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字书与中国书法
时间：2023-06-29 10:3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朱天曙
中国书法是表现汉字的一门艺术，有专门的笔法和审美，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汉字是书法艺术的基础，历代流传下来的字书和书法艺术发展密不可分。古代的识字和写字启蒙教育是并进的，识字课本兼有文字教育和汉字书写美观的功能。先秦两汉时期，字书往往是由学者兼书家所写，到了汉魏之际，书家地位提升，出现学者与书家的分工，如《急就篇》《千字文》由字书转化为法帖。唐以后字书又有了新的发展，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产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古代有哪些著名的字书？古代字学是如何发展的？和中国书法有何关联？我们作初步的介绍。
“字学”最初指蒙童识字课本，早在春秋战国之间就有了《史籀篇》，这是秦国人教学童编的书，王国维称它是“字书之祖”，今天已经亡佚。到了秦代及西汉时期，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等字书。李斯、赵高、胡毋敬的书，到了汉代合称《仓颉篇》，共三千三百字。到了扬雄的《训纂篇》，连同《仓颉篇》增加到五千三百四十字。汉和帝时代（89—105），贾鲂又写了《滂喜篇》。后人以《仓颉篇》为上篇，《训纂篇》为中篇，《滂喜篇》为下篇。这三部书合称为《三仓》。据说《凡将篇》和《训纂篇》都没有重复的字，都是给儿童识字用的。除了《急就篇》和《仓颉篇》的一些残简流传下来，这些书今天都看不到了。这些书有的是四字一句，两句一韵，如《仓颉篇》；
有的是三字、四字或七字一句，三字句、四字句隔句押韵，也有七字句押韵的。
汉代的识字书《急就篇》和书法的关系密切。这本书共两千零十六字，开头五句先讲明编书的目的：
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
正文列举一百三十二个姓，每一个姓下面再加两个字，复姓则加一个字，成为三字句：
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
一百三十二姓叙述完毕后，用“姓名讫，请言物”两句话作为过渡，下面变成七个字一句，句句押韵，依次叙述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物、虫鱼、服饰、音乐、形体、兵器、车马、宫室、植物、动物、疾病、药品、丧葬等。《急就篇》最后变为四字一句，只有末句仍有七个字，歌颂汉代的盛世：
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熟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
南朝宋王愔《文字志》曾说“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他所说的“解散隶体，粗书之”就是指早期的草书，即章草。唐代张怀瓘《书断》上称史游为“章草之祖”，正是从王愔的记载衍生出来的。在东汉的砖文和西域出土的晋文书残纸中也有《急就篇》的内容，可见当时是很流行的。《急就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急就》一篇”，在后面叙录中又称“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急就章》一卷，汉黄门令史游撰”。唐颜师古曾为《急就篇》作注，宋王应麟又作补注，分为四卷。
早期蒙童的字书，汉朝人认为是不朽的著作。《汉书·扬雄传》赞说，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
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
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他把《训纂》与《太玄》《法言》一样看待。根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在十七岁以上，要经过考试，认识九千个字才可以担任官职。又试以“八体”，优者可以做尚书史，童蒙识字课本提升到可以用来取士的地位。《汉书·艺文志》说，《仓颉篇》里面古字很多，常常读错，汉宣帝时代（前73——前49）,征召齐国人能正读的，再让张敞传受下来。又说到了元始年间（1—5），征召全国通小学者百余人把他们所认得的字记下来。
明 宋克 章草书《急就章》 藏于故宫博物院
自从《说文解字》问世以后，这些童蒙识字课本的参考价值小了。但是童蒙识字课本对于书法艺术的传承而言，仍有着重要价值。皇象和索靖为魏晋时期的章草大家，对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有积极的影响。皇象为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宣和书谱》著录有皇象书《急就章》一卷，今有宋时松江刻本传世。索靖为东汉张芝姊之孙，书学张芝，今有《急就章》刻帖传世。此外，张芝、崔瑗、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都写过《急就篇》，可见在汉晋时期的影响，直到南北朝时期，《急就篇》仍是通行的字书。元末明初的书家宋克，一生学习《急就章》，为复兴章草作出了贡献。直到今天，很多人学章草，还是学习《急就章》。
唐 写本《说文解字》木字部残卷 藏于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
在西汉时代，学童十七岁考试，要能背诵讲解九千字才能做郡县掌文书的“史”;又考试八种字体，合格的才能做中央掌文书的尚书史。这样人们单靠《急就篇》之类的童蒙识字课本是不够用的。到了东汉时期，背诵讲解九千字的制度被取消了，八种字体的考试办法也不再实行了，这样古书越来越不好读，迫切需要一部字书。这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字书——许慎的《说文解字》应时代要求而生。
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书永元十二年（100）开始写，历时二十一年。体例是用小篆写一个字下来，先讲字义，其次讲字形与字义、字音之间的关系。共分540 个部首，收字9353 个，重文1163 个，共10516 个字，字头为小篆兼有古文、籀文等异体。他把形体相似或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分成若干大类。唐大历年间（8 世纪）,书法家李阳冰提倡《说文》,并对《说文解字》作了改动。李阳冰坚持写篆书，学《说文》，在继承传统上是有功的，可惜李阳冰的书今已亡佚。宋初徐铉、徐锴兄弟二人是研究《说文解字》的专家，后人称为大小徐。徐铉奉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定许慎《说文解字》，校定本完成于雍熙三年（986），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许慎《说文解字》，通称大徐本。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书成于大徐本之前。《说文解字》的部首与书法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小篆字形的规范化，促进了篆书笔法的稳定书写，对后代的篆书篆刻创作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说文解字·叙》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关于汉字字形和早期书体研究的重要文献，在书论史上有重要的价值。
作为一部字书，《说文解字》为研究早期汉字提供了宝贵的古文字资料，战国以来至秦汉的文字形体混杂现象逐渐得到纠正，虽讨论小篆，但对隶楷的演变，起到了指导作用。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许多观念和认识在《说文解字序》中都能找到端倪。后代的字书，基本上不出《说文解字》的范围，只不过字数增加、例子增加罢了。《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字学的宝藏，对后代的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还没有降低它的价值。自从有了甲骨文和金文出土，《说文解字》所误解的一些地方得到了修正。但没有《说文解字》作为桥梁，我们也就很难接近甲骨文和金文，对中国书法创作和文字而言，其学术价值是巨大的。
六朝至唐代，是古代字学的继承和演变的重要时期，字书与书法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识字书是《千字文》。当《急就篇》在北朝流行时，南朝出现了新的字书《千字文》，和书法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千字文》最初有两个本子，一本是梁武帝让文学侍臣周兴嗣在天监年间（502—519）编次的，一本是南平王萧伟的户曹属萧子范撰写的。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起于梁武帝教习诸王的书法，集王字而成篇什，梁武帝重在王“字”而非周“文”。唐代僧人怀仁集王《圣教序》就是仿照梁武帝的做法。陈隋时期，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得到一册《千字文》，立志传王羲之笔法家法，用真、草两体临成《千字文》八百本，“江南诸寺各留一本”，为僧人习字而用。经过智永和尚临写的大力传播，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才广为流传。据《宣和书谱》记载，智永写的《千字文》内府藏有草书七本，真、草二体八本。现存世的日本小川氏旧藏本是传世唯一的真迹。后代书家欧阳询、欧阳通、陆柬之、怀素、赵孟、文徵明等都书写《千字文》，敦煌写卷的文书残本中也有《千字文》的内容，尽管书写的字体和形式不同，客观上扩大了《千字文》在书法创作中的运用。今天的学书者，常常以智永写的《千字文》作为范本学习，进而领会王羲之的笔意。
这一时期还有几部重要的书，和书法有一定的关系，现介绍如下。
《字林》，晋吕忱所撰。这一部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北魏文字训诂学家江式曾经有《论书表》推荐它，称其“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大约是以隶书为主体而有篆意一类的字书。吕忱从许多典籍中搜求异字，来补《说文解字》之缺。唐人封演说《字林》收12824字，比《说文》多出的3471 个字就是他所增加的。《唐六典》载唐代科举要考《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可见《字林》的价值仅次于《说文》。《字林》大约在宋元之间已经亡佚了。现存有兴化任大椿所辑《字林考逸》八卷，陶方琦《字林考逸补本》一卷。
《玉篇》，梁大同九年（543）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所撰。唐上元元年（760）,孙强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陈彭年、吴锐、丘雍等重修。现存的《大广益会玉篇》，已经不是顾野王的原本；
另有《玉篇》残卷来自日本，刊于《古逸丛书》，很可能是顾氏原本。《玉篇》可以说是《说文解字》的增订本，也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字编的字典，对宋、明、清字书有较大的影响。
《干禄字书》，唐颜师古的从孙颜元孙所著。《说文解字》一类的字书，虽具有正字法的作用，但还不算正字法的专书。唐宋以后，汉字的形体渐渐混乱失真，于是不断地有正字法的专书出现。这些书大致都是以正体与俗体并列，使人知所取舍；
或者辨别形似的字使人不至于写别字。其中如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宋郭忠恕的《佩觿》、张有的《复古编》等，都是对汉字书法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贞观中，颜师古于秘书省刊正经籍，把讐校书写的楷书字的不同写法记录下来，在当时就流传为“颜氏字样”，而后颜元孙加以推广写成此书。唐人以“身言书判”取士，有“小学”一科，颜元孙《干禄字书》一卷的意图，主要是为了使做官的人注意辨别写章、奏、书、判等公文的文字，这部书因追求俸禄而成，取《论语·为政》中“子张学干禄”中的“干禄”二字，叫作《干禄字书》。
宋代金石学发展，出现了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著作，还出现了摹刻法书的《淳化阁帖》，影响深远。不仅如此，还把古器铭文和碑刻拓本翻刻为帖，如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法帖》、王寀《汝帖》翻刻《石鼓文》、《诅楚文》等，促进了宋代书法的普及和发展。
明代的《字汇》和《正字通》是《康熙字典》的前身，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字书。《字汇》成于万历乙卯（1615），明梅膺祚作。他根据通行字体，并且按照音序或笔画来排列，非常便利。凡例里说：“字宗《正韵》，已得其概，而增以《说文》，参以《韵会》，皆本经史通俗用者，若《篇海》所辑怪僻之字，悉芟不录。”他既不徇俗，又不泥古。他提出了“从古”“遵时”“古今通用”三个原则：“从古”，古人六书，各有取义，递传于后，渐失其真。故于古字当从者，纪而阐之。“遵时”，近世事繁，字趋便捷，徒拘乎古，恐戾于今。又以今时所尚者，酌而用之。“古今通用”，字可通用，好古趋时，各随其便。一般书家创作也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来写字的。《字汇》首卷有“运笔”一项，教人写字的笔顺。卷末有“辨似”一项，教人辨认字形相似的字。这种通俗工作对书法而言，也很有帮助。明张自烈所撰《正字通》部首和排列法都依照梅膺祚《字汇》，但比《字汇》征引稍博。《康熙字典》是直接以《正字通》作为蓝本的。《字汇》和《正字通》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在普及文字和书法方面却发挥了作用。
此外，明代后期写篆书、隶书的书家多精于字学。如赵宧光擅长篆书，融入草书意趣，创成“草篆”，著有《说文长笺》、《寒山帚谈》等，讨论字学尤多。
明末清初的书家十分注重字学。如王铎著有《字牖》一书，旨在强调正体，校正俗字、野字等不规范字，傅山多以篆隶奇字入书，周亮工著有《字触》，以研究字学为乐事。这个风气一直延续下来。
乾嘉时期，学者十分重视《说文解字》的研究。乾隆时期，随着文字学、金石学、音韵学的发展，清代学者继承汉代学者的传统，研究《说文解字》。自大小徐以来，《说文》之学中断了八百年。其间，虽然有王安石《字说》、郑樵《六书略》、戴侗《六书故》，但多不为文字学家重视。乾嘉时期的《说文》之学被认为是古代字学的复兴。
乾嘉学者在研究字学中，多接触古代钟鼎彝器和碑版刻石，其文字多为篆隶书体，因而，对书法有浓厚兴趣的学者亲身实践，师法范围由汉碑上的隶书拓展到篆书，如桂馥、蒋仁、钱坫、洪亮吉、孙星衍、陈鸿寿等人。乾嘉时期，金石字学的兴盛，促进了书法方面的实践，尤其是篆隶的复兴。王昶、钱大昕、黄易、巴慰祖、钱泳、朱为弼等书家搜访碑版墓志、钟鼎器物、瓦当、砖文、玺印、钱币等，使得康乾时期师汉碑、破帖学为特征的书法实践范围大大扩展，师法文字十分丰富，大大推动了书家书法创作风格的变化。
晚清以来，吴让之、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篆隶和篆刻大家，他们用闳取精，触类旁通，成为清代碑学实践的大家，也与这一时期字学的繁盛有密切的关系。
近代以来，甲骨文和金文两大字学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罗振玉对于甲骨文的搜集、著录和流传贡献最大，他本人也是书法家，以甲骨文对联创作影响最大，开启了用甲骨进行书法创作的风气。近代金文研究以吴大澂贡献较大，所著《说文古籀补》刊于光绪九年癸未（1883），想要根据金文来补充许慎《说文解字》。吴大澂本人以大篆进行书法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研究中国书法，必须要了解字书和字学的发展，才能对汉字的原理、构形和风格有源头上的认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是书体演变的过程，也是帖学和碑学不断丰富的过程，书法家对传统字学有较好的认识，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面貌来。今天很多人在讨论书家的错别字问题，如果有一些字学常识，不至于在字体和字形运用上茫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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