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知行观”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探讨
时间：2023-07-01 13:3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钱 沾，李戎戎
(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基本范畴之一。“知行观”涉及的“知”是“见闻知识”和“天德良知”，是关于事实和道德价值的知识[1]。“知行观”涉及的“行”是指人行为活动的总和，引申为行动、活动、践履、践形等。中国哲学家常把“知”和“行”并提，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理学的“知先行后”和心学的“知行合一”。王夫之对前两派观点进行了深度剖析和批判，在超越前人观念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知行观”的总结，对后世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也启示了现代教育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和注重道德教育等，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一)王夫之“知行观”提出的历史背景
明清之际，社会动乱、思想剧变，社会政治实践虽仍基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封建晚期的弊病不断暴露，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凸显，启蒙思潮开始活跃，王夫之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展开了对封建专制主义、专制制度和传统思想的斗争。1651年永历王朝仍在艰难维持，奸臣当道、劫持皇帝，王夫之隐约明了抗清复明大业难于成功，因此逐渐转移心思于讲学著述，此为其隐遁著述之始。此后二十多年，王夫之辛勤耕耘，对儒家经典逐一做训诂、考证与义理阐发的工作。后来，他建一草堂并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2]他认为先圣先贤传承下来的经典需要自己去打开新局面，也表明了王夫之志愿担负起华夏文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以及置生死于度外的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在此历史背景下，王夫之提出了“知行观”。他有力地批判了程朱和陆王两派“知行观”存在的致命缺陷，指出“知先行后”说和“知行合一”的理论。王夫之对知行关系的主张看似截然对立，实际上都将知行分割开来了，其实质是殊途同归——“销行以归知”[3]。由此可见，王夫之认为他以前的宋明理学家对于知行关系问题众说分异，实则导向同归，这也是其“知行观”提出的重要背景。
(二)王夫之“知行观”提出的目的及原则
王夫之在他的众多著作中表现出义愤、严肃的批判精神，展开了反对封建正宗思想的斗争，认为占正统地位500年之久的道学唯心主义思想是造成社会风气萎靡颓废、国家民族衰微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他深入剖析和批判道学唯心主义，从更广的视域对以往的哲学观点作了批判的反思，这便是他提出“知行观”的目的。在知行关系的优先原则上，王夫之认为“行”是第一位的，既是在否定了程朱、陆王割裂知和行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要求，他认为明清之际人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挽救处在混乱危亡之情的国家和民族[4]。为了清算唯心主义“知行观”，形成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王夫之从一元论的本体论出发，重视“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力图总结知行之辩，在认识论上作了重要贡献。
反观王夫之的“知行观”，其实是转换了理学家以“知”为核心的思维路向。王夫之对程朱、陆王两派“知行观”的评价是从相反立场和角度进行的，从侧面指出了理学“知行观”的共同本质是重知废行，片面强调一方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知和行紧密的关联性，抹杀了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作用，无法客观论证和衡量知和行从先后、轻重等关系的分量。王夫之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强调“未尝离行以为知”，认为“行”是知行关系问题的主要方面，从而形成了不同于理学家的“知行观”[5]。王夫之作为一名思想家，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作为治学原则，这是王夫之隐身南岳授徒讲学、潜心著述的研学原则，自然也是他探究知行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行先知后
1.批判程朱的“知先行后”。程朱主张“知先行后”。程颐认为“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朱熹多次强调“论先后，知为先”[6]。据此，王夫之批判道：“宋诸先儒，欲折陆杨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后之说，而曰知先行后，立一划然之次序，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且将荡然以失据，则已异于圣人之道矣。[7]”王夫之认为朱熹“知行观”的核心命题是“知先行后”，之所以说“立一划然之次序，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是因为王夫之有意强调朱熹观点存在的错误——强调先知后行，片面认为“知”无止境，最后甚至要抛弃“行”，即“先知后行，划然离行以为知者也”。
2.强调知易行难、行之为贵。在批驳程朱错误观点的基础上，王夫之强调说：“《说命》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千圣复起，不易之言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我国最早提出的朴素“知行观”，它揭示了知行的矛盾：道理并不难懂，实际做起来就难了，包含着知行统一的初步要求[8]。他认为行是知的基础，行具有优先性，只有通过行才能获取知，同时，行也是知的目的，强调行为贵。由此可见，他认识到了知与行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综上，王夫之从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出发，结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一经典儒家命题来论证“行先知后”的观点。他利用当时仍具有权威性的“知易行难”观点来论证自己的“行先知后”观点，这种做法虽不是十分科学，但在当时采用道学家推崇的儒家圣言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倾向于正统言论的批驳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同。
(二)知行相资
1.王夫之批判陆王的“知行合一”。王夫之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在其理论认识上出了偏差，混淆了知和行的界限，他所谓的知不是知，他批判这种唯心主义的知行学说：“知者非知，然而犹有其知也”[8]。他认为，王阳明“知行观”中“知行合一”这一核心命题违背常识。王阳明的“知”不是“行”中得来的知，而是先天良知、主观意识活动自生的知，这不是真知，只是“亦惝然若有所见也”，错在“以知代行，则以不行为行”，用知吞并行。王学是在借割裂知行的幌子讲“知行合一”，把行合到知里面去，其实质是“销行以归知”，撤销了行的存在，如同一个以“知”为起点又回到“知”的封闭轨道。
2.强调知行有别、知行相资。首先，王夫之明确指出，知与行之间有严格规定的界限且不可混淆。知与行存在两个方面区别：一方面，知与行的内涵、外延各不相同，知即致知，行即力行；
另一方面，知与行的功用、效果不同。这是讲“知行相资”必须首先明确。其次，王夫之指出知行的内容也不一样：“知行之分，有从大段分界限者，则如讲求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行是也”[9]。王夫之认为的“知”主要指“讲求义理”，一方面是人“有知有能”，即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能力和把握，“盖知者象天，耳目之司也；
能者象地，肢体之司也”；
另一方面，是主体正确认识客体。人通过行得到的感性认识即“格物”和理性认识即“致知”。同时，王夫之认为的“行”主要指个人的“应事接物”，即为、习、履、实践等，指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另外，王夫之还指出，诚与明、知与行之间都有差别，“诚”表示天道，“明”表示广义的认识能力，彼此的功能均各不相同才有可能相互作用而产生功效。如果它们之间并无差异反而不能产生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目的论而言，知是为了行动而服务，行可产生知，又能对行起到反作用，可使知不断深化，真正实现“相资以为用”，但是行却不需要知提供目的论上的说明。
由此看来，知属于思想方面，行属于行动方面，知和行相互区别并未使二者彼此分离、互不关联，实际上反而形成了相得益彰、相资为用的关系，只有在先理解了知和行区别的基础上，才能深刻理解二者彼此依赖、相互作用而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和功能。
(三)知行统一
王夫之的知行统一观是一种“行”为“知之实”，“知”为“行之资”的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
1.知与行的关系：知不离行、行必统知。王夫之从人的活动出发阐明知与行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有利于实现人类进步。一方面，行中有知，知行相依，“固因豫立”是指人的每次行为的发起不会再计划安排好之前就去施行，这是“行中有知”，即行对知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行离不开知的指导并不等于要待知的过程结束才去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如果等知的过程完成，它就难以再符合行了。简言之，知依赖行，知离不开行；
知中有行，知是在行中获得的；
行离不开知的指导，知之内容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是行在支撑和保障着。
2.知与行的轻重：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关于知行轻重的问题，王夫之也作了分疏：“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10]”从这种表述上，虽然王夫之在论证中从未假设过取消“知”而强调“行”，但从中能够感受到王夫之在其中隐藏着对于知行不同地位的侧重，丰富并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相比理学家唯心主义的重知轻行，“行可兼知”直接肯定了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突出了行高于知的第一位思想，强调了行是知的基础。
3.知与行的无限性。在知与行的无限性方面，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朴素辩证“知行观”。他的知行统一观在肯定了行第一的基础上，认为知行“可立先后之序”，而又“互相为成”，并进而有功。“知行相资以为用”是循环往复而不断发展的客观性过程。知和行的对立统一在发展形式上表现为“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人类的知、行都是在双方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中进行的：通过行从不知而知；
再由知指导行，开拓行的领域，提高行的效用；
然后再由行而知，使知由浅入深。如此循环往复，推动认识的深化，不但实践产生认识，而且认识也指导实践，互相促进而向前发展即“并进而有功”。在这种由行而知和由知而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认识“日进于高明而不穷”。这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类的整个认识的进步过程可以归结为“行-知-行-知……”不断促进和深化的无限过程。
(一)继承行先知后的优秀传统，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
在“知”的方面，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使“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已经得到证实，也为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但在“行”的方面，当前还存在部分脱离实际、流于形式的现象，有的人学习理论的热情不高，理解理论的程度远不及预定目标。同时，有的人只停留在思想灌输层面，对实践的重视程度不够，人们缺乏实践的锻炼，这就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工作无法高效有序进行。由此，行先知后要求我们一切工作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把握问题实质，在实践中深入理解知识，将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知行观”的论域就比知识论的论域宽，既有“知”又有“行”，彼此紧密联系。这启示了现代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可以说是“知”的问题，实践可以说是“行”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知”与“行”的结合问题[11]。
1.行先知后要求重视行的第一性作用，行之为贵，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实践是为了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价值，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知”往往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现实情况中包含许多理论无法根本解释和解决的问题，造成的这种差距必须只有依赖“行”或实践弥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重要经验。为此，继承行先知后的优良传统。首先，要明确行的优先性，注重知的有效引导，在工作中有针对性、个性化地进行理论思想的深化学习，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理解；
其次，要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其所学科目的实践工作及思想政治实践工作，不能停于虚无的表面工作，而是要将“行”的方面落到实处，在实践过程中理解、升华理论思想，在实践中贯彻工作内容。
2.行先知后基础上的“知行相资以为用”必须坚持加强对实践的总结，将实践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就当前实际工作的理论学习即“知”的方面来说，理论学习的知识和经验都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所以，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实践或“行”的目的就不再是检验，而是应当通过实践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即通过加强感性认识而提高理性认识水平。实践活动的结束不代表认识过程的终止。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不仅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要加强对实践经验理论的总结，要将实践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总之，在现代社会继承行先知后的优秀传统，要坚持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才能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内容的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的双向要求，这就是王夫之以行先知后为基础、“知行相资以为用”的唯物主义“知行观”对现代教育工作的方法论借鉴。
(二)形成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弘扬实事求是的哲学精神
王夫之的知行统一观是后人对知行关系问题继承和发展的基础，后人在正确认识其“知行观”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王夫之重行并倡导“力行”，这种注重实践的观念对后世湖湘学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王夫之深受其父王朝聘“以真知实践为学”思想的影响，认为“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只有依靠实践(这里主要指封建的道德践履)才能获得真正的知[12]。同时，经世致用传统和“力行”为本的实学思想是青年毛泽东实践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高校在各科教育上应当学习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在科目学者和内容教导上结合当代社会的职业选择风向，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实事”指人干的事，即“行”；
“是”有“知”“对”“恰当”“真理”的意思。古人用意为“恰当”的“是”来表达真理能带来实践效果，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如此说来，王夫之对知行关系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对古代“知行观”研究的一部分，是学术思想的继承和深化。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哲学史中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另一方面，探讨“知行观”是实事求是哲学精神的具体展开，是学术思想的继承和深化。现代学者反顾“知行观”的行为是学术思想的包容和辩证，也体现了其“知行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基础意义。具体而言，王夫之以前的理学“知行观”将知行侧重于伦理、道德领域，王夫之的“知行观”并不是将知、行仅限于道德领域作为其研究的唯一维度，而是将重心拓展到认识领域和实践领域，从而具有不同于理学的思想侧重。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大飞跃已经昭告世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原有哲学的优良思想相结合。
总之，王夫之的知行统一观是先哲留给后人的丰厚遗产，为实事求是的哲学精神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值得后人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三)发挥道德实践的激励作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于道德践履内涵的“行”在王夫之的“践形”观念中是第一位的，王夫之认为礼之本是正心修身，包含修言、修行、修动三个方面，“修身者，修之于言、行、动。言行之善者，必其动之善而后为根心之美。[13]”王夫之的“知行观”注重道德践履，道德践履在现代仍是人们应当尽力去知和行的活动。中国哲学史上的知与行和今天的认识与实践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是通过分析“知行观”的定义和演变，对如今我们在道德实践方面理解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道德实践主体和道德实践行为等问题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即身践道”要求道德实践主体外化于行，在实践中提高道德修养。高校的道德教育应当融入各科教育。正心修身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循礼践道，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规范是衡量其道德修养的标志，如果符合则肯定，反之则否定。在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往互动中，人们的言行举止和仪表仪态都体现着其内在素质和道德修养。美好的仪表仪态既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也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这也有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2.行对知起决定作用，但仍不能忽视知的指导意义，知的指导作用应当与践行主体需求相结合[14]。如果要改善并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行转化效果，就需要关注大学生群体的道德实践主体意志，将践行主体的个体性和价值观的科学性有机结合，发挥“知行观”对道德实践主体的激励作用，从而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和彻底性。王夫之的“知行观”对现代人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就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不仅要激发践行主体的内在需要，搭建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践行平台和评价机制，营造浓厚的践行氛围，要做到行得“真”、行得“实”。
总之，在现代社会，国家提倡学生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培育“四有”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真知，践行正义，力行善事。为此，科学并合理地制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作为其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成为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行动指南，就是要用“知”指导“行”，让“行”统率“知”，从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意识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王夫之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他的思想折射出明清之际的时代巨变，其哲学思维发展过程的直接出发点可以归结为反思宋、明理学，寻找儒学真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王夫之遍注群经、总结传统哲学、开启思想新方向，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凸显着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对于今天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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