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生理念的桐庐县荻浦村人居环境改造策略研究

马羽倩，林鸿

苏州大学，江苏苏州215123

荻蒲村地处江南镇东部，是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下辖村，与富阳场口一溪之隔，拥有得天独厚的人居环境、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2006 年被评为浙江省历史文化村镇，2007 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荻蒲村是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造转型的典范，对于荻蒲村人居环境的探析，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解读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造的理念和策略，对于当代乡村改造新思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人居环境研究概述

1968 年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Constantinos Apostolos Doxiadis）在其所著的《人类聚居学》中第一次提出人居环境这个名词，标志着“人类聚居学科”创立。我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研究后，吴良镛先生受到萨迪亚斯“人类聚居”启发，而后结合我国社会情况著《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他在书中系统地探讨了人居环境科学，至此我国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初步形成[1]。吴良镛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对人居环境的定义是：“人居环境，顾名思义，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它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2]这表明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整体性的科学，它需要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所以环境设计从业者应从整体的角度去看人类聚居科学，而不是只涉其中一隅。

（二）和谐共生理念概述

本文研究的和谐共生理念界定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即自然界,是包括生命和非生命系统两大类的、区别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一直没有确切的定义。自古以来人们约定俗成的一个定论即是人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自然孕育、滋养和启迪人类，两者之间趋向于一种良好的状态。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很早之前，《周易》中就已经提到“有万物然后有男女”[3]，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产生顺序；
《六韬译注》中也记载姜太公曾言“天生四时，地生万物”[4]，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
孟子亦指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5]，已经有了对环境要保护的意识，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人类依附于自然，自然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类必须在理解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一）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的意义

2017 年10 月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一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然而自人居环境理论发展以来，多数学者的研究仅侧重于城市人居环境，作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却非常有限。乡村人居环境因其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而具有其独特性，有别于城市中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乡村人居环境拥有更得天独厚的研究视角，但传统的人居环境研究却一直忽略这一点，认为乡村人居环境的复杂程度远低于城市，不具备较高的研究价值。近年来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多年反哺城市助其发展以换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繁荣，大量人口及资金流入城市，使乡村逐渐式微。事实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社会结构根脉皆在乡村，因此对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不仅是对弱势乡村的扶持，更是当下中国城市对传统习俗及社会秩序缺失的拾遗。尽管国家出台了许多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目前我国作为户籍人口意义上的农民，仍有7.71 亿人之多，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4.60%，且乡村农业及其他经济的发展也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的质量和当今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有直接性关系，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点问题。如今，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重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改造过程中的现存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许多措施以解决乡村问题，如明确乡村环境整治的重点和原则，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着力解决一些短板，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有效工作，让干部留守乡村开展治理工作、积极宣传，有效引导乡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生态村建设，积极注意区域本土化，坚持区域差异化发展原则，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改造，创造乡村宜居环境[6]。然而由于我国乡村整体占地广阔、人口众多，加之改造经验的不足，许多乡村改造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新生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其一，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不到位，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遇到拐点。近年来，许多村庄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发展旅游经济，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大一部分传统文化仍在逐渐消失。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许多古建筑被现代建筑所取代，一些村庄古遗址的保护遇到困难。年轻人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不感兴趣，也没有传统手工艺的继承人。这就要求要统筹安排整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和资源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其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乡村改造刻板印象。不同村庄的不同景观是特定时期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产物。农村聚落的形成伴随着自然气候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村民还将调整他们的生活方式，以适应不同时期的变化。然而，在当前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过程中，一些规划设计忽视了当地传统人居环境意识的客观存在，仅仅刻意地追求复制理想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在乡村生态景观的继承和发展方面也存在不足，没有考虑到当地村民的实际需求、经济效益，出现千村一面的景象[7]。可以说，这违背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中最基本的以人为本理念，将乡村景观与乡村情结割裂开来，使新农村失去了应有的田园风光。它只是在创造城市的复制品，浪费和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生态资源。

（三）共生理念对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的指导作用

总结目前乡村人居环境改造过程中涌现的一系列问题，可见其改造策略和方式只是为了改造而改造，机械化的翻新乡村建筑及乡村景观，没有考虑到人的需求与环境的和谐。千篇一律的乡村改造项目，破坏了传统乡村环境，使乡村传统文化流失、乡村缺乏核心凝聚力、不适应新环境的年长村民生活幸福感下降，种种现状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改造过程中是呈现不良走势的，背离了我国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初衷。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表明，人类必须在理解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我国目前乡村人居环境改造过程中急需实现的，只有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的状态，人居幸福度提升，人与人之间才会出现正向联结与凝聚力[8]。重拾乡村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带动乡村精神，发展乡村经济生产力，以文化达成“共生”。保护乡村本土环境，重视古建筑的维护与翻新，以生态保护达成“共生”。十九大会议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可见和谐共生理念对乡村人居环境改造有指导性作用。本文研究对象浙江省桐庐县荻浦村即通过一系列独特的、因地制宜的改造策略，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转型之路，在保留了当地历史文脉的同时，整合乡村群众力量，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因此，分析提取荻浦村的改造策略，对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现状有借鉴意义。

（一）“生态共生”——古建筑的保护与新生

荻浦村历史悠久，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据有迹可查的资料就可以追溯至南宋时期，因此村中坐落着数量可观的古建筑群体，目前仅省级文保单位就有3 处，分别为申屠氏宗祠、保庆堂、咸和堂，其中以申屠氏宗祠最为出名，因为荻浦村最早即为申屠氏始祖于南宋后发展而成。申屠氏宗祠，又名庆锡堂，明宣德年间建，后经战乱损毁。荻浦村改造转型前期现存建筑是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 年）在原址上进行重修的，见图1。申屠祠是江南镇申屠家族的主祠堂。占地973 m2，建筑面积569 m2，平面呈矩形，有5 个房间和3 个入口，宽19.5 m，深45.28 m。从外观上一眼望去，雕花落罩、木质抱联已经被毁了。现存石柱上几幅石刻楹联的施工工艺，反映了清代桐庐地区的建筑特色，见图2。这里的每一根梁、每一个斗拱都被精心雕刻，包括人物、灵兽、百鸟和回纹等，布局严谨，造型美观，可以说是“雕栏刻栋、逢木必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见图3。

图1 浦村转型前的申屠氏宗祠现存建筑外貌[9]

图2 申屠氏宗祠的石刻楹联[10]

图3 申屠氏宗祠建筑上的精美雕花[11]

显然荻浦村的古建筑还远不止于此，同为省级文保单位的保庆堂（见图4）、咸和堂（见图5）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见证着这座村子古往今来的衰落与兴盛，是乡村百姓宗族文化和民俗生活的缩影。在荻浦村转型前期，由于人口大幅度流失和当地村民保护意识的不足，这些精美的古建筑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许多精美的木质雕花和建筑檐口腐朽凋敝，这也是众多乡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如果不及时对这些古建筑进行保护修缮，终有一日它们将腐败坍塌，毁于一旦，其背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也终会随着废墟而消散。因此，荻浦村作为乡村振兴转型成功的现代化样本，在后续村落的环境改造中，将古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放在了转型道路上的重要位置，在乡村干部领导的宣传和引导下，村民自发捐款捐物，投工出劳，将这些古建筑修缮一新，尽了最大的努力还原了建筑的原貌，在与当地人居环境系统相协调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古建筑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荻浦村当地负责古建维护的小组通过查阅村志、翻阅古籍和走访考证等手段，对当地古建筑的历史变迁及历史风貌进行充分的挖掘了解，探讨其作为文化景观延续至今应有的建筑外观，最后结合村落人居环境整体风格，运用白色纸浆灰粉刷、当地石材修补、近似木质材料替换等方式对建筑的外立面与内部结构进行修复还原（见图6），以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以申屠氏宗祠为例，目前该建筑无论是建筑结构体系还是建筑内部装饰，均得到妥善地保护和修缮（见图7），仍能作为祠堂使用，对当地孝义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荻浦村村民而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些古建筑之中，这些古建筑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心中有着重要地位，可以说这些古建筑承载着荻浦村的历史，在复原村落古建筑的基础上进行环境更新和新建筑的建造，既保留了古村韵味，又增添新村特色，新旧融合共生为后期开发乡村旅游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4 保庆堂[12]

图5 咸和堂[13]

图6 荻浦村古建筑修复流程说明

图7 经村民修缮保护过后的申屠氏宗祠[14]

荻浦村的另一大建筑特点即是当地的牛棚猪舍，中国乡村自古以来就靠着农业和畜牧业繁衍发展，牛棚猪栏这些在如今看来好似已经与时代脱节的农村建筑，在曾经却是无数人赖以生存的财富。这些是乡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农耕文明的见证者，虽然这些建筑大多数是由粗糙的手法就地取材（当地的石头和渣土）垒砌，但大多也有近百年历史，虽不及古建和住宅有更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但也是一种村落的历史文化映射。在传统的乡村人居环境的改造过程中，这类建筑的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多数的样本处理办法即是采用最原始的手段——推翻和铲除，从村落环境中永远抹除，主要原因是这些建筑看似不能为乡村的未来发展带来助力。荻浦村却选择以另一种形式使这些建筑获得了“新生”。荻浦村主管改造进程的项芳农决定对这些“不美观”的建筑进行改造，并利用置入该村产业链中。不拆除原有的牛棚猪栏建筑，保留当地村民的建筑记忆但对其原有功能进行置换，并加以改造装饰，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融进民俗酒吧、茶吧元素，改造为“牛栏咖啡”（见图8）和“猪栏茶吧”（见图9），使其成为具有独特乡村质朴氛围的创意休闲场所。在后续的建筑装饰上也以当地的乡村元素为主，以荻浦村随处可见的芦苇、野花等点缀室内空间，原始而质朴，突出了牛栏原始的风貌，和乡村人居环境相融合的同时也置入了城市现代元素。摈弃传统式农家乐的做法，以原有的牛棚猪舍来承载当今年轻人喜爱的文艺情调，形成特有的“乡土文艺范”，这种改造方式，不仅保留了原有建筑风貌，不破坏村落生态环境，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新奇体验的空间，亦可以吸引外来游客尤其是年轻人“下乡”，看到如今的“新农村”范式，一改固有印象，达到真正的“生态共生”。

图8 荻浦村牛栏咖啡[15]

图9 荻浦村猪栏茶吧内部装饰[15]

（二）“文化共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意识从古至今就扎根于每一个民族之中，根深蒂固无法抹除。荻浦村有优渥的地理环境，四周群山环抱，水乡丰富，山势起伏，是江南一带很大的一个古村。因为村子东面连接着应家溪，古代时溪边有荻草丛生，所以在当时溪水和村名皆称为荻溪。明代之后，村民开始自发地在村子里凿澳、沟，引溪水用以灌溉，且将水系蜿蜒至整个村庄，村名遂改为荻浦村。村子按照“同氏、同族、同宗”的传统聚落格局，村内设立多个复合院落，形成了群体聚集的形式，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宗族的血缘关系，是人文情怀的一种景观再现。由于其优渥的地理环境，荻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和睦的村庄，“引水泽民，耕读传家，和睦族居，终成渔浦芦荻之地，熙攘丰沛之村”。史籍文献曾有记载，荻浦村孝义文化可追溯到千年前，申屠氏最早的祖先名为申屠理，当时入赘到此地，在那时这里还叫范家村，申屠理入赘之后受到了范家的优待，将当时范家的一口井视作母亲井，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饮水思源，孝顺长辈，不忘根本，自此之后，孝义文化就在荻浦生根发芽。此后清乾隆年间，荻浦村又出了位名闻天下的孝子申屠开基，他原本只是荻浦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在他22 岁那年其父亲背上生了疮，几乎夺去性命。他为了替父求医，连夜赶路，不顾自己的安危走了100 多里的山路。当父亲背部坏疽求医拜神无望时，他毅然用嘴吮吸父亲背部脓浆，用舌头舔烂肉，最后他的坏疽逐渐痊愈。他的孝心打动了荻浦村的村民，亦为村民们树立了孝子榜样。在申屠开基去世8 年后，一份由荻浦村所有村民共同撰写的孝子事迹材料被呈报给官府，通过层层上报核查，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这份孝子材料到达了乾隆皇帝手中，注重“以孝治国”的乾隆帝，被申屠开基的孝行所打动，御批：“桐庐县孝子申屠开基，孝义兼全，旌表给银建坊”。赐予荻浦村一座三间四柱五楼式最高规格的孝子牌坊。牌坊建成后，荻浦又被称为孝义村，孝义精神世代相传。然而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历经风雨的冲刷，孝子牌坊年久失修，表面已残破不堪，对于荻浦村的村民而言孝子牌坊的存在就像一个精神的象征，如若倒塌，就如同信仰的坍塌一样，于孝义精神的传承无益，且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孝子牌坊就已经被大规模损坏过一次，于是在荻浦村的改造过程中，荻浦村村委会通过多方走访调研，收集过去资料，根据多方材料推敲孝子牌坊的最初形式，最终成功在旧址基础上还原了孝子牌坊的本来面貌。在重建过程中，尽量选取孝子牌坊的原有破损材料进行修补性还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建筑痕迹，以及牌坊旧址上的字迹，见图10。

图10 经荻浦村村委重建过后的孝子牌坊[16]

在荻浦村后期转型期间，改造人员还将荻浦村的孝子坊故事来源和荻浦村孝义文化，以景观文化墙的方式记录在侧，使往来游客一目了然，更好地将孝义精神为更多人所了解。如今，孝子牌坊被修复得焕然一新，“孝”的精神文化也已经融入荻浦村乡民的血脉之中，成为代代相传的特色荻浦孝文化。孝文化在村民非正式的约束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从而构建起了以文化意识为形态的农村转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荻浦村村民被孝义文化连接在一起，共同改善乡村现有人居环境状态，以便实现荻浦古村的长久发展，将村落文化发扬下去。当然荻浦作为千年古村，除了孝义精神，还在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孕育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如古戏曲文化、古造纸文化和古树文化等，其中古造纸文化更是旧时荻浦百姓的主要产业，若是这些承载着荻浦记忆的多形式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人们遗忘，最终只会致使荻浦失去自己的特色，成为众多转型乡村中的一隅。因此，荻浦在转型之路上重拾该村特色历史文脉，以工艺极为考究且对百姓经济贡献极大的古造纸文化为例，荻浦村对遗留下的古造纸遗址进行维护，对“拌草—腌草—踏草、洗草—捞纸—扦纸—晒纸—理纸—刨纸”等极为复杂的古造纸工艺流程进行详细挖掘、记录和展示，传承特色文化，亦发展当地旅游产业，以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依托，盘活传统资源存量，创造文化产业增量，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乡村振兴过程中仅供移植或替换的模块，更不是一个仅仅矗立在原地的古董化石，而是一个充满永不枯竭的创造能力，具有吸收和代谢功能的活态文化。由此可见，虽然乡村人居环境的改造核心是创造规划更为合理的居住空间，优化整合更为现代的消费结构及发展布局，而文化却是这一切的黏合剂，是实现自我认同的基础。因此，在我国乡村的人居环境改造进程中，乡村特有文化是最不应丧失的。文化意识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激励人们探索一条集约、高效、务实的乡村振兴之路[17]。唯有守护好村落文化，达成乡村“文化共生”才能使乡村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发展，带动当地村民参与到乡村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中来。

（三）“就地城镇化”——乡村与城市的有机共生

“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原有的居住地，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就地城镇化”按当地土地性质的不同而情况也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是不脱离原先生活的大环境而进行的城镇化。多数乡村样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走的是乡村和城市共同演进的道路，乡村照抄城市元素或者迁至城市边缘地带，失去乡村原有风貌，且常有村民并不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感到困苦，这看似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实则是降低生活质量的环境改善策略，可谓是失之偏颇的。然浙江省桐庐县荻浦村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施行“就地城镇化”政策，以不离本土的宗旨进行乡村人居环境的传承与更新，并结合当地三产协同模式[18]。从地图上看，荻浦村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东连富阳市场口镇宋家溪村，南接杭新景高速公路和杭黄高速铁路，北接320 国道。如此发达便捷的交通路网条件和兴盛的市场经济体系，无一不为荻浦村发展成为长三角市场集散中心和形成当地特色农家乐休闲独家区奠定了基础。乡村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而荻浦村的“就地城镇化”，就是在原有空间的基础上提高乡村中城市功能的承载能力，获得更好的生活空间，在保证原有乡村格局和古建筑完好的同时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和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完成乡村振兴的目标（实现“城镇化”），可以说荻浦村是和谐共生理念现代化运用的成功案例，在不打破村庄原有格局的基础上与城市接轨，乡村和城市呈现有机融合的状态，最大程度上去保护和复兴乡村传统文化，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居民的生活，最终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局面。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是在乡村人居环境更新改造的实践趋势中谋求生态建设长效维稳的根魂所在。通过对浙江省桐庐县荻浦村成功转型中人居环境改造板块的调研分析不难发现，在自然利益优先的条件下，不破坏整体乡村环境的和谐，人与环境相互协调，以“就地城镇化”的方式合理运用“生态共生”和“文化共生”策略，将乡村向着城市化的方向推进，最终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一种乡村改造的新范式。在这一改造进程中，基于当地的传统文化及原有生态环境提升维护的基础上，人与环境共同促进，趋向和谐共融的良好状态，亦避免了快速城镇化中“前村一面”的不良现象，改善了乡村传统人居环境现状，同时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因而荻浦村人居环境改造可作为当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人居环境改造典型样本，本文通过对其中共生理念的研究，总结出基于和谐共生理念下的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策略，以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的实践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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