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覃�起义研究_土家族覃姓

　　摘 要： 覃�是张家界的民族英雄，他领导的元末明初土家族农民起义是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正义战争。覃�及其他领导的农民起义都是一个不朽的经典传奇。本文从覃�起义的成因、特点、影响几个方面对这个传奇进行深层解读。
　　关键词： 覃� 土家族 农民起义
　　
　　张家界是块盛产传奇的神山秘土，它山上长的是传奇，洞里生的是传奇，水里流的是传奇，歌里飞的是传奇，张家界的历史更是写满了传奇。
　　本文所写正是元末明初张家界土家族传奇式的英雄覃�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凡农民起义一般都发生在气数将尽的朝代之末，而覃�起义却发生在明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之时，这种对新政权的大胆颠覆，是令人震惊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故对那段历史，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讳莫如深，研究者寥寥，但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历史，覃�起义在明史上实在是无法回避的一件大事。可以说，覃�及其领导的起义都是一个永不褪色的经典传奇。
　　一、覃�起义原因剖析
　　覃�起义原因颇为复杂，任何单方面的理由都是酿不出一场让朝廷震惊不已的农民起义的。
　　（一）历史与政治的因素。
　　秦汉数百年间，土家族人民一直是张家界的主人，他们以自己勤劳的汗水和创造才能美化着自己的家园。但同时，张家界地区又古属“蛮夷”之地，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央王朝征讨的对象。墨子戴有色眼镜的议论、历代官修志书和私人著作，都将蛮夷视为劣等民众，进行歧视。伴随着尖锐的民族歧视和高度的民族自尊，土家人与中央王朝也一直在进行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的拉锯式的斗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民族仇恨在土家人民的骨子里深深扎根。土家人民是血性肠子，面对历代统治者歇斯底里的武力扑剿和文化围剿，他们在歧视的夹缝中挣扎着生存，“时叛时服”，那种调戏式的政治态度让统治者恼怒万分，伤透脑筋，因而武力征剿更甚，民族仇恨更深，民族关系亦更僵。
　　据《大庸县志》记载，千多年来，在张家界这块神秘的“蛮夷”之地上，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譬如，公元47年，武陵蛮渠帅相单程揭竿起义，充县各族人民纷纷响应，七十多岁的伏波将军马援南下征剿，落得个“马革裹尸”的悲情结局；公元76―78年，澧州蛮陈从和�中蛮覃儿健率民起义，虽然覃儿健殒命沙场，但朝廷也不得不做相应妥协，罢武陵屯兵以息战事；公元92年，�中、澧州蛮潭戎率众烧邮亭，杀汉官起义；公元116年，�中、澧中四千人起义，烧官府抄官粮……［1］（P715）这些起义所踏出的历史脚印，深深震撼着、激励着历朝历代的张家界土家人民。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民族地位而斗的抗争意识代代相传，一直是土家人民精神的脊梁。
　　元朝末年，统治者大搞民族歧视政策，“南北异制，南严北宽”，“南”既指南方，又指南人。张家界土民是不言而喻的南方南人。他们受尽歧视，低人一等，进学升官路路不通。土家人生计艰难，以最低劣的方式延续着生命，甚至还无法延续生命。在全国农民愤怒的浪涛下，土家人沉不住气了，覃�率群峒蛮乘势而起，成为陈友谅红巾军的一支。
　　到了朱明王朝，汉人出身的朱元璋依然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政治上加以控制，经济上加以钳制。这样，赶跑了元贼，又迎来了明贼，土家人头上笼罩的依然是久久不散的阴霾。
　　时势造英雄，英雄就时世。覃�起义的出现，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民族矛盾尖锐得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
　　（二）经济的因素。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顺帝王朝“勤远略，疏内治”，农民徭役赋税沉重，九州鼎沸，天下大乱。同时，张家界茅岗都元帅府横征暴敛，土民寒则烤火为衣，饥则野芋为食，流离转徙，苦雨凄风。覃�遂联合夏克武、八鼓皮、田大等九溪十八峒蛮万余人，响应徐寿辉陈友谅红巾军号召，扯起反元大旗，旨在逐元兴国，与民休息。［2］（P21）
　　朱元璋称帝后，背信弃义，不再“摧富济贫”、“计口授田”，而是实行立法定制，给豪门大户大封太子诸王，还公然提出“农民所占田产悉归原主”，使“富者保其富”，贫民则“额以赋税”，这等于是把农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胜利果实又拱手送回到地主豪强手中，农民又将一无所有、陷于赤贫，这自然引起全国农民的极大愤慨。在蛮夷之地的张家界一带，更是水深火热。朝廷将土家坪区霸为军队屯田和官员职田，将土民复撵归山，而复撵归山就意味着置于死地。朱元璋的政策突变，将土家人民推到了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巅。［2］（P22）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为剿灭四川明玉珍义军，发兵从湘西北入川，数万明军路过湘西北时，争相苛索军粮，徭赋繁苦，而彼时正值慈利连续两年大旱，挖葛、打蕨、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以人为食，饥民无以为生，四处流离，谈何军粮？面对如此苦海深渊，为了生存，慈利安抚使覃�一声号令，土家人便揭竿而起。
　　（三）地理的因素。
　　张家界边鄙封闭，山峦绵亘，丛林茂密，沟壑纵横，洞穴密布，悬崖峭壁，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深度隐蔽，是非常适合山民作战的天然战场。土民贫穷，造不出更多的先进武器，而山区蕴藏着充足的大树巨石，这本身就是上天所赐的作战武器。山地战场有着山地的优势，最能发挥土家族人攀爬灵活、奔跑如飞的长处，而这恰恰是平原地区士兵的软肋。这就是土民敢于以卵击石抗击明军的关键所在。
　　（四）覃�的个人主观因素。
　　上述三点都是覃�起义的外部客观原因，其实，覃�起义还有鲜为人知的隐情。也就是说，覃�起义还有一些个人主观因素。
　　元朝在全国各路义军秋风扫落叶之攻势下，迅速灰飞烟灭。朱元璋顺应历史潮流，在南京登基称帝。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克武昌、湖南诸郡，元时所置宣慰、安抚、长官司之属皆迎降，太祖以原官授之”。同年，参政杨瑾率兵到达澧阳招抚，至三江口，“�请降，瑾谕遣之”［3］（P142），别人“授之”，�却“遣之”，如此天壤之别的待遇，必然使得血性刚烈的安抚使覃�自尊心受创，从此跟杨瑾、朱元璋结下了难解之仇。七月，朱元璋意识到对覃�如此待遇会后患无穷，于是下旨“擢覃�为湖广理问”，由县级官职升为省级官职。但覃�明白，那是一个文职，等于是朝廷剥夺了他的兵权，其实是一种明升暗降的骗人把戏，这对军权在握的安抚使覃�来说，无异于断臂之痛。
　　覃�一日夜观天象，见“天现铜桥，渡太子于海表，廑（覃�原名，笔者按）观天未灭元，中兴有后，不禁喟然叹曰：‘予抚有慈姑（秦置慈姑县，含慈利、永定等地），本元后疆土，岂可以尺寸与人？’故更名覃�，欲以此土归诸元后，而不献诸明君也。于是筑城扎寨，以图后举。越三年，庚戌（洪武三年，1370年），同八鼓俾等大举十八峒蛮兵伐明救元……”［3］（P142）
　　先前反元，尔后抗明救元，乍看前后矛盾，但联系覃�心路历程，我们会发现，其实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反元，是大势所趋，是身不由己的以身试水。元蒙腐败，但并没有刺痛覃�的个人神经。后来的救元抗明，则是覃�自尊心被剥离，个人利益遭创伤，内心完全与明为敌时的举措。对元蒙统治者，他是发自民族的大仇。对明统治者，既有民族之大仇，又有个人之私仇。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审视覃�的视角，覃�不是十全十美的神，他是个有正义、有胆识、有气魄、有自尊，甚至也不乏私心的凡人。
　　上述四个因素中，经济因素是直接导火线，毕竟肚皮是不能怠慢的，是任何甜蜜的承诺都无法敷衍的，但其他三个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民族歧视的历史隔膜是土家人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痛，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抗争精神是土家人永远不灭的风骨。这苦痛这风骨，犹如茅岗寨头那把熊熊燃烧的烈火，是覃�起义的原精神、原动力；独特的山区作战优势，给土民带来了巨大的自豪感和自信力：他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而对朱、杨等人的仇怨和夜观天象受到的启发，则是覃�坚决抗明的最荫翳的根源。
　　二、覃�起义的特点
　　覃�起义虽然已经化为了历史的灰烬，但它的温度还在。如果我们仔细端详那段让统治者恼羞成怒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具有几个令人瞩目的特点。
　　（一）起义领袖覃�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覃�的龙缘，一直是张家界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据说他出生时天生三条酷似龙形的胎记，百姓惊为“真龙天子”。为避免这种独特胎记带来的杀身之祸，覃�从小便隐居砂刀溪。覃�自幼喜水，在河中捕鱼，与浪搏击，三条“肉龙”时隐时现，犹如蛟龙显灵。覃�从小跟随打猎的养父，练就了一些本领，能赤足登山，行走如飞，百步穿杨。
　　覃�的经历也颇为传奇，他打过猎，当过和尚，挑过脚，拉过纤，杀过人，坐过牢，读过书，当过教头……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对湘鄂川黔一带的地理特征了如指掌，对统治者的罪恶对百姓的疾苦都有非同一般的感悟，这对他任侠性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覃�的被捕也充满了传奇。他凭险固守、拼死抵抗，一度让朱明王朝震怒不安，无计可施。覃�就是朱元璋眼中的钉、肉中的刺，此人不除，皇帝寝食难安。正路不通，便想歪道。朝廷以高官相许，让覃�的生身父亲覃添佑和堂叔覃添顺都参与了镇压起义。征南将军周德兴以封官为由收买了覃�的双女婿（两个女儿的共同丈夫）朱思济，朱思济又以擒得覃�者封万户侯为诱饵，暗通覃之贴身侍卫何英、姚祖，设计逮捕了覃�。茅岗堡垒再坚固，怎敌得过内部攻击。
　　覃�的就义更是千古一绝。覃�被捕后，即囚入站笼，押往南京。朱元璋亲自审判，按“谋反”罪处以“凌迟”。朱元璋亲自监刑，以此震慑天下。十万民众围观，目睹了这一千古酷刑。“凌迟”俗称“剥皮”、“剐刑”，是完全国粹、艺绝天下的一种死刑方式，只有土匪、流寇、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代很多皇帝对这种最能显示刀功水平的刑罚情有独钟，甚至在各州县设有专门的“剥皮亭”。［4］（P157）
　　鲁迅在《病后杂谈（二）》》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5］（P49）这里说的“以剥皮始”，即指始皇帝朱元璋剥覃�，而不是第三代永乐帝剥景清。
　　据说处凌迟那天，覃�身上的三条“肉龙”飞升上天，一时南京上空，乌云滚滚，日月不明。一只鹦鹉连叫三声：“一层黄土一层砖，覃�翻身六百年！”朱元璋大惊，跌下宝座，于是下跪向天空许愿，每年六月初六、十六、二十六，让覃�坐位三天，并下诏御葬覃�，将覃�的皮晒干，扎成偶像供人瞻仰。这才云开雾散，日月复明。
　　（二）覃�起义也演绎过王者传奇。
　　为使战争神圣化、合法化，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会编造一个故事或一段歌谣，给起事者身上罩一层神奇的光环，从而在人民心中产生替天行道、人心所向的认同感，起义领袖则往往号称为“王”。如陈友谅号称为“汉王”，朱元璋号称为“吴王”，明玉珍号称为“夏王”，李自成号称为“闯王”，等等。覃�也是如此。在他起事以后，长沙、岳阳一带到处流传这么一段“数来宝”：
　　说茅岗，道茅岗，
　　茅岗出了覃�王。
　　覃�王，好心肠，
　　他兴分田不纳粮。
　　男子汉，性如钢，
　　拉倒南京朱元璋。
　　除此以外，当时湖南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让人猜想联翩的偈语：“莫笑穷人端破碗，石人一出天下反。”和别的领袖待遇一样，对覃�爱戴有加的张家界土民也曾疯狂地呼其为“万岁”、“覃�王”，甚至“龙袍”加身。
　　（三）地方性、民族性特点显著。
　　土民充分利用土家山区崎岖陡峭的地势特点，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处设卡子，并在卡上以绳系栅栏，上堆滚石擂木，辅以土家人自制的羽箭飞镖，用以击杀敌人。还在路上布套绳、麻网、挖陷阱，陷阱内插竹钉、尖刀，上铺树叶杂草，让敌人屡屡上当，寸步难行。这些颇具土家地区特色的战术、武器，叫元军明军苦不堪言。
　　（四）时间跨度长，牵制兵力多，国家耗资大。
　　成千上万的起义农民啸聚山林，坚守一处险寨、几处雄关达一年甚至三年五载，抗击十倍百倍的官军而威震朝廷的，除了众所周知的隋代瓦岗寨、宋代的梁山泊等以外，在元明清时代，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则有湘黔边境的苗族腊尔山和湘鄂边境的土家族茅岗寨。从元末覃�反元初战茅岗寨，到明军最后攻陷茅岗寨，正好七年，故茅岗寨又称“七年寨”。七年寨之战，元明王朝曾几次撤换、增派将领，明王朝先后动用“一公五侯”十五万兵力进剿，三万官军死于战争，全国近百万人卷入战争，耗资数百万两白银及铜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惨烈的保卫战之一，是世界军事史上鲜有的以少抗多的典型战例。朱元璋先后下过三道督战圣旨，这在中国军事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朱元璋对这场战争恨之入骨，有一句刻骨铭心的结论：“茅岗之民，可德抚而不可刑治也。”［5］（P48）
　　明洪武二十二年（1339年）二月，湖广安福所（今桑植）千户夏德忠在覃�老叔（其父夏克武与覃�是同事也是夙交，故云）的精神感召下，联合九溪峒蛮起事，被擒问斩后，明王朝对这方蛮夷之地心有余悸，为加强统治，在张家界境内连设永定、九溪两卫。一个县设置两个卫，且驻军达1万以上，当时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个例。
　　（五）组织周密，讲究策略，斗争有方。
　　元初，土司为抵御元蒙入侵，在土司四周设关立寨，以作保障。覃�起事前，进行紧张备战，先后构筑了覃�城、覃�寨、三关寺、索口寨、百丈关、观音寨、二卡子、余家寨、茅寨子、茅头关、三家馆、黑松关、温阳关、龙伏关、黄土城、茅岗寨、茅岩寨、苦竹寨等，还修了五处洞府，构成了十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5］（P45）
　　可以推断，覃�起义组织是十分严密的，也是讲究策略的，筑城扎寨，步步为营。
　　又如，土民控制了慈利县城后，一方面加强州城与县城的城防工事，与司城构成鼎足之势，另一方面分兵出击石门、桃源，威胁常澧。同时，又派一批从鄱阳湖失败逃回原籍的土民前往长沙岳阳一带，向当地苗蛮人民用土话控诉朱明王朝歧视蛮人的罪恶政策，给义军以声援。覃�不仅在军事防御上，布控有方，还善于运用心理战术，制造舆论，拉拢人心，瓦解敌军。
　　覃�虽一介土酋，但曾在天门书院跟随王申子读过一些书，对兵法有一定的研究，熟知作战理论。他有勇有谋，文武双全，在军务安排、战术运用上，都有自己的眼光。
　　三、覃�起义的影响
　　覃�起义固然由于地域性的原因，不曾波及全国，但它对于湘西和周边几个省区的农民运动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覃�联合十八峒蛮起义抗明，开明代数百次农民起义之先河。在覃�起义的影响下，洪武五年以后，柿溪、安福（今桑植、鹤峰各地）等二十六峒“土蛮”相继暴动；洪武十八年五月大庸竿坪朝纳峒“土蛮”暴动，第二年再暴动；洪武二十二年夏德忠为首的“土蛮”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暴动，史称“覃夏之乱”。［1］（P716）农民暴动虽然最后被明朝官兵疯狂镇压了下去，但让朱明王朝不寒而栗：只进军到边缘地区就遇到了殊死抵抗，实属罕见，于是不得不采取“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土家族先民“依俗而治”。
　　覃�去世后，土家人为纪念他，埋了48座“衣冠壕”，并约定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那天，晒衣物、晒棉被、晒书籍，俗称“六月六覃�晒皮”，遂成土家族的一方民族节日。《永顺县志》如是记载：“六月六日晒书及衣服，俗传明茅岗土司覃以是日被诛，血溅其衣，附近居民曝衣以吊之，名曰‘晒龙袍’。”［6］（P546）土家族人民以这种暴晒的方式保护“真龙天子”覃�的“龙皮”不被虫蛀，不被霉坏。1987年农历六月初六，在茅岗的温塘镇，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覃�纪念大会，永定区、桑植、慈利、永顺、石门一带万余土家人参加了此盛会。每年的“六月六”，张家界人除了习惯性地“晒龙袍”以外，还载歌载舞，以地方性的文艺演出来缅怀先人。
　　朱元璋手下几位大将杨瑾、汤和、吴复、吴良、周德兴、邓愈、胡海等奉皇帝之命，镇御西南边境，就地安家，留守在张家界（这些人的后裔便在此繁衍定居）。他们在这里的脚步很沉很沉，但他们留下的印迹却很浅很浅。土家人有自己的是非观、爱憎观，他们不以职务之高低来评价人，覃�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论职位、声名都无法企及，但他却受到老百姓的顶礼膜拜。在民间，关于覃�的故事到处流传，家喻户晓，百姓还以民族节日的形式来纪念他。而对那些声名显赫的开国大将们却只字不提，这真是个令人玩味的话题。
　　覃�起义还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老百姓是最忠实的亲友团，在创建天下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会倾力相助，成为上层人物的铁杆儿拥戴者。但老百姓的眼光也是明澈的，如果那些踩着他们肩膀上去的人物背叛了他们，甚至与之为敌，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心，他们翻船的日子将不会遥远。在今天，这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民公仆一旦忘了自己的使命，站在百姓的肩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成为贪婪的蛀虫，那么，百姓也会一耸肩，将他们重重地摔下来的。
　　请善待百姓。
　　四、余论
　　在正统的封建王朝来看，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是穷凶极恶的匪徒暴乱，覃�起义当不例外，被朱元璋咬牙切齿地骂为“覃祸”。但如果站在土家族的立场来看，覃�起义根本不是王权之争，说通俗点，还是为了老百姓的肚皮。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搜刮民膏、视百姓生命为草芥的统治者才是名副其实的祸之源。覃�不是蛮匪，不是“覃祸”，而是代表土家族人民利益的民族英雄。
　　覃�领导的农民起义，不同于张献忠领导的游民起义。张献忠与明政府为敌，缺乏切实的目的，所以以不断占领、不断放弃、不断杀戮为特点，以此作为他毫无目的的行为延续下去的活力。张献忠进驻四川，取道临澧、石门，一路杀将过来，途经张家界，手起刀落，尸横遍野。张献忠起义完全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倒退。张献忠本人，也作为超级刽子手而“名垂史册”。而覃�的目的很明确：推翻朱明王朝，让百姓过上人的日子，故嗜杀不是他的特点。他的忠厚、仁慈、强大的感召力，使他在土家人心目中有口皆碑，几成民族之神。覃�起义，迫使朝廷重新调整不合理的民族政策，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覃�本人将作为土家族的民族英雄而永垂不朽。
　　当然，战争都是残酷的，一场战争就是一条血染的河流。每一次战争，都是一次人口大浩劫，生命大清洗。据记载，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都是由战争造成的。秦末农民战争，共历10年，秦末全国人口有2000多万，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了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后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黄巢起义也算是正义的农民运动，但黄巢起义骇人指数也是颇高的，黄军所到之处，血流成川，谓之“洗城”。同时，黄军还留下了一句骇人听闻的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4］（P156）就拿覃�起义而言，本来人口就稀少的土家地区也失去了1万多条性命，土家人民为了民族利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王明珂说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故事，顾颉刚说要用故事的眼光看历史。远逝的战争既是历史，又是故事，但这些故事一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不是窃窃的喜悦，而是无言的伤痛，就让那些战争故事永远尘封在史书中吧。历史不堪回首，战争不忍细看，站在和平的天空下，我们默默祈祷：但愿天空永远是那么的蓝，而不是被鲜血所映照的红。
　　
　　参考文献：
　　［1］张振莘主编.大庸县志［M］.湖南省大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8.
　　［2］田荆贵主编.中国土家族历史人物［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8.
　　［3］李书泰主编.张家界土司史话（《张家界文史》第十五辑）［M］.张家界：张家界日报社，2007.12.
　　［4］文欢主编.历史不忍细看［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7.
　　［5］金克剑.人文张家界［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0.
　　［6］永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顺县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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