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教育经费合理负担和补偿模式的构建 教育经费计提比例2018
时间：2019-01-16 03:24: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高等学校经费对高等学校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影响高等学校快速发展的瓶颈。多元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是高等学校的一种现实选择,本文在分析高等教育经费负担的理论依据和负担主体的基础上,谈教育经费合理负担和补偿模式的构建。
关键词:教育经费负担和补偿;理论依据;主体分析;模式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在校生数从1998年的600余万增加到2003年的1 900万人,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上升到2003年的17%,已经突破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目标。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将坚持“巩固、提高、深化、发展”的工作思路,力争到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2 700万人左右,毛入学率达到23%左右。如此庞大的高教规模,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撑,显然仅仅国家财政将难以负担。因此,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国家、社会、家庭、其他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高等教育经费分担制度,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经费合理负担和补偿的理论依据�
公共财政学认为,社会产品按其受益范围来看,分为公共产品、混合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它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产品。非竞争性即消费者消费某产品时并不影响其他消费者从该产品中获得利益。非排斥性即在产品消费中,很难将其他消费者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利益之外。混合产品是在性质上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产品。而我国高等教育属于混合产品的范畴,一方面,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消费不能独占。在设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一人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明显表现出公共产品的性质;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短缺,上大学竞争之强烈,在所有消费产品和服务中是名列前茅的,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资格的人无法享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从这个角度看,高等教育产品又具有竞争性和排斥性。因而,高等教育这种产品属于混合产品的性质,决定其经费投入应该依照混合产品均衡规律来进行。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中,高等教育的提供者除了像公共产品那样接受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的支持之外,一定程度的私人产品属性使其有理由要求受益者支付一定的费用。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混合产品的属性为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负担,即从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多渠道筹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教育经费合理负担与补偿的主要理论依据还有两个,一是“利益获得”原则,二是“能力支付”原则。�
所谓“利益获得”原则,是指为了合理地负担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负担应与收益相结合,谁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谁就应支付教育经费,获得的好处和利益越多,支付的费用便越多,反之亦然。因此,政府、企业与个人在负担教育经费时应根据各自的收益来决定,同时不同的个人在负担教育经费时也应依据收益来决定,它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能力支付”原则,是指所有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的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应按其支付能力大小提供教育经费。能力越大,支付越多;能力越小,支付越少,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的内在客观要求。教育不仅使社会受益,而且使个人受益。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根据社会受益大小而决定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规模,社会成员个人也会根据自身的预期收益而决定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因此,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的个人及社会的有关方面根据获得的利益和支付能力分担一定的高等教育费用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
二、高等教育经费分担的主体分析�
在任何社会中,教育经费均来自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了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三部分。国民收入的分配由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部分构成,那么教育经费也基本上由这三者分担。�
(一)国家和社会�
高等教育具有混合产品的属性,具有明显的外部性。高等教育通过向社会提供高层次人才,提供新知识,新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昌盛,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即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之比也是相当高的。据萨布沙卡洛夫80年代中期的测算,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其高教社会收益率分别为13%,13%,16%,8%和9%,高于物质资本的一般收益率。由于社会是高等教育投入利益的主要获取者,因而,各级政府理应代表社会或国家支付高等教育的部分费用或大部分费用,这是与“利益获得”原则吻合的。�
(二)个人及家庭�
受教育者个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后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培养了能力,从而增加了他们一生的经济收入,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增强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扩大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地区流动的可能性,获得了更多的医疗保健知识和更好的保健条件,改变了生存环境,改善了生存条件,提高了生命价值,拓展了视野,有了更高更广的事业平台。大学生的直接受益同样也给其所在家庭带来类似的好处,因此,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理应在高等教育经费分担中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企业�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享有者。企业通过接纳吸收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大量应用高校专利成果,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从而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企业利润,壮大了经济实力。因此,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重要而且是具体的受益者,企业应该在高等教育经费的分担上承担一定的责任。�
三、高等教育经费合理分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由于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增加对教育的需求,然而要谋求教育的发展,则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予以支持。但是,相对于需求来讲,教育投资总是短缺的,也就出现了当前的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也就需要有其他主体对教育经费进行合理分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深入,把非义务阶段的高等教育完全由政府当作一种社会福利事业来办,既不合理,而且在日益膨胀的教育需求面前也不太可能。同时,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少年抚养指数下降(指0-14岁人口数与15-65岁人口数的比率),居民对教育的投资意愿也日益加强,这为教育经费的合理负担与补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吸纳高等教育产品――大学毕业生,这要求其必须对成本进行一定的补偿,并且由于带来的高收益,也驱动企业愿意承担这一部分费用。�
四、教育经费合理负担和补偿模式的构建�
我国是一个发展的大国、穷国,由于财力的局限,制约了国家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对教育投入有较大的增加。要摆脱高教经费不足的困境,必须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经费合理负担模式,也正如《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所列:“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政府仍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
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作为这种收益代表的政府,自然应补偿其成本。但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起飞与高速发展都得依靠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因此,实行教育经费的分担与补偿,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撒手不管,相反,我国刚刚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国家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各国的教育经费来源构成中,各级政府拨款都占相当比例。从国际比较,目前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世界平均约5%),2001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最高,仅为3.19%,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两年又有下滑的趋势,我国政府承诺的要达到4%的目标,不仅没能实现,反而越差越远。这应该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要切实地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关键是要落实在经费投入上,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一定要落实在行动上。一旦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达到4%,就能大大地丰富教育资源,从而改变教育的面貌,高等教育无疑也能因此而受益。�
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而不少国家政府拨款又主要靠税收。从税收中划出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这是最稳定的来源,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都不同程度地通过税收来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国外通过开征教育税或者指定某税种的税收收入用于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各国的实践证明,从累进税中划拨高教经费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这种税项涉及整个社会几乎所有分享了高教成果的个人和企业,同时,由于它是按收入多少确定税率高低的,因而也较好地体现了“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这两条原则。�
(二)个人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之一�
由于高等教育总体上是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并且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且愈是高层次教育,私人收益率则愈高,因此,受教育者应该支付一定的学习费用,即学费。如果经费都由政府负担,结果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纳税人)负担,而且当高等教育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也无力全部负担。所以高等学校收取学费是必要的。�
但具体操作时还须慎重进行。原因主要出于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考虑。且不说文化阶层及性别对受教育机会的影响,就经济阶层的差异而言,已经有研究表明,与学费水平逐年提高相伴随的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比重的下降,以美国为例,收入在15 000美元以上的美国家庭,子女未升入大学的比例仅为13 .3%,而收入在3 000美元以下的,则高达80 .2% 。这种巨大反差的存在至少提醒我们,考虑经费时不能只从经济学理性的角度出发,在要求受教育者也应承担部分教育经费的同时,政府有必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和贷学金的设立,以大规模的助学贷款系统来解决低收入群体在子女受教育问题上的负担。使处于不利群体的有才华的青年能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保障,使高等教育不至于成为制造社会新的不平等的机制,这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兼顾,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至于不同背景的受教育者承担教育经费的份额及方式,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企业也应负担和补偿部分高等教育经费�
企业是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从利益原则出发,企业也应该参与高等教育经费的负担与补偿。这种补偿可以通过直接创办和管理高等院校,向学校提供捐赠,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定向奖学金,帮助偿还毕业生就学期间所贷贷学金等途径来进行。在我国不少有识之士已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或以资金,或以实物赞助学校。如青岛啤酒公司投入150万元在青岛大学设立教育基金。实际上,向高校赞助还有利于企业的另一个效应,那就是广告效应和让学校的学生了解企业,有利于吸引优秀大学生到企业谋职。企业赞助应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风气。�
(四)接受社会捐赠是高等教育经费的补充�
为拓宽筹资渠道,吸引更多投资,缓解高校经费危机,近年来,我国许多高校开始重视社会捐赠,相继建立了接受、管理和监督社会捐赠的机构――高校基金会、董事会等,吸引了大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如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于1994年成立,截至2001年底,基金会累计收入人民币49 823万元,其中2001年全年累计收入人民币25 970万元。但社会捐赠只能是教育经费的一种补充来源,不一定很稳定。�
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巨大的,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捐赠数量和规模上,而且表现在捐赠形式单一上;不仅表现在捐赠范围狭窄上,更表现在捐赠工作非规范化上;不仅表现在社会各界对高校捐赠的认识上,更表现在政府支持和引导政策的缺失上。所以,发展我国的高校捐赠任重道远。�
(五)高等学校通过直接向社会服务赚取补充经费�
学校除了收取全日制学生学费外,还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和校办企业、医院等来获得收入,用于补充办学经费。当然,在这方面最有优势的要数高校,它们既可以为社会培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又可以凭借先进的实验设备和高科技人才优势等有利条件为工商企业界服务,还可以直接办高科技企业、附属医院等,而这些都会获得一些收入。尤其是近年高科技迅速发展,为高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这方面一直比较重视,尤其是以前在为各类学校办好校办产业、开展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方面,政府和教育部门都做了许多工作,成效也很显著,但近年由于市场经济的挑战,这方面逐步滑坡,就高校来说,1994年也只占7.8%,远远低于美国。有些学校的校办企业甚至出现亏损,有相当多的校办企业名存实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不起折腾。我国急需出台新的优惠政策等来扶持校办企业,帮助学校在为社会服务方面焕发新的生机。�
总之,以上论及的高等教育经费补偿机制,虽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比较符合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同时它也使高等院校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提高教学质量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缓解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的状况,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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