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和安息的骑兵与帝国边疆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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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书缘，李福泉
(1.香港中文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中国香港 999077；
2.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
西汉与安息是大体同时并存于亚洲大陆的两个王朝。汉使抵达安息东界，即两国于公元前119年在历史上的首次官方会面，以及丝绸之路的贯通是汉武帝和梅赫尔达德二世(约公元前124—前87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实际上两大帝国的历史性会面并不是君主偶然间的决定，而是基于君主对彼时国家边疆安全的战略需要，骑兵则在两国维护国家边疆安全的过程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匈奴在西域的扩张引发了由东向西的游牧民族迁徙浪潮，这股浪潮直冲安息帝国东界，而西汉派出张骞希望联合月氏抗击匈奴，以推行汉武帝的边疆战略。因此，本文以西汉由东向西的视角，采用“安息”来称呼帕提亚帝国。当前，学术界要么以兵种建设为视角，分别对西汉与安息的骑兵制度进行专门研究；
或是以中外交通线为视角，分别考察安息帝国东部交通线的开辟和西汉张骞通西域的壮举；
但目前尚无以帝国边疆整合之视角来看待两国交往的研究。本文旨在阐明西汉与安息两大帝国对边疆整合的战略意图，以及骑兵如何塑造了帝国的边疆秩序，最后浅析两大帝国骑兵对边疆秩序塑造的不同之处及其深层原因。
西汉新立，匈奴就凭借其骑兵对西汉保持着巨大的战略优势，高祖刘邦曾在白登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七日。西汉的后继君主不得不采取和亲、互市等方式对匈奴妥协以换取和平。因无法在野战中抗衡匈奴骑兵，西汉在边疆战略上长期处于守势，集重兵于长城以内，汉长城因而成为了汉匈分界线，“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
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1)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580页。来自匈奴的威胁迫使西汉积极建立与之抗衡的战略兵种和寻求战略盟友。这一时期，骑兵已渐渐取代车兵成为战争的主力，受匈奴所迫而西迁的月氏遂成为西汉心中的理想盟友。因此，西汉必须建立庞大的骑兵来完成边疆整合的战略目标——西辟西域，北击匈奴。
“安息”一词，首现于《史记·大宛列传》，即西方语境中的帕提亚帝国，伊朗人将安息—帕提亚视为波斯历史的一部分，称之为“阿什康尼”王朝(Arsacid)。安息在向西拓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攻灭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游牧人群的威胁。在边疆战略上，安息帝国必须率先巩固东界，解除塞人、吐火罗人的严重威胁，恢复塞琉古王朝时期从美索不达米亚通往河中地区的交通线和贸易网络，然后继续西进，最终在安纳托利亚的卡莱与东进的罗马交锋。
从帝国的短期利益来看，骑兵部队目的是为了实现边疆战略——解除匈奴对西汉，游牧人群和罗马人对安息帝国的威胁。从长远利益考量，帝国边疆秩序的整合联通了帕米尔高原的交通线——丝绸之路，促成两大帝国的文化交流。从整体视角出发，面对匈奴人、游牧人群和罗马人，边疆整合成为两大帝国的共同议题，而帝国对边疆安全的战略需求使得两国加深了历史联系。以骑兵为武力支撑的边疆战略收获了一定时间内的和平，两大帝国各具特色的骑兵在边疆整合的军事过程中均扮演着主要角色。帝国边疆整合的战略“必然”共同促成了丝绸之路贯通的历史“偶然”。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马匹稀少，刘邦贵为天子都无法用四种颜色的马匹来拉车，将相只能坐牛车，而在白登山围困刘邦的四十万匈奴骑兵“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2)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6561页。艰难的局面使得西汉自高祖起历代帝王将骑兵成军视为重要战略目标，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以举国之力保障其建设。
西汉骑兵称作“骑士”，具有十分明显的地缘特征——骑士大多出身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六郡为主要的军马产地之一，设有主管军马的六牧师苑令，且六郡民风彪悍近戎狄，临近军马场，军士骑射技术与武艺有一定基础，故此六郡成为汉军骑兵重要的兵源地，卫青、霍去病、李广等皆出身于此及相邻地区。
根据李开元先生的考察，刘邦发布“高帝五年诏”时，西汉军队数量为60万，汉军骑兵总数也不超过3万人，(3)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3页。而匈奴“尽为甲骑”，“控弦之士三十万”。汉文帝时，“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之精兵，军于广武勒车骑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印”。(4)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第1913—1914页。汉武帝时，汉军骑兵已经成为对匈奴作战的主力，能够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不落下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
(5)班固：《汉书·武帝刘彻本纪》，第69页。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
(6)班固：《汉书·武帝刘彻本纪》，第71页。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勒兵十八万骑，旌旗经千余里，威震匈奴”。(7)班固：《汉书·武帝刘彻本纪》，第75页。经历数代帝王发展，汉军骑兵已形成规模庞大的机动兵团，可连年征发十余万骑兵征讨匈奴，并且具备较强的骑兵兵源、战备给养补充能力。
(一)骑兵战斗力的形成：举国体制与军事战术
冶铁业官营保障了冶铁技术和兵器技术的运用革新，使得汉军甲胄、兵器均领先于匈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8)班固：《汉书·陈汤传》，第1455页。设置考工令和武库形成了国家层面生产线，保障了兵器装备的质量；
设置河西四郡，严控军马产地，推行马复令，设立以太仆为首的国家马政组织，提升民间养马的积极性，制度性地丰富了军马来源，保障了军马供应；
积极引进优质马种，改善了军马的整体战斗力。在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中，汉军调动了包含粟马10万、“私负从马”4万匹的庞大后勤部队提供保障，此战汉军军马的损失也十分巨大，“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6680页。
晁错的军政思想对西汉骑兵的建设有着重要影响，汉文帝采纳了晁错“马复令”的建议，任用匈奴降将赵破奴“以夷制夷”，“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10)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7305页。卫青、李广等汉将运用车兵、骑兵联合作战。汉军吸纳归化的游牧骑兵形成属国骑兵，“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11)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6670页。并设置都尉、丞等汉制职官，统兵权仍归其部族将领，作为对匈奴战争的军事补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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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以举国体制为保障，基于兵源、军马、甲兵的数量质量优势，结合以先进的战略战术，经历高祖到文帝、景帝的建设和积累，最终在汉武帝时期，骑兵成为了一支装备精良、补给充足、战术多样的精良部队。因此汉军骑兵能够在大规模运动战中歼灭匈奴骑兵，扭转了此前以步兵防御为主的西汉边疆颓势，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名将卫青、霍去病凭借强大的汉军骑兵主动出击匈奴，将前线由长城向北推进到匈奴腹地和西域，掌握了汉匈战争主动权。
(二)西汉骑兵军制的设置
汉军骑兵已然有较为明确的司职划分。1965年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骑兵俑分为甲骑和轻骑两种：从俑的形制看，甲骑即重骑兵，骑士和马匹比较高大，多数披甲、执戟；
轻骑的骑士和马匹都较矮小，不着甲，执弓弩。(12)参见白建钢：《西汉步、骑兵兵种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82页。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中的骑兵俑分轻装、重装两种：轻装骑兵上身穿翻领深衣，外罩襦，马腹刻“飞骑”二字；
重骑兵外罩短甲，背负箭箙。(13)参见王关成：《秦陵石马甲与秦汉骑兵装具研究》，《秦文化论丛》第十三辑，2006年，第411页。西汉时期的“重骑兵”只着护身甲，应为“轻型重骑兵”，不似南北朝时期人马俱披甲的重型重骑兵。因此，相关典籍中的“轻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不着甲的轻骑兵，应是指快速突击、轻装简行的骑兵部队。晁错《言兵事疏》提到“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其中“突骑”应为轻型重骑兵，因为只有在平原地带重骑兵才能够展开队形，发挥其冲击力的最大功效。披甲持戟的重骑兵利用冲击力进行冲锋肉搏，无甲持弓弩的轻骑兵利用高机动性突击袭扰，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14)班固：《汉书·娄敬传》，第992页。汉军轻骑善于利用机动性进行长途奔袭，深入敌人后方防线进行渗透、破坏、奇袭等，战术多变，广有战果，“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15)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6649页。
汉武帝时设置了“八校尉”，其中屯骑校尉专门负责战马与骑兵的训练，另三校尉主管各地的异族骑兵：越骑校尉，主管三越地区的越人骑兵；
长水校尉，主管长水、宣曲的胡人骑兵；
胡骑校尉，主管池阳的匈奴骑兵。同时，还设置了由六郡良家子和战死者遗孤组成的羽林、期门等中央骑兵部队。(16)参见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史学集刊》1983年第2期，第25页。汉军采用“部曲制”，“曲”为次一级军事建制，由“骑千人”或者军侯统领。汉军中央骑兵的“部”下辖两个“曲”，每“曲”为400人左右；
“曲”以下为“骑五百”，辖200人左右；
“骑五百”以下为“骑卒长”，辖100人左右；
再以下分别为骑士吏、骑什长、骑长，分别统辖50人、10人、5人。(17)参见邓飞龙：《两汉骑兵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7年，第22页。四大骑兵校尉等职官的设置，为汉军骑兵提供了兵源、军马、训练等方面的保障。对异族骑兵的专门化管理既强化了西汉帝国对游牧骑兵的统一调度，也有助于汉骑兵向精于骑射的游牧骑兵学习技艺。羽林、期门等骑兵部队的设置，保障了中央骑兵部队的建设和对骑兵军官的培养。可见，汉军建立了完备的骑兵培养和后勤保障制度，是一支体系化、成熟化的军队。在汉军骑兵长期对匈奴保持战略优势并赢得多场重要战役后，“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廷”。(18)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6605页。
(三)西汉骑兵与西域边疆的整合
毫无疑问，汉军骑兵是抗击匈奴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扭转了西汉与匈奴的战略态势，张骞通西域则是与之配合的政治手段。在联月氏击匈奴的计划失败后，西汉主动进入欧亚内陆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削弱匈奴的势力。匈奴对西汉的西域战略也作出了回应，“单于……，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1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6616页。一面在草原应对汉军骑兵，一面与西汉争夺西域。起初，匈奴在西域对西汉保持着战略优势。地缘上，西域近匈奴而远西汉；
军事上，匈奴两次大破月氏，所以“匈奴使持一单于信，则国国传送食”，(20)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7312页。而西汉使者则必须耗费财物才能得到物资供应。随着西汉政府逐渐加深对西域的控制，匈奴因乌孙倒向西汉准备对其进行征讨，乌孙“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2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7301页。并以千匹马聘汉女，西汉也因此设立酒泉郡以通西北诸国。一些西域小国在匈奴支持下对抗西汉，汉使者屡被楼兰、姑师以及匈奴劫杀，因此西汉“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22)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7305页。对西域进行征讨，此次出征使西汉的据点由酒泉扩展到玉门。汉匈战争中匈奴逐渐失去战略优势，便攻击乌孙，希望得到乌孙的汉公主来缓和汉匈关系，而汉公主上书西汉求援。到汉宣帝继位，乌孙首领昆弥再次上书：“连为匈奴所侵，昆弥愿发国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尽力击匈奴”，西汉出兵“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与乌孙合兵，“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23)班固：《汉书·匈奴列传》，第1885页。共击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继位第二年，西域各国合兵攻击匈奴，取车师国，西汉趁机在车师各地屯田巩固势力。
西汉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后在西域取得稳固的控制权。西汉对西域的“控制”是象征性的，而非“征服”。西汉帝国的经济是一种农耕内循环模式，其官方出口丝绸的大规模贸易实际上非常罕见，西部边疆并非所谓的倾销市场或者原料产地。西汉上层社会的兴趣在于作为奢侈品的玉石和作为战略物资的乌孙马、大宛马。西域也非殖民地，这些偏远绿洲小国实际上并没有榨取税收和劳动力的价值。在西域服从控制的前提下，西汉的西域政策相对温和，汉军重在维护西域安宁与远距离交通线的秩序，因此张骞使团对各国都进行了馈赠。西汉希望建立一个听其号令的西部边疆，服从其对匈奴的战略。当然，联合月氏的理想计划并没有实现，但西汉帝国凭借可在野战中击败匈奴的汉军骑兵和稳固的西域政策在西域建立起了坚实有效的边疆秩序。
安息帝国发端于伊朗高原的半游牧部落——达赫族，这一部族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甚至王朝以前，就与其他雅利安部族一起袭击阿姆河沿岸的各城市。这些部落之间存在着贸易、联姻、联盟等关系，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处于游牧世界边界与阿姆河沿岸城市的这些部族也会与城市一起应对来自东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安息人的生活与马匹不可分割，正如希腊文学兼历史学家阿波罗杜尔(Apollodore)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全部的生活都在马上，如战斗、宴饮、交易和友人聚会等”。(24)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张鸿年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4页。安息人离不开战马与兵器，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此间种种历史因素，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安息帝国的边疆策略。
(一)安息骑兵的游牧传统
与中央政权强大而有控制力的西汉不同，安息帝国带有明显的游牧化特点——中央政权松散，地方势力林立，包含了众多贵族领地、行省、独立小王国等。安息帝国的七大贵族，如雷伊的梅赫兰家族、内哈温德的卡兰家族、古尔冈的埃斯帕赫巴德家族等，都辖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并拥有统治权，只服从于君主。因此在早期伊斯兰史学家的叙述中，安息君主被称为“muluk al-tawa"if”，意为“各部落和群体的统治者”。安息帝国的行省制继承自塞琉古王朝，总督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只需要向君主缴纳贡赋和履行战时军事义务。依附于安息帝国的小王国，如米底亚、埃兰、阿塞拜疆等，同行省一样，只需要履行相似的义务即可。除此之外，还有希腊化自治城镇，安息帝国的君主们也会自称“爱希腊者”，并将此头衔印在钱币上，以此来换取境内希腊化民众的支持，因此战时这些城镇也会组织步兵参战。
(二)游牧人来犯与安息东界的边疆危机
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74年致汉文帝刘恒书中说：“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乌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26)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6567页。月氏人因匈奴入侵被迫迁徙到准噶尔盆地，后老上单于再击月氏，月氏因此分为了大月氏和小月氏，大月氏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匈奴对月氏的攻击引发了欧亚内陆游牧民族的连锁反应——“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27)班固：《汉书·张骞传》，，第1276页。塞人即塞迦人，起源于伊朗高原的斯基泰部落。原居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因大月氏的到来不得不继续西迁。向西进发的塞人和大月氏人先后入侵“大夏国”，约于公元前125年前后灭亡了吐火罗人建立的政权。月氏人的西迁引发了塞人和吐火罗人的迁移，这些游牧部落切断了由西方经巴克特里亚的商路，游牧部落的迁移浪潮从西域抵达安息帝国东界。
有学者认为，“吐火罗人扫荡了巴克特里亚，并把势力延伸到了帕尔维苏，在伊朗边缘地带栖息”。(28)参见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第279页。塞人势力深入到了底格里斯河流域和亚美尼亚，甚至在锡斯坦建立了新政权。游牧人引发了安息帝国严重的边患，法尔哈德二世死于与塞人的战斗(公元前128年)，他的叔叔阿尔德旺二世(Ardawān)也死于与吐火罗人的战斗(公元前124年)。在此二位君主之前，安息第六位君主梅赫尔达德一世曾进行过东征，与巴克特里亚王国、塞人交锋。“梅赫尔达德二世的统治是以与东西方威胁帕提亚王朝的势力的斗争开始的”，(29)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第280页。他作为安息第九位君主继承了梅赫尔达德一世的事业，东征巩固帝国东界，随后西进平定西方诸省。
历史上有关安息帝国东征的记载较少，我们难以窥探安息骑兵与游牧人作战的详情。梅赫尔达德二世对东部归顺的游牧部落十分宽容，安息人将这些游牧部落从安息本土迁移到阿拉霍希亚的哈蒙(Hamum)湖以及德兰吉安那(锡斯坦)附近，这些部落由此形成了深受安息帝国影响的酋长小国。此后，安息帝国东部边疆的安全得到极大巩固。安息帝国东征后已将东部边界推进到河中地区，“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30)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7284页。“按照一位打通商路来到他的宫廷谈判的中国使节所述，梅赫尔达德二世执政八年后，他的疆域已经拓展到了阿姆河和咸海”，(31)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第281页。“甚至包括了今西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在内”。(32)哈尔马塔：《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徐文堪、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96页。在西部，梅赫尔达德二世在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都取得了胜利，开启了安息与罗马的接触。
(三)安息骑兵与西部边疆危机的平定
在安息君主欧罗德执政前，罗马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已占据巨大优势，东进的势头正盛，克拉苏身为叙利亚总督，急需在罗马“前三头”的争霸中建立功勋。公元前55年，欧罗德上台还不足一年时，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远征安息。(33)参见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 III,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375.在对克拉苏和平劝说失败后，安息派出以苏雷纳(Surena)为统帅的骑兵部队迎战克拉苏。据普鲁塔克记述，此战安息派出近五万骑兵，而作为军事贵族的苏雷纳家族就派出高达一万人的部队。(34)参见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 III, p.379.
苏雷纳采取游牧部落惯用战术，在幼发拉底河附近地区制造了安息人因畏惧罗马大军纷纷逃跑的假象，此举成功迷惑了克拉苏。(35)参见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 III, p.375.然后，苏雷纳收买庞贝经略西亚时的盟友阿拉伯酋长阿布珈鲁斯(Abgarus)，利用他诱使克拉苏的军队离开幼发拉底河进入绵延的沙漠，以此削弱罗马人的补给和体力，以逸待劳静候其到达卡莱。在苏雷纳与克拉苏的卡莱之战中，安息重骑兵突破了罗马方阵，给罗马军队造成了混乱，为安息弓骑兵包围罗马人创造了条件。安息重骑兵与西汉轻型重骑兵不同，其骑士与战马都着铁甲，防护能力较好，并且带有打磨光滑的铁头盔，在阳光下可以使敌人眩目，“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帕提亚士兵的头盔和胸甲像火一样燃烧着，他们的马吉安尼亚钢铁闪闪发光，他们的马装备着青铜和钢铁的铠甲”。(36)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 III, p.387.安息重骑兵的战马是来自米底的波斯尼撒马，这些军马兼顾了耐力与速度，能很好地承担突击的任务。不同于只装备了重型长矛的安息重骑兵，弓骑兵除了复合弓外，还装备了一定的近战武器，如战斧、狼牙棒等。(37)参见冀开运、赵雪：《简论伊朗帕提亚帝国骑兵制度的形成及特点》，《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64页。安息弓骑兵不着甲，只着游牧部落式的长袍，主要依靠高机动性进行作战。他们的骑射技艺十分高超，在没有马鞍的时代，安息弓骑兵常在诱敌追击后，在疾驰的马背上反身向敌人射击，这一骑射技术被称为“安息回马射”。在卡莱战役中，安息骑兵展现了紧密的配合、娴熟的战技与成熟的骑兵战术，重骑兵突破了罗马方阵后退到弓骑兵后，弓骑兵凭借机动性和骑射技术杀伤被围的罗马人，而重骑兵则在包围网外侧，随时准备应对罗马人的突击。安息帝国的骑兵战术对仍以步兵为主的罗马人十分有效，罗马步兵的机动性无法与安息骑兵相比，庞大而笨重的步兵方阵无法在平原上战胜机动灵活的弓骑兵部队，一旦与主力分开，步兵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因此卡莱战役中，克拉苏身首异处也在情理之中。
安东尼东征安息时，他的军队达到了10万人：16个军团共计6万名罗马士兵，1万伊比利亚和凯尔特骑兵，3万东方盟国提供的骑兵和轻装兵。(38)参见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 IX, p.221.安息帝国则派出5万骑兵迎战。(39)参见Farrokh Kaveh, Shadows in the Desert: Ancient Persia at War,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7, p.144.罗马对米底王国首都普拉斯帕城的围城战开始后，运送攻城器械的罗马辎重部队就遭到安息骑兵的歼灭，缺乏攻城器械的围城战又遭到安息骑兵的袭扰，进攻连续失利，安东尼不得不领兵返回亚美尼亚。回撤的路上，安东尼遭到安息骑兵的围追堵截，只有依靠密集防守才能抵挡安息弓骑兵的箭雨，损失十分惨重。从普拉斯帕城到亚美尼亚，安东尼的军队走了27天，沿途损失共计2万步兵和4千骑兵。(40)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 IX,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53.尽管击退了安息帝国18次军事进攻，但缺乏骑兵的罗马人根本无法对安息人有效还击。
安息骑兵在与罗马人的两次战争中都展现出了极大的战略优势，大规模骑兵部队在面对以步兵为主的敌人时，其机动性、冲击力都能有效地压制步兵部队，而步兵部队除了结阵坚守外，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安息骑兵战术简单有效，缺点也十分明显——安息弓骑兵在作战时需要大量的弓箭补给，否则无法连续作战。卡莱战役中，苏雷纳调集了1千头骆驼运输弓箭以便补给，但苏雷纳战后即被处死，骆驼运输弓箭的战术后来便无人使用。缺少了弓箭的补给，安息弓骑兵作战的持久力有所下降，其轻重骑兵配合包围敌人的战术也缺乏连续性，骑兵仅凭借机动性在罗马人行军时不断袭扰，难以重现卡莱之战围困克拉苏大军的战术。另外，安息骑兵难以有效应对罗马步兵的密集防守，轻骑兵的弓箭无法击溃罗马军队盾牌组成的防线，重骑兵也难以将其冲垮。安东尼在撤回亚美尼亚的过程中数次摆出守阵，前期安息骑兵下马步战试图突破，但遭到罗马步兵的反击而损失惨重。骑兵的围困战术缺乏持久力，下马步战又难敌罗马的精锐重步兵，因此安息帝国只有一路袭扰罗马人，使其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撤退至亚美尼亚。
安息帝国接连击败来犯的罗马人，先杀克拉苏，再败安东尼，对罗马上层社会权力更替的影响很大，同时也为安息换来西部边疆较长时间的和平，横跨欧亚的长距离贸易随着帝国边疆秩序的稳定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东方的丝绸、棉织品和优质铁通过安息的巴比伦、阿克巴丹被运往罗马，安息的苜蓿、葡萄、石榴等被张骞带回汉朝。已经建立起边疆秩序的安息也有成为西汉与罗马贸易中间人的意图，因此，甘英在巴比伦探寻前往罗马的海上通道被告知海路艰难，也就很好理解了。
在安息帝国大败安东尼的公元前36年，汉元帝诛杀郅支单于，大败北匈奴，结束了持续百年的汉匈之战。两大帝国的西进东征，在欧亚内陆重新建立起稳定的秩序，安息帝国恢复了塞琉古王朝的遗产：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的交通线，西汉帝国取得了长安—阳关—葱岭的交通线。张骞副使抵达安息帝国东部时，“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并且“待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之广大”，(4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7309页。丝绸之路就此贯通。
(一)骑兵在边境交往、边疆整合中扮演的角色
帝国间的战争也是边境交往的一部分。汉军骑兵在与匈奴的交战中不断学习其“长技”，包括引进并改良马种、吸纳游牧人骑兵及其作战技艺等，逐渐缩小汉军骑兵与匈奴骑兵的“先天”差距。同样，安息帝国军队也逐渐学习罗马军队攻坚战、围城战的战术和方法，安息建造攻城器械和防御工事的技术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而罗马人也逐渐学习安息的骑兵战术与技术，建立了骑兵部队“帕提亚军团”。
骑兵在西汉与安息帝国实施边疆战略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强大的骑兵部队帮助两大帝国成功抵御外敌，维护了帝国的战略安全。其次，骑兵有力地帮助帝国整合了边疆秩序，推动欧亚内陆秩序的重建，是帕米尔高原东西交通线贯通的重要推手。丝绸之路的贯通，是西汉帝国与安息帝国不谋而合地完成其战略目标的结果。秩序是贸易的保障，强大的军事实力是稳定秩序的坚实后盾。善战又数量众多的骑兵，是这一时期是两帝国军力的直观体现，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长途贸易的有力保障。最后，西汉帝国与安息帝国有着相似的边疆秩序整合模式。西汉帝国虽然在西域取得了实际的控制权，但并未强制同化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同样，安息帝国将东部边疆的游牧部落迁徙到内地，让其成为安息松散政权的地方组成部分。两国都是出于对边疆安全的考量，并未强制“消化”西域和游牧部落，以保证地方自主性换取中央控制权，实际上节省了国家治理成本。
(二)不同国家形态对骑兵的塑造
西汉与安息截然不同的骑兵制度折射出不同的国家形态。在骑射技术、马种、骑兵规模都逊于匈奴的情况下，大一统王朝的西汉建立了完善的军事制度保障中央权力对骑兵部队的控制，并在后勤、装备、马匹、兵源上以举国体制作支撑，对于骑兵兵种的建设有着严格的制度化选拔流程和成军模式。以制度为保障不断学习匈奴骑兵的技术特长，提升汉军骑兵战斗力，加上对西域的控制，最终获得了百年汉匈战争的胜利。发端于游牧部落的安息是一个松散的“帝国”，安息帝国及其骑兵部队具有十分鲜明的游牧化特点，没有常备军制度，也缺乏像西汉那样中央对地方和军队的直接控制，君主和贵族分别享有对不同层级军队的控制权。安息骑兵没有西汉体系化的骑兵制度，主要依靠游牧骑兵的先天优势，即马匹耐力与速度、骑兵骑射技术和灵活战术与罗马军队作战。
西汉和安息国家形态、骑兵制度的不同，与国家财政和边疆政策有密切关系。维持对西域的控制，扫平匈奴，是西汉建构帝国边疆秩序的首要目的。财政上，汉武帝强化了财政层面的中央集权，在确保农业赋税的同时，将纳税群体转向工商业者，收取富商大贾高额财产税，保障了国家财政对骑兵建设上的资金来源；
军事上，西汉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多与小国脱离汉廷控制有关，而非彻底的“征服”；
政治上，西汉在西域进行馈赠、和亲，而西域诸国则向西汉派遣人质。西汉希望掌控西域的“控制权”，而非将西域变为可供掠夺的财赋、兵源之地。发端于游牧部落的安息，“边疆”概念其实并不十分明显，对外战争是游牧部落扩充领土、兵源、财政的重要手段。另外，弱中央强地方的政权架构使得安息无法强力控制各级贵族、游牧部落、希腊化民众。同时，利用战争也是地方势力迅速扩充实力的手段，“特别是在帕提亚王朝势力扩张的时期，大家族数目更多，有资料表明，参加战斗的贵族多达400多户”。(42)参见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第290页。在梅赫尔达德二世东征西讨重新整合安息帝国前，战争是安息帝国前进的重要内驱力之一。安息与罗马的两次战争结束后，双方的疆界趋于稳定，外向性的军事扩张与掠夺财源的模式也趋于停滞，社会经济根基在于农业和畜牧业，内向扩张的安息众多贵族与帝国君主的矛盾逐渐凸显。西汉、安息强大的骑兵重新整合了帝国边疆，但深层的国家财政和边疆政策影响着帝国的未来，也使得两大帝国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