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探析——基于天津市调研情况
时间：2023-06-28 15:5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30004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北京100034）
小微企业是孕育新动能的重要源泉，也是创造社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据有关部门统计，占我国全部市场主体数量比重超过90%的小微企业，解决了80%的就业，创造了70%的专利发明，贡献了60%的GDP，缴纳了50%的税收，对经济的整体贡献非常大（卜振兴，2019）。但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制约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从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加剧（李宏，2017）。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私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在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负增长，2019年回升至6.1%，较2013年增速下降了9.4 个百分点，2019年利润总额较2013年降幅达22.1%。企业每单位负债的息税前收益显著减少，尽管利率总体处于下行通道，但是企业感受到的融资成本下降幅度明显小于企业利润下降幅度，企业由此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主观感受反而愈发强烈。
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取得了积极成效，小微企业融资获得性明显提升。但同时，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小微企业反映最为迫切的问题。那么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究竟难在哪里，融资贵到底贵在何处。为深入了解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笔者对天津市部分小微企业开展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1 家，其中国有企业15 家、民营企业35 家、合资企业1 家。同时，对天津市10 家商业银行和17 家融资担保机构开展了问卷调查，以深入了解银行和担保机构合作的情况。本文结合相关调研结果，试图对这一问题给出解答。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担保机制不完善、隐性成本高等方面的原因。
（一）经营资质弱
从公司治理上看，小微企业通常不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缺乏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导致资金供求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银行无法获得开展风险评估并进行风险定价所需的真实数据（刘艳等，2019）。小微企业点多面广，风险评估所需的信息缺乏，银行投入的营销、人力和信息收集成本较高，导致金融机构动力不足，即“不愿贷”。
从经营实力上看，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属于轻资产经营，缺乏抵质押物，无法为银行提供有效的风险缓释手段，一旦公司遭遇危机，极易发生企业主跑路、赖账等逃废债行为，使银行蒙受损失。由于金融机构对不良贷款执行严格的追责制度，一线客户经理害怕被追责，对小微企业贷款存在恐贷、惧贷情绪（范晓忻，2014）。另外，商业银行在经营中长期存在“垒大户”现象，热衷追逐本地少数大中型国有企业、融资平台，对小微企业贷款在风险识别、额度审批、贷后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手段滞后，银行对小微企业“不会贷”。
从稳定性上来看，多数小微企业身处完全竞争领域，规模小、实力弱导致其风险抵御能力不强，生命周期一般比较短。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小微企业平均寿命约为2.5年，近五成小微企业生存时间不足三年，有七成小微企业存活时间不足六年。①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小微企业融资融智报告》。小微企业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反映到信贷数据上就是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偏高，截至2020年7月，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不良贷款率2.99%，比各项贷款不良率高出0.88 个百分点，②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8月25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过高的信用风险导致金融机构“不敢贷”。
（二）抵押担保少
小微企业融资难，难在抵押担保。由于小微企业先天存在的融资缺陷，为有效缓释可能出现的风险，金融机构通常要求小微企业采用抵押担保等增信手段。截至2020年7月末，全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占比17%，绝大多数小微企业贷款为抵押担保贷款。在获得信用贷款难度较大，且缺乏抵质押品的情况下，担保就成为许多小微企业融资增信的首选（户兴磊，2015）。但据调查了解，当前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不畅、担保增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的担保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小微企业获得融资的首要制约因素。
从商业银行看，银行对担保机构准入门槛高、认可度低，银担合作意愿不强、态度谨慎。一是银行对合作担保机构设置较高门槛。银行在注册资金、实缴资金、净资本、代偿率、准入类型等方面对合作担保机构提出较高要求。部分担保公司因履行代偿义务造成代偿率偏高，因而被金融机构暂停银担合作业务。二是银行对银担合作类业务审批比较审慎。银行与担保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难以准确、及时评估担保公司的代偿履约、客户分布等情况，对银担合作持谨慎态度，对相关业务审批比较严格（贺毅，2017）。三是部分银行要求担保机构缴纳保证金。部分银行担心发生贷款违约时担保机构代偿不及时，会向担保机构收取10%-20%的保证金，增加了担保公司资金占用，也推高了企业融资担保成本。
从担保机构看，担保公司自身实力不强、经营能力不足，制约担保机构增信功能发挥。一是担保机构资本实力普遍不强。天津市公布的首批8 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中，注册资本超过2 亿元的仅有2 家，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实力则更弱。担保公司薄弱的资本实力与小微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严重不匹配。二是担保机构资金使用率过低。突出表现在担保放大倍数不高，参加调查的17 家担保公司平均放大倍数不到1 倍，远低于《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的10 倍监管上限（小微、三农业务为主的担保机构监管上限为15 倍）。有的担保机构出于风险考虑，“宁愿不做业务也不能发生代偿”，拓展客户的意愿不强。三是担保机构经营能力不足。部分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手段传统粗放，代偿率偏高，反映出担保机构风控能力较差。同时比较依赖房产、知识产权等反担保措施，抬高了担保门槛，制约担保业务发展。
从合作机制看，银担风险分担尚未实现，影响银担合作发展动力。银担合作业务的客户多为抵质押物不足、难以直接从银行获得融资的小微企业，这类客户产生违约风险的概率整体高于银行独立授信客户，因此融资担保机构想同银行建立风险分担机制。2019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银担双方协商确定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比例，原则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不低于20%。但由于担保机构在银担合作中处于弱势地位，实际中担保业务风险绝大部分由担保机构承担，银行几乎不承担风险（田文静，2018）。目前，除个别担保公司与部分银行之间实现“二、八分险”外，多数担保公司仍要承担100%的代偿责任。由于银担合作中没有风险分担机制，部分银行发现风险苗头后，会加紧抽贷造成企业资金链紧张，在企业无法按期还贷时，直接划扣担保公司账户资金进行代偿，将贷款风险完全转嫁给担保机构。
从配套政策看，担保风险补偿机制缺失，影响担保机构持续发展能力和银担合作发展空间。对融资担保机构实际发生的代偿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有助于增强担保机构风险化解能力，提升业务开展的积极性，促进放大融资担保规模。但目前，各地对融资担保公司缺乏有力的补偿机制或专项基金等政策支持。由于缺乏完善的外部风险补偿机制，只能依靠自身经营收入弥补损失，制约了担保机构以及银担合作的发展。
（三）隐性成本高
小微企业融资贵，贵在隐性成本。2020年6月，全国新发放的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08%，比2019年末水平下降了0.8 个百分点，高于全部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0.44 个百分点。①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8月25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由此可见，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正处于下行通道，并且处于相对合理水平，高于全部企业贷款利率也是市场化风险定价的客观体现，不能以此说明小微企业融资贵。事实上调查发现，对于能够获得银行融资支持的小微企业而言，利率本身并非其融资贵的根本原因，甚至对许多小微企业而言，中间费用也不是融资贵的主要原因，小微企业为获得贷款所承担的更多机会成本、经营风险和效率损失才是融资贵的主因。
一是“倒贷”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和经营风险。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通常期限较短，大多为1年期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企业为循环使用贷款资金，不得不频繁“倒贷”（宋振雷，2016）。有些企业需要提前数月开始归集资金，致使贷款的实际使用时间较合同期限更短，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推升财务成本。以1年期贷款为例，企业一般需至少提前2 个月开始安排生产经营资金以备还贷，实际足额使用贷款资金的时间不足10 个月。还有些企业被迫使用民间借贷等高成本资金“过桥”。“倒贷”有时涉及反复撤、进抵押，周期会拉长。若将“倒贷”成本计入，会占“倒贷”企业贷款直接经济成本的30-40%，推升融资成本2 个百分点左右。对企业来说，“倒贷”形成的最大成本还在于一旦新的银行贷款发放不及时，过桥资金的高利息可能拖垮企业，企业直接面临破产倒闭风险。
二是“做业绩”扰乱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调研显示，银行通过多种形式以贷揽存仍未杜绝。有的企业获批银行贷款后，需配合银行将资金存回银行，再以存单质押贷款或者100%保证金开票后贴现等形式取得资金，甚至经过多轮循环运作。尽管银行一般会提前与企业商定各环节利率，为企业锁定“最终成本”，但复杂操作给企业资金运用、资产负债结构等造成的不良影响未被锁定其中。有些企业为了维护与银行关系，需按时点要求办理存贷款、购买理财保险，或者在没有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多做些结算和“流水”。有企业表示“月末年终需专门拿出资金在数个关系行的账户上‘转悠’”，有的小企业被迫由好几家银行办理代发工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由此受到干扰，付出了隐性成本。
从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成因来看，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有效解决信贷不足的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支持才能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近年来，相关机构和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监管进一步发挥了导向支持的政策，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
（一）缩减中间费用
监管近年来不断缩减小微企业融资的各项中间费用，大幅度降低了融资成本。一方面是税费项目明显减少，更加公开透明。现存的企业贷款中间费用主要包括：第三方商业机构收取的担保费、评估费、审计费等和政府相关部门收取的印花税、抵押登记费、工商查询费、公证费等。银行方面已基本不再收取利息以外的贷款费用，参加调查的企业均表示，曾经存在的贷款手续费、投融资顾问费、财务顾问费、账户资金托管费等银行贷款捆绑收费，企业近期未曾遭遇。总体来看，目前绝大多数政府部门和商业银行能够有效落实收费公示及相关价格政策，收费比较规范透明；
第三方商业机构收费价格由市场决定，银行一般仅划定第三方商业机构的选择标准或范围，不指定具体机构。很多企业表示“只要收费公开透明，不怕收费”。
另一方面是费率总体上合理可控。首先是担保费。若发生担保，担保费会占贷款中间费用的“大头”，但总体上不高，目前，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担保费率已降至1%以下，多数商业性融资担保年化费率在2%-3%。其次是抵押品评估费，目前市场价格一般在评估价值的0.5%以内。再次是审计费。审计费水平根据审计机构的行业地位和被审计企业的规模、财务状况等确定，差异较大。目前普通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所要求的审计报告一般需要花费数千元的审计费用。最后是印花税和抵押登记、工商查询、公证等费用。目前印花税税率仅0.05%。且小企业免征印花税，其他费用基本计件收取，多数仅数十至数百元，有些还会由银行承担。综合测算，中间费用总体上会推升企业贷款直接经济成本3 个百分点以内，这与问卷企业感受和相关学者的研究较为接近。例如，刘尚希（2016）认为，第三方收取的担保、评估等各类中间费用推升企业融资成本约2.6个百分点。同时，调研企业也普遍表示，贷款中间费用不再对企业构成太大负担。
（二）定向货币政策
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方面，作为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和货币政策实施部门的人民银行，采取了各种定向的货币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具体资金政策工具见表1。尤其是2020年疫情爆发后，人民银行根据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不同阶段特征，连续出台一系列资金支持政策，通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推出1.8 万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有效增加实体经济资金供给，不断提升金融支持的精准性和直达性，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表1 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出台的有关资金政策工具
在定向货币政策支持下，小微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明显增多，小微企业贷款实现了“量增”、“价降”、“面扩”。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0.7 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年末加快4.0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在全部贷款中占比23.8%，较上年末提高0.5 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首贷户数量大幅增加，今年前7 个月，全国新增普惠小微贷款企业中，首贷户超过160 万户，占全部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户数的16%，较2019年末上升了10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2020年上半年，全国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94%，比2019年大幅下降了0.76 个百分点。
图1 近年我国小微企业贷款增长情况
（三）专项纾困政策
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更使得广大小微企业举步维艰，融资问题更加凸显。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小微企业首当其冲。针对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面临的困难，尤其是流动资金紧张困难，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助企纾困政策措施，从减税降费、减免租金、贷款延期等多个方面同向发力，积极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具体支持政策如表2所示。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经济基本盘，就保住了民生和就业。
表2 2020年以来国家部委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主要政策
目前各项政策的落实取得明显成效，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疫情和经济下行对小微企业造成的冲击。尽管当前小微企业融资获得性不断提高，但必须认识到，大部分小微企业仍未迈过融资门槛。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全国3261 万户正常登记、持续经营的小微企业中，获得银行授信的有1040 万户，占比仅为31.9%，有贷户占比仅为29.4%。因此，融资难题仍然是当前小微企业面临的最突出、最紧迫的困难。
如前所述，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成因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特征，既有企业自身原因，也有金融机构原因，还有配套政策和体制机制等原因。本文仅从企业视角出发，通过对企业、金融机构和担保中介机构的调查，深入探究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遭遇的关键难点堵点及其成因和影响，并据此给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政策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讲，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作用。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尽快发展一批经营规范、信誉较好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突出政策性和准公共产品属性，建立资本持续补充机制，增强担保机构资本实力，提高担保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和履约能力。鼓励支持担保机构扩大业务规模，提高担保倍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要持续深化银行业监督管理。继续清理和规范商业银行收费，特别是遏制隐性违规收费、以贷揽存、存贷挂钩、借贷搭售、“做流水”等变相抬高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违规行为；
推动银行及其各级员工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主动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发展，便利民营小微企业融资；
建立健全银行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内外部考核制度和尽职免责制度。
从行业层面来讲，一方面要积极推动金融机构降低银担合作门槛。建立对金融机构开展银担合作的考核激励机制，督促金融机构放宽银担合作的条件和要求，提高担保代偿率容忍度，降低或取消担保机构保证金缴存比例。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创新融资政策和产品。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提高贷款管理水平，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周期，合理设计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
积极发展动产、无形资产质押贷款，开发与民营小微企业信用状况挂钩的信贷产品；
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有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升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能力。
从机制上来讲，要建立健全担保风险分担和风险补偿机制。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突破口，建立健全明晰的银担双方风险分担机制，并将更多非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纳入合作范围，促进实现银行和担保机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推动地方政府建立健全风险补偿机制，弥补担保机构业务损失，提升担保机构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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