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转换中的重庆构想——以端木蕻良重庆书写为中心
时间：2023-06-21 22:3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开轩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1937 年11 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彼时的重庆，虽未正式明定“都城”身份，但早已是“预先想定”［1］的抗日基地。抗战形势与政治导向赋予重庆这座大后方城市新的面貌前景与功能地位：重庆成为了流亡群众迁移的重要目的地，成为了报国青年争相奔赴的所在，也成为了现代文人抒发家国意识与民族观念的新载体。
1938 年8 月，端木蕻良汇入风流云散的下江人群体前往重庆。在重庆的两年时间，端木蕻良一改往日写作的“东北味”，创作了大量极具“重庆风”的作品：短篇小说《找房子》《风陵渡》《火腿》《生活指数表》、长篇小说《新都花絮》等。战时语境下城市的浮与沉不断修改文人“重庆书写”的力度，驳杂的“重庆书写”反过来重塑了重庆的想像性现实。战时国都赋予端木蕻良独特的生存体验，并激起暗伏于端木蕻良创作长河中的另一条潜流——“阴柔风”的喷涌而出［2］。与此同时个人心境与战时语境下重庆资源的融合媾通，国族愿景与现实不堪的龃龉也使端木蕻良笔下的战时国都体现的更多是“他城”而非“我城”。城市中的“人群作为一个整体有自己的人格与都市含义”，群体也就成为城市的一种“转喻”［3］88，端木蕻良笔下的“他城”在所写群体的主观呈现中透露出两种不同的定位，内含对民族国家的正反两种想象、两种冲动。由此在文学文本和城市文本的共生中，端木蕻良对重庆这座“精神堡垒”进行了重构与重释，也为研究抗战时期的重庆想象提供别种角度。
1937 年11 月20 日，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宣告移驻重庆［4］。随着国府迁入，偏居西南一隅的重庆仓促之间接受了战时国都的新身份。政治中心的西移给重庆带来了一派崭新面貌。大批沿海工业进驻重庆，内迁高校与科研机构云集陪都，此外，重庆人口较战前也大幅增加。除政府、学校、工厂等机构工作人员随机构而内迁之外，大量因战流亡的百姓、志于抗敌的青年、受时代感召的文人等都将重庆作为自己奔赴的目的地。“奔赴重庆，既是流亡，也是归依，归依国家的象征性城市”［5］104。端木蕻良也是奔赴重庆的一员。1938 年，时居武汉的端木蕻良暂别萧红，独自前往重庆安排落脚之地［6］。端木蕻良在武汉就积极参与文艺界的抗战救国工作，流徙至重庆，端木蕻良迅速投入到“以笔为战”的工作中，创作了大量以重庆为背景、以下江人群体为主角的作品。可是个人心绪的曲折与重庆时局的晦暗不明却使得端木蕻良笔下的重庆显得陌生、割裂。而当时积极的时代感召、如火如荼的后方建设与自身不敏感的政治身份也让端木蕻良的重庆书写到底不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照不进一丝光亮”［9］。已有研究指出战时重庆的“两幅面孔”，内在不同往往是由重庆客观资源（如重庆的轰炸季与雾季）所引发的差异性结果所致［5］118，端木蕻良笔下的重庆也具有“两幅面孔”，对重庆的呈现体现出镜像式特点——作为国都的重庆与作为“度假地”的重庆并行于端木蕻良的重庆书写中。这种对立的产生并不取决于对客观资源的调用，而是主人公们主观意识的择取，总而言之，端木蕻良重庆书写的“镜面”从战时国都重庆变成了奔赴重庆的下江人们。
战时重庆一方面是正向的城市，教育、救灾、抗战工作积极展开，是战时国都；
另一方面重庆也是一座晦暗的城市，“战时语境下仓促造就的国都重庆，其城市发展和社会整合脱离了常规”［5］130，同质性的都市共同体被瓦解，重庆成为了迁移的“目的地”，许多“狭隘空虚，野心勃勃的人们”［8］也涌入重庆，《火腿》中的下江人魏小川仅凭一支火腿就可以换来一席官位，《找房子》中的李局长享受奢侈的生活，工作却是四处逼迫他人为前线将士捐款。同时，大量下江人的进入也让重庆显得“无所适从”。这两方面的结合使重庆产生一种民族身份与现实境遇的割裂感。正因如此，战时重庆具有不同的社会空间，布尔迪厄认为这些空间是“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地位群体所形成的空间”［9］，端木蕻良正是在同类下江人集体中构设了一个“共享的共同体”［3］185的社会空间，无论是宓君、紫云，还是莉莉、黄桂秋都身处这个共同体中，以排遣自己的“焦虑”。
《新都花絮》中，宓君整天的活动围绕着她的圈子进行。聚会、游玩，抗战符号穿插其中——聚会中的人们谈论局势，游玩景观写着“抗战到底”。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际，宓君生活中却充斥着道貌岸然的法学教授、受人追捧的“接吻专家”［10］103-107，抗战对于宓君来说早已不是推着她进步的助力，而是她排遣寂寞的工具。在端木蕻良构设的共同体中，个体皆因战而来到重庆，却将重庆当作有战机、炮弹助兴的“游乐园”。端木蕻良将怀揣报国热情的宓君放置在这样一个饮食男女的圈子中，却丝毫不违和，“宓君们”并非对时事不管不问，他们嘴里说的是“统一战线”“抗战到底”等时兴的抗战词汇，但他们的主观选择却南辕北辙，这固然是端木蕻良对大后方现实的反讽［11］，更是对战都重庆形象的解构与改塑。
共享的共同体分散着个体的抗战焦虑，却也模糊着重庆光明与黑暗的界限，共同体的出现让重庆呈现出斑驳面容，城市风景也愈发背离本质。在端木蕻良笔下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就像飞蛾一样，被国都重庆升起的熊熊火焰吸引，重庆无助于实现他们远超于能力的自我感，相反，到了重庆却都陷入自己无法抵抗的欲望中，他们的抗战意愿在都市漩涡中消散，因此重庆经由主观选择成为了“理想化的对立面”［3］183。
战争爆发，中原板荡，沧海横流。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形成一股难民浪潮。而这浪潮中又有一大批是失去亲人，沦落街头的难童，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时期，中国难童总量约为200万人［12］128，鉴于此，社会各界掀起了保育战时儿童的热潮。1938年，在邓颖超发起、宋美龄积极参与下，各民主党派100 多位仁人志士组成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顾问团在武汉成立，会议决定在四川、贵州、湖南等地成立战时儿童保育院［13］141。在重庆歌乐山上就有一所保育院，萧红闲暇之余常常去看望难童［18］，保育院在端木蕻良的重庆书写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小说《义卖》结尾，即将被热心的人们送去保育院的小唐三愉快地认为“明天他再不复是十字街头的小流氓，而是新中国的小主人了”［14］299，去保育院与成为新中国小主人划上了等号，在战时赈救难童的话语场域中，保育院成为了民族国家的喻体。
现代叙事学认为转喻“从本质上来说是横向组合的，它探讨句子的各个因素在水平方向的展开”［15］，也就是说在相同的认知域中本体对喻体进行投射。在这个认知域中，空间绝不仅仅作为纯粹的地理学的实在体出现，而具有了社会性与历时性。战时语境中的都城与饱受战乱的中国同处一个认知域，即战火中的家国，在重庆这个与战时国民前途与命运休戚相关的空间里，“国”可以具化为“家”，“家”在特定时刻也可以升格为“国”。合法政府的迁入让重庆成为作战方针的决策颁布地，政治宣言的因势利导同样让重庆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国家核心，这实际上正是打通书写重庆与中国之间的通道，使重庆在端木蕻良的书写中成为国家与民族精神的象征。通过选择能够反映“整体”的“部分”，叙述者以此作为线索与提示完成了整个转喻机制，构建出一个可以填补空白的叙事世界。同理，保育院也被端木蕻良纳入共同的认知域中：其一，保育院虽为战时建立的机构，但“五脏俱全”。不仅直管保育院的儿童保育会有着严谨的秩序，“以常务理事会为最高职权机关，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总干事下设三科二室简洁高效的组织结构”，即使是各个保育院都有繁复的制度章程：保育院有“总务股、教导股、医药卫生股以及会计，每一处更有几级下级单位”［16］，章程严密、管理严格；
其二，宋美龄、邹韬奋等人士提供了政治方面的支持，重庆歌乐山保育院院长曹孟君的丈夫正是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的王昆仑，曹孟君本人也曾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保育会及保育院的各个负责人几乎都与政界有关，政治势力的渗透把关，与战时重庆的局势颇有几分相似；
其三，保育院中绝大部分是难童，彼时的社会环境正是将难童视作“未来有为的国民”“将来好汉、国家主干”［13］129来对待，这种使命感与仓促接受国都地位的重庆肩负拯救中国的愿景构成了互通关系，因此在这一认知域中，端木蕻良将重庆作为中国的喻体，将保育院作为重庆的喻体来进行书写成为可能。
保育院既然象征着战时国都的民族国家观念，那么如何看待保育院、如何描写保育院便隐晦传达着叙述者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倾向。《新都花絮》中为了让宓君摆脱在重庆变为“多余人”的现实，紫云提议宓君去保育院服务，但是却不是怀着使命，而是“和穷孩子一道滚滚，倒是非常有意思的呢”，宓君同意的凭据更是“我总得有个去处呀，要不然我是多余而来，多余而去，活着岂不是个大笑话”［12］45，更为意外的是宓君很快便忘记了去保育院的计划，却仍然每天重复憧憬“贡献出自己的服务的热情，伊的教育、伊的情操”与顾影自怜，感叹“自己不可排遣的心怀”［12］72。端木蕻良将保育院作为喻体，引入宓君的生活，宓君对保育院的遗忘与她的愿望、热情在忙碌拥挤的重庆面前烟消云散产生了沟通，这也导致了我们对《新都花絮》的另一重理解：宓君并不是因为愿望与现实之间的龃龉而寂寞、彷徨，在战时的重庆，有许许多多像宓君一样的“花絮”们只是被政治宣言所感化，被勾起并不突出的民族意识来迎合这股洪流，他们个人的利益相关与进退取舍却往往与抗战形势背道而驰，阿波特认为叙述者的“选择也是一种构建”［17］，这种选择通过择取的部分细节，构建起可被读者感知、扩充的叙事世界。宓君无法遗忘作为整体、作为国都的重庆，但她为了贡献而来，却游离在抗战语境之外，正是实现了对战时重庆的遗忘，在这种角度下，重庆与保育院再次划上了等号。
《新都花絮》后半部分，宓君因暗恋的梅之实在保育院做音乐顾问而加入保育院担任工作。在梅之实的影响下，宓君“工作起劲极了，而且精神充满极了”“几乎着了魔似的那样热情”，孩子们的远足、卫生等宓君皆用心对待，以致于“宓君到重庆来，好像就是为了难童的清洁和幸福而来的似的”［12］124-127。宓君与梅之实恋爱后，保育院却由抗战缩影让位于打发寂寞之地，恋爱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宓君的生活。因为梅之实的陪伴，宓君恢复去保育院前的日常，心情却从“寂寞”变为了“得到了幸福”。在游玩过程中遇到空袭警报，宓君竟发出“哎呦！我们没法玩了”的惊呼，引来友人打趣“日本人要听了你这样说，真是不想来轰炸了，他知道轰炸了老半天只妨碍了一位小姐不好玩了，他听了真要气死”［12］169；
在医院的小小即将病死，着急游玩的宓君却觉得这个名字“非常陌生，而且觉得十分的不可爱”，在小小—保育院—重庆—国家的转喻过程中，通过宓君的选择，小小病死，保育院早已不再去，重庆也成为了伤心地，宓君决定离开战时国都前往香港，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单位都被宓君主观地扭向了相反的一面，正如李永东所言：“在战时国都的文学想象中，所涉及的家庭、情爱伦理故事几乎都与抗战有关，家庭伦理和男女情欲关系，频繁地被上升到国家生存的高度，战时的国民义务和抗战观念为家庭、情爱伦理故事提供了内在的价值尺度，身份问题常常打上了国家抗战的观念烙印”［18］，敌机还在轰炸，后方还在建设，可是重庆已经不是单纯的“精神堡垒”了。
在战时重庆，一方面由于战争，国内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粮食供给严重不足，重庆许多米商借机囤积居奇，操纵民食；
另一方面，内迁西南使国民政府“丧失经济富庶、税源充足的沿海沿江地区，使得占年收入八成左右的关税、物资也不能尽数送达”，并且军费、城建等开支过大，国民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发公债与货币度过难关”［19］29，这就使得重庆出现了急速的通货膨胀，造成了战时国都里货币购买力下降，粮食价格暴涨。
国家“既是实体性的，也是观念性的”［5］13，由“‘我’到‘我城’再到‘我国’，表达着一种家国同构情怀”［20］。认识国家的角度也可从对国家抱有怎样的理解出发。战时饥饿充斥着中国，在重庆，粮价的跌涨、饥饿的恐慌、国都的城市身份，三者相交，构成了对战时生存与抗战意识的诘问，饥饿也成为了国家的寓言，如何对待饥饿，怎么解决饥饿与如何对待饱受战乱的国家，怎么解决战时的民生问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经由作家们的城市书写，体现出对战时国都另一面的想像性建构。
端木蕻良重庆书写的“另一面”首先通过小流氓唐三之口说出，“肚子怎好装的满呢？他妈妈的，打仗也得吃饭哪，保卫也得吃饭哪”［15］295；
《火腿》中流落重庆的下江人魏小川“用吃开道”，自己却“每次吃饭都是冷冷清清的一碗菠菜汤配上两碟泡菜”，以致大骂道“好地方都没有了，你看就剩巴子国人，吃他妈的巴子菜”［15］330-331，物价飞涨，吃食的寒酸加深了本不富裕之人的窘迫，放大了他们的“流浪感”，吃食问题对于流落的下江人来说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巴金《寒夜》中的汪文宣自从流落重庆，咖啡馆再也没去过，饭食与过去也不能相比。过去与现实的落差成为了想象重庆的一条路径，从文本本身出发，这些重庆故事中的人物对于时局的剧烈变动手足无措，他们的生活因重庆而天翻地覆，“咖啡”迷梦突转，“泡菜”现实袭来，梦醒后彷徨无措的他们控诉着战时国都，通过比对构设出来的重庆大同小异，充满着黑暗。
端木蕻良的重庆书写具有特殊的一面：描写了并没有因重庆时局动荡而遭受身份逆转与饥饿威胁的下江人群体，通过他们的言行，重庆模糊了国都的气质，被同质化成与上海、香港别无二致的城市。
《新都花絮》中，以宓君为首的富家子弟因战争齐聚重庆，她们对于饥饿是陌生的。在山上的浣花别馆，宓君因无聊打发仆人去买鱼，战时鱼“比金子还珍贵”，宓君却拿鱼作消遣，自己动手制作鱼肉，只吃几口便揩手不吃；
紫云家吃的蚌珠米因宓君的随口夸赞，便吩咐仆人再也不吃专作收藏之用；
1941年政府的一项禁令也可做宓君生活的注脚：“本市社会局，以市区餐饭馆林立，每日消耗极大，一席之费，动逾百金。”［21］与之相比，1944年《新华日报》刊载了《杂谈重庆穷人的生活》的报道，里面提到穷人购买的米三百七十元一市斗，去掉泥沙、糟糠大约只得一斗六升。……穷人多半是苦力，食量较大，一个月不够吃又没有钱去补足高于市价一倍的米，只能加水变成稀饭来填肚子。［20］35战时重庆的饥饿威胁，米价的居高不下与宓君的生活是两条无法相交的平行线，引申出两个迥异的重庆。
饥饿对于宓君是遥远的，饥饿对于战时重庆却是如影随形，谈论战争，饥饿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打仗也得吃饭、保卫也得吃饭”并不是战时国民的意气之言，而是折射着战争对于国民的深重创伤。当饥饿成为民族国家的寓言，宓君为抗战救国而来到重庆，却回避了最为突出的抗战话语，漠视甚至从未意识到饥饿的无时不在，重庆在宓君眼中是“上海化”“香港化”的，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具有双重形态［22］，战时重庆明显不具有这一特质，重庆形象的多维，并不依赖公共空间的变化，而是主体视角的不同，宓君与其说为贡献力量来到重庆，不如说她只是来寻求一个“有待成型”［3］257的自我。自我选择的重庆与集体的重庆因主体的更改，内在含义被修改，形象也发生变化。
如果把端木蕻良的重庆书写当作小说看，故事的中心就是宓君、黄桂秋等，如果当作历史看，故事的中心就是重庆。文学中呈现的国家形象可知可感，战时重庆是镜像的，镜面的差异折射出面貌各异的重庆，体现的是抗战意识、民族意识的异同。端木蕻良作为下江人中的一员来到战时重庆，同样他也是带着贵族的气质与文人特有的感触去体会重庆，在以重庆为资源创作的小说中，其审美情感、生平遭际自然穿插其中。在战时，端木蕻良跨地经验造成文本表意的纠葛、在重庆的边缘化地位及评论家对于抗战中描写卿卿我我生活的否定使这部分作品并不受重视，但在今日，我们可以用更理性的态度，去挖掘这些作品中、这些差异中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城市千人千面，城市想象自然也不会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遗憾，但从多种角度去深入城市，才会丰满城市在历史中的面貌。端木蕻良的重庆书写属于战时中国形象建构的过程之一，它摆脱了“整体”的城市文化眼光，理所应当带给文学史与城市史更宝贵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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