法背景与原因
（一）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维新变法之前国内状况的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1868年以前，日本幕府的权利越来越弱，相反西南诸藩的改革却特别活跃，并伴随着近代工业的萌芽出现在日本全国各地。另外一方面，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寻求更为广阔的商品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也同样有助于打开东方亚洲大门。这期间，中国和日本同样面对外敌的强压。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更加加强了锁国政策。
同时，1868年前的中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已经开始。由于清政府一直对外闭关自守，对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维持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不断加重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剥削，使饥寒交迫的农民无力迅速提高生产力。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更无法维持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统治。对于清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
（二）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维新变法改革内容的比较
明治维新中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始的。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措施，打破了封建割据，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由于在政治上新政府顺应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取消封建割据的形势，所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另外，为了安抚旧藩主的利益，采取了“赎买”的方式，减少了他们对“废藩置县”的抗拒作用。在此基础上，日本废除了以前的贵族的封建特权，允许各阶层之间通婚，实现了“四民平等”。明治政府还改革了封建俸禄制，解决为数众多的封建武士的问题，这无疑是新政府改革各种封建制度中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政府修改了俸禄制度，削减俸禄，由幕府末年的总额1 300万石减为900万石。1872年后进一步减为492万石。减少了五分之三并规定这些俸禄以（库存米）支付。这样不仅减少了新政府的经济负担，而且由于不再从封建领地的收入中支付，使俸禄与封建领地收入脱钩，俸禄的封建性质开始有所改变。经济上的独立使得政治上不再受阻于封建势力的限制。
我们说，明治政府实施政治改革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新政权，推动社会的近代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经济，强大自己的国家。其中最值得提的便是“殖产兴业”政策。
再看相同历史时间段里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早已腐朽不堪，吏治黑暗，贿赂公行，封建体制早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清嘉庆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而起。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打击下，封建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30年，也就是1898年，在中国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变法来势凶猛，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刚开始变法便取得不错的效应，似乎事情可以顺利发展下去。但历时103天，变法却以失败告终，变法的革命人士更是死的死，逃亡的逃亡。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二、戊戌维新和明治维新成败原因的比较
两国的维新变法从表面上特别相似，因为历史背景相近，时间也相隔不远。目标也十分相似，措施也大体相同。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主要通过政府发布命令推行改革。可以说，戊戌维新本身就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蓝图进行的，然而，同样进行变法，两者取得的成效或者结局和命运却是那么的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不仅维护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并且使得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如昙花一现，迅速失败，维新人士不但没有像日本那样成为建设国家的领导人物，反而遭到疯狂镇压，改革之路何其艰难。
（一）经济制约因素
从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看，在日本封建领主制度下，商品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也比中国要快。客观上说，日本国土小，资本主义萌芽的密度大，并形成了几个经济中心。城乡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渴望变革腐旧的政治现状，为了发展经济，取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利益。相比之下，中国则是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在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自然经济瓦解很缓慢。对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抵抗也很顽强。比如洋务运动中官办企业军事企业就是例子。由于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天又营养不良，动不动还会被扼杀。所以就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来说，为了保身，他们很少直接参加和支持戊戌变法。 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扼杀，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缓了100多年。虽然在个别地区和部门，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比日本低，甚至高于日本。但总的说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要比日本的发展要低。自古以来中国人潜意识里面的重义轻利和信仰孔孟之道，重农抑商充分地随着儒家温文尔雅的态度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总之，客观经济条件上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新生儿的诞生，更没有足够的乳汁哺育资产阶级健康成长。
（二）政治制约因素
戊戌变法刚刚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就流亡日本，曾就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异同来总结中国变法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的变法相比之下有三个不利的条件，一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一旦打出拥护天皇，“尊王讨幕”大旗，“以君臣大义名分”作号召，就立刻能得到四方相应。而认为清政府统治者西太后由于天下人怀疑其名，中国维新派尽管也打起了拥护皇帝的旗号，却没有多大的号召力，相比起日本维新派的力量，中国维新派势单力薄。二是日本幕府和天皇实际上处于两个政治活动中心，所以变法比较自由，直达最高决策层。但是光绪皇帝与西太后同处一宫，后院起火，皇上稍微有所举动，西后无所不知。加之光绪是慈禧的人质，想通过统治者颁布命令达到变法特别难。三是“皇上手下无尺寸之兵权”，明治维新时，天皇可以依靠萨摩、长州等强藩的武力作为基地，而中国维新派曾想把湖南等省作为中国的维新基地可是，“若敝邦则不然，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富尊荣，稍微拂逆，授意参劾，即日罢官矣。”
列宁曾经说过：“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住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按康梁的分析，戊戌维新失败的决定性原因是光绪皇帝，政变以后，仍死死抱住皇帝不放，当新的革命高潮来临之际，依旧反对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日本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政权，名义上是光绪皇帝亲政，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发布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新政诏令。但，旧政权实际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反对维新的保守派势力如旧，是不是维新派不愿意掌权，不是，他们想象着和平取得政权，想象着通过设立一些制度局的机构，但这种企图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抵制。
（三）文化传统制约因素
在文化方面，日本是神、儒、佛三教融合发达，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能很好地与自己民族的文化相融合。西学的传播、发达远比中国强。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比中国高。虽然两国都是世俗教育，又以儒学为主，但日本全国教育文化水准都较高，为后来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思想方面，日本通过启蒙运动和实行文明开化方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有自己的地位。因此，在明治维新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时，阻力较小，成效显著。另外，日本固有提倡的武士精神，从实不从虚浮。这种精神有助于推动变法。
相反，中国是文明古国，知识分子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始终抛不掉文化的优越感的包袱。不少人仍崇尚祖宗之法，喜欢脱离实际的空谈。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封建制度束缚着知识分子的头脑，这对新改革十分不利。当时的中国虽涌现出一些启蒙思想家，有一些在维新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清政府和以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对于学者的创新立意和更切实际的研究却给予压制。虽然维新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但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在关心重大现实问题时，往往措辞比较谨慎，有的明明意识到清王朝的衰弱，但在表达自己思想，却竭尽阿谀奉承之辞。由于大多数学者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受政治约束的世界里，自然思想和行动方面就无意识地受到了限制。1895年在北京应试的举人曾上书皇帝，请求变法，其所造成的震惊倒不是因为上书的内容，而是因为这种做法破坏了读书人不插手政治事务的禁规。
明治天皇在五条誓文中声称，日本将“为帝国统治根基的强盛，拓新知于海外”。为什么一个去海外寻求解决办法，另一个则首先转向自己的传统来谋求问题的答案？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做是与各自不同的教育目的和背景联系起来的。德川时期的日本，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借来的，儒教也还有它一定的活力，而在本土的民族礼仪中，神道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相反同时期的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思想，普遍认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当官，宦途的大门对于这些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是关闭的，其他能发挥专长的出路又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政府当时迅速地把官员的选拔与现代教育学历紧紧地联系起来。然而在清廷只是不时地要求百姓知晓儒家原则和臣民义务的前提下，在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的情况下，要把儒家的忠君转变为现代爱国主义，事实证明是困难的。
（四）其他制约因素
梁启超曾经比较了中日两国维新时国际形势不同，指出中国戊戌变法是处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下，已经与六七十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国际形势大不一样了。
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势力东侵，中国位于东亚重要位置，加之地大物博，成为列强垂涎、争夺的肥肉。西方列强不惜以一次次武力，进行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征服中国。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自我调节力颇强，得以长期延续，而一旦遇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却败下阵来。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及中国的国情地位，决定了列强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内部自身发展又不可能。这种历史的落后，历史机会的一次次丧失，使个别杰出人物的拼死努力也“无力回天”，只能遗憾地抱有“终天之恨”而已。
而日本却比中国幸运得多，由于地处东亚边陲狭小岛屿，国家小而资源又少，西方列强对其重视程度远比中国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又恰逢西方列强无法抽出更多力量东顾日本。这样一来，日本有一个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它的极好历史时机。是否可以说，亚洲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武装斗争，是使日本获得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若没有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任凭日本国内有多么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么周到而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就当时日本的实力和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都是抵御不了列强的侵略的，也必定会沦入半殖民地殖民地深渊。所以，我认为，日本以当时的国内条件为依据，配合有利的国际条件，且有应对的精明，加上偶然出现的良机，几方面因素几乎同时汇聚所起的综合作用，才顺利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变革，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而这一综合条件的具备，是千载难逢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这也可说是其他亚洲国家再也未能走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三、结语：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
唯物史观认为，时势造英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维新派的君子们只能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灿烂而悲壮的悲剧。国内外条件的不同，决定了近代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日本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而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也因为在改革过程中保存了封建残余，鼓吹对外扩张，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虽然戊戌维新失败了，但正是由于维新派的大声疾呼，爱国救亡，进行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在鲜血和失败教训之上，取得的成功是唤醒了更多的年轻人，鼓励他们更多更及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从这点来说，戊戌维新，功不可没。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总结和概括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发展，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影响，对比两国革新之路的时候，就会发现，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中日近代，是多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可以说，在近代史上，中国日本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能让历史的长河白白流逝，我们应该回顾、思考找出有益于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可以借鉴和启示的有用之处。
近代化是一个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如果用静止的观点就无法把握近代化的实质，应该把中日近代化放在历史的动态中去考察。要善于学习，善于与本身国情结合。实事求是地辩证分析中日近代化现状。
在探索近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善于不拘泥于经济领域，而是展开拓及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考察这些领域与近代化的内在联系，突破现成传统模式，系统把握近代化进程，才能全面系统构建自己国家的精神（国民性）。
日本的近代化革新与中国存在着共同的规律，对于近代的史实，也可以为目前现代化事业提供某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在探讨两国近代化的历程时，必须明白日本和中国的近代化革新留给我们现代人怎么一份历史遗产。只有这样，这个探讨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