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李昕一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天津 300350)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在新发展阶段，产教融合更是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升级、应对技术变革的重要方式。

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从经济形态上讲，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具有融合性、开放性、智能化等特点，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教育形态上讲，数字经济也给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数字经济为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条件，在数字经济形态下，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有了转型升级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也需要自我调整，主动革新产教融合模式，适配数字经济要求。

作为提升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的关键环节，产教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发挥了指挥棒、显示器的作用，能够以绩效评估的形式倒逼高职院校革新产教融合模式、提高校企合作水平。从这个角度讲，建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其中纳入数字经济相关因素，能够客观反映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的匹配度，反推高职院校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提高职业教育对数字经济形态的适应性。

围绕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当前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一是有关产教融合的模式和机制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从特定案例的具体实践出发，结合资源整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探索政府、企业、行业、学校和学生在产教融合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进而反思现阶段产教融合模式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发展方向。例如，陈年友等人从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出了产教融合的四个“对接”：专业与产业对接、学校与企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1]陈新民等人从资源整合视角出发，认为产教融合即院校通过与产业界的合作，推动不同资源的重组与优化，从而实现双方的共生演进、有机融通及协同创新。[2]缪学梅认为，利益相关者间的协同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动力之一，同时协同也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的关键要素之一。[3]姜泽许以社会系统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参与治理体系的基本概念,从制度体系、组织体系、保障体系、育人体系和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推进策略。[4]对于产教融合的机制，学者们普遍认可其对于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为一种长效机制，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应当探索其在资源整合、协同共享、利益平衡、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具体做法。

二是有关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概括而言，学者们认为产教融合的现状问题主要在于融合度还不够高、融合方式方法还不够多元、与企业行业以及整体经济发展的衔接还不够紧密。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马树超等人认为高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面临着忽视经济建设需要、配套政策与评价体系不足、产教供需的双向对接困难等问题，需要政府、企业、高职院校共同挖掘优质资源。[5]李政认为产教融合仍面临政府与市场失衡、治理模式落后、体系建设不畅、落地措施不实、学术漂移现象的现实障碍。为此，需要建立区域性产教信息沟通平台、发挥中间性组织的协调作用,探索实施各类高等院校与职业学校教师绩效考核新标准。[6]方益权等人认为当前产教融合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增长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自我复制与自我维持”的过程,并未很好地激发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7]学者们通过现状调查、理论梳理等研究方法，总结了现阶段产教融合面临的问题，并通过多种维度探索解决方法，为产教融合在现实层面机制探索和实践创新提供了诸多思路。

三是与产教融合评价相关的研究。有学者专门研究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评价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立“校政行企”四位一体的多元化质量评价机制。[8]还有学者以江苏旅游职业学院为案例，运用基于中心点可能度函数的灰色聚类评估对产教融合进行绩效评价。[9]另有学者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角度阐释大数据思维下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质量评价的“数据治理”内涵与特征。[10]学者们从产教融合的绩效评价出发，结合利益相关者等管理理论，借助各种数据研究方法，提出了产教融合绩效指标的设计思路。在为其他院校提供经验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了产教融合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深度，扩展了研究的广度，也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基础。

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产教融合的理论框架、具体实践、组织形态、现阶段问题及解决机制等多个方面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展开了研究，成果丰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职业本科教育、股份制办学、混合所有制办学等新型办学模式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开辟了产教融合的研究方向。

与此同时，现有研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首先，针对新经济形势下职业院校如何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方式培养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研究较少。在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的共同作用下，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也需要升级换代，培养符合新发展阶段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次，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产教融合如何开展、校企之间如何紧密合作开展，而少有研究关注产教融合的评价机制的。产教融合做得好不好、校企之间合作是否紧密、学校人才是否满足行业需求，做出这些判断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客观、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这个评价机制对于产教融合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只有对现状做出客观评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发展。最后，这个评价机制如何设计和实施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有研究关注到评价机制的构建，但在设计上还需要考虑多重主体、多方互动等因素，实施层面要保证其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基于以上方面，本文着重关注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评价指标的构建，旨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定义数字经济下产教融合的评价指标，即产教融合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应该是什么样态。二是产教融合评价指标如何体现多元互动，即各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三是产教融合评价指标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具备更强的实用性和一定的可借鉴、可推广性。

职业院校之所以要推行产教融合，其重要原因在于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市场、服务产业、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类型。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其育人价值也体现在充分挖掘产业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并将之合理地运用于教育教学过程中，从而培养更多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满足国家产业升级的要求。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下产教融合的评价指标设计也应当充分考虑数字经济的特征、产业升级的背景以及它们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的新要求。

(一)数字经济所蕴含的新特征

首先，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传统经济形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够形成特定的产业领域。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本身尚不具备独立属性，而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融合性，需要和其他经济形态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种融合性既是数字经济的特点，也是数字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特殊功能。一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断融合，推动了新产业和新业态的诞生；
二是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进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三是数字经济加快了不同产业的融合程度，催生了新型生产部门，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11]

其次，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开放性。数字经济的开放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信息的开放。数字经济推动了信息和知识共享，而数据的开放也能够从一定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加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形成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二是平台媒介的开放。数字经济带动了平台经济的发展。在平台经济中，交易各方不仅更为开放平等，还能实现更加有效的沟通和交流，降低交易成本，共享经济成果。三是组织形态的开放。数字经济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也带来了组织形态更为开放，纵向的上传下达变少，横向的分工协同变多。随着越来越多的“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等跨界合作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将有助于推动经济成果的公平共享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最后，数字经济具有较高的智能性。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标志之一就是高度智能化水平。数字经济的基本结构就是由大数据、智能算法、算力平台等三个基本要素所组成的框架，特别是智能算法，是数字经济能够创造价值的根本动力。[12]凭借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传统产业逐渐完成智能化升级，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整合各种要素，用较少的资本、劳动投入换来较高的产出，推动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平台经济的诞生，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也带来了服务业整体的智能化升级。

(二)数字经济对产教融合的新要求

从融合性角度讲，数字经济自身所具有的融合性特征对职业院校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也要树立“融合”的发展思路。在部门设置方面，职业院校也需要配备与企业功能类似、直接面向对接市场需求的部门，或是在现有部门的基础上重新定义部门工作职责，以此提高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效率；
在师资队伍方面，职业院校在继续推进“双师”建设之外，还需要推进师资队伍与先进技术的融合，提高师资队伍对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使教学内容能够匹配数字经济的时代要求；
在经费资源方面，职业院校也需要突出“开门办教育”的发展方向，主动吸纳一些市场主体，特别是一些发展数字经济的市场主体，与职业院校进行资源共享。

从开放性角度讲，数字经济下的产教融合也应当具备开放性。对应数字经济在知识信息、平台媒介、组织形态三个方面的开放性，产教融合也需要在教学内容、实施媒介和实施形式上保证开放性。其中，教学内容上的开放性着重体现在产教融合下的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需要以最新的专业标准和行业标准为引领，既要包括传统理论知识，也要包括行业内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为学生提供自我创新和自我反思的空间。实施媒介上的开放性尤其体现在教学场所的开放性，学习不再只是在校园、在教室进行，还可以是在虚拟仿真实训室，甚至是直接通过校企合作、校地合作的形式，深入到基层社区、生产一线。实施形式上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教学实施方式的创新。数字经济所依托的大数据、云计算前沿技术，给我们教学实施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教育部推出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职业院校可以采取在线教学、线上线下教学混合教学等具体形式，并使用AI、VR等前沿技术，以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具体形式。

从智能性角度讲，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双驱动下，行业、产业、企业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职业教育作为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类型教育，更需要在这场变革中掌握主动权，在教学手段、教学数据、教学管理方面适应智能化的发展要求。其中，教学手段的智能化主要是指引入了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并将实践教学的智能化手段引入日常教学；
产教融合的数据智能化主要是指将学生的入学、在校学习、实习就业，学校的项目管理、经费管理、资产管理、人事管理等多个方面，纳入数据管理系统，形成数字化信息平台；
产教融合的管理智能化体现为学校、企业、学生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同时还体现为将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和市场化思维方式引入学校，加强学校的日常管理水平。

(三)产教融合质量评价的建构原则

产教融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客观反映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方面的成效，同时也能够反映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并能够以绩效测评的形式反推高职院校提高产教融合水平。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对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突出针对性、系统性、有效性，以此提高职业教育对数字经济形态适应能力。

在针对性方面，产教融合质量评价同样需要强调融合性、开放性和智能性，更加有针对性地反映数字经济背景下产教融合绩效。其中，融合性是指评价主体多元化，需要纳入教育管理者、一线教师、数字经济企业管理人员、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开放性是指具体的指标设置，需要超越校园空间限制和课堂教学限制，向校园外的合作企业拓展，向教学外的实践活动拓展。智能性是指在具体的指标设置方面，需要对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应用赋予更大的权重，以体现职业院校对智能技术的适应程度。

在系统性方面，指标评价体系的具体内容要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建立基础性指标、保障性指标、制度性指标，更为全面地体现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实践绩效。其中，基础性指标主要包含部门设置、经费资源、教学场所等，以此反映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资源投入；
保障性指标主要包含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实施方式等，以此反映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人力投入；
制度性指标主要包含教学手段、产教融合数据、产教融合管理等，以此评估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体制机制完善程度。

在有效性方面，指标评价体系需要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其中，定量评价主要面向经费资源、教学场所、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等内容，通过测评高职院校在产教融合方面投入的总体经费数量、生均经费数量、教学场所空间面积、师资队伍数量(特别是双师型队伍比例)、开发课程数量内容，形成定量结果。同时通过测评部门设置、教学实施方式、教学手段、产教融合数据、产教融合管理等内容，形成定性结果。定量和定性结果相结合、相互修正、相互补充，以此保证评价结果的有效性。

根据数字经济的新特征及其对产教融合的新要求，并结合实践工作经验，本文围绕融合性、开放性、智能性三个维度设置产教融合评价体系的具体指标。其中，融合性主要侧重产教融合主体，开放性主要侧重产教融合基础，智能性主要侧重产教融合方式。

(一)“融合性”的指标内容

从主体角度讲，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评价指标内容需要评估以下三个方面是否做到了“融合”(参见表1)。

表1 产教融合的“融合性”指标体系

一是部门设置与市场需求的融合。长期以来，职业院校的部门设置与政府管理部门类似，这固然能带来稳定性和便利性，但是如果想进一步与企业和行业“融合”，传统的职业院校也需要增设一些直接对应市场需求的新部门或机构，或是在现有部门的基础上重新定义部门工作职责。企业中有产品市场、市场开发、市场营销等部门，负责调研市场需求、调研产品好感度，拉近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与之相对应，职业院校也可以增设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功能的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对接本校专业与企业和行业需求，提供教育教学、招生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供二级学院和其他行政部门决策使用。

二是师资队伍与先进技术的融合。“双师”素质是产教融合在师资队伍上面的重要体现，也是评价产教融合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职业院校长期以来强调“双师”比例，也会通过引入企业教师开设讲座、建立大师工作室专门培养学生、加大对本校教师的企业培训力度等方式提高“双师”比例。但是，“双师”比例高，不一定就代表教师掌握了行业前沿和先进技术，就真正具备了“双师”素质。“双师”素质不仅仅体现在“双师”比例，还包括院校教师是否能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人才问题等等。同理，企业技术人员是否真正地充实进了教师队伍，是否具备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是否能够为企业培养未来人才，这些也是产教融合在师资队伍上的重要问题。

三是经费资源与办学实际的融合。从实践层面而言，衡量职业学院产教融合的程度与水平，办学经费的结构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13]如果一个学校的产教融合程度高，那么其办学经费或办学资源结构中来自于企业或者行业投资的比例必然也会高。相反，如果一个学校的办学经费或资源中来自于企业投入较少，那么可能说明这所学院的产教融合仅停留在表面，其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也很难得到企业和行业的认可。

(二)“开放性”的指标内容

同理，从运行基础角度讲，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评价指标内容需要评估以下三个方面是否做到了“开放”(如表2所示)。

表2 产教融合的“开放性”指标体系

一是课程体系的开放，主要评估课程体系的先进性和实用性。一方面是课程内容的评价，职业院校的课程体系应当涵盖传统理论知识，同时也要以最新的专业标准和行业标准为引领，涵盖行业内的新技术和新工艺。除此之外，还需要为学生提供自我创新和自我反思的空间。学生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既能满足学校内考试和社会上职业资格考试的要求，也能走出校园、真正运用到社会工作中。另一方面是课程知识的可运用性评价。这种运用也不仅体现在知识和技能的运用，还包括特定思维的运用，比如创造性的思维方式、问题导向的逻辑方式、自我学习和主动学习的能力、反思和自律的能力等等。产教融合程度高的学校，其培养的人才也应当是适应性强、具有创新思维，同时擅长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的人。

二是教学场所的开放性。数字经济拓展了人们生活的物理空间，而数字经济下的产教融合也颠覆了传统的学习空间。近年来不少职业院校建设了大量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室，模拟企业生产经营场景，为学生学习提供了较为真实的实训场地。同时，一些职业院校也建立了大量的校外实训基地，并采取多种方式，安排学生到企业一线、基层社区参加实践锻炼，将学生置于真实工作环境中，提高学生的工作技能，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评估校内实验实训室建设和维护使用状况、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和维护使用状况、学生前往企业一线学习和实习的频率和质量、学生服务基层社区和生产一线的频率和质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高职院校课程体系的开放性。

三是教学实施方式的开放性。数字经济所依托的大数据、云计算前沿技术，给我们教学实施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教育部也先后出台了各种在线教学、线上线下教学混合教学的指导意见和方案，进一步丰富和规范了教学实施方式。2022年，教育部推出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有力保障了疫情期间的正常教学，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字化素养、提高教学质量、维护教育公平。同时。部分职业院校还引进了AI、VR等前沿技术，充分挖掘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强化劳动教育、课程思政教育。评估线上与线下教学的比例和质量、前沿技术应用情况、劳动教育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教学实施方式的开放性。

(三)“智能性”的指标内容

从融合方式的角度讲，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评价指标内容需要评估以下三个方面是否做到了“智能”(如表3所示)。

表3 产教融合的“智能性”指标体系

第一是教学手段的智能化。目前，不少职业院校引入了智能化的教学手段，例如，借助企业财务共享理念打造学校财务共享中心，利用智能技术打造未来教室和智慧教室，等等。这种技术手段的智能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果，特别是通过增进师生、生生的互动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参与感和沉浸感。产教融合下的教学手段不仅限于理论教学层面的智能化，还应当将实践教学的智能化手段引入日常教学中，向学生展示专业和学科的魅力，提升学生的参与兴趣，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未来从事该领域工作的职业自信和职业荣誉感。

第二是产教融合的数据管理智能化。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全过程培养，即从学生的入学、到学生在校学习知识技能，再到日后的实习就业，都需要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全过程育人。数字化技术允许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学生的精细化管理，将学生在校的成长轨迹进行有效的数据提取和分析，为产教融合在教育、教学、就业质量等方面提供一手资料。二是对学校的全面管理，高职院校从项目管理、经费管理、资产管理、人事管理等多个方面抓取有效数据，评价产教融合的程度和质量，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反推产教融合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第三是产教融合的内控设计智能化。这里主要关注高职院校在服务师生和服务产业方面的智能化水平。一方面，产教融合的智能化水平可以体现为运用数据治理，做好学校、企业、学生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进一步完善学校的监督体系和评价体系，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另一方面，产教融合的智能化水平还体现为将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和市场化思维方式引入学校，加强学校的绩效管理和预算管理水平，树立学校管理者成本控制理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加速学校专业的智能化升级，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十四五”时期，教育部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人才供给水平，满足产业需求侧要求，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十四五”时期的新经济形态，必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研究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及其评价也就具备了重要的时代意义。

尽管高职院校在近年来已经摸索出一条产教融合的实践道路，但是在新发展阶段，既有的产教融合方式还远远不能满足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要求。升级版的中国经济需要升级版的职业教育，升级版的职业教育需要升级版的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仅是现阶段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评价体系的针对性、系统性、有效性，反推产教融合的长远发展，不仅对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和社会认可具有重要意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技能型社会的建设也有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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