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寒云想象”

秦燕春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100029)

张伯驹(1898-1982,号丛碧主人、冻云楼主)存世数量不菲的诗词作品中,《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是较为特殊的一组。该组诗为呼应刘成禺(1876-1952)之有《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因约而作,却饱含个人的淑世之慨,大段是为“兴亡阅尽垂垂老,我亦新华梦里人”(一〇三)的切身感。由名知义,袁氏父子尤其与张交游甚厚的袁克文(1890-1931,号寒云主人),定然是百首组诗中的要角。本文要处理的是《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所凸显的“袁氏父子想象”与相关史实的钩沉。此不仅见出张伯驹本人性情的折射与理想的定位,亦将凸显为历史的想象与历史的书写之间的映带关系。因篇幅要求所限,本文首先解决与张伯驹关系最密的“寒云想象”。又因张伯驹去世前最后愿望即是“写一本袁世凯的书,可惜最终未能如愿”[1]。此组试笔,某种程度亦算是对张伯驹先生未竟之愿略做管窥。

尽管《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张伯驹本人特意声明了他与袁克文作为“近代四公子”名录中铁打不动的要角身份,所谓“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2]210；
而且袁、张二人也往往被后世视为共享了一些基要因素,如同样生于富贵长于安乐、具备追求任情任性生活的天赋天资、精通音律热衷戏曲、喜爱金石文物、钟情字画书法、擅长集联填词……某种程度上,张伯驹甚至可算是这位年长自己8岁的表兄的小迷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坦承自己与寒云“交独厚”,并且“写其事多谀词”。可见,连张伯驹本人都觉得他在组诗中对寒云的描述有过誉成分[2]171。但何以有此?正值得后世深究。

《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直写寒云主要有如下几处:事有涉及一带而过的如一六“南奔得脱陈王罪”[2]177,一八“皇子亲来上寿卮”[2]178,四三“邺台只有陈思俊”[2]189,九一“洛神即让陈王赋”[2]209,九四“公子齐名海上闻”[2]210。浓墨重彩特加表彰的,则有四七、五九、八二、八三、八四、八五、九三、一〇一、一〇二等将近10首。八二、八五内容较为特殊,下节再录。其他几首,具体内容如下:

四七:

抗节书生已可钦,陈王义更感人深。

五元一命兰亭本,早见琼楼玉宇心[2]190。

五九:

慷慨淋漓唱八阳,悲歌权当哭先皇。

眼前多少忘恩事,说法惟应演刺汤[2]195。

八三:

季子藏书富一时,风流儒雅亦相知。

海南红豆多情种,不负陈王题画诗[2]206。

八四:

一廛百宋孰能俦,充栋何须汗九牛。

记是观书钤小像,清癯玉骨不胜秋[2]206。

九三:

琵琶声歇郁轮袍,酒意诗情兴尚豪。

门外雪花飞似掌,胭脂醉对快挥毫[2]209。

一〇一:

悲歌对酒各天涯,涕泪新亭日又斜。

却恨故人成宿草,不曾沽上吊梅花[2]212。

一〇二:

诗钟分咏作招魂,一痛车荫忍更论。

洹上词余蛇尾集,褒城家住马头村[2]213。

就《续洪宪纪事诗补注》103首的体量而言,这一占比,不可谓不丰富、不隆重。于中,勾勒出的又是一个何等的寒云呢?

他是才高八斗又命运多蹇的陈思王(曹植),慷慨仗义,救人于危难;又热衷收藏、眼界极高,一掷千金,快意恩仇;同时又擅长戏剧、工诗能书,出入青楼、潇洒无碍。而这一切的背景与悲情、开端与收梢,还是不如满目兴亡的末路王孙的英年早逝、无奈凋零,来得最为触目惊心。

毋庸置疑,我们于中看到的,其实大抵就是一个“张伯驹”前身,“寒云想象”成了张伯驹自身的投射乃至生命的方向——但也不是没有调整。

1931年3月22日,不满41周岁的袁克文猝死津门,一时舆论以及友朋对他的盖棺之语,与该组诗中的“寒云想象”,颇有相类之处。例如当时《北洋画报》的简短讣告称其“潇洒风流,驰骋当世,尤工词章书法”[3]245。举丧之际,挽词也多集中在叹息袁克文才情富赡与时运多乖两个方面。例如于右任(1879-1964)的“风流同子建,物化拟庄周”;陈诵洛(1897-1965)的“家国一凄然,谁是魏公子醇酒妇人以死?文章余事耳,亦有李谪仙宝刀骏马之风”;以及被推为最工的梁众异(1882-1946)的名联“穷巷鲁朱家,游侠声名动三府;高门魏无忌,饮醇心事如重泉”[3]251-253。张伯驹自己的挽联则是:“天涯落拓,故国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芳草凄迷,斜阳暗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4]140

因为生平相类、气性相类,张伯驹对袁克文有发自内心的喜爱、怜惜。包括寒云词之能最终得以行世,也端赖袁殁后张伯驹代为油印刊布[4]100。包括“余登台演剧,以冻云楼主名”——他和寒云并称“中州二云”的出处即为此[2]210。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冻云”之号,正是追随“寒云”而来。王伯龙题《丛碧词》仍然要从袁克文依腔起韵,称“洹上起寒云,词坛两俊人”。尤其张在戏曲舞台最初粉墨登场,原是与袁联袂而出。1928年11月始从余叔岩(1890-1943)学戏的张伯驹,次年才得与寒云来往,“己巳(1929)岁始与过从”(《寒云词序》),与袁大抵应该就是因戏结缘。这才有他们次年(1930)冬与溥桐等人在开明戏院票戏,并且同赴风月之场的经历(《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九三)[5]。何况从1927年开始,张伯驹对收藏与写词也开始抱有兴趣,无疑同样促成了他对于这类风雅均很擅长的袁克文的仰慕与追随。

不过,依袁克文对张镇芳的厌恶程度推断(参《辛丙密苑》“张镇芳反复”条),再考虑到双方的年龄差距,乃至寒云的早逝——张伯驹自承“方其盛时未尝见也,己巳(1929)岁始与过从”(《寒云词序》),两年后寒云即过世——袁克文对于小表弟张伯驹,可能远没有张对他这份等价的情热与关爱。目前寒云的传世作品也颇能证实笔者这一揣测。而张对袁的热爱,也就因此必然带上一厢情愿的“想象”的成分,盖其了解并不算多,也未必就深。

笔者多年前在《论近代二公子词》(载《中国文化》杂志2007年春季号)中,曾仔细分梳过袁克文的生命情态、其情感的荒凉荒芜,是否可以与如上那些物议所匹配。如让他得享大名的那句被众口一词“追认”为反对帝制的政治讽喻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感遇》),我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完全别调的版本:“高处难胜醉后寒,琼楼傥许到人间,灯魂酒意不成欢”[4]131。与此类似,对寒云其辞“多谀”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诸多表述,与史实本身,可能均存在不小的差异。下面仅就其中最能体现“谀辞”而失真的两首两用“宓妃留枕”之典的诗作再加分析。

宓妃之典,自然与袁克文被一时舆论视为类似陈思王曹植有关,而这又将关系到袁世凯本人被时人视为如同篡汉兴魏的曹操有关。这一议题另文再表。我们仍是集中笔墨于“寒云想象”,先看组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八五:

宓妃留枕待陈王,公子挥金喜若狂。

杂剧谱成无价宝,千年真见凤随凰[2]206。

该诗所言,实是一则收藏掌故。宋本《鱼玄机诗》几经流转,为寒云以八百金收得。剧作家吴梅(1884-1939)据此谱写了杂剧《无价宝》,但另一位收藏家叶德辉(1864-1927,郋园)却作诗嘲讽,以为“闻到佳人嫁厮养,请君重谱凤随鸦”。张伯驹因此甚为不平,他甚至以为“使玄机而在,必谓寒云为有情郎,当有留枕之意,决不以厮养视之”,所以这一收藏关系不但不是“凤随鸦”,而且还是“凤随凰”。

袁克文是否足称“有情郎”,笔者此前的研究已经有所披露。鱼玄机(844-871)是唐代女诗人,据传生平颇为放浪形骸,是否愿意“留枕”,后人既无能置喙,玄机亦无缘表态,姑妄置之。至于张伯驹另外一次使用宓妃之典,就显得过于荒诞不经，而且很可能会惹出麻烦。这就是组诗八二:

不栉才人久负名,洛神未赋亦多情。

宓妃有枕无留处,惆怅词媛吕碧城[2]206。

吕碧城(1883-1943)何许人也?这几乎是中国近代女性的一个传奇。吕氏不仅出身书香门第(光绪进士、山西学政吕凤歧之女),更是中国最早一批可见记载的报社女性编辑。年方双十即受知袁世凯参与开办北洋女子公学,先任教习后任校长,被称为“北方女学哥伦布”。袁氏当国后则受聘政府咨议,“常出入新华宫”[6]6。即使在洪宪帝制后退出政坛,也能与西商逐利沪上,“颇谙陶朱之术”,拥有“习奢华挥金甚巨”而挥霍不尽的财富。而尤为人称道者,吕碧城还是中国近代以降最出色甚至是最后一位女词人,“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视而笑”[6]1。关于她“美艳非常”的记载与追忆,不仅见诸时人笔端,甚至《观无量寿佛经释论》这类宗教著述的作序者至今都为之津津乐道[7]。和古往今来不少才女类似,吕碧城终身未婚。

就处世风格言,张伯驹不能算过分捕风捉影人。大概由于年纪相差较大,他和袁克文交往本不深厚,和吕碧城本人更似从未谋面,因此,该诗中的揣言,实在并无依据。而这段本事出处,张诗后还有注释,说是曾见吕著词集《晓珠词》,“前有陈沅序,言其与寒云以词相知,有人愿为媒,使成为姻缘;但寒云已婚于刘氏,遂罢”[2]206。

往事既如云烟,仅凭回忆追怀,错误也就难免,张此处持论,与《晓珠词》原序,其实内容相差甚大。

《晓珠词》题词《沁园春》前有长序如下,作者署名“陈完”:

昨与寒云公子夜话,泛及近代词流,公子甚赞旌德吕碧城女士,且言踰日当折柬邀女士与不慧饮集贤楼,留此人天一段韵事,为他人词苑掌故。因以女士自刊《信芳集》见示。不慧寻觅一过,奇情窈思,俊语骚音,不意水脂花气间,及吾世而见此苍雄冷慧之才[8]。

“苍雄冷慧”之评,绝非阿谀奉承,倘若通读吕碧城词作,大抵皆有此感。陈完不仅认为吕碧城彻悟了佛家三昧,“审其聪性,已入华严之玄”,且在这要“讬寒云公子转致”吕氏的《沁园春·为女士词像颂》中,刻意强调的也是吕氏的超逸脱俗:“绝代佳人,蕙语兰心,玲珑太深。是色身菩萨,龙游花外,旧家风调,鹤在桐阴。”因《信芳集》1925年聚珍仿宋本已经转载了陈完该词与序,故该序中言及陈所见《信芳集》版本,当为1918年初版,即由南社同人王钝根校印者。此版前附有吕碧城旅居北京时照相一帧,其人短发制服,一脸书卷气,是吕所有传世照片中最为朴素秀雅者。此应即为陈完所题写那帧照相。由此推断,则陈完该序与词的写作时间,不得早于《信芳集》初版年(1918)。也就是说,吕碧城通过中间人袁克文得见此序此词的时间,最早当在1918年(35岁)之后。

而张伯驹诗注中所提及之《晓珠词》,二卷本最早出版于1932年,该集附收诸家题赠时,仅保留了陈完的《沁园春》、徐沅的《法曲献仙音》词并序,剔除了此前出版《信芳集》时所收入樊增祥、易顺鼎、李经义、吴佩孚等人的题诗或信函。可见,吕碧城对陈完这首作品相当重视。显然,张伯驹记忆中的“陈沅”,正是陈完与徐沅二人姓与名的混淆。

吕碧城初登文坛即得享盛名,行止一向颇为西化,又是容易令世俗社会想入非非的独身女性,早年未免颇遭了一些毁谤,其后立身行事,应该说很具戒心与小心[9]。人到中年(35岁之后),她还能默认陈完此“序”的评价为允恰,不以为不恭,并一再公布刊出,固然其性格有跌宕挥洒一面,体现了她与袁克文间关系友善融洽固非虚言,但也见证了吕与袁并无男女私情萦怀，方能如此行事磊落。

在吕碧城一生最有始终的男性朋友费树蔚(1883-1936)笔下,曾经留下“韬光寺壁有抱存旧作,碧城次韵见示”这样的记载。抱存亦是袁克文号,该步韵之作应即《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云韵》。诗作于1916年秋吕、费等人结伴游杭及浙境诸山期间[6]56-57。袁克文目前传世日记中,也有1926年五月初十吕碧城登门造访之类记载[4]68。交往如此落落大方,显然双方心地均很豁朗。

一个颇受非议的单身女子(当时上海小报针对吕碧城含沙射影不少),和她认为“偎红倚翠的公子哥儿”(吕碧城奚落袁克文语),有了这些风言风语却仍然不回避她和他之间那份亲密,灼然可见吕碧城性格中的俊迈通脱。而犹如“近代四公子”的说法就基本是个民间传说,张伯驹也并不深究一样[10]，显然,他上述诗作对吕碧城的潦草认识,基本也是各种流言的人云亦云、漫不经心。大抵因为刘禺生《洪宪叙事诗本事簿注》中提到了吕氏,张伯驹才顺手来了这一笔,拉扯上他“厚爱”的袁克文。

吕碧城之所以与袁克文较为稔熟,基于她与袁世凯的深厚前缘。刘禺生著《世载堂杂忆》中有“洪宪女臣”一则,曾将当时围绕在袁氏政权周边的女性活动家分为三派:高尚派、运动派、流浪派。排名第一的“高尚派”就是“吕碧城领之”:“其从者多名门能文女子,绝不与时髦女子往还。”[11]213刘著《洪宪叙事诗本事簿注》中对该派也有类似记载:“(吕碧城)学问门第较高,为项城咨议。所领女徒党,别张才女之帜,在风度,不在服装也。”[12]吕碧城兴办北方女学,袁世凯曾是最有力量的襄赞者,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氏通过幕僚知晓其英秀特出,“有友介谒,一见激赏”[6]513。吕氏一直甚得项城好评,被誉为“可作女子模范,常出入袁家”[11]213。因此,1911年清朝逊国、北洋女子公学停办,1912年袁氏当国,吕碧城随即被聘为公府咨议,并不意外。不过,1915年8月洪宪帝制议起,吕碧城就选择了辞职南下,从此脱离政界。职是之故,刘禺生将吕纳入“洪宪女臣”还是有些委屈她:她是总统之官,却非帝制之臣。

至于吕碧城何以选择不婚,个性之外,应该并非完全基于“主动革命”,同样也有命运不济作为原因。据其自陈,当世男子可被青眼的,只有梁启超、汪荣宝、汪精卫三人,却各各缺缘:

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年岁较轻,汪荣宝尚不错,亦已有偶。张啬公(笔者按,即张謇)曾为诸贞壮作伐,贞壮诗才固佳,乃年届不惑,鬓发皆白何!

上述心曲,出自某次沪上叶公绰(1881-1968)家之茶会小叙,吕碧城讥淆袁克文“只许偎红倚翠”的传言亦出此回[6]551。就异性情愫而言,她看不上他。

目前，传世吕碧城诗词文集中,直接与袁氏父子相关的创作不多。吕碧城为人处世尽管不无放诞洒脱,但刻意与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的袁氏父子保持一定距离,很符合她“忧谗畏讥”的处境与天性。

《〈寒庐茗话图〉为袁寒云题》与同题《齐天乐》,大概均作于1913年。此事具体首尾,即郑逸梅《人物品藻录·汪鸥客之寒庐茗话图》中所载逸事:

癸丑(1913)之冬,袁子寒云读书于南海流水音,一时名士纷集,如易哭庵顺鼎、罗瘿公掞东、何鬯威震彝、闵黄山尔昌、步林屋章五、梁众异鸿志、黄秋岳濬,结成吟社,日夕谈诗雅谑其间,几不知人间有扰攘事。当时好事者,称之为“寒庐七子”。

袁克文因此特请两湖师范学院国画教员汪鸥客绘制《寒庐茗话图》,此画一成,“水石清流,七子咸古衣冠,坐立俯仰,各尽其态”[6]18。京城人士慕名来看者络绎不绝。湖南大儒王闿运(1833-1916)也曾应袁克文之邀,为赋诗一首。吕碧城则双管齐下。《〈寒庐茗话图〉为袁寒云题》诗曰:

搴芙擘芷下芳洲,谁控文狸续俊游。

莽莽林峦寄幽躅,滔滔江汉见清流。

丹青倪米开新画,词赋邹枚集胜俦。

冷眼人间空黼绣,寒云深处自夷犹[6]18。

词作《齐天乐》初刊《香艳杂志》(1915年第2期),时名《台城路·为抱存题〈三海吟社图〉》。就吕碧城的水准而言,这诗与词都不算好,带着应景之作的嫌疑,但也都很干净。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该词的重重改笔:例如“重见汉家宫宇”“鹃语煤山”这类明显带着清末民初民族主义倾向的表达,日后全部删除。乃至“风骚漫赋,且料理千秋,奇才休负。廿世风涛,同舟沧海渡”这样的亢扬振发,更变成“低迴吊古,听怨入霓裳,水音能诉。花雨吹寒,题襟催秀句”这样的哀伤悱恻[6]9-10。其中几经改动的,自然是吕碧城的心志情趣与价值判断,以及民国历史的全新定位、青史重估,与袁氏家世的水流花落、夕阳黄昏。

《民国建元,喜赋一律,和寒云由青岛见寄原韵》写作时间更早(约在1912年),与写于1914年的《和抱存流水音修禊十一真韵》,皆有类似场面套话的僵硬痕迹,略显乏味。吕碧城词集中还收有一首《更漏子·题〈浣云吟稿〉》,孤云(潘伯鹰,1905-1966)以为此词“前半自赞文字之精美,后半自写哀感之深”。另有学者则以为“浣云”即寒云。笔者仍然觉得,袁克文尚不值得吕碧城花费如此笔墨。

无论如何,这些均可证明,袁克文与吕碧城之间早就十分相熟。尤其袁世凯生前,他们来往更密切些。即使吕碧城曾经奚落袁克文“偎红依翠”,断言他们彼此欣赏相处愉快还是大致不差的。但也没有刻骨铭心或藕断丝连的地方。就个人情感的深永而言,远比不上吕碧城与恩师严复(1854-1921)和好友费树蔚的关系。

费树蔚(字仲深)其实是袁氏集团一位要角,不仅与袁世凯亲信张一麟(仲仁)并称“吴中二仲”，更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为连襟(同为吴大瀓婿)，有《韦斋诗文集》传世。吕碧城处世待人个性常比较严厉,对费树蔚却相当信任,他们来往长久、关系和谐,曾经一次又一次结伴出游、相处愉快。甚至吕碧城在几次因病虑及生死大计时,都以身后诸事托付费氏。特别是1927年吕碧城游欧期间病倒,有函专致费树蔚,不仅将《欧美游记》、新著诗词等附寄,更函告“胃疾久淹,将付剖割,脱有不幸,则身后之事,宜略经纪,残丛著作,付托为先”。又特别强调“平生诗友,服膺惟君,敬礼定文,匪议人选”[6]522。

因受吕碧城此生命托付,1929年费树蔚果真开始校印其文集。亦以为吕恐将不久人世,费氏感慨中来,在《信芳集序》中,预先“盖棺论定”,一抒胸臆:

予识吕君碧城垂二十年,爱之重之,非徒以其文采票姚也。其人自守洁,见地超于人,忠恕绝去拘阏,而不为涎嫚。世或以偏宕豪奢少之,殊未思君身世难屯,中情激发,非其本色也。抑或妄人轻肆,蛾眉嫉妬,采兰感帨,造作话言,守礼谨严,何须户晓[6]512-513。

用来刻画吕碧城一生行止,“身世难屯,中情激发”八字确是知音,“守礼谨严,何须户晓”一叹当是实情。吕碧城早岁的善缘,天津《大公报》主编英敛之(1867-1926)于此也有同感,《覆某女士书》中亦有几句慨叹颇为中肯:“遭家庭之变故,感身世之飘零,百忧丛集,激而成此。”[6]501日后吴宓(1894-1978)曾试图为《信芳集》作序,居然认为,“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13]。并因此惹得吕碧城大为不快,终其一生都拒绝吴宓的请见——据《吴宓日记》,则吕碧城几次回函措辞还都相当不客气。平心而论,吴宓此断确有不妥。吕碧城一生全部作品可以证明,其情怀悒郁在所难免,但绝非全部,更非囿于两性情执。孤云评《信芳集》谓为“但赏美文,不欲穿凿”[6]91,此言倒是至论。

传世吕碧城诗、词、文集中,直接为袁世凯而作者只有一首。但这关键一首,却写于吕去世前几个月,与追怀方外之师印光法师(1862-1940)、方内之师严复相提并论,而排序后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诗曰:

髫龄曾识九方歅,回首前游黯析津。

纂史何妨存魏武,筑成终见有嬴秦。

黄花晚节留余恨,碧海如今又几尘。

何处归途问神鹤,西风残照下昆岷[14]。

该诗前并有小序:“予早岁受知于项城为办学务有年,时公方开府北洋也。”所忆念者,正为自己昔年闯荡津门得袁襄赞之时。昆岷东来几万里,衣冠云散三千客,吕碧城的感恩与感伤都显而易见。

20世纪初，闯出深闺的吕碧城得以在北方兴办乃至主持女学,时正总督直隶的袁世凯是她最可依傍的力量来源。据《石柱山农行年录》光绪二年条,袁世凯之叔父袁保龄曾与吕氏姊妹之父吕凤歧同朝为官。才华英秀之外,此种缙绅故旧之情,未必不对袁世凯于吕氏姊妹特别优渥有所影响。例如，1907年吕美荪遭遇车祸后袁氏种种照拂,既见得袁世凯行事的细腻周到,亦未能以一般常情度之[15]1。当然，此事亦可从另外的角度获得解释。例如，彼时报章有谓此事导致“津民异常愤恨,恐生事变”(《各国使会议天津电车毙命案》,《华字汇报》1906 年9月6日,第2 版),官方不得不加以特别关照的(1)参见秦方《受伤的身体,复杂的现代性——以1906 年吕美荪电车事故为个案的分析》,《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第154-163页。。

因为张伯驹与袁氏集团的关系大抵基于姻亲,而张镇芳本人又属于实务一派,对于袁氏周边的“精英阶层”,他反而体认不足。这是《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所集内容的明显局限。例如，上文已经提及的“吴中二仲”,均缺席于张伯驹的“洪宪想象”。下面再略作资料补疑。

费树蔚籍隶苏州,出身“吴江望族”,是吕碧城的同龄人,自号韦斋——据张一麐作《费君仲深家传》可知,此取西门豹性急而佩韦自缓之意;又号愿梨——此取特特服膺明代儒者黄梨洲(宗羲)意;又号左癖——此取独独抗心清代名臣左文襄(宗棠)意[15]。偶像排名历历在此,费之自我期许已经明朗,追求德性提升之外,不离“经世致用”之旨。在与吕碧城一向不合的二姊吕美荪笔下,费也很受夸奖:“积学好古。抗爽有燕赵风。文章庄雅,尤善倚声,时人莫能及也。”[6]91

费氏之父费延釐为同治乙丑(1865)进士,亦曾为翰林院编修、督学河南,不久即“盛年引退”[15]。凡此经历种种,均与吕碧城之父颇为相近。同类相求,可以推想,他们的性情投契,或不妨有家族文化的背景因素。

费氏的著名外甥,为南社柱石柳亚子(1887-1958),柳性情激烈冲动,自谓主张“持澈底解决尽去满清旧臣”的革命到底论,因此与这位年长自己仅4岁的舅舅“议论不相中”。费氏赞成折中改良的政治立场也由此可见。

与吕碧城类似,袁氏当国帝制议起后,1915年11月,时任袁政府肃政史费树蔚同样选择辞官南下,归隐江南。大隐隐于商,费树蔚之后曾任“信孚银行”首任董事长,并在家乡广行地方慈善事业,曾为吴江“红十字会”会长。

传统中国士绅,对“出”与“守”均看得重,既然“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乱世往往倾向选择洁身自好,“不受名义,但力持地方秩序”。于是，费树蔚选择了“与同志合设江丰农工银行,以微利贷资于农民,困以纾,实为举国农民银行先声”。他隐遁之后的举措,概括言之,可谓为“恤民艰、存文化、式乡贤”。

费树蔚为吕碧城所撰《信芳集序》后收入《韦斋文钞》。1951年费家儿女将父亲遗稿付梓之时,其家境况应该已经颇为艰难,尤其表现在经济上。战乱(费谢世于1935年)与时艰,对此昔日名门巨家的打击不言而喻。《费韦斋集》样貌的寒酸简陋让人徒徒见证此“生于华庑”之吴江望族当下的风流不再。然而,毅然依然挣扎着“以永手泽”而不辱先辈的近乎绝望的菲薄努力,同样见证的是传统中国文章经国的意义与尊贵,即使这嗣响即将成为绝响。

尽管样貌寒酸简陋,为《韦斋文钞》题字的乃是顾廷龙(1904-1998),作序的则是钱基博(1887-1957),皆为江南文章俊彦。

费树蔚尝著诗《元夕寄袁云台》。云台即克定,袁世凯长子,费之“一担挑”。其诗曰:

北平龙虎竟难双,酒半怀人气未降。

老去信陵无食客,近来邺下又名邦。

鼓声不废明王梦,笛谱曾传上苑腔。

火树鳌山成一叹,年年花月暗春江[15]。

虽写作时间不明,意思却很显豁,他在劝诫自己这位“连襟”兄台,面对一代哀荣、想想代代兴废,则无妨淡定再淡定。而就张伯驹的记忆看来,袁克定是做到了这一期待的。

至于张一麐(1867-1943),这位袁政府曾经的秘书长、机要局长、教育总长,洪宪帝制议起,同样选择了辞官南下,退隐苏州,以民间之士的身份,共克时艰。他和袁世凯的“老反对派”章太炎相当稔熟。1913年在北京,章太炎未被袁世凯软禁前,就常去找张一麐,“时至余直庐纵谈”,张“劝其讲学以饷后进”,毋宁出于对章之长才所在的判断。至于太炎“几被幽囚”的遭际,在他这类“办事人”看来,也正是因为“言事激切”。到了“项城既没,南北纷争”的民初乱局中,太炎“往来兵间”忙个不停,张一麐也就是淡淡结之以一句“列帅重其名亦不能尽用其说”,“卒在沪著书讲学”似乎才是太炎最恰当的归宿。张一麐与章太炎最后的因缘,则亦与苏州有关:

君于苏城为旧游地,尝买宅侍其巷,以地窄未迁。李君印泉、金君松岑请均在图书馆讲学,吴中俊秀子弟翕然从之,是为国学会之嚆矢。君乃卜筑于锦帆路,自标“章氏国学会”以别于前会。今年春夏之间,粤、桂已有违,君上书当局,得报,意甚厚,且令其门人告余,将谋一晤。适余小极,约以后期。乃未旬日,而君已病革。趋视之,则于两小时前已薨矣。伤哉[16]24-25。

张一麐说,他们“相识四十余年,近岁同住一城,故旧之情久而弥笃”[16]25,并非虚言。《八一三倭寇淞沪后杂诗》之三,就写到他在苏州的两位同为好友的好友章太炎和李根源:

太炎不作石遗亡,犹有城南李小王。李印翁闲居小王山故。

要为乾坤留正气,势歼丑虏扫欃枪[16]13。

这是暮年同称(抗日)“老子军”的三位友好。他们一起见证了旧家士绅、传统学人躬逢世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操守与行持。此当别章专书,本文不再另分笔墨。

考察张伯驹《续洪宪叙事诗补注》中的“寒云想象”以及相关讹误与缺失,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张伯驹对于袁氏家人与民初政权的认识与理解不乏理想成分,也存在明显的偏颇与不足,这种理想影响并形塑了张伯驹的人生经验与方向选择,这些偏颇则提醒我们,有关张伯驹的研究,精细化、深入化、准确化的层面仍需加强。究其实际,作为“文化现象”的张伯驹并非横空出世,他脱胎并超越于清末至民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也缔造并丰富了民初至当代的特殊文化景观。对相应的历史景观的准确精当的还原与朗现,必能强化我们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理解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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