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

吴艳华

（河南理工大学 鹤壁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鹤壁 458030）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迎来关键调整节点，国际贸易格局逐步重构，促使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枢纽与重要支撑。一国占据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即可掌握全球经济发展中利益最大化的主导权[1]。因此，发达国家为推动本国经济复苏，纷纷回归制造业，落实“再工业化”战略，如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分别实施“工业4.0 战略”“先进制造业”“高价值制造”及“新工业法国”等战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亦紧抓全球价值链调整契机，加速推进研发创新，助力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军，提升本国全球价值链位势。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当下，加快扭转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方式，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传统贸易转型来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推动中国产业逐步向全球高端产业链、价值链迈进的重要举措。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统筹布局数字中国战略，以发展数字经济为抓手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与位势提升，获取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指出，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以9.7%的高位速度增长，规模达到39.2 万亿元，预计2022年该数值将攀升至48.9 万亿元；
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1.7 万亿元，数字化进程持续提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可以预见，数字经济将会在产业升级、经济复苏及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亦可加速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丰富数据资源优势推动技术更新迭代，为经济发展创造技术空间[2]。借助于数字经济引起的技术范式转变，产业竞争优势被放大，助推一国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就此，文章从空间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细分为产业导向型与数据导向型两类，并探究不同导向型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影响差异。同时，将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在数字经济影响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中作用效果。

1. 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理论与假设

数字经济发展对提振国民经济起到重要作用，而国民经济增长又会影响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郭周明、裘莹(2020)发现，数字经济有效降低全球劳动力和创新成本的差异，助力区域价值链加快形成，推动全球价值链呈现由近岸外包为主、再外包为辅的重构趋势[3]。齐俊妍、任奕达(202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渗透可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4]。孙黎和许唯聪(2021)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地区间及地区内发挥空间外溢效应，对中国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5]。此外，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可通过资源配置更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如齐俊妍、任奕达(2022)选取42 个国家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某一国家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6]。总体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有助于提振国民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具有驱动作用。

2. 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理论与假设

关于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影响，较多学者已形成统一观点，即技术创新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本地区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如凌丹、张小云(2018)发现，技术创新可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绩效实现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进而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7]。有学者认为技术创造的“增值效应”与“乘数效应”利于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如潘安等(2020)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在制造业服务化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中起到促进作用[8]。焦勇、杨蕙馨(2020)认为，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和明显阶段特性[9]。通过归纳分析有关学者观点，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3. 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假设

作为继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社会经济发展形态，数字经济主要是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助推原有产业经济形态向智慧经济、信息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体实现知识联结、获取创新要素提供良好契机。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广泛普及不仅能有效提升各产业研发创新能力，还能为企业跨领域知识耦合、知识关联带来积极影响，促使技术研发创新行为延展至前沿技术领域，实现技术创新突破[10]。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如刘诚(2020)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11]。宋洋(2020)利用2014—2018 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且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高于间接效应[12]。不仅如此，李颖、贺俊(2022)发现，数字经济可从技术层面赋能制造业创新，促使产业整体向价值链较高位置攀升[13]。简言之，数字经济可通过赋能技术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中发挥中介作用。

1. 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

全球价值链位势即一国整体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可体现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所创造附加值的高低。考虑到各国在被动或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后，大多致力于打破现有位势、实现自我升级，故参考杨慧瀛等(2022)[14]研究，借助上游度指数对全球价值链位势进行测算，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Upinit为正向指标，代表i国家在t时期的上游度指数；
表示i国家a行业最终产出应用部分；
代表i国家a行业最终总产出；
代表i国家a行业中简单全球价值链位势；
代表i国家d部门1 美元产值所需的产出。文章选择2000—2020 年42 个国家(地区)56 个行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UIBE GVC Indicators 数据库的WIOD2016。由于该数据库在2015 年之后数据缺失，故借鉴已有研究[15]，运用灰色系统分析法对2015—2020 年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指数进行预测。

2. 数字经济

文章首先选用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随后进一步探究不同导向型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影响，借助数字产业化占GDP 比重作为数据导向型数字经济的测度指标，运用产业数字化占GDP 比重作为产业导向型数字经济的测度指标。

3.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衡量通常以产出与或者投入水平作为标准。一般情况下，一国技术研发投入越高，或技术创新的成果产出越高，意味着该国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因此，使用研发投入金额的自然对数值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进行分析。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选取参考相关研究[16，17]，综合考量指标可得性与科学性，最终保留金融信贷、制度环境、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贸易开放度、教育水平。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统计年鉴》、WDI 数据库、Fraser Institute 网站。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1） 全局相关性检验

全局相关性通常是用以探究考察区域整体的空间相关程度，主要借助Global Moran” s I 指数进行衡量，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式中，Yi及Yj分别可指代i地区（国家） 及其附近j地区（国家） 的属性值；
与分别代表Yi、Yj的预期平均值；
Kij指代空间权重矩阵；
m表示研究样本（国家或地区） 总量。I的取值范围介于-1 与1 之间，当I＞0 时，意味着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该值愈高，则空间相关性愈强；
当I＜0 时，意味着具有空间负相关性，且该值愈低，则空间差异程度愈大；
当I=0时，意味着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表1 为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Global Moran” s I 指数。2000—2020 年间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Global Moran” s I 指数主要在0.135 与0.221 之间进行波动，考察期内指数为正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样本中各国家（地区） 的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具有正向空间依赖性。

表1 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Global Moran” s I 指数

（2） 局部相关性检验

由于全局相关性检验在某些情况下会忽视局部区域空间异质性，而局部空间相关性可辨别不同空间布局上可能产生的各类空间集聚模式，故使用Local Moran” s I 指数进行替代，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局部相关性检验结果见图1（由于篇幅限制，仅展现2000 年与2020 年结果）。大多国家（地区）处于第一、第三象限，表明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应参考空间因素。通过对比2000 年与2020 年Local Moran” s I 散点图中的曲线斜率，可以发现2020 年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空间相关性要高于2000 年。

图1 2000 年与2020 年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Local Moran” s I 散点图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i主要表示某国家或地区；
t表示年份；
Upinit某国家或地区的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
Intiit代表技术创新；
Deciit代表某国家或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Zit指代控制变量；
δ 代表空间自相关系数；
ui为个体效应；
νt表示时间效应；
ζit、εit为随机扰动项。Kij代表空间权重矩阵。基于地理学第一定律，选取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回归分析，公式如下：

式中，Dij代表不同国家或地区行政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ϑi、ϑj分别表示两个城市间纬度；
Δε 代表两座城市间存在的经度之差；
R表示地球半径，一般使用6371 千米表示。

3. 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1）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由空间相关性分析可知，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具有空间溢出依赖性，故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展开进一步研究。由于SDM 模型可直观反映现实问题，因而运用SDM 模型探析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影响（表2）。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空间自相关系数显著为正，数字经济系数及空间滞后项系数亦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列(c)、(d)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列(e)、(f)结果表明，一国（地区）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将会显著推动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综上可知，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作用效果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经济不仅可直接促进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还可通过技术创新助力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同时，考虑到SDM 模型估计系数难以有效刻画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波动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影响，将着重探究数字经济的分解效应。

表2 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回归结果

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技术创新影响的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及总效应结果见表3。由列(a)~(c)、(g)~(i)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直接效果、间接效应、总效应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一国（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对附近周边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及杠杆效应。数字经济总效应系数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共同作用下为正，充分验证了假设H1。由列(d)~(f)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为显著正向作用，说明数字经济对一国（地区） 及其周围国家（地区） 的技术创新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正，表明技术创新对一国（地区） 及其周围国家或地区的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H2和假设H3 得到验证。

表3 整体样本效应分解结果

就控制变量而言，金融信贷、制度环境及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直接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一国（地区） 通过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提高政府制度帮扶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核心竞争力，进而促使技术创新水平及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教育水平、贸易开放度对提高全球价值链位势的直接效应系数不显著，该结果与预期存在一定偏差。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水平与贸易开放度提高可能引起其他发达国家资本进入，并影响本国产业发展，使得本国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缓慢。在间接效应方面，教育水平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具有正向间接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教育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随着一国（地区） 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对于高新技术掌握程度日益加深，助力本国技术创新程度不断深化，进而提高本国的全球价值链位势。金融信贷、制度环境及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间接效应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贸易开放度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间接效应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贸易开放度对邻近地区的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具有虹吸效应。详细而言，贸易开放度提高引起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使得对外投资与国内研发投入间出现资源抢占现象，从而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造成不利影响。

（2） 根据发展阶段分组的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变量差距较大，故文章将样本根据其所处发展阶段进行分组，进一步探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表4）。就发展中国家估计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及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直接作用效果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经济可推动本国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并且技术创新发挥中介作用。而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间接作用效果显著为负，说明发展中国家对邻近其他经济体具有虹吸效应。就发达国家估计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间接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一定的“外溢”现象，使得周边国家全球价值链位势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效应系数远高于发达国家，验证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促进作用远高于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提升的作用效果。此外，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影响均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表4 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提升回归结果

（3） 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涵盖两种形式，即数字化产业经济和产业数字化经济。数字化产业经济即为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主导，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新型产业的经济（数据导向型数字经济）；
产业数字化经济是指传统产业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进而实现增长的经济（产业导向型数字经济）。文章进一步分析数据主导和产业主导下的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作用效果（表5）。可以看出，数据导向型数字经济与产业导向型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而数据导向型数字经济系数远高于产业导向型数字经济系数。这意味着数字产业化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促进作用高于产业数字化。原因在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速度相对较慢，且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领先于工业、农业数字化转型；
而数字产业化经济以数据和新技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与新生产资料，更加注重于新技术与新要素的应用转化，推动社会创新活动效率大幅提升，利于一国（地区） 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置迈进。此外，数据导向型数字经济的间接效应系数小于产业导向型数字经济的间接效应系数，说明产业导向型数字经济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大于数据导向型数字经济。原因可能在于，部分国家或地区数字产业化发展仍存在一系列现实制约与风险，尚未实现大规模发展。

表5 不同类别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回归结果

1. 结论

文章选取42 个国家（地区） 2000—2020 年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析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关系。研究发现：一是数字经济对某国家（地区） 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非完全中介效应，即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产生间接影响；
二是数字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对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
三是与产业主导型数字经济相比，数据主导型数字经济对本国家（地区） 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2. 政策建议

（1） 深入推进“东数西算”战略，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基座

就产业数字化方面，可借助“东数西算”战略优势，充分利用AI 技术、云计算、云储存等服务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算力基础设施，缓解区域算力资源供需不均问题，加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数字产业化方面，企业应高效利用数字基础设施，不断研发新兴技术产品，持续拓展算力市场边界，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2） 打好核心技术创新攻坚战，推动理论与核心技术协同创新发展

一方面，构筑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利用举国体制优势探索“链主制”“链长制”，发挥中国数据多、使用基数大、算力强等优势，切实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研发创新进度。另一方面，坚持产品应用、产业培育、研发攻关“三位一体”，逐步打造企业、政府、行业、产业联盟等多元主体协作机制，布局具有前瞻性的技术创新项目，助力中国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

（3） 驱动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激活数字经济倍增效能

一方面，着力促进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在量子信息、传感器等前瞻性领域进行战略布局，从根本上把握数字经济自主权，推动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另一方面，稳步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激发产业间“化学反应”，激活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倍增、叠加、放大效能，逐步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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