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叉审读在社科类期刊中的规范适用及其路径优化
时间：2023-06-30 08:5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 慧
(中国政法大学 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088)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交叉审读是科技期刊用于提高期刊质量的一种方法。[1-2]那么，何为“交叉审读”？交叉审读仅仅适用于科技类期刊，还是可以推广应用于社科类期刊？
从保证期刊出版质量的角度出发，将交叉审读设置在二校之后、付印之前，是较为合理的一种做法。如果将交叉审读前移至一校之后，会增加工作量，不利于集中完成校对工作；
如果将交叉审读后移至三校之后，又会因为临近付印，容易丧失更正差错的最后机会。交叉审读的重点在于“交叉”。“交叉”包括编辑的交叉和内容的交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样的内容，分发给不同的编辑审读；
同样的编辑，审读不同的内容。交叉审读的“审读”是建立在二次校对基础上的审读，不必从头至尾细究每一个细节，而应侧重于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去审视稿件。
如果说，因为“科技期刊的编校质量一直是令业界同人深感头疼的问题”[3]，所以交叉审读成为解决问题的必需手段，那么，社科类期刊是否适用交叉审读的方法？可以肯定的是，交叉审读作为一种审读方法，完全可以推广适用于社科类期刊，交叉审读的运用并没有范围限制。虽然社科类期刊文章内容以文字为主，没有像科技类期刊那么多图表、数据和公式，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社科类期刊文章的编校难度就相对降低，编校质量就不必提高。尤其对于专职编辑较少、没有配备专职校对的社科类期刊来讲，交叉审读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仍然很大。
本文围绕社科类期刊开展交叉审读的积极意义、交叉审读在社科类期刊中的规范适用以及社科类期刊开展交叉审读的优化路径等方面，来充分论证交叉审读在社科类期刊中的开展这一命题。
(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
2018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至此，全国的新闻出版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改革以后，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出版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监督管理出版物内容和质量”。2018年8月21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其中的战略任务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学术期刊的群落中，社科类期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需要指出，《出版管理条例》第3条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3条已经对学术期刊的政治站位予以规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出版方向”。“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要求从内容和质量上把握期刊政治方向的正确性，重申期刊的政治意识，将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和政治意识的明晰化提高到史无前例的历史水平。因此，社科类期刊开展交叉审读的重点是审视学术期刊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选题是否缺失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以及内容是否违背政治性原则和制度。在社科类期刊中做好交叉审读，有助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
(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提到：“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注定是一个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工程。在此过程中，社科类期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科类期刊是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
二是社科类期刊是哲学社会科学文化产品的传播平台；
三是社科类期刊是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思想的宣传阵地。
在社科类期刊中开展交叉审读，就是从内容上和形式上对文化成果、文化产品和文化思想进行“排查式”再加工，打通质量把关的“最后一公里”，内容体现新时代的文化特征，形式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保持一致。从最广泛的定义上讲，社科类期刊亦属于文化产业。在“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指导之下，交叉审读与文化产业的未来同呼吸、共命运，为社科类期刊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遵循法律法规和“三审三校”制度的客观要求
《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到，“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根据这一定义，学术期刊属于“产品”，适用《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学术期刊作为产品，要接受产品质量的检验。(2)参见《产品质量法》第12条。2020年5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该规定将报纸、期刊的质量细化为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出版形式质量和印制质量。前述四项均合格的，其质量为合格；
四项中只要有一项不合格，其质量则为不合格。那么，就社科类期刊而言，质量检验也相应地包含内容检验、编校检验、出版形式检验和印制检验。其中，内容检验是以《出版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规定为依据，检验期刊是否存在禁止性内容。(3)参见《出版管理条例》第25条、第26条。编校检验是从出版行业的标准和规范的角度出发，检验期刊是否符合出版质量要求。(4)参见《出版管理条例》第28条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30条。内容检验和编校检验与期刊编辑工作直接相关、联系紧密，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针对某些单位内部管理失范，“三审三校”制度执行不到位，严重影响内容导向和出版质量的情况，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开展出版单位“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5)孙海悦：《国家新闻出版署开展“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微信公众号，2019年11月23日。排除质量隐患，清除制度死角，成为出版单位需要长期关注的重要事项。
无论从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角度，还是从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制度的角度，社科类期刊的长远发展都客观要求开展交叉审读。对于没有配备专职校对、实行编校一体制度的社科类期刊，实行交叉审读显得更为必要。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有关出版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出版行业的标准和规范，均处于不断更新、修订的过程之中。把握变化的脉搏，识别法律(或法规)禁止性内容，鉴别不符合标准和规范的事项，仅仅依靠“三审三校”制度，难度较大，具有挑战性。交叉审读不是增加一个校次，而是在付印之前，从整体和宏观上对稿件进行审查，目的是发现问题、排查隐患，把好质量控制的最后一道关口，对于问题严重的稿件可以直接否决，是对“三审三校”制度的有益补充。
(四)形成品牌效应和吸引优秀稿源的必要措施
截至目前，社科类期刊特别是高校社科学报，在吸引优质稿源方面仍无法与专业性期刊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绝大多数优质稿源的流动方向仍然是专业性期刊尤其是专业性核心期刊，优质作者的首要选择仍然是与专业性期刊的主编和编辑建立联系并保持良性互动。
交叉审读在社科类期刊中的开展，实际上体现的是对期刊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期刊。期刊质量(包括编校)的提升，有助于逐渐形成品牌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稿源，可以促成更多的合作机会，进而推动期刊更上一层楼。因此，交叉审读绝非仅仅停留在排查错误、隐患的“量”的层面，而是将落脚点放在激发期刊发展活力的“质”的层面。
(一)交叉审读独立于三审制的“审读”和三校之后的通读
交叉审读究竟以何种方式开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交叉审读的“交叉”是形式要件，意味着至少需要两个人来完成。交叉审读的实质要件是“审读”。那么，交叉审读的“审读”和三审制的“审读”，是否构成重复性做法？如果不是，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顾名思义，审读包含了“审”和“读”两个层面的含义，既要“审”，又要“读”。“审读”是三审制最基本的审稿方法。通读稿件是审稿的前提和基础，在通读过程中，使用比较、分析和综合等审稿方法对稿件质量作出评价。[4]笔者认为，交叉审读的“审读”和三审制的“审读”是存在区别的，不构成重复。
第一，基础性作用不同。三审制要求的“审稿”要对文稿质量作出总体性评价，是取舍稿件的第一道关口。而交叉审读的“审读”则是在基本认可总体性评价的前提之下，进行的“排查式”审读。
第二，审读的范围不同。三审制的审读，包含初审、复审和终审三个环节。初审环节的审读，对选题和内容进行全方位的审查，是最全面、最严密的一次审读。初审报告需要提出取舍意见和修改建议。复审环节的审读，也需要审读全文，并在回应初审意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复审意见，作出总体评价。终审环节的审读，建立在初审和复审意见的基础之上，并对稿件作出最终评价。相比之下，交叉审读的“审读”并不是全面审读，而是区分重点、有针对性的审读。在社科类期刊中，交叉审读应重点关注二校的遗留问题，还应针对论文题目(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中英文)、作者信息、基金项目信息、文章主体结构和图表等重点事项进行排查。
第三，人员要求不同。三审制的初审一般为具有中级职称的责任编辑，复审一般为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终审一般为主编或者主编授权的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在社科类期刊中，交叉审读的人员只需是具有中级职称的责任编辑。只不过，鉴于交叉审读的事项包括英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以及学术性信息等，负责交叉审读的编辑需要具备较高的英文水平，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功底，才能实现交叉审读的排查目的。
第四，审读方法不同。三审制的审读，特别是初审制环节的审读，主要指的是通读，即需要逐字逐句研读全文，以便最大限度地发现问题、决定是否采用。但是对于交叉审读而言，审读是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审读，目的是查缺补漏，以防存在漏网之“鱼”，导致埋下质量隐患。
需要指出的是，交叉审读也独立于三校之后的通读。交叉审读位于二校完成之后，如前所述，对于二校遗留问题可以探讨，对于选题的政治性和编校规范性事项进行重点排查，倾向于扫描式的排查，仍处于解决问题的中心环节，承担质量管控的重要任务。三校之后的通读清样，是付印之前浏览式、扫尾式的快速阅读，以防前面环节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具有预防性的功能。
(二)交叉审读的属性具有三重维度
对于社科类学术期刊，特别是没有专职校对、编校合一型的社科类学术期刊来讲，编辑开展交叉审读主要围绕选题的政治性和编校的规范性进行快速、精准的排查。具体来说，交叉审读具有三重维度。首先是不可逾越排查性。如果交叉审读逾越了排查性，就会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校对，可能的不利后果是前面校次的编辑如果降低对质量的关注度，容易将责任转嫁至交叉审读环节，导致质量管控防线的整体后移，反而背离了交叉审读的初衷。其次是积极推进快速性。快速性是以排查性作为前提条件。交叉审读的排查性决定了操作上的快速性。但是，快速性取决于审读人员(主要是编辑)丰富的编校经验和技巧。最后是交叉审读的精准性。如前所述，交叉审读是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审读。重点就是针对选题的政治性和编校的规范性开展交叉审读。鉴于三审阶段对政治性的深度审查以及前面校次对文字内容的综合把关，这里对政治性的交叉审读精准到题目、摘要和结论部分，结合时下的政治形势予以研判，确保导向正确、万无一失。而编校的规范性要精准到排版格式和脚注体例。交叉审读的精准性可以确保快速性的推进和落实。
(三)交叉审读是一种依托于互补学习的成长方式
交叉审读至少要保证两个不同的审读人员，人员不能重复。审读人员的构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交叉审读的最终效果。对于没有专职校对、编校合一型的社科类学术期刊来说，编辑同时充任审读人员。经验丰富的编辑组合，或者师徒搭档(或称为新老组合)均为可行的人员构成方式。前者可以起到事前约束、互相监督的作用，督促老编辑仍然恪守编校规定，避免懈怠，以身垂范。后者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发挥交叉审读的排查、纠错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互补学习的功能。老编辑一般对于外文文献的编校缺乏熟悉度，面临外文数据库运用障碍，部分内容不便核实的问题始终存在；
新编辑由于资历较浅、经验不足，处理疑难编校问题的能力有待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新老组合的审读人员构成，是一种内生成长型模式，有助于期刊质量管理的良性循环。
(一)源头治理与过程治理相结合的程序性优化路径
社科类期刊的质量控制程序应当是各个环节各司其职、环环相扣的过程治理体系。前两次校对属于前置性、基础性的差错消灭环节，承担质量控制的主要任务。交叉审读居于中间环节，属于排查性、辅助性的质量补救环节，但是不能承载过多的功能，否则容易稀释前面程序的作用，反而不利于质量控制程序的整体运行。最后的三校和通读程序，属于收尾性的形式审查环节。
从社科类期刊质量控制的全局来讲，过程治理发挥的作用具有局限性和后发性。如果要对社科类期刊从根本上有一个质的提升，那么源头治理的重要性就变得不言而喻。由于源头治理对于质量的把关，包括网络投稿系统的应用，外审专家对论文的盲审，作者自身的学术口碑等因素共同作用，直接的结果就是缓解了过程治理体系(包括交叉审读环节)的质量控制压力。唯有将源头治理与过程治理相结合，才能实现交叉审读的程序性路径优化。
(二)编辑与作者协作共赢的技能性优化路径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涌现出可以服务人类社会的各种高科技产品。那么，与社科类期刊相关的是，交叉审读是否可以用软件甚至是人工智能产品予以取代？应该说，在现阶段，软件或人工智能产品不能代替编辑的交叉审读。软件或人工智能产品在设计或技术上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一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缺陷，仍然需要人类去纠正偏差。与其耗费时间和金钱成本帮助软件或人工智能产品纠正偏差，还不如投入这些成本去培养一个实干的编辑。另外，在交叉审读环节，有一些内容上的判断，具有极高的创造性，不是软件或人工智能产品所能具备的。
在社科类期刊(特别是实行编校一体的社科类期刊)推行交叉审读，有赖于审读人员(编校一体情形下的编辑)综合性技能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娴熟的技能离不开精益求精的责任心。责任心是运用娴熟技能的前提条件。离开了责任心，再娴熟的技能也会成为一种摆设。
在技能培养和提升方面，编辑通过出版专业中级资格考试只是第一步，每年还需要参加出版专业继续教育培训，修满90个学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加全国性或省级的编辑技能比赛，也是历练和切磋技能的好机会。不过，这些都是纯技术性的技能培养和提升手段。如果编校的稿件超出了自身的专业范围，那么，在前面校次阶段，最好能与作者进行沟通和确认，以保证内容上的准确性。编辑与作者协作性的互动和共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交叉审读环节的排查压力，是实现交叉审读的技能性优化路径。
(三)明晰责任与不吝惩戒的制度性优化路径
交叉审读作为一种具备排查、纠错功能的质量控制居中性程序，除了需要与前置性的校对程序以及后置性的校对、审读程序进行功能区分之外，还需要明晰各个程序之间的责任认定。全程留痕的处理手段是明晰责任的基础方式。无论错误发生在哪个环节，都可以做到全流程的定向追溯。
对于历经所有质量控制程序的稿件，如若最终仍未能达到低于合格线的差错率，那么需要通过区分责任来予以惩戒。如果是前置性的错误纠正基础程序没能发挥应有作用，交叉审读也没有排查出来，那么相当于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已经失效，原责任编辑负主要责任，交叉审读的编辑负次要责任；
如果是前置性程序基本发挥了应有作用，但是由于交叉审读环节修改错误，直接导致错误数量攀升以致超过了差错率合格线，那么交叉审读的编辑负主要责任，原责任编辑可不再负责任。明晰责任之后，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依据错误程度和主次责任，编辑承担责任的方式可以是扣除一定比例的奖金，或者减少来年编校文章的数量比例，自费参加业务培训等，以期达到内部警示的效果。
结语
从本质上讲，交叉审读是一种具有排查性、辅助性的质量控制程序。在社科类期刊，特别是编校合一的社科类期刊，开展交叉审读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不过，交叉审读程序不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校次，不能被赋予太多的质量控制功能，进而承载不可承受之重。
交叉审读需要与前后的程序形成功能区分，并实现有效的对接。交叉审读程序的有效开展，离不开规范适用和路径优化。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交叉审读的内涵和形式也许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编辑在交叉审读中发挥的具有创造性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在期刊不断创新发展的形势下，交叉审读也会与时俱进，逐渐融入新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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