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福建会馆
时间：2023-06-27 14:4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本刊编辑部
新加坡的华人数量众多，籍贯多样，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1819 年新加坡开埠初期，新加坡华人按方言语系划分主要可以分为：讲闽南方言，以福建漳泉两地为主的闽帮福建人；
讲潮州方言的潮帮潮州人；
讲粤语方言，来自广府和肇庆的广帮广府人；
讲客家话，来自福建闽西永定、广东嘉应五属、丰顺、大埔、惠州客帮客家人；
以及讲海南话的琼州海南人。其中，福建人是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方言族群。
福建人移居新加坡的历史可追溯自14 世纪，福建移民中的主要领导成员大都是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漳州和泉州商人，人口众多且经济实力雄厚，寺庙祭祀、聚会和交流的功能使其成为他们增强地缘凝聚力的主要形式。为照顾移民同胞的社会需要，福建先贤陈笃生先生和薛佛记先生等社区领袖捐钱于1839 年在直落亚逸街筹建起奉祀天后和观音的新加坡天福宫（Thian Hock Keng），是新加坡最早的庙宇。1842 年天福宫建成后，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闽帮领导中心迁移至此。此后，新加坡福建会馆历经100 多年的历史演变，如今已发展成为以推广教育、社会福利及保留新加坡和东南亚华人的华文和华族文化为宗旨，拥有5000 多名会员的新加坡最具规模的会馆。
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1840—1929 年的初始期、1929—1972 年的探索期和1972 年至今的成熟期。
（一）1840—1929 年：初始期
1840—1929 年是新加坡福建会馆发展的初始阶段，该阶段历经四任领导，皆为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富商、天福宫领衔筹建者陈笃生和薛佛记及其后人，分别为陈笃生（1840—1850）、陈笃生之子陈金钟（1850—1892）、其曾孙陈武烈（1897—1915）以及薛佛记之曾孙薛中华（1915—1929）。在此阶段，新加坡福建会馆引入现代民主的选举机制，设立总理一职统领会馆事务，但受限于客观上具备一定财力以便履行职责的限制，其人员构成皆为少数富商或闽侨闻人，无法代表全体福建人的利益。虽然1915 年福建会馆开始设立章程，1916 年华民政务司署批准为豁免注册的社团并定名为天福宫福建会馆，选举薛中华为总理、陈精仙为协理，但组织架构和掌权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仍以个人决策为主，没有实行会员制度，群众基础薄弱。虽然陆续创办了崇文阁、萃英书院和崇福女校等学校，接办了道南学校和爱同学校，但并未有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为闽侨发挥较大的作用。
（二）1929—1972 年：探索期
1929 年到1972 年之间的新加坡经历了二战以及从殖民到自治、独立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在这段充满波折的艰难时期，新加坡福建会馆迎来了两位具有深远影响的领导者——陈嘉庚与陈六使。
1927 至1929 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在爱国华侨、企业家和教育家陈嘉庚的带领下进行了改组，由总理制改为主席制。陈嘉庚在1929—1949 年期间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其改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组织结构的调整，陈嘉庚将原有的董事制改为委员制，并分别设立执行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两委，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科、经济科、教育科、建设科以及慈善科，各科职员由选举产生；
另一方面是对会员资格的认定，改组的福建会馆开始登报征集会员，“凡居叻之福建人士，有正当职位且乐于缴交五元或以上者，皆可申请为会馆之永久会员”。加之会员注册和登记手续的健全，福建会馆的群众基础逐渐开始扩大。
除此之外，由于新加坡殖民政府对华校教育的放任不管，陈嘉庚时期起的新加坡福建会馆承担起华侨教育的重任。福建会馆将道南学堂、爱同学堂和崇福女校三所会馆之前创（接）办的学校变为会馆的直属学校，由执行委员会下的教育科负责管理。为缓解师资短缺的问题，福建会馆在1941 年创办了南侨师范学校，后因二战爆发而停办，二战后为鼓励子女接受教育，福建会馆于1947 年复办前南侨师范为南侨女中，并附设小学部。除了自建学堂外，福建会馆也资助了许多闽帮所办学校，为它们提供经费补助，负责它们的日常开销，制定华校发展的相关政策。在此基础上，福建会馆发起了新加坡华文学校的统一考试，不仅考察了闽帮不同华校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促进了华校之间的良性竞争。
除了大力支持闽侨教育，陈嘉庚亦展现出超越地方情结的博大胸襟，带领福建会馆在推动新加坡华文教育和促进不同籍贯华侨融合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移民之初的新加坡华侨由于来自国内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方言，互相之间语言不通，多有隔阂，属于不同方言体系下社团所办的学校只招收本帮学生，且使用方言教学，不利于新加坡华人的团结与发展，福建会馆因此积极推动新加坡华校废除方言教学，率先推行华语教学。不仅如此，福建会馆属下的学校还邀请了非闽籍人员担任领导或任教，并开始招收非闽籍学生，1946 年道南学校的非闽籍生已占60%以上，这无疑对新加坡不同社群华人的融合和团结起到了深远的推动作用。
1950 年至1972 年，新加坡福建会馆由陈嘉庚忠实的支持者、亦是著名华侨领袖的企业家陈六使掌权。这一时期的福建会馆在组织结构和会员制度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不过仍延续了陈嘉庚时期的行事风格，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改变较大的是会馆收入的来源。早期福建会馆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漳泉两地商人会员的捐赠和天福宫的香火油钱；
1937 年福建会馆注册为非盈利有限公司，正式定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财务来源多了经营性收入。而陈六使时期的福建会馆购入了大量地产，提供了建屋出售的思路，这不仅成为了之后会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为福建会馆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六使领导时期的福建会馆在教育事业上继续发扬光大，当然这也离不开另一位闻名中外的实业家、银行家和华侨领袖李光前的无私帮助。一方面，陈六使领导下的福建会馆开始兴办高等教育，1955 年会馆捐献出位于产业云南园500 余英亩的土地作为校址，与东南亚华侨一起创办了南洋大学（后改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这是东南亚第一所华人大学，也使得福建会馆属下的学校形成了大、中、小学完整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福建会馆仍在完善其中小学教育：1953 年，鉴于民间儿童失学情况严重，福建会馆在陈六使和李光前二人的大力努力下创立了光华学校；
1955 年，陈、李二人一起带头各捐献20 万元，在天福宫对面戏台地段建立了福建会馆大厦，除供会馆使用外，也作为爱同和崇福两所学校的教学场所，并且，福建会馆为属下的其他几所学校也都进行了扩建或建立了新校舍。
总体而言，1929 年至1972 年这一阶段的新加坡福建会馆在自身运营上从集权化向民主化转变，当然，受限于时代背景和个体事业的特点，福建会馆的组织结构仍是带有一定个人色彩的集权模式。在社会影响力方面，福建会馆通过不分帮派地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不仅推动了新加坡华校的发展，也促进了新加坡华侨的团结。
（三）1972 年至今：稳定期
1972 年后的福建会馆迎来了著名企业家、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的董事长——黄祖耀的领导，在组织结构和会员制度上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在组织结构上，黄祖耀领导下的福建会馆修改会馆章程，将会员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用理事会制度（以及后来的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代替原来的执监委员会制度。作为福建会馆会员大会的常设机构，理事会采用民主领导制，负责组织和实施会员大会通过的方针和政策。在会员制度上，福建会馆虽然已降低了入会的门槛，但对会员的管理十分严格和规范，并且会馆的会务是高度公开化的，在每期的会讯上，都会进行会务的报道或新会员名单的不定期公布。由此，新加坡福建会馆实现了从领袖式集权到民主型分权模式的真正转型，并积累了大量的会员基础。收入来源上，福建会馆的营利性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88 年，福建会馆的第一家独资附属公司——云南园实业私营有限公司成立，此后又注册了倍利实业私营有限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销售和租赁业务，这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为福建会馆带来了充足的资金来源，确保了会馆及其附属学校的正常运作。
在文化教育方面，随着1965 年新加坡建国，福建会馆下的五所学校被收归国有，福建会馆的文化教育功能也在发生转型，会馆对于五校而言已从主导转向了新加坡政府的辅助。五校的华文教学改为了双语教学，但福建会馆依然不遗余力地帮助五校的发展，不仅将会馆部分收入用于五校的建设，还成立了福建基金为家境贫寒的学生提供资助学金，为国家培养人才。除此之外，福建会馆通过一系列方式继续推广华文教育和行使教育文化功能，比如创立了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成立了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学院、创办了新加坡福建会馆幼儿园、组建了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设立了“福建会馆文学奖”和“飞跃教师奖”、举办了新加坡福建文化节，标志着福建会馆的教育文化事业进入新的里程碑。
2022 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已走过了风雨飘摇的182 年。经过坚持不懈地探索和调整，新加坡福建会馆在促进祖籍福建的新加坡华裔公民之间的感情与友谊、提高和改善会馆成员及福建社群的生活水平和素质、保存和发扬中华语言和文化、发展新加坡的教育事业、发起、赞助和/或参与任何会馆随时决定的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的任何社区服务或慈善活动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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