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选集载体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梁济朋 卜玉坤

1.吉林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7；
2.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自中国21 世纪初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如何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一直是文学领域的热点话题，然而这些讨论多数情况下论及的是单一或彼此独立的作品、作家、体裁。如何编纂全/半跨度选集，全面包含各种作品、作家、体裁，辅之以前言、注释、评论、插图、附录等副文本，融合成一部作品，塑造出一个整体，这种“走出去”载体，似乎很少受到关注。然而，在海外汉学界，自初创以来已出版多部全/半跨度综合性中国文学英译选集，而国内据目前公开获取的资料尚未出版同规模的对外作品。在海外普通读者和汉学专业教育中，上述作品形式下对中国文学的解释一直受海外汉学界的垄断。

中国文学自《诗经》以来有悠久的“选学”传统。跨入新世纪，在“走出去”背景下，当素材由原作变成译作，传播方向由文化内变成跨文化时，却没有有效延伸至翻译选集。另一角度，当代译学大多数论题仍以单独作品、体裁译介为主，也未注重向翻译选集延伸。翻译选集编纂涉及多个层面文学比较，也未引起比较文学足够重视。

本文从梳理文学选集在中国古代编纂概况出发，总结文学选集编纂一般机制。接着对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英译选集编纂概况进行梳理，总结文学翻译选集编纂机制的特殊性。还对我国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编纂概况进行概述，并提议传统选学和当代译学、比较文学相结合，形成“译选学”专门研究，促进英译选集载体的中国文学“走出去”。

“选集”（古代文学研究中更常称“选本”），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 版），是“选录一个人或若干人的著作而成的集子”。我国古代选集作品丰富，但古籍书名中却难见“选集”字样，因为“选集”是一个现代词汇和图书分类方式。因此，梳理文学选集在中国古代的编纂概况，实际上是以“服务今人”为旨归，用现代概念去审视古代文献。

古人“世界”中，“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最常用的图书分类方式，其中“集”部中的“总集”和“别集”与现代“选集”概念最接近，也是可以最方便地找到大量选集的地方。但即便如此，它们依然有所区别。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 版），“总集”是“汇集许多人的作品而成的诗文集”，“别集”是“收录个人的作品而成的诗文集”。由此可见，总集、别集中会存在选集，但也会存在不属于选集的“全集”，如《全唐诗》《全唐文》《李太白全集》。另外，总集、别集限于诗文，排除小说、戏剧，体裁方面范围又有所缩小。值得注意的是，“总集”“别集”直到今天依然常用，并易与“选集”混淆。

古代文献中，另一易于“选集”混淆的作品类型是“著作集”。“著作集”只是把多篇著作集在一起，主要创作过程依然是著作过程，创作人仍称“作者”。而“选集”需要以“编选”为主要创作过程，靠“编选”传达创作意图，创作人称“编者”。例如，《聊斋志异》只是著作集，不算作选集。本文将按现代文学体裁“四分法”顺序，梳理文学选集在中国古代的编纂概况。

第一，诗歌。诗歌创作快（笼统而言）、作品多、成就高，因此选集数量最多。最早的诗歌选集是《诗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
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1]576此即“孔子删诗”说。据此说，编者为孔子（前551—前479）。西汉，刘向（前77—前6）选屈原、宋玉以及汉代后学之作，编《楚辞》。南北朝，徐陵（507—583）编《玉台新咏》。

唐代，《唐人选唐诗》本是20 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的一部选集残卷，后来书名被研究者借用，成为唐代选集研究的术语。据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介绍：可考知的“唐人选唐诗”有130 多种。从初唐到晚唐，每一个阶段都有选集问世[2]36。主要作品有：元结（719—772）《箧中集》，殷璠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776—843）《极玄集》，韦庄（约836—910）《又玄集》。

五代，后蜀赵崇祚于941 年编《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选集，由此诞生了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派。宋代，郭茂倩（1041—1099）编《乐府诗集》，收上古至唐五代乐府诗5290 首，大量乐府诗借此保存。王安石（1021—1086）编《唐百家诗选》。洪迈（1123—1202）编《万首唐人绝句》。上承《花间集》，北宋佚名编词选集《尊前集》，南宋黄昇编词选集《花庵词选》。元代，散曲选集虽丰富多样，但今仅存四种[3]i，分别为：杨朝英《乐府新声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佚名《梨园按试乐府新声》，胡存善（1280？—1351 后？）[4]64《类聚名贤乐府群玉》。

明代，高棅（1350—1423）编《唐诗品汇》。冯惟讷（1513—1572）编《古诗纪》。胡震亨（1569—1645）编《唐音统签》，该书搜罗丰富，系清代《全唐诗》蓝本。钟惺（1574—1624）、谭元春（1586—1637）编《诗归》。清代，王相编《五言千家诗》，该书与宋代谢枋得（1226—1289）《重订千家诗》合刊，成为著名启蒙读本《千家诗》。钱谦益（1582—1664）编《列朝诗集》。朱彝尊（1629—1709）编《明诗综》，并与汪森（1653—1726）合编《词综》。王士祯（1634—1711）为倡导“神韵说”，编《唐贤三昧集》。沈德潜（1673—1769）编《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沈辰垣编《历代词余》。孙洙（1711—1778），号蘅塘退士，编著名读本《唐诗三百首》。曾国藩（1811—1872）编《十八家诗抄》。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统治者为适“盛世之需”，显“文治之盛”，甚至亲自编选集，如《御选唐宋诗醇》即为乾隆帝（1711—1799）“御选”。《四库全书·总集》中，书名前有“御定”“御选”“钦定”的总集有18 种之多[2]222。

第二，散文。现代文学体裁“四分法”中，散文是一个广义分类，古代骈文、赋亦被包括其中；
此外，古代“诗”“文”经常合集，对于诗文合集，亦在此论述。后文举例时，以上几类选集均特别写明。最早散文选集是《尚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5]1354据此说法，编者为孔子，秦火之前曾有百篇，孔子还曾作序。西汉，刘向编《战国策》。戴圣编《礼记》。西晋，挚虞（250—300）编《文章流别集》。南北朝，萧统（501—531）组织文人编诗文集《文选》，该选集促进了文学与非文学分野，推动了文学走向独立与自觉，在文体辨析、体例设计等方面亦成为后世范本。

唐代，许敬宗（592—672）奉唐高宗敕令编诗文集《文馆词林》。佚名编诗文集《古文苑》。宋代，李昉（925—996）、徐铉（916—991）等20 余人奉宋太宗敕令编诗文集《文苑英华》。姚铉（968—1020）编诗文集《唐文粹》。吕祖谦（1137—1181）奉宋孝宗敕令编诗文集《宋文鉴》。吕祖谦还另编有《古文关键》。真德秀（1178—1235）编诗文集《文章正宗》。谢枋得编《文章轨范》。楼昉编《崇古文诀》。

元代，苏天爵（1294—1352）编诗文集《元文类》。明代，茅坤（1512—1601）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称号由此流行。梅鼎祚（1549—1615）编《历代文纪》。张燮（1574—1640）编《七十二家集》。王志坚（1576—1633）编骈文选集《四六法海》。张溥（1602—1641）编诗文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清代，黄宗羲（1610—1695）编《明文海》。周亮工（1612—1672）编《赖古堂文选》。陈元龙（1652—1736）奉康熙帝敕令编赋选集《历代赋汇》。康熙帝（1654—1722）御选，徐乾学（1631—1694）等编《御选古文渊鉴》。吴楚材（1655—1719）、吴调侯编著名读本《古文观止》。蔡世远（1682—1733）编《古文雅正》。乾隆帝御选，允禄（1695—1767）等编《御选唐宋文醇》。姚鼐（1732—1815）编《古文辞类纂》。李兆洛（1769—1841）编骈文选集《骈体文钞》。张金吾（1787—1829）编《金文最》，广辑金代散文。许梿（1787—1862）编骈文选集《六朝文絜》。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1842—1917）编骈文选集《骈文类纂》。薛熙编诗文集《明文在》。沈粹芬、黄人（1866—1913）、王文濡（1867—1935）编《清文汇》。

第三，戏剧。现代文学体裁“四分法”中，戏剧包括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在此只涉及前者。最早戏曲选集是《元刊杂剧三十种》，编者不详，最初被明代李开先（1502—1568）收藏，后几易藏家，书名也与现在不同，民国时被罗振玉（1866—1940）获得，今名为王国维（1877—1927）所命[6]15，该书是今天能看到的唯一元刊本元杂剧，保存了未经明人加工前的风貌。

明代，李开先编《改定元贤传奇》，系明人最早杂剧选集[6]15。王骥德（1540—1623）编《古杂剧二十种》。陈与郊（1544—1611）编《古名家杂剧》。臧懋循（1550—1620）编《元曲选》，该书收录元杂剧94 部，入明元人杂剧6 部，几乎成为其后300 年人们了解元杂剧唯一桥梁，为元杂剧与唐诗、宋词并立文学史做出了贡献。冯梦龙（1574—1646）编《墨憨斋定本传奇》，但其中有“选”有“作”，很多剧本经过了他的改编。毛晋（1599—1659）编《六十种曲》，是收录明代传奇剧集大成之作。孟称舜（约1599—1684）编《古今名剧合选》，分《柳枝集》《酹江集》。息机子编《古今杂剧选》。黄正位编《阳春奏》。沈泰编《盛明杂剧》。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该书原被赵琦美（1563—1624）收藏，兼补录、编辑、校对，“脉望馆”是其藏书楼名字，该书包含元明杂剧242 部，其中15 部吻合息机子《古今杂剧选》，52 部吻合陈与郊《古名家杂剧》，其余由赵琦美通过宫廷内部等途径多方收集。该书在赵琦美后几易藏家，1938 年被郑振铎（1898—1958）发现，抢救购得，命为今名。

清代，戏曲选集逐渐脱离文人群体，向娱乐、民间转化。戏班热门剧目、腔种逐渐成为编选对象[7]22。主要作品有：佚名《环翠山房十五种曲》；
钱德苍《缀白裘》；
李世忠《梨园集成》，编者为戏班老板；
佚名《审音鉴古录》，昆曲演出剧目选集；
姚燮（1805—1864）《复庄今乐府选》。

第四，小说。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观点[8]48，直到唐代，人们才有意识将小说视为独立文体自觉创作。前唐阶段，按现代“小说”概念，有相当于小说的作品，但作者当时多是按杂史、杂传、杂记等文体创作的。据任明华《中国小说选本研究》，最早可视为“小说选集”的是西汉刘向的《百家》[9]11，该书是刘向用编完《新序》《说苑》之后的剩余材料编成的，内容是若干短小故事。该书已经散佚，但根据两则东汉《风俗通义》引用的故事，可窥见大概样子，一则讲述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故事，另一则讲述了“鲁班受蠡（蛀虫啮木）启发设计钥匙”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焦度（423—483）编《稽神异苑》。殷芸（471—529）编《殷芸小说》，该书首次将“小说”置于书名中，虽然用词初衷仍为杂传、杂史，但对后来小说体裁得名为“小说”起了推动作用。另外，按鲁迅观点，曹丕（187—226）的《列异传》，干宝（？—336）的《搜神记》，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幽明录》也属于小说选集。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曾说：“大抵如《搜神》《列异》之类；
然似皆集录前人撰作，非自造也。”[8]32在杂文《选本》中，他曾说：“《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者，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抄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一样。”[10]503

唐代，焦璐（？—868）编《穷神秘苑》。陈翰编《异闻集》，该书是一部“唐人选唐传奇”选集。宋代，李昉等14 人奉宋太宗敕令编《太平广记》，大量六朝志怪、唐传奇借此书保存，很多失传之书赖此书存有佚文。自宋代始，白话小说以“话本”形式萌芽。宋元期间，收录宋元话本的选集有：罗烨《醉翁谈录》，佚名《京本通俗小说》。

明代，小说创作迎来高峰。文言小说选集有“虞初系列”和“艳异系列”。“虞初系列”有：陆采（1495—1540）《虞初志》，汤显祖（1550—1616）《续虞初志》等。“艳异系列”有：王世贞（1526—1590）《艳异编》，吴大震（约1596 年前后在世）《广艳异编》等。其他文言小说选集有：陶宗仪（1329—约1412）《说郛》，陆楫（1515—1552）《古今说海》，周近泉《古今清谈万选》，佚名《五朝小说大观》。白话小说选集有：洪楩《清平山堂话本》（又名《六十家小说》）；
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取材于“三言二拍”。清代，张潮（1650—约1709）编《虞初新志》，陈树基编《西湖拾遗》，陈世熙编《唐人说荟》。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文学选集编纂呈现如下特点：一，中国文学各重要文体从发源之初到历代嬗变、吐故纳新，皆有选集参与、推动。文学选集是创作繁荣的延伸，也是推动文学繁荣的力量。也正因如此，大型选集常由官方授意、发起、支持。二，古代基本没有全面综合四大体裁的选集，也基本没有将章回小说节选收录的选集。在古代，诗文是“高级体裁”，时而合集；
戏剧、小说是“低级体裁”，难与诗文“为伍”。各文学体裁的“平等”与“并立”有赖于之后到来的文学界革命，以及“四分法”的提出与确立。三，文学选集编纂历程可简述为：发源于先秦，兴起于南北朝，壮大于唐宋，鼎盛于明清。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越繁荣，得益于更丰富的前代素材积累和更发达的刻印技术。

字面上，“选集”意为挑选、汇集，不过，挑选、汇集其实不限于文学领域，从人类普遍行为模式上讲，当某类事物既有价值又多而零散时，挑选、汇集便可能发生，如集邮、收集文物等。因此，“选集”在文学史上诞生有必然性一面。“选集”英文“anthology”构词分析亦可为证：“anthos”+“logia”，均源自希腊语，意为“花朵”+“采集”。

文学选集编纂和作用发挥流程如图1 所示，分①～ ⑨九个环节。①为外部环境。第一，外部环境需要选集实现单篇作品无法达到的功能。第二，外部环境为选集产生提供足够条件，如备选素材、刻印技术、版权保护材料复制许可（permission）的取得（就现代社会而言）。第三，外部环境孕育编者人选，有时官方委任，有时自发产生。

图1 选集编纂和作用发挥流程图

②为编纂思想。如同作家立意谋篇，编者需构思“编选作”。只不过他的建构手段不止于词句，而是用作品建构“更大作品”。编者需要构思好编纂目的、预期效果、时间跨度、素材来源、书名提炼、体例设计等问题。

③为选材，④为组材，⑤为副文本，这三项是编纂实施过程，它们未必依次进行，也可能同时或交错。③是在编纂目的下对素材的搜集、评价、筛选。④是在编纂目的下将不同素材融合成一个整体，让素材条分缕析，体现逻辑、秩序。最常见的组材方式是时代为经、体裁为纬，但依据具体情况，也常常不拘一格，例如《诗经》的“风”“雅”“颂”体例。组材方式最直观的体现是选集目录（Table of Contents）。⑤有诸多手段，不一定每部选集都用上全部手段，也不意味着除图1 所列之外编者不会创新其他手段。副文本的要义在于：它内含了选集某些“应有之义”，是助编纂目的达成的有效手段。例如，编纂意图、体例特征如果全靠读者凭选文自己领悟，不利于快速传达，因此编者需要借助“前言”予以明示。再例如，编者既然如此做出选择，自然需要解释入选之文好在何处，是否有难解语句，作者生平、创作背景为何，因此便会添加“评论”“注释”“介绍”，其他副文本手段依此类推。

⑥为选集生成，⑦为发行传播。通过⑥和⑦选集变为“成品”，进入流通，在读者中传播。⑧为发挥作用。选集主要发挥四方面作用。第一，塑造整体形象，谋求规模效应。例如，《红楼梦》虽有“百科全书”美誉，但终究难逃“清代世情小说”局限。而《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却可帮助美国文学树立民族文学形象，增强民族文学认同感，逐渐取得独立身份与地位。再如，在晚清时期中西文体观念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推动了现代文体“四分法”在中国的接受与确立[11]53；
《文选》编纂推动了文学与非文学分野，《花间集》编纂促进了“花间派”形成。第二，零散保存，即纪昀（1724—1805）曾说的“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12]1685。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学很多名篇佳作有赖于《诗经》《乐府诗集》《元曲选》《太平广记》等选集保存才得以流传。第三，范例经典，即纪昀曾说的“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12]1685。虽说编入选集不等于立即成为经典，也不是说经典化只有编入选集一个路径。但不可否认，编入选集的确是推动入选作家、作品走向经典的绝佳途径。因为“选”本身便内含评价，评价会带来典范，典范也许终成经典。例如《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纂促进了“唐宋八大家”称号的确立与流传。第四，契合教学。较单篇作品而言，选集更利于大范围综合描述，因此更易于为学校采纳，当作教材。例如，《诗经》曾是“孔门诗教”教材；
《文选》曾是科举教材，“文选烂，秀才半”。当今人教版《语文》课本，某种程度也是一种“选集”。而选集一旦进入教育传承渠道，前述几种固有作用又会进一步加强。

⑨为新选集产生条件。评价选集的溢美之词常是“全面”“有代表性”，但实际上没有绝对“全面”“有代表性”的选集，任何“全面”“有代表性”都是相对而言。任何编者、编纂行为都是历史环境产物，每部选集都是“一家之言”，每篇选文入选都是因为是达成编纂目的的合适“棋子”。对此，《诗归》编者钟惺曾说：“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13]546；
鲁迅曾说：“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10]504。时过境迁，当新选集诞生条件成熟时，便会推陈出新，周而复始，永无定本。

参照前文“选集”定义，“翻译选集”可定义为：选录一个人或若干人著作的既有译本，或编选时将其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而编成的书。梳理海外汉学界以英语编纂的中国文学选集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以其他西方语言编纂的中国文学选集，因为它们是英译选集诞生的来源和背景。海外汉学的前身是明朝中后期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译介，以“知己知彼”，有效传教。由于儒家经典（本文视为广义“文学”）处于中国文化核心，因此被传教士视为理解中国的“突破口”。

最早中国文学翻译选集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1590 年用西班牙语编译的“四书”手稿，未发表，作为礼物进献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1527—1598），助其了解中国思想和政治理念。该手稿重新发现于1921 年，2016 年整理出版[14]1。1594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用拉丁语编译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中国四书》）。手稿完成寄回罗马，“国人读而悦之”，也未发表，现已散佚[15]281。1687 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协同多位传教士以张居正（1525—1582）《四书直解》为底本，用拉丁语编译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西文四书直解》，又名《中国贤哲孔子》，但实际只有“三书”，缺《孟子》)。1688 年该书转译法语。1691 年，英国人蓝登尔· 泰勒（Randal Taylor）据法语转译英语，名为The Morals of Confucius（《孔子的道德学说》）。该书可视为海外汉学最早中国文学英译选集，是17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英语世界孔子形象主要来源[16]55。

1711 年，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çois Noël，1651—1729）用拉丁语编译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中国六大经典》），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和《小学》（朱熹（1130—1200）蒙学著作），该书是第一个完整“四书”西文译本。1809 年，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编译The Works of Confucius（《孔子文集》），内容选自《论语》。1828 年，英国传教士高大卫David Collie（？—1828）编 译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注解本英译四书》），是英语世界第一个“四书”全译本。

传教士以儒家经典为“突破口”的不懈努力终于迎来里程碑式人物。1861 至1872 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1815—1897）编译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中国经典》）。该书分五卷，内容包含《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竹书纪年》《诗经》《春秋》《左传》。理雅各是英国汉学确立阶段代表人物，身份也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

1880 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编译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聊斋志异选》）；
1884 年，编译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古文选珍》），是第一部中国古代诗文英译选集；
1898 年，编译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古今诗选》）；
1911 年，编译Chinese Fairy Tales（《中国神话故事》）。翟理思是继理雅各后又一里程碑式人物，他将汉学从儒家经典扩展到文学领域，并向中国文学全景描绘发起尝试。在1884 版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古文选珍》）“前言”中，他说：“Dr.Legge"s colossal labours have indeed placed the canonical books of Confucianism within easy reach of the curious;but the immense bulk of Chinese authorship is still virgin soil and remains to be efficiently explored.”[17]iii（理雅各博士的惊人努力，的确让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者便于读到儒家经典，但广阔的中国文学领域依然是有待有效开发的处女地。）

1915 年，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通过日语转译编译Cathay（《神州集》）；
1954 年，编译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孔子定义的经典选》，内容实为《诗经》）。1918 年，英国外交官威廉·约翰·班布里奇·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1879—1933）编译Gems of Chinese Verse（《英译唐诗选》），是最早的唐诗英译专集；
1919 年，编译续集More Gems of Chinese Verse（《英译唐诗选续集》）。1918 年，英国汉学家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编译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70 首汉诗选译》）；
1919 年，编译续集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汉诗选译续编》）。1921 年，美国汉学家弗洛伦斯·惠洛克·艾思柯（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1875—1942）和美国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前承庞德《神州集》，编译Fir-Flower Tablets: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松花笺》）。

1929 年，美国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又名陶友白，1881—1968）与中国学者江亢虎（1883—1954）编 译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6（《群玉山头》），是《唐诗三百首》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也是早期中外学者合作的佳作。可惜后来抗日战争期间江亢虎投靠日伪，以汉奸罪终死狱中，其一生两个“collaborator”身份（合著者；
通敌者）令人慨叹。1937 年，美国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林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1859—1942）与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编译Famous Chinese Plays（《戏剧之精华》）。

20 世纪中叶后，美国汉学后来居上，英译选集成果逐渐盛于欧洲。1965 年，美国汉学家西利尔·白之（Cyril Birch，1925—2018）与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1922—2019）编译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I: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中国文学选集·卷一：从早期到十四世纪》），7 年后完成卷二（见表1）。该书首次在跨度上覆盖中国文学整体，体裁上综合各类，是英译选集载体下对中国文学整体图景的首次呈现。此后类似成果在表1 列出，不再重复表述。

表1 海外以中国文学整体/古代/现当代为跨度的综合性英译选集

续表 1

除表1 全/半跨度、综合性选集，其他重要作品有（限于篇幅，现当代部分略去）：美籍华人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2001）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中国传统故事集》，1944）。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白驹集：从古至今中国诗选》，1949）。美籍华人父子翟楚(Ch"u Chai,1906—1986)、翟文伯(Winberg Chai)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New Prose Anthology,Including Fiction and Drama（《学思文粹：新散文选集，包括小说和戏剧》，1965）。美籍华人柳无忌（Wu-chi Liu，1907—2002）、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1922—2005）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葵晔集：三千年中国诗歌》，1975）。白安妮 (Anne M.Birrell)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玉台新咏》，1982）。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13 世纪》，1984）。齐皎瀚（Jonathan Chaves）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Yuan,Ming,and Ch"ing Dynasties (1279-1911)（《哥伦比亚中国晚期诗选：元、明、清》，1986）。

综上所述，海外中国文学英译选集编纂呈现如下特点：一，自发轫始，就善于运用选集载体，以儒家典籍为突破口，视野由点到面，直至整体，之后继续推陈出新。二，初期以“自编自译”模式筚路蓝缕、艰辛开拓，随着前人积累不断丰富，逐渐转变为“选择既成译本”为主，扩展规模。三，翻译选集编纂是汉学繁荣的体现，反过来又促进汉学向前发展。

翻译选集是选集的一种，因此应从一般性、特殊性两方面认识。一般性指其编纂、作用机制也符合第二章所述、图1 所示。特殊性指由于翻译行为的加入，具有不同于一般原文选集的特殊性，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编纂素材特殊性：“副本选集”

如果将文学作品比喻成一件文物，它的译本即相当于文物的“复制品”。“复制品”可视为事物的“副本”，相对于“原本”，它是相同与相异性的统一。

“相同性”指：一，副本藉原本而生，身份从属原本，不会脱离原本完全独立，否则不再是“副本”。例如，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1695—1767）1750 年拉丁语译本“Epithalamium”，与华兹生1984 年译本“Gwan! Gwan! Cry the Fish Hawks”相隔234 年，文本差异悬殊，但身份同为《诗经·关雎》。二，副本特征藉原本而来，可一定程度代替原本行使功能，例如：人们在多数场合依然需要依赖复制品来领略原文物的风采，文学作品需要以翻译形式跨文化传播。

“相异性”指：一，正如复制品不会与原文物完全相同，副本不会完全等同原本，否则也不再是“副本”。二，源自同一原本的不同副本之间也不会完全相同。例如，由复制过程产生的复制品之间总会有微小差异，由翻译过程产生的译本之间总不尽相同。每一件副本都有某些只属于自己的特质，具有一定程度的“独一无二性”。

翻译选集素材是“副本”集合，因此在“数量”和“质量”上呈现特殊性。素材的特殊性又导致某些编纂、作用环节的特殊性。

第一，“数量”特殊性。相较于原文选集素材，翻译选集素材在数量上一方面减少，另两方面增多。“减少”体现在：原文选集素材是文学原创产物，翻译选集素材是文学交流产物。对一国民族文学来说，一般不会所有部分都适合交流，因此翻译选集素材一般只集中在有交流价值、引发交流兴趣的那部分。“增多”体现在：一，一篇原作可能有多个译本，平行译本也是翻译选集素材。二，原文选集素材除当代领域外，更新扩展总体上微乎其微；
而由于“译无定本”，翻译选集素材随翻译活动兴起会更新扩展。未译领域会被译者不断开拓；
即便在已译领域，读者也会厌倦某些旧译“老面孔”，需求新译。翻译素材更新会促发翻译选集重新编纂。

第二，“质量”特殊性。随意翻开一部海外中国文学英译选集，即使是再熟悉中国文学的国内读者也会遇到作家姓名罗马化音译后一时想不到是谁，望着英译文一时猜不到出处的情况。例如，作家Wang Chi 实为王绩（约589—644）；
篇名“The Canary Murders”实为《喻世明言·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诗句“We poets knock on silence for an answering music”实译自“叩寂寞而求音”，出自陆机（261—303）《文赋》。这说明，译作素材虽身份归属原文，但已具有只属于自己的特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自己”。再例如，为方便读者查找，很多英译选集附录都设有“标题索引”或“作品首句索引”，其排列依据基本已与原文无关，而只能取决于译作本身如何拟标题，首句如何翻译。再例如，白安妮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玉台新咏》）版权页上写道：“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1.Chinese Poetry—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2.English Poetry—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18]vi（大英图书馆出版数据编目：1.中国诗歌—译成英语 2.英语诗歌—译自汉语）这种图书馆编目方式初衷自然是方便分类、查找，但另一方面却耐人寻味：译本从一个角度看是中国文学，从另一角度看已变成英语文学。再例如，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 I: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含英咀华·上卷：远古时代至唐代》）“前言”里写道：“Our readers will encounter among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ncientBook of Songssome that read like twentieth-century modernist verse,some like country ballads from the American South,some like Tennyson or Longfellow,some written in the Scottish style.”[19]liii（读者会遇到不同风格的《诗经》英译文，有的读起来像20 世纪现代派诗歌，有的像美国南部乡村歌谣，有的像丁尼生或朗费罗，有的带有苏格兰风格。）这说明译文一方面是原文再现，另一方面已因译者不同的国家、时代、文学流派、写作风格等因素留下相应烙印。再例如，在1884 版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古文选珍》）“前言”中，翟理思写道：“It must however always be borne in mind that translators are but traitors at the best,and that translations may be moonlight and water while the originals are sunlight and wine.”[17]v（读者须谨记，最好的译者也是叛徒。译文也许如月亮与水，但原文却是太阳与酒。）这说明，译文和原文虽然同样具有文学感染力，但感染的程度和方式总不尽相同。

“质量”特殊性会影响翻译选集编纂、作用发挥某些环节。一，选材（见图1③）。如果原文是传世经典，译文仅尚可接受，是否会“因原入选”？有可能。如果原文是泛泛之作，译文精彩绝伦，是否会“因译入选”？也有可能。也就是说，“副本”素材的特殊性为翻译选集选材增加了译作考量维度。同理，平行译本孰最优？这也是翻译选集选材需要特殊处理的环节。二，组材（见图1④）。原文素材的体裁分类、时代印记、因用典结成的文本关联等特征，变成译作素材后会消失或转移，这通常会促使编者在组材上根据译文自身特点重新考虑合理的组材方式。这点可详见笔者另一拙文《论中国古代文学英译选集中不可译性的表现以及对编纂的影响》。三，副文本（见图1⑤）。如前所述，人名索引、标题索引、首句索引等附录，通常要依据译文自身形态重新设计。四，范例经典作用（见图1⑧）。翻译选集带给选文的既有“作者、原文经典”，也有“译者、译得经典”。当前人们看待此问题时，有时有失片面。例如，如果海外某英译选集收录了高明（约1305—约1371）的《琵琶记》，便是因为《琵琶记》“经典”；
反之，便是对《琵琶记》的“去经典化”。成败只从原作者、原文单一视角看待，忽视了译者、译文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二)编纂思维方式特殊性：“二元思维”

“二元”（binary）即“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翻译选集编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编选过程中，总涉及两种文化，或两个文学传统，因此是“二元思维”。与此相比，原文选集编者只是“一元思维”。

第一，选材。翻译选集编者需要从一个文学传统或文化环境中挑选素材，呈现到身处另一文学传统或文化环境中的读者面前。对此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 I: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含英咀华·上卷：远古时代至唐代》）编者刘绍铭（Joseph S.M.Lau，1934—）曾在文章More Than Putting Things Together: The Anthologiz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绝非汇集了事：论中国文学英译选集编纂》）中举例：武松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英雄”形象已根深蒂固。但如果将塑造武松的片段送到西方读者面前，联系到西方自身社会现实，却会让人想到excess（过激）、vengeance（复仇）、sadism（施虐）、misogyny（厌女症）。潘金莲被迫嫁给武大，武松没有丝毫同情，潘金莲主动示好，武松没有丝毫触动，这也有违人性规律[20]227。对于已习惯中世纪Tristan 与Iseult 侄婶故事模式的西方读者，武松故事可能只会令其失望[20]227。相反，《红楼梦》中妙玉给宝玉泡茶的细节段落，《浮生六记》中芸娘制作莲花香茶的片段，中国读者司空见惯，却会让西方读者大开眼界[20]229。再例如，白之在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I: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中国文学选集·卷一：从早期到十四世纪》）“前言”中曾专门解释为什么没有选入李商隐《锦瑟》，原因是用典太多，恐西方读者难以理解[21]xxvi-xxvii。由此可见，翻译选集编者不能只在一种文化或文学传统内考虑问题，始终需要两方权衡。

第二，组材。翻译选集编者需要将来自一个文学传统的素材，组合成易于另一个文学传统中读者理解的整体。例如，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诺顿中国文学选集：从初始至1911 年》）虽宏观历时排列，但偶尔会跳出时间框架，将历朝历代有继承关系的文本集中在一起，称为“text family”（文本家族），易于西方读者直观看到“诗经传统”“楚辞传统”“宴乐传统”等中国文学子系统。再例 如，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 I: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含英咀华·上卷：远古时代至唐代》）以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文化兴趣点为旨归，将全书分为30 章，并 拟 出“The Murmuring Stream and the Weary Road: Xie Lingyun and Bao Zhao”（溪 声 行 路 难）③；
“Bamboo Grove,Golden Valley,Orchid Pavilion: Coteries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竹林、金谷、兰亭），“The World in a Pillow: Classical Tales of the Tang Dynasty”（枕中）等30 个标题[19]vii-xl，作为时代分期下最主要的素材归类方式，极具创意。再例如，表1 选集目录中，除了“Rhyme-Prose of the Han Dynasty”（汉赋）“Songs of the Yuan Dynasty”（元曲）等中国特有体裁，也可见“Satire”“Allegory”“Parable”“Political Oratory”等英美文学体裁，便于西方读者理解。

第三，副文本。在解释典故、疑难字词，评论作品，介绍作家、朝代、事件等副文本撰写中，翻译选集编者经常将“阐释中国”置于西方文学、文化背景下。例如：称“竹林七贤”具有波西米亚风格，将魏晋南北朝比作中国“中世纪”，借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解释目连地狱寻母，借圣女贞德解释花木兰，借拉伯雷《巨人传》解释《西游记》等。

总之，翻译选集编者一方面须思考如何“代表好”中国文学，一方面还须思考如何让西方读者接受，正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曾说：“It is a mediation between what the Chinese see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hat works in English.”[22]126（这是一种在中国人观念里的中国文学和英语读者可接受度之间的调适。）反过来，翻译选集编者在两方协调中如何抉择，抱有何种文化目的、立场，也可以从选集面貌中推测出来。

2002 年7 月，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战略”。同年11 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对外文化交流不能仅仅局限于吸收和利用别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同时要形成互动局面，把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展示给世界。”[23]32此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逐渐被摆在愈加重要的位置。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4]然而，“走出去”说法貌似与前文违背：海外汉学创立以来，汉学家皓首穷经，译作汗牛充栋，中国文化早在海外，为何还要“走出去”？另外，当代汉学人物如葛浩文、宇文所安等人的译介活动，算不算中国文学“走出去”？

这里，笔者赞成韩子满《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与“送出去”》一文看法[25]101，并做自己理解。字面上，“走”的主语是“文学”，“走”是“传播”的形象说法，因此广义上，所有促进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行为都在助其“走出去”。但狭义上，尤其是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只有经过国人积极作为，符合国家对外传播需要的行为才算“走出去”。因此，在文学译介的意义上，“走出去”其实≈“送出去”≈对外文学翻译。

(一)中国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编纂概况

国人最早汉英翻译著作始于19 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不过此时国人英语含有较多“洋泾浜”成分，汉英著作以英语学习读物、工具书为主，尚未达到文学翻译程度，例如：冯泽夫《英话注解》（1860），唐廷枢（1832—1892）《英语集全》（1862），曹骧（1844—1923）《英字入门》（1874），杨少坪《英字指南》（1879）等。最早中国对外文学英译选集，据笔者所查，是苏曼殊（1884—1918）的《文学因缘》④（1908），内含16 首中国古诗英译，以及歌德、拜伦诗汉译。1914 年，他又编译《汉英三昧集》，内含71 首古诗英译。

民国时期，文学英译选集编纂以自发为主。据《塑造自我文化形象—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梳理[26]20-126，编者群体主要是：官员、学者、教师。编译动机主要为：一，在海外留学，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西方人时，深感中国因积贫积弱而受歧视，因此欲通过翻译向西方讲述中国曾经拥有的灿烂文化。二，英语研究与教学。官员编者有政要蔡廷干（1861—1935）、外交家谢德怡（1884—1972）等。蔡廷干早年被清政府派美留学，曾参加甲午海战，作品有《唐诗英韵》（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1932）。谢德怡作品有《中国儿童故事选》（Chinese Picked Tales for Children，1948）、《中国农村民间故事》（Chinese Village Folk Tales，1948）。学者编者有林语堂（1895—1976）、箫乾（1910—1999）、叶君健（1914—1999）、吕叔湘（1904—1998）等。林语堂作品有《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中国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1942）。箫乾作品有《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1944）、自选自译的散文小说集《吐丝者》（The Spinners of Silk，1944）。叶君健作品有《三季和其他》（Three Seasons and Other Stories，1946），原作选自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以及姚雪垠、张天翼等人的小说。吕叔湘作品有《英译唐人绝句百首》（One Hundred Quatrains by the T"ang Poets，1947）、《英华集—中诗英译比录》（1948）。教师编者主要来自西南联大、北平师大，但蒋秀峰除外，他是一位中学校长。这些编者及作品为：蒋秀峰《中国著名故事》（Popular Chinese Tales，1930）；
张则之《汉英对照北平歌谣》（Peiping Rhyme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1932）、《中国名人小说选》（Some Famous Chinese Stories，1934）；
袁家骅（1903—1980）、石民（1901—1941）《英译中国文学选粹》第一辑（1931）、第二辑（1933）（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I,II）；
石民《英汉对照诗经楚辞古诗唐诗选》（An Anthology of the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Chou to Tang Dynasties，1933）；
初大告（1898—1987）《中华隽词》（Chinese Lyrics，1937）、《中国故事集》（Stories from China Put into Basic English，1937）；
葛传椝（1906—1992）《中国故事选译》（Students" English Library: Chinese Stories Translated，1937）；
顾宗沂《英译中国近代戏剧选》（Modern Chinese Play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1941）；
张伯文《英译中国三大名剧》（Three Famous Chinese Plays，1941）。

新中国成立后30 年，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由自发变为国家主导，承担了对外塑造新国家、新社会形象的重任。在这一时代主题要求下，当代文学比例最大，小说体裁最多。据《塑造自我文化形象—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梳理[26]197-207，这一时期编纂的文学英译选集涉及当代文学的主要有：“新中国短篇小说”第一集至第七集，即：《〈登记〉及其他故事》（Registration and Other Stories，1954）⑤至《〈三年早知道〉及其他故事》（I Knew All Along and Other Stories，1960）。《耕云记：中国短篇故事集》（Sowing the Clouds: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Short Stories，1961）。安德鲁·博伊德（Andrew Boyd）、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毛泽东诗词》（Mao Tse-Tung Poems，1958）。涉及现代文学的主要有：杨宪益（1915—2009）、戴乃迭《鲁迅作品选集·第一卷》（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I，1956）至《鲁迅作品选集·第四卷》（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IV，1960）。涉及古代文学的主要有：杨宪益、戴乃迭《〈离骚〉及屈原其他诗作》（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u Yuan，1953），《唐代传奇选》（The Dragon King"s Daughter: Ten Tang Dynasty Stories，1954）。

改革开放后，文学英译选集编纂既有国家主导，也有编者自发。国家主导的翻译工程为“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熊猫丛书”发起于1981 年，据本研究统计，截至2007 年，共出版英译图书144 部，其中文学英译选集有67 部，主要有：《中国优秀短篇小说选1949—1989》（Best Chinese Stories (1949-1989)，1989），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2014）《中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A Sampl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Mao Zedong，1996）。“大中华文库”发起于1995 年，据本研究统计，截至2010 年，共出版外译图书142 部，其中文学英译选集有26 部，主要有：黄友义（1953—）《聊斋志异选》一卷至四卷（Selections from the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 I—IV，2007），张光前《太平广记选》一卷、二卷（Anthology of Tales from Records of the Taiping Era I,II，2007）。“大中华文库”取材以古代为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英译偏重现当代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学者、译家自发编译的选集主要有：翁显良（1924—1983）《古诗英译》（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1985）；
许渊冲（1921—2021）《中国古诗词六百首》（An Anthology of ClassicalChinese Poetry，1994）；
张培基（1921—2021）《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卷（1999）至四卷（2012）（Selected Modern Chinese Essays I—IV）；
张智中（1966—）《唐人白话绝句百首英译》（Vernacular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2009）；
张佩瑶（Martha P.Y.Cheung，1953—2013）《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2010）；
倪 若 诚（Robert Neather）编 译，张 佩 瑶 评 注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Volume 2: From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o 1800（《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下册）：从十二世纪晚期到1800》，2017）。值得一提的是，“走出去”战略提出后，2010 年，清华大学与译林出版社发起了“20 世纪中国文学选集（英文版）”项目，但据目前公开获取的资料，该项目成果尚未出版。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编纂呈现如下特点。第一，文学英译选集是晚清以来各历史阶段对外言说需求的产物，也是对外塑造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手段。第二，与古代漫长的文学选集编纂史相比，百年左右的文学英译选集编纂史只是简短一瞬。第三，与海外中国文学英译选集编纂史相比，国内编纂活动选集总量较少，呈现范围较窄，素材不够丰富。“走出去”战略提出后，对文学翻译选集载体依然缺乏主动运用意识和足够重视。第四，缺乏海外汉学界一贯追求的“整体图景”意识，国内至今尚未出版类似前文表1，跨度覆盖中国文学整体或古代/现当代半整体，综合各文类的选集。国内虽已开展“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两次规模翻译工程，但“丛书”与“文库”均属于单独作品松散联合，内部构件之间缺乏选集具有的逻辑排列和副文本补充黏合。“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形象依然不够清晰。表1 所列选集依然垄断着大型英译选集形式下对中国文学的解释权，也是绝大多数海外汉学教育机构的教材选择。第五，“走出去”语境下，借大型翻译选集编纂，国内译作资源需要整体盘点、换血更新，以“网罗放佚、删汰繁芜、莠稗咸除、菁华毕出”。

(二)对海外中国文学英译选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就中国文学英译选集编纂而言，海外汉学与国内译界只是文学交流方向不同，载体形式相同。因此，要促进国内此项事业繁荣，需加强对海外同类作品研究。经笔者检索梳理，目前国内探讨海外中国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的论文、著作分三类⑥。第一类是对前文表1 所列选集专门研究的论文、著作，详见表2；
第二类是以表1 以外其他中小规模选集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文；
第三类是对多部选集综合研究的论文。

表2 对表1 所列选集专门研究的论文、著作

续表 2

第二类：以表1 以外其他中小规模选集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文。如张佩瑶 “Representation,Intervention and Mediation: A Translation Anthologist"s Reflections on the Complexities of Translating China”（《代表、干预、调适：一位翻译选集编者对翻译中国复杂性的思考》，2009），葛文峰《唐诗选集的最早译介：弗莱彻〈英译唐诗选〉（Ⅰ & Ⅱ）研究》（2014），贾洪伟《〈哥伦比亚元杂剧选集〉评析及对中国文化外译的启示》（2019）。

第三类：对多部选集综合研究的论文。李刚《镜像的流变：论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英译选本与西方重构》（2014），傅莉莉《欧美汉学家眼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四部翻译选集为例》（2019），傅莉莉《中国现代小说的两种译介》（2019），何敏、吴赟《美国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择与阐释—基于文学选集的考察》（2019），张丹丹《他者视域下中国文学的谱系构建与翻译选择—20 世纪英美五部中国文学史集考察》（2020），傅莉莉《“战时话语”下的中国故事—两部中国现代小说英译选集的文学“再书写”》（2021），何敏《翻译选集与民族文学形象的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选集在美国：1931—1990》（2021）。

以上检索与列举虽难以面面俱到，但也可看出国内目前对海外中国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重视不够。以表1 选集书名中的重要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做主题检索，可得到的专门研究论文屈指可数，见表2。2010 年后虽有所改观，但各大外语、翻译类期刊上，以翻译选集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文依然少见。海外翻译选集的编纂历程、选学思想、文化立场、体例形态、副文本设计、里程碑作品等重要话题依然有待涉及。二，与古代选学脉络相脱离。我国富有两千多年的文学选集编纂史，但目前“选本研究”繁荣于中文学科，“翻译选集研究”偶见于外语学科，两者似乎各行其是，不相往来。但实际上，“翻译选集”首先是一种“选集”。如不能看到翻译选集与古代原文选集的相通之处，那么由“翻译”带来的特殊之处也无法彰显，对翻译选集的认识也无法深入。三，落点有待深入。目前大多数研究的最终落点，限于中国文学传统在海外选集中如何变异，变异原因为何。如果落点可更进一步，我们如何运用好翻译选集载体，编纂出同等规模的对外选集，也许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更有现实意义。

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尚书》《礼记》开始便和选集联系在一起。选集作品曾在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选家论述亦精辟、丰富。翻译选集是世界步入近代以来，在文学交流中诞生的作品形式。“翻译”加入后，翻译选集变成了交流双方共有的载体形式，翻译选集编纂亦在素材、思维方式上呈现特殊性。海外汉学界“引进来”，得益于英语语言优势，已产生丰富、宏大的选集作品；
国内译界“走出去”，应继承古代选学传统，借鉴海外作品有益之处，加强“译选学”研究，用好英译选集载体，塑造中国对外形象。

注释：

① 本文涉及中外人物较多，为更清晰定位人物，笔者竭尽所能标注生卒年月（限文中首次出现）。如未标注，均为“不详”，不再赘述。

② 如果原书封面有汉语书名或原书有汉语版，则沿用原汉语书名。否则，汉语书名为笔者所译。

③ 本括号和下两个括号内汉语标题录自原书，非笔者所译。

④ 本文尽可能列出翻译类著作双语书名。如英语书名未列出，均为“不详”，不再赘述。

⑤ 本文如未列出编者姓名，是原书未标明编者，不再赘述。

⑥ 需专门研究，只作论据服务其他主题的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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