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王思琛，任保平

(1.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2.南京大学 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理论层面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以深入探究，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自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对“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概念做出明确表述以来，[1]理论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研究热潮，尤其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探讨新发展格局构建问题的相关文献更是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提供了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视角。本文试图对研究阐释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问题的主要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的归纳与梳理，从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入手，开展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评述；
并结合党二十大精神对新发展格局构建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了些许展望，以期为学界的理论探讨提供参考。

(一)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2]53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共同构成国民经济循环，“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3]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循环包括正向循环和反向循环，两种循环模式都是以分配和流通为中间环节，但区别在于生产和消费谁为出发点、谁为落脚点，二者相互衔接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国民经济循环链。在探究新发展格局及其构建问题时，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寻根溯源。

生产是消费的基础，那么相应地以生产为起点的正向循环就是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然而对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迅猛发展且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我国来说，生产的供给能力从数量上看已经足够强大，正向循环的水平较高。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畅通以消费为起点的反向循环，更好地发挥最终消费带动下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
另一方面是通过结构优化提升供给质量，利用创新驱动进一步激发高质量供给对新需求的创造潜力，打通各个环节的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也是各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消费环节是最终归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强调：“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4]在这里，马克思将社会消费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兼而论之，提高消费力、扩大消费从本质上讲就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并且能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鉴于此，高速增长阶段的“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已是昨日黄花，扩大内需成为新发展阶段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主要引擎。我国拥有涵盖14亿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一方面需更加注重优化积累与消费的结构，维持积累和消费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充分激发消费内需潜力；
另一方面需借助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契机，塑造新型消费主体和消费客体，促进新型业态发展，加快传统消费的提档升级。[5]

其次，分配环节是重要支撑。社会消费力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收入水平又取决于分配状况。马克思强调：“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
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范围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6]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对抗性分配关系”，但是马克思的论述对于新发展阶段我国扩大内需的启示值得思考：一方面要注重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其消费能力，使得消费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共同提升、社会消费力发展与生产力发展齐头并进；
另一方面要扩大公共支出规模，尤其要增加在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领域的公共支出规模，以助于免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再次，流通环节是实现保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7]国民经济循环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的顺畅运行都仰赖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生产环节代表供给端，消费环节代表需求端，连结二者的桥梁和纽带便是流通环节，消费需求的最终形成也是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总循环公式，资本循环可分为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8]每个阶段之间必须有机衔接，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才能顺利完成，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此过程中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并在重复循环中完成生产的持续扩张。由此可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实质就在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能够在市场流通中得以顺利实现。[9]而能够保障流通环节顺畅的，一方面是健全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破除一切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羁绊；
另一方面是协调均衡的供求关系。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的社会总产品分为两大部类的思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之间以及各自内部需维持合理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方能顺利进行。如此一来，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也要求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具有高度的适配性。

最后，生产环节是基础前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
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10]从本质上讲，生产环节解决的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生产环节的重点在于通过创新驱动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于是，这便涉及到产业链循环的问题，进而关系到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畅通：从整体看，每条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产生对于前后环节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向相邻的环节进行供给；
从局部看，每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涉及生产要素的供求问题，尤其是技术和数据要素的供求问题。通过产业链循环，一方面要从整体着眼，疏通产业链之间和产业链内部各环节的堵点，构建起以产业集聚为核心，协调机制和信息机制共同作用下产业链节点动态竞争的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11]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及产供销各环节的有效衔接，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12]另一方面要从局部入手，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靠创新实现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供给自主可控，引导产业链循环与数字经济发展所引致的资源配置新模式相适应，[13]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的耦合协调。[14]

新发展格局强调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但这绝不意味着搞闭门造车式的国内经济循环、走内卷化的发展道路，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2]16国内经济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推动经济由低水平、非均衡增长向高质量、均衡发展转变的现实需要，也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汇聚，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内在要求，而国际经济循环是国内循环的辅助和延伸。[15]畅通国际经济循环不仅仅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推动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传统发展模式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由之路。

究其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着诸多阐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具备的禀赋条件以及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导致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客观上产生此消彼长的态势。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伴随我国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也由国内循环逐渐延伸拓展到国际，而顺畅的国际经济循环有利于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6]由此便联系到世界市场的角度，马克思曾深刻揭示了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促使国内市场扩张、世界市场形成的必然性，“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17]畅通国际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正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18]而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看，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逻辑、经济空间与经济发展三者间逻辑联系的阐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从本质上讲就是为经济发展拓展生产新空间，重塑国际竞争优势的过程。[19]

综上所述，新发展格局既重视财富生产，又重视交换和消费的正向反馈作用，能够形成良性循环，扩展了政治经济学的涵义，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20]此外，个别文献还依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探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逻辑基础。[21]

(二)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

探究新发展格局，首先需要从理论内涵的界定入手。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这三对重要关系出发，分别对现有文献中关于新发展格局内涵的理论界定加以归纳梳理。

1.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出发。这些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质就是把扩大内需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葛扬、尹紫翔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实质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上，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奠定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的需求引导作用，打通国内各区域和国内外商品和要素市场交换渠道，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实现国内供需结构的平衡。[22]简新华、程杨洋将发展格局定义为国民经济循环的状况以及国内外经济循环的相互关系，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优化供给结构、有效扩大内需，从而保持供给与需求的数量比例平衡、质量匹配、结构协调合理。[23]

2.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出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涵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从而摆脱对国际循环过度依赖的传统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国际经济循环，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融入到国际循环中。任保平认为既然分工可以促进专业化，实现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的有机结合，那么便能够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衔接。鉴于此，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就是通过改善和调节劳动分工结构，促进我国以国际分工、国际市场和国际循环为主体的传统分工体系向以国内分工、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分工体系的转变。[24]王修志等也从国际分工合作的视角切入，认为新发展格局就是利用一个内源主导、内外联动、自主开放、包容共享的大国分工体系，来重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机制，从而深化国际分工合作，实现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高水平融合。[25]刘志彪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以产业链的现代化为最终目标。[26]高伟等详细分析了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关系，以及国内市场中家庭主体、企业主体、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四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技术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构成了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27]

3.从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关系出发。这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发展问题，但本质上也是一个改革问题，因而需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扫除阻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王一鸣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畅通经济“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28]黄群慧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由推动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发展格局转向内外经济循环相互促进、协调平衡的发展格局。[29]陆岷峰提出经济内循环的核心要义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原则，依靠国内的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不断扩大经济规模、提升发展质量，以驱动我国社会经济保持稳步前行。[30]程恩富、张峰提出新发展格局实质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上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而更强调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经济发展新结构，同时更好融入国际大循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31]

(三)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特征

在明确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依然按照供给和需求、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这三对关系的逻辑出发，来对现有文献中关于新发展格局基本特征的描述加以梳理总结。

1.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出发。任保平、豆渊博提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需求牵引供给，并佐之以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作为有力支撑。[32]黄群慧、陈创练将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特征总结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保持“动态协同”，兼顾全周期目标，且保持中性适度。[33]胡洪彬也认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新发展格局的两大核心主线，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则是其根本取向。[34]李天宇、王晓娟认为新发展格局的特征体现在三个层面：需求层面，依靠内需体系完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外需驱动向内生增长的转变；
供给层面，依靠自主创新提升与国内国际需求相适应的生产和供给能力；
双循环层面，依靠双循环相互促进实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突围和升级。[35]

2.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出发。李俊认为新发展格局的特征表现在国内市场开放程度更高、国外循环质量更高、内外循环更畅通三个方面。[36]刘瑞认为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具体表现在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经济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良性循环，以及国内外经济关系和经济与非经济关系的畅通。[37]巴曙松则强调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新发展格局表现为，在主动布局国际循环的基础上实现产业链和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治理体系形成新的均衡。[38]陈伟光等认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演变趋势的战略调整，其特征表现在世界贸易平衡发展、全球产业链安全稳定得到维护、超大规模需求市场和全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得以实现等。[39]孙军等通过实证分析佐证了本地市场效应对本地区产业集群和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国内市场分割的阻碍作用，认为新发展格局的特征体现在统一国内市场所带来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引致技术创新构建一个熵减的经济系统，从而助力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衔接。[40]

3.从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关系出发。王一鸣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来阐述新发展格局的特征：生产环节表现在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畅通，分配环节表现在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流通环节表现在市场竞争有序高效，消费环节表现在居民消费成功转型升级。[28]杜宇玮认为，在需求拉动机制、产业联动机制、创新驱动机制和战略互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新发展格局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以区域率先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转向以区域协调为内涵的均衡发展。[41]彭小兵、韦冬萍认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就是开辟“对内开放”的发展新局面，而支撑新发展格局的社会经济基础则体现在制度建设、社会信任、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和教育公平五个方面。[42]李曦辉等认为新发展格局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的内生因素驱动而形成的，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并且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范式，为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规模效应贡献了中国方案。[43]

在总结理论研究的文献后，本文力图从实践背景、核心问题和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入手，对现有关于新发展格局构建问题的文献加以梳理，从而实现文献研究层面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背景

从2020年4月10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首次对“新发展格局”的概念作出明确表述，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对新发展格局的内容首次进行完整表述，再到同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把舵定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经历了一个不断清晰深入的过程。

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理论界就曾经从城乡一体化发展[44]、外向型经济发展[45]、区域经济发展[46]等具体方面入手探讨了发展新格局的问题。不难看出，这里的“新格局”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发展几乎单纯依靠国内循环的“旧格局”而言的，通过实行对外开放突破原有“旧格局”的束缚，使得我国经济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相联结。魏婕、任保平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经济腾飞、技术进步和全球竞争力提升的原因归结于“增长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价值链攀升效应”这“三重效应”的叠加。[47]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提高经济发展的外向度，扩大外部需求，刺激出口贸易；
另一方面是利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促使我国产业和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方式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从而充分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需要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以实现新的约束条件下的畅通无阻。

从国内循环来看，一方面，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循环严重弱化，参与国际循环的传统模式面临转变，而我国经济发展传统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转化为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且拥有实现多种效应耦合的综合优势，[48]这些新优势恰好能够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良好基础。[49]另一方面，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具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与新时代要求相适应，与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全方位对接的。[50]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应对风险较大、动力不足、内循环效率较低、易受制于人等诸多方面挑战的必然选择。[51]

从国际循环来看，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期失衡积累的矛盾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冲击下，[52]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引起霸权国家焦虑，我国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频遭这些国家打压，迫使我国不得不作出更大战略回旋空间和更强发展韧性，以及更高稳健性和顺畅度的经济发展战略安排。[53]另一方面，伴随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空前上升，且在全球价值链的供给优势短期内难以被他国替代，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54]但与此同时，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地位还亟待进一步提高。[55]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问题

1.畅通国内大循环。在这些学者看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问题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形成一个动力充沛、内部协调、循环通畅的社会再生产体系。[56]

(1)通过需求侧改革扩大国内市场需求。金碚认为今后“量”的调节不是重点，投资和消费“质”的提升才是关键所在，要在体制机制上打通需求侧的各环节，使需求侧市场空间更为畅通和扩展，通过需求侧改革解决实质性需求不足和工具性需求泛滥的矛盾。[57]罗良文、梁圣蓉也认为需求侧管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所在，其重点和难点在于五个方面：通过需求侧管理扩大需求促进消费、化解有效供给不足的供需矛盾、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市场有效需求能力、以创新引领需求、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消费升级。[58]乔榛、王丹提出，消费转型成为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循环重构的主要动力，需要在增加消费比重和提升消费层次上发力，着力破除制约消费转型的关键因素。[59]对此，陈彦斌提出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尤其是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60]

(2)通过改革创新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任保平、巩羽浩从新经济的角度探究了新发展格局的运行机制，首先以数字智能为核心要素，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以知识创新为根本动力，构建安全自主的国内供应体系；
最后以平台共享为发展模式，激发国内市场潜力。[61]张杰、毕钰认为强化我国自主可控的国内产业链循环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利用自身市场规模优势，全面突破制约产业链安全和发展、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的各种机制体制束缚，推进国内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战略布局。[62]刘婕、姚博研究发现国内市场一体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附加值提升，因此需推动形成以全国市场一体化为基础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63]

2.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国际大循环也不容忽视，需做到统筹兼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1)形成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蒋永穆、祝林林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疏浚“堵点”、连接“断点”，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发力，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坚持和完善分配制度、健全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64]刘凯鹏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完整内需体系的培育，并推动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衔接，通过提升供给质量引致新需求。[65]

(2)实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李俊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借助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力量，重点在于推进开放战略升级、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主动参与国际经贸四个方面。[66]张学良等利用实证方法考察了国内市场分割因素对企业出口与内销关系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市场分割迫使低效率企业以出口替代内销，而国内市场一体化则有利于出口企业增加国内销售比例，从而缓解出口对内销的替代，因此必须要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促进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进一步挖掘国内市场潜力。[67]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

在探讨实践背景和核心问题后，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实践路径上来。经过梳理后不难发现，现有文献集中从激励自主创新、促进供求动态平衡、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构筑现代产业体系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给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1.激励自主创新。陆善勇等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际上就是实施综合优势战略，形成科技创新、要素禀赋和交易效率的优势，要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率强化国内大循环，通过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畅通国际循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动力。[68]吴晓妹、龚晓莺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以自主创新为引领，塑造发展的新动力，打造供需匹配的国内良性循环，并通过相关顶层设计筑牢新发展格局的制度基础。[69]张辉等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发挥完备的生产体系和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通过创新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和工业生产力水平，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活力。[70]

2.促进供求动态平衡。高建昆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从实践层面上讲就是要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基本面系统推进，高质量地全面促进消费需求以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高水平地系统拓展投资空间，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71]石建勋、杨婧探讨了新发展格局下需求侧管理的实施路径，即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满足和鼓励合理消费需求；
增进民生福祉，支撑消费和投资需求；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和“新基建”，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培育可持续需求；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助力扩大内需；
加强需求侧管理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性长期性的制度安排。[72]

3.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周军、黄瑞玲认为现代金融体系是国内经济循环的稳定剂、国际经济的驱动剂、国内国际经济的粘合剂，要通过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73]彭红枫、梁子敏提出金融发展要与新发展格局构建有机统一：在国内循环方面，要加强金融服务需求侧管理力度与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国际循环方面，要提高服务贸易自由化、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以及支付结算自由化程度。[74]朱民、郑重阳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在于畅通要素循环的“一线”，聚焦高科技与高质量消费“两大制高点”，顺应数字经济大潮催生新发展动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使数字经济沿着数据的藤蔓延伸至双循环的每一个节点，助力技术替代，打通“卡脖子”的堵点。[75]

4.构筑现代产业体系。宋宇、孙雪归纳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高水平的内循环体系；
二是通过加强系统联系和不断更新，补齐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短板，强化薄弱环节，优化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运行机制；
三是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保障外循环的稳定提质。[76]赵扶扬、陈斌开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将土地配置与户籍制度改革相结合，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此外，还要通过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77]王海杰、齐秀琳也提出政府应适度介入经济运行过程，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劳动导向的制度系统设计、异质经济体之间交易规则的制定、跨周期宏观调控与有为政府作用发挥，从而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78]史卫等探讨了国内分工形式的转变路径以及与市场一体化的内在关联，提出可以通过增值税征收改革和官员绩效考核转变打破地方保护主义。[79]

5.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戴翔提出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发展格局构建，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要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更大范围开放、更宽领域开放、更深层次开放等，夯实和提升践行新理念的基础和能力。[80]朱富强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有效扩大内需，打造现代化的分工和产业体系，并将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优化。[81]张瑞、郭冠清梳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百年探索经验，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建立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对外贸易体制和政策，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82]

围绕新发展格局及其构建问题，本文从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两个层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在理论研究层面，现有文献分别从理论渊源、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三个视角出发探讨了新发展格局；
在实践研究层面，现有文献则从实践背景、核心问题和实现路径三个视角出发来对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问题加以阐释。笔者在对现有文献的研究进行疏理的基础上，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1.对新发展格局理论内涵的阐释亟待加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从感性开始，再逐渐抽象化，最终上升到对事物本质规律和内在联系的理性认识阶段。对某个概念理论内涵的界定就是对其本质属性的高度概括凝练，唯有在理论界定清晰的前提下，才能对事物性质进行判断，并对这些判断结果加以进一步分析。就新发展格局而言，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这三对关系切入来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定义，可见对其理论内涵的界定仍然未能统一。如此一来，会带来“连锁反应”：理论内涵无法得到阐明，不利于从学理层面顺利开展对新发展格局相关问题的研究，最终导致理论阐释与现实发展的“时滞”。当理论研究的进度跟不上实践的步伐时，又何谈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呢？对此，为保证对新发展格局及其构建问题的研究在一个统一而成熟的理论框架下进行，首要任务就是明确界定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使其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不断的丰富拓展，从而加强学理化阐释。

2.对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机理的研究需要加深。现有探讨新发展格局的文献大多是对党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和中央政策文件的一般化解读和诠释，抑或是结合相关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从理论层面上对其内在逻辑机理的研究则普遍较为匮乏。从本文梳理归纳的总体情况来看，广泛存在不同文献的研究视角、范式、方法和结论高度雷同的现象。例如，很多学者聚焦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通过旁征博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民经济循环问题的论述，分别从再生产各个环节来阐释我国的新发展格局构建问题。这样的研究范式确有可取之处，但同时也暴露出学理性和严谨性不足的缺陷。仅仅是冠以“新发展格局”的名号，就教条地与某些具体问题生搬硬套地结合起来，抑或是停留在局部或浅显层面的泛泛而谈，就急于分析某个具体问题，得出的结论显然难以具备充分的说服力。鉴于此，加强对理论逻辑机理的深入剖析成为今后探究新发展格局及其构建问题的当务之急，要致力于探寻新的研究切入点，在已有的逻辑框架和范式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做到不落窠臼、推陈出新。

3.对新发展格局构建涉及的长期性重大问题需要加深研究。首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面对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战略选择，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然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反观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对现实中某个具体问题的阐释，而缺乏新发展格局及其构建问题的前瞻性探究。其次，研究的指向性要求以明确研究对象为前提，充分树立问题意识，弄懂“研究什么问题”“为什么研究本问题”和“如何研究问题”三个问题。就目前国内学者对新发展格局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很多文献缺乏鲜明的指向性，导致所研究的问题指向不明。再次，很多文献仅关注新发展格局宏观层面的政策取向问题，而就某个核心问题开展深入剖析的研究也时常较为片面，且与相关问题的理论关联性阐述不够。甚至少数文献为了“蹭热度”，将新发展格局与某个概念生搬硬套、兼而论之，而实际上很难从理论上解释二者的相关性。最后，研究的系统性不足。一方面是对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界定尚不统一，导致研究难以在一个相对成熟固定的视阈内加以推进；
另一方面，大部分文献对新发展格局的探讨都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层面，具备有力数据支撑的定量研究则相对匮乏。

(二)对现代化新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的展望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因此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研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探讨新发展格局的相关问题，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首先是生产环节。生产环节关系到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由于我国经济转入新发展阶段，资源要素成本上升，“高积累低消费”的模式也难以为继，传统上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面临转变，创新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发展新优势的第一推动力，因此未来的研究要聚焦新发展格局中的创新问题。一方面着眼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探讨产业链转向中低端的实现机制，以及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产业结构绿色生态化问题；
另一方面要探讨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协调的问题，即在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基础上实现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高效衔接。

其次是流通环节。在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流通环节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现代流通体系能够有效地“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83]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问题。一方面是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问题，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促进要素和商品的自主流动和高效配置；
另一方面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问题，涉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作用，即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同时辅之以市场伦理道德约束机制的完善。[84]

再次是分配环节。在新发展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方式已经是昨日黄花，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显露其负面效应。在新发展格局中，绝对贫困问题已经从根源上得到消除，目前摆在面前的是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应当致力于实现效率和公平协调统一的包容性发展，使得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全过程，公平合理地分享发展的丰硕成果。鉴于此，未来的研究要着眼于共享的发展理念，一方面要聚焦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探讨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协调推进的机制，重点在使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过程、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等方面开展研究；
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制度的问题，其中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康中国建设，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以及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问题。

最后是消费环节。现有研究针对扩大消费、促进消费提档升级等问题已作了诸多探讨，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延伸到整个需求体系培育的领域。对内方面，内需体系的培育问题亟待深入阐释。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并不能简单地与扩大内需“划等号”，未来的研究不但要从内涵界定、特征描述等方面对其内在的逻辑机理加以全面阐释，而且要从基础条件、制约因素、实现路径等方面探讨如何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85]对外方面，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要由传统上以比较优势嵌入全球分工体系转向以竞争优势主导全球化进程，因此未来的研究需探讨在逆全球化思潮大行其道、全球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的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链和价值链由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并要对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相关问题持续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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