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多重话语形态及历史演进

黎锐楷

（肇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其所蕴含的内涵、内容、价值带着鲜明的话语色彩。“基本概念总是在话语中展开的，它们是话语的核心，所有的论证都是围绕它们展开。”[1]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是多重话语形态的复合统一。革命话语、经济话语、制度话语、复兴话语是其具体的形态表现，它们不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台”，亦不是一一接续演绎，而是在统一历史与实践的时空中演绎着同样的精彩，有着侧重不一但又相互统一的的话语层次、话语含蕴和话语功能。以“话语形态”作为切口，从整体上理解和梳理概念的演绎，有助于深化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以及概念的整体性和全域性，深化相关研究与理解。

革命，大略是共产党人最不陌生的词语之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在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对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中国化探索和表达，通过不懈奋斗，建立了新政权。进入全面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延续往日革命思维，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话语路径依赖，将经济建设中的成份改造、路线确立、贫富消除、经济平衡、政商联系等问题视为两个阶级、两种制度和两条道路之争，强化了以“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并进化出“不断革命”的理论体系，而这一话语出场，埋下了“左”倾的解释隐忧，直至走向“异化”，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全局性、长期性错误。

十年动荡宣告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话语失去了合理性和正确性，意识形态走向解体。“而意识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组成系统的基本观念的消失”[3]2，只是意味着它在人们心中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变化，概念在很多时候被重新解构和建构，发生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实践的新表达、新概念、新阐释往往是不确定、不完善的，是在借用“革命”的旧符号中表露出来。但也很显然，“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潜意识里，人们已很难接受革命与和平手段改造世界的联系”[4]，因此，革命的内涵、指向和功能需要发生新的建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革命”话语。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邓小平就率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5]152，将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工作中心转向等方面注入到“革命”的范畴，在维护意识表达的正统和政治局面稳定的基础上，尝试对传统革命观进行重新建构。“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5]311革命的内涵发生了新的转义，“革命”不再是对于“人”的斗争与消灭，而是对体制机制的改革，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动员”[6]20，而是指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和改革体制结构的系列内容。在具体的改革实践内容上，不断以“革命”为符号完成改革表达，如“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7]87。“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7]396等。

1985 年3 月，革命话语获得了改革的新指向，“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7]113换句话说，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与革命话语形态交融，传统的革命话语走向崭新的改革话语。“革命是解放生产力”[7]370，概念以“生产力的变革”为支点，获得了新的时代价值，“和现代化建设、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从属于它们，服务于它们”[6]22，这一内涵和指向，构成了概念的基本主题和重要内容。虽然，此刻的革命概念表达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是，概念的功能仍然发挥着一种构建社会制度、指导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作用，“只是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的重要性排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3]2发生了变化，新的排序和价值形成了新的概念群组，核心要旨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同时，革命的精神特质融入到了改革实践中，《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中》中就鲜明指出，我们要“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进行革命斗争”[8]162，这是关于精神层面的定义，是确保改革实践奔涌向前、改革方向坚定如磐、改革面貌蓬勃青春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继续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发展的重要力量。历史的实践也是如此，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用“革命”来叙说经济改革的前所未有和波澜壮阔，用“革命”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推进市场化建设的决心和意志，用“革命”和革命精神动员、凝聚、激励亿万群众投身其中。也就是说，市场化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继承、发展和弘扬革命话语的精神气质，具有革命形态，而这一精神功能，始终贯彻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的全过程。

十年动乱，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恢复国民经济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最为紧迫的现实任务。1978年12月，全党作出了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决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全新的工作重心成为了新时期各项政策的核心点和联结点，一切阻碍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的表达、观念、思想都要接受新的改变。“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9]4党的话语节点与经济、市场等形成历史性交集，带来了旧概念的消亡和新概念的增长，带来了经济话语增长与繁荣。

经济话语的原初语境和最初出发点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现状。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第十天），陈云与王震、姚依林等商议后，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今后工作的几点建议，包括“要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10]280。1978年9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政治领导的正确，“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5]128，这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市场调节”和“商品经济”，需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剂为辅”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概念不断更迭升级，以政治正统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不断消解，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逐渐新建。意识形态的束缚和阶级斗争的话语被不断消化，强调经济发展、提升经济效益，重视物质利益成为新的表达风向，折射到经济领域便是“市场调节”“商品经济”等词语始终是这一时段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名词。

改革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进程中所酝酿生成的新概念、新表达、新理念有着鲜明的发展经济的价值追求，所形成的话语体系和框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实践需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形成了概念的探索性表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顺经济关系，实现经济发展效益、速度、质量的统一，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党的十四大正式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它集中表达了中国经济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转轨，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与塑造，正是有赖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978-2018 年的40 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近10%的平均增速位列世界第一”[11]，在2010年，中国经济赶超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20年国民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是当年度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经济实践繁荣发展的背后是“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和完善”[12]，是经济理念文明得到正确执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在经济领域的正向驱动，这是任何一个正确看待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者都不会忽略的事实。

进入新世纪，市场经济体制是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分配方式出现，呈现出“三驾马车”的基本概念架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分配制度。检验概念的发展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准，不在于抽象的理论模型，而在于是否能促进社会经济长期持续发展，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改革过程中衍生的概念需要接受经济发展这一实践检验，表达上的不足和瑕疵都会被经济这一“戒尺”所打磨，形成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满足经济发展阐释的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愈发重视发展的高质量、可持续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要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向。”[13]社会发展要聚焦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从侧重经济单极发展走向全面全方位的改革。作为“破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南”[14]，新发展理念正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在发展动力、经济格局、成果共享等方面取得内涵新增长。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对标新时代、新矛盾、新阶段，也正在与新发展理念发生交集与融合，在新的发展格局形成新的发展内涵，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完成内容、机制、逻辑的时代更新，涵盖了发展创新性、发展协调性、发展持续性、发展开放性、发展共享性等内容，概念的科学性、系统性、结构性不断获得新时代新特征。“坚持新发展理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1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在风起云涌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历经千锤百炼而铸就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反思过往工作缺点，“只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9]69。计划体制不再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全部内容选择，“市场化”的运用触动了一连串制度法规的变化调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劳资制度、城镇住房制度、财税制度等制度围绕“市场化”改革都陆续作出了相应的修订，“市场经济”的某些方法、原则、提法在具体制度中得到了展现。

1992 年，南方谈话“从根本上区分了市场经济体制性规定与制度性规定的关系”[16]。同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改革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17]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以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角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出场即带着变革旧体制的使命，不是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构成，这使得“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制度成为可能。“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17]47，到2021 年，“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7]47，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历史出场，内含着“制度重构与新建”的历史趋势和实践指向。

后续的改革，各行业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进行变革与调整，而这一系列实践，又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概念的相关下位制度建设。这一时期，我们需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体制层面的概念，而不是制度层面的概念，“体制”和“制度”之间仍然是存在着需要升华的空间。党的十五大根据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形式并存发展的实践，提出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8]18。这寓示着，制度建设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现实有着更多的定义可能，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确定内容，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新的制度话语表达提供了可探索的空间。概念的坚持与完善，“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定型”[19]612，体制改革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开启迈向制度塑造的新阶段，这也是制度话语较早的鲜明体现。在改革新形势下，党的十七大要求，“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71，如何在制度层面上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成为了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于它的解答推动着概念的制度话语建构。2008 年12 月，胡锦涛在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绩时，提出“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20]。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核心要旨被定义为经济管理制度，制度话语的构建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被系统提出且得到充分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融入其中并获得相应的话语地位。2013 年11 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1]这一全新表述在全党层面被完整提出。这寓示着概念的核心要旨和主要内容发生了新的进化，“市场”和“政府”的位置次序变换，关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内涵发生了变换，语言上出现了“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22]的新表达。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部门分支角色进行理论上的新划定，如基本经济制度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这对在根本上与西方的私有制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作出完全不一样的定义和区分，“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23]7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得到制度层面的确立。

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建立再到独立的制度话语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义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了进一步的表达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从经济体制的名词正式走向了经济制度的主题词，完全具有基本经济制度属性，而这一深刻的变化也持续影响和深化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领域的改革方向，“制度”成为了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新方向，具有决定性和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也许始于经济层面，但它所引发的效果是超越政治或经济层面的，当它在社会各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范畴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时，所影响的是人对于自身身份和价值的调整和确认，往大的方面来说，这将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内在价值定位和价值关系产生影响，其结果往往是新制度和新秩序的生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在“制度”的层面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历史飞跃，这是又一次更大范围地对社会制度的定义，形成崭新的制度表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并列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这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回答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在更大的历史宏观层面上，赋予世界各国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视角；
在更大的价值信仰层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化”的正确性，展现了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蓬勃生命力；
在更大的时空维度上，为各国人民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维护独立自主提供重要的思维参考和路径启迪。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4“民族复兴”是理解党的百年事业主题主线的密钥，是构成近现代以来各项事业的全部逻辑，也是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又一视角。

在市场化经济改革之初,党中央在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论述同时重新论及“民族复兴”的发展内容。1986年7月，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使用了“振兴中华民族”[25]1061的提法。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我们现代化建设“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7]357“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7]362。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亦有意识地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

进入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发展便与民族复兴深度交织在一起。“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总结和概括了我党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26]2314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报告主题中两次提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74，“民族复兴”成为了党和国家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中关涉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27]980，改革所孕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被置于“民族复兴”历史主题之下，构成“民族复兴”的实践模式和前进路径，赋予“民族复兴”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民族复兴”则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目标和使命指向。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接续阐释，多次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概念的民族叙事特征在不断得到强化。同时，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牵引，带动社会各领域事业的蓬勃发展，不断细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阶段目标，进而实现共同理想，经济发展构成全面小康和实现复兴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繁荣往往能给予群众更为显现的民族复兴外在形象，进而在生活日常中取得喜闻乐见的话语建构成效。同时，概念在复兴征途上的路径角色定位愈发凸显，对民族复兴同样具有充分的建构意义，也必将随着改革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完善。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3]36“民族复兴”话语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乃至近现代以来各项事业的全部核心要旨，成为了治国理政实践的主流话语表达和共识所在。也就是说，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成熟发展必将走向全方位地展现复兴的功能与意义，彰显复兴话语表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8]12民族复兴需要几代人的接续奋斗，是长期性和阶段性并存的事业；
建立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艰难的、长期的过程，它们往往在历史时空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历史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兴话语建构需要警惕和防范“市场经济”所外溢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党的十八大提出党的长期治国理政面临着“四大考验”，其一便是“市场经济风险”，化解风险、应对考验的的关键在于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9]概念发展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性、市场性、开放性，概念叙事被赋予了更多的学理性、体系性、独特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兼顾经济发展普遍性规律的同时更为强调中国发展智慧的政党特色、民族韵味、国家气派，概念发展迈向更为系统，更具有说服力，更面向未来的叙事新篇章。这将在理念上、内涵上、体系上再次更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为完善的高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体制提供更为有力的话语支撑，继而为民族复兴提供更为充足的能量保障。体制成熟的背后是理念概念的成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作用于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建设与民族复兴党局更加密切地相向而行，需要我们在概念建设上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以更加全方位地展现复兴的功能与意义。

概念与话语是密不可分的。革命、经济、制度、复兴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话语样式。它们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全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发挥着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亦有了新的意义增长。如“革命话语”被赋予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容，“经济话语”被赋予了“高质量、可持续”的要求，“制度话语”有了“制度意识、制度思维”的新升华，复兴话语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阶段”[24]6的新发展，不同话语形态所表现的增长新变化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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