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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02 03:31: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通过对跨文化交际与全球化关系的分析,对跨文化交际方式的论述,以及对一些现实状况的阐释,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当采取新儒学的文化观,以我为主,大力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 新儒学 跨文化交际 全球化 启示
一、什么是新儒学
简而言之,新儒学是一种文化观。所谓新儒学,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外张力的肯定,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不仅没有像有些人说得那样落后于西方,反而具有其独特性与先进性,是济世的文化良方。台湾学人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励、徐复观于1958年在香港联名发表四万言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通常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学兴起的标志。该宣言呼吁:“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存在。”认为:“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郭太风,2002:1)并全方位阐发其现实功能。
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为明等三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观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精神文化与他种文化相比,不仅有其独特之处,而且是“拯救西洋文化堕落的救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非但不能废除,反而应该大力弘扬”(李凯,2002:3)。
新儒学作为一种文化观,是“恪守中华文化本位的立场”的(郭太风,2002:10)。但它在阐发中华传统文化精粹,批判“全盘西化”的同时,承认西方文化的长处,提倡以我为主吸纳西方优秀文化,再把改造后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一观点有开放进取的一面。这种文化观是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取长补短,用科学而客观的视角审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新儒学并不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延伸,而是对如何更好地发展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探索,这对我们如何在现今的文化格局中加强巩固和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二、新儒学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作用的有利条件
1.跨文化交际与全球化的互为主体性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到今日,几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从未停止过文化交流。“可以这样说,人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跨文化交往的历史”(钱志富,2004:2)。而在交往中不免夹杂着目的和利益。“这种交往的目的包括利我和利他两个方面”(钱志富,2004:2)。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文化交流是互动互利的活动。从利我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文化内涵;从利他的方面说亦然,即“扬我精华,弃我糟粕”。此外,跨文化交往“还有一个更为深远和广阔的方面,那就是实现某种民族文化的全球化”(钱志富,2004:3)。跨文化交际的最终目的是文化的全球化,无论一个民族文化的全球化或是各个民族文化全球化而形成的广义上的文化全球化,都是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所在。既然文化全球化是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那么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就应该有意识地应用新儒学的文化观,在文化交际中强调中国文化的优秀内涵,彰显其内在的文化魅力,做到“有的放矢”。各民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都在关注他国的文化动态,我们应当以新儒学的文化观――以我为主――主动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权,营造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品牌效应”。
与此同时,全球化是以跨文化交际为手段的。全球化虽然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标志的,但文化在其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一方面,文化本身构成了经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文化也在不断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在《文化经济学》一书中作者提到,为什么有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很贫穷?为什么自然资源有限,土地极少的国家却比较富有?为什么同是发达国家,有的擅长某一行业,而有的却擅长另一行业?中外学者通过对不同国别的个案分析,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文化使然(胡惠林,2003),即不同的文化特质是造成当代社会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和力量。“儒学文化圈”便是很好的例证。至今,学者仍将东亚文化圈称作儒学文化圈(李凯,2002:64)。从日本战后经济飞速发展,东亚四小龙的腾飞,到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于是东方文明、儒学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观点流行起来,新儒学适用于当代社会的观点也找到了有力证据。根据上文提到的“文化是社会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和力量”这一论断,不难看出“儒学文化圈”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儒家文化强调和谐,利他,义利兼顾,儒家传统社会基本特征为‘整体性利益驱动机制’,西式个人主义价值观因此受到抑制,这就避免了赤裸裸的无序竞争”(郭太风,2002:11)是有很大关系的。
不难想象,儒学文化圈也是基于历史上中国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而逐渐形成的。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一个跨文化的过程。以点及面,我们可以确定,跨文化交际是全球化的方式和途径,无论经济或文化的全球化,都离不开跨文化交往。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就更应该以新儒学的文化观,抓住机遇,将我们的优秀文化推出去,同时又可以以文化带动经济,实现相互支持的良性发展。
2.跨文化交际的方式
在历史上,有一种“几乎普遍性的跨文化交往方式,那就是破坏性、灾难性、征服性交往,文化交往常常伴随着战争,征服和杀伐”(钱志富,2004:3)。人类有史可查的几千年历史中,和平时期屈指可数。而纷争乃至战争的起因,往往伴随着文化的冲突。这种交际方式在当今世界也有所体现。美国与前南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意识形态的相左,而美伊战争也与两者之间教义的不同脱不了干系。如今,美国一直利用自己的经济霸主地位试图让他国接受本国的意志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即便不是对每个国家动武,但同样带有征服性交往的意味。但效果如何呢?看看世界各地接连不断的反美游行,听听各国人民对美国的怨声载道,直至各种形式的反美浪潮甚至恐怖袭击,答案不言自明。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三家,它们都倡导关系的和谐并长期进行了和平的跨文化交往。虽然中国历史也不乏战争,但在文化交往上还是以温和为主色调的。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张利他,不以自我为中心,这一点在文化交往中尤为重要。只有不以自我为中心,才能做到对他种文化的尊重,在跨文化交际中才能本着相互学习的态度取长补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两千多年前便诞生的儒家学说倡导的和谐,恰与当今世界的主题相契合。这说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在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三、启示
我们可以先以我国对香港和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为例证来看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这不仅是一个政治行为,而且反映了中国的博大胸怀,反映了我国文化气质中很强的容纳性。很难想象一个文化棱角尖锐的国家能容忍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中国文化中这种柔和的特性很难说不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和”精神,其内涵包括“中正和谐”、“和而不同”,而“和而不同”恰恰是“一国两制”最生动的诠释――合为一国而制度不同。“一国两制”的目的正是求稳定,求稳定即求和谐,则又与儒学中“中正和谐”不谋而合了。
以和谐促发展已成为共识。《科技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十六大上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议题……而和谐无疑是最美妙的乐章。”构建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恰是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人与人的和谐就是儒学中的“仁”,“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加大反腐败力度,也正是在实现儒学中的“一身正则一国正”的治国理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全国最高级别关乎国家发展的会议所提出的方针竟然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如此契合,这难道只是巧合?当然不是。它说明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仍然没有落后于时代,对指导我们的行动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在跨文化交流中,真正吸引它种文化中人的还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打一套太极拳远比展示一下高科技更能唤起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文化的力量绝不会淹没在经济发展的洪流之中。我们应当以新儒学的文化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主动跨出去,让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郭太风.文化的主流与支流[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2]郭英剑.全球化与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胡惠林李康化.文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4]李凯.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钱志富.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该如何进行跨文化交往[P].第五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湘潭大学,20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