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查数据看日本对华负面舆论的原因及其变化的可能性

张跃斌

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对华负面舆论引人注目。所谓负面舆论，就是公众意见中针对特定对象的不满、厌恶、反感甚至憎恨的部分。在负面舆论影响之下，日本对华关系论调倾向于零和博弈，强硬的对抗政策得到拥护，而互惠共赢很难获得共鸣。虽然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但难以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回顾两国复交的初衷，合作共赢的重要性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更加凸显。

日本对华负面舆论影响中日两国正常的交流和合作，影响日本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对于东亚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也不是福音。正因如此，探讨日本社会对华负面舆论的原因，探讨这种负面舆论有没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就显得非常重要，非常必要。

新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社会的对华舆论改变了之前的友好基调，呈现出螺旋式恶化的态势。大体上说来，其经历了三次较为明显的恶化过程。

第一次恶化发生在小泉纯一郎当政时期。

在这个时期，日本不断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挑衅，同时将中国的抗议、批判定义为“干涉内政”，以此强化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

小泉纯一郎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保守政治家。他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每次小泉参拜之后，中国政府都表达强烈抗议，提出严正交涉，并要求其停止参拜。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提出这样的要求正当、合理、无可厚非。然而，日本部分媒体不仅拒绝反省小泉的所作所为，反而倒打一耙，将中国批判参拜的行为视为“干涉内政”，煽动民众对华的不满和反感情绪。《产经新闻》在2001年的一篇社论中提出，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人的心灵问题”，而中方“如果不遵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就无望(和日方)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1)「15日靖国参拝見送れば国民の信任失う」、『産経新聞』2001年8月10日。《读卖新闻》也多次在社论中表示不满，声称中国的抗议“不妥当”，并且相当罕见地一再强调，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国内问题”，“用不着他国说三道四”。(2)「前倒し参拝は適切な政治判断だ」、『読売新聞』2001年8月14日；
「中国に求めたい『緊張』の克服」、『読売新聞』2001年10月10日；
「“中曽根以前”に戻っただけだ」、『読売新聞』2002年4月22日。正是通过这样的反复宣传，日本成功地制造出“不能屈服于中国对日本内政的干涉”的舆论。许多普通民众表达了支持小泉之意：“对保卫日本而死的人表达敬意何错之有？(别国)干涉内政令人反感。”(3)「スーツ姿、足早参拝ポケットからさい銭一般客沸く小泉首相、靖国神社へ」、『朝日新聞』(夕刊)2005年10月17日。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民众的对华感情逐渐转变，他们不再“亲中”，而是开始“嫌中”。2001年，日本内阁府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华有亲近感的人数比例达到48.8%，没有亲近感的人数比例为47.2%，二者大致相当。(4)内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12年10月)』、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2001年1月22日。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12/gaikou_01/2-5.html.但在小泉执政期间，日本社会的对华感情显著恶化。2005年，日本内阁府发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华有亲近感的人数比例为32.4%，而没有亲近感的人数比例为63.4%。(5)内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17年10月)』、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2005年12月26日。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17/h17-gaikou/2-1.html.也就是说，短短的几年时间，将近15%的日本人从“亲中”转变为“嫌中”。

第二次恶化发生在民主党政权的后期和安倍第二次政权的初期。

在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刻意挑起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并在此过程中渲染“中国威胁论”，使日本的对华舆论大幅恶化。

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非法扣留中国渔船，引发两国之间的外交纠纷。2011年8月12日发布的第七次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印象急剧恶化，日本民众对于中国持有不好印象的比例达到78.3%的高点，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不满“中国政府在撞船事件中的做法”(占比64.6%)。(6)言論NPO:「第7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NPOホームページ、2011年8月11日。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4165.html.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4月，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华盛顿发表讲演，声称要“收购钓鱼岛”，挑战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9月，野田佳彦政府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执意推动“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意图实现所谓的“国有化”。在这种情况下，中方被迫采取必要的反制，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面对中国的坚定态度，石原慎太郎甚至叫嚣“不惜与中国一战”(7)「『戦争も辞さずと石原知事が発言』前原氏、尖閣国有化の裏話」、『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3日。，煽动两国的对抗。日本媒体强调中国的“威胁”，断定这伤害了日本人的对华感情，“有人甚至担心日本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际控制受到威胁，强烈的危机感可能构成了当下对中感情的核心。”(8)「日中関係、深まる溝朝日新聞社世論調査」、『朝日新聞』2012年9月24日。日本内阁府2012年10月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对于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比例从前一年的71.4%升至80.6%。(9)内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24年10月)」、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2012年11月26日。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24/h24-gaiko/2-1.html.该数字为1978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凸显了两国关系的严峻。同样，于2012年6月20日发布的中日共同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持有不良印象的比例为84.3%，而领土问题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10)言論NPO: 「第8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NPOホームページ、2012年6月20日。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4347.html.

第三次恶化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至今依然持续。

2020年日本对华舆情出现了较大波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日本社会对华同情，伸出援手，上演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温情一幕。不过，这一状况没有维持太久。同年4月，特朗普为了转嫁责任，故意散布谣言，要中国为世界范围内的疫情扩散“负责”。日本一些媒体不问是非曲直，对此大肆报道；
而日本一些反华势力则趁机刻意渲染、推波助澜，使所谓的“中国责任论”喧嚣一时。6-7月，西方以香港国安法为事由，对中国展开新一轮舆论攻击。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势力借机炒作，掀起了嫌华、反华的舆论。很明显，这次对华负面舆论，是建立在谎言和偏见之上的，其目的也昭然若揭：搞乱中国，迟滞中国的发展和壮大。

此后，日本接连在香港、新疆、台湾、南海等事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指手画脚，诬陷中国“侵犯人权”“压制民主”“以实力改变现状”等。这些论调使中日关系遭遇巨大挑战，也使日本的对华舆论状况不断恶化。

2020年发布的中日共同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比例竟然高达89.7%，比2019年上升5个百分点。(11)言論NPO: 「第16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NPOホームページ、2020年11月17日。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9354.html.在2021年的同一调查中，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比例进一步攀升至90.9%，而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例仅为2.6%。(12)言論NPO: 「第17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分析」、言論NPO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10月20日。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11547.html.这说明，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动的背景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误解、成见乃至偏见愈发强烈，构成了改善两国关系难以跨越的鸿沟。

日本对华负面舆论状况不断恶化，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府的强力牵引。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有着鲜明的反共、反华情绪。新世纪以来，右翼势力一方面利用“中国威胁论”增强民众的危机感；
另一方面煽动国民对中国产生蔑视和偏见，操弄民众的对抗情绪。2020年4月23日，右翼作家百田尚树发文“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未来图景，“世界各国都在拼命防范新冠病毒，经济一片凋零。但中国无视国民生命，重新启动经济活动。结果，中国(因此)死去了几百万人，但(同时也实现了)经济复兴，成为可怕的强国(并成功控制了人口增长)。如此，中国获得霸权，世界变得黑暗。”(13)中日新聞:「作家·百田尚樹の最悪の予想『中国は国民の命を無視して経済活動を再開。中国が覇権を握り、世界は暗黒になる…』」、中日新聞ホームページ、2020年4月23日。https://www.chunichi.co.jp/article/24953.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样的“预言”非常荒唐，为了制造“恐怖中国”的形象不惜肆意歪曲基本的常识和逻辑。

安倍作为日本首相，经常对中日关系给出不负责任的评论，对日本的对华负面舆论负有重要责任。2020年5月25日，安倍晋三毫无根据地宣称，新冠病毒是“从中国扩散到世界”(14)「首相の発言、中国不快感コロナ『中国から』」、『朝日新聞』2020年5月27日。，对日本舆论产生了非常恶劣的诱导。

同时，日本政府在有关部门发布的正式文件中，也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威胁论”。例如，2021年的《防卫白皮书》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称中国海警的“钓鱼岛巡航”“持续执拗地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断言中国正在采取“可能招致不测事态发生的危险行动”，“毫不妥协地推行自己的单边主张”。(15)防衛省：「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防衛省·自衛隊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7月13日。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R03010202.pdf.这些文件的表述，将歪曲的或者错误的对华认知作为官方立场，流毒甚广。

其次，是媒体的推波助澜。近些年来，日本一些媒体被指“执拗地煽动危机和不安，将对方(指中国——笔者注)视为敌人，肆意贬低。”(16)「中国が見えていますか日中共同世論調査を読み解く」、『週刊朝日』2016年10月3日。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在接受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刊《国际贸易》专访时也表示，“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失客观和公允，对民众形成误导。”(17)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驻日本大使孔铉佑接受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2020年12月25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sgxxs/t1842631.htm.

在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针对中国的新闻报道逐渐形成了某种定式，即经济、军事上是“威胁”，政治上是“独裁专制”，社会文化上是“落后、愚昧”。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在解释中国问题的时候，也动辄以“独裁强权”来描述中国政治，形成了某种错误的“常识”。对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批评道，“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个反‘民主’、反‘自由’的中国政府的先验性前提成了大家的共识”，而这些所谓的“共识”构成了“被不加论证地视为真相而接受的社会基础”。(18)〔日〕 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页。

同时，日本媒体也受到操纵和控制，这在安倍晋三当政时期尤为明显。安倍或者以小恩小惠拉拢媒体，或者以威胁、恫吓震慑媒体，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安倍经常邀请主要媒体记者餐叙，有目的地释放信息，对媒体渗透，以影响大众舆论。如果媒体意见不符合安倍、自民党的胃口，他们就会进行干涉，甚至威胁。电视台“播放街头采访，稍有不慎，自民党和政府就会提出抗议”，而“政府要求公平性的压力会使媒体强化自我审查”。(19)〔日〕 宮下直之:「(検証·安倍政権：3)メディア放送現場を脅かす行きすぎた口出し」、『週刊アエラ』2016年7月11日。如此一来，媒体渐失独立性，通过“揣摩”安倍意旨来制作节目。鉴于安倍等人在中国问题上众所周知的立场，媒体用中国的负面材料来迎合安倍和自民党，极大地影响了民众的判断力。

再次，是对美国的追随和盲从。近期，日本的对华负面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舆论的影响。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曾明确指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20)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驻日本大使孔铉佑接受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2020年12月25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sgxxs/t1842631.htm.其中美国的影响尤为明显。

近些年来，美国对华围堵进一步升级，日本则倾向于不问事情的是非曲直，以追随、迎合美国的立场来引导舆论，希望以此达到其自身的战略目的。例如，在新疆问题上，美国多次编造事实，出台一系列打击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2021年12月23日，美国将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成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众议院也通过决议，毫无道理地宣称“对(中国新疆等地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声称要“与国际社会一道，为监视、救济严峻的人权状况而采取全面措施”。(21)日本衆議院：「新疆ウイグル等における深刻な人権状況に対する決議案」、日本衆議院ホームページ、2022年2月1日。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annai.nsf/html/statics/topics/ketugi220201-1.html.中国驻日大使直言日本“随美起舞、跟风附和”。(2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向日本各界阐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2022年8月12日。http://jp.china-embassy.gov.cn/sgkxnew/202208/t20220812_10742004.htm.显然，在美国利用“自由”“民主”等招牌来打压中国的时候，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卖力地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日本制造反华、仇华的舆论氛围。

最后，是社会心理的挫折感和脆弱性。日本是一个自尊心、自负心很强的民族。二战之后，日本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生活水平等方面远远优于中国，保持着很大的心理优势。在1990年代的日本年轻人中，“中国贫穷、落后、土气的印象似乎固定下来。”(23)〔日〕 本間史:「中国語を学ぶ人の減少を憂う」、『朝日新聞』1990年5月21日。也正因为如此，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人的一种本能，(日本人)不是高兴而是感到威胁，害怕自己国家被超越、被击败的竞争心理被激发了出来。”(24)〔日〕 飯塚真紀子:「世界的投資家ジム·ロジャーズの“国家論”(2)なぜ『中国は悪』とみなされるのか？」、Yahoo! JAPAN ホームページ、2020年6月21日。https://news.yahoo.co.jp/byline/iizukamakiko/20200621-00184285/.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深层次心理变化，会在无意识间表现在对华情绪上，或者对中国成功之处吹毛求疵，或者对其不足之处冷嘲热讽，从而渐渐远离客观认知。这就是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所说的，日本还没做好准备去接受和看待一个全新的中国。(25)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驻日本大使孔铉佑接受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2020年12月25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sgxxs/t1842631.htm.

日本对华负面舆论既与特定历史背景相关，也是部分政治势力、利益集团有意制造的结果。不过，也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提示着日本社会对华民意改善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可以概况为以下三点。

首先，是共同利益的纽带。

经过多年的交流和发展，中日之间已经建立起紧密的共同经济利益关系。以旅游业为例，2019年中国大陆访问日本人数达到959万人(26)日本政府観光局:「2019年1月-12月国·地域別/目的別 訪日外客数(暫定値)」、日本政府観光局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2月4日。https://www.jnto.go.jp/jpn/statistics/data_info_listing/pdf/2019_december_zantei.pdf.，按照当年人均消费21万日元计算(27)日本政府観光局:「費目別1人当たりの旅行消費額の推移(中国·全体)」、日本政府観光局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2月4日。https://statistics.jnto.go.jp/graph/#graph-inbound-consumption-transition.，总消费额达到2兆日元，这对日本经济整体的带动作用非常大。以贸易为例，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2020年出口额比上一年减少11.1%。不过，由于中国经济恢复增长，日本对华出口一枝独秀，逆势增长了2.7%，达到了15兆829亿日元，占到其全年出口额的22%。(28)「(経済ファイル)輸出額、過去3番目の落ち込み」、『朝日新聞』2021年1月22日。这反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紧密性，以及中国市场对于日本的重要性。

同时，面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日本经济界看到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愿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例如，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构想逐步落实，日本企业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积极。对此，日本有评论指出，“对于日本而言，如果能够和中国一道在第三国共同开发，不仅能够拓展经济机遇，而且有益于中日关系的发展。”(29)「(社説)一帯一路支配の発想は控えよ」、『朝日新聞』2019年4月29日。这样的观点比较客观地阐述了“一带一路”构想的正面意义。

其次，是日本民意的可塑性。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民意中对华态度积极的一面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日本对中国的印象有所改善，有人赞叹中国的果断决策和执行能力；
有人惊讶中国的科技能力、创新水平。当时的中日互动是特殊情境下激发出来的一种感情。这说明大多数日本民众是朴实的，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中国展开良性互动。

从历史来看，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欣赏，表现出君子之交的风度。即便是战后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时期，日本各界对于中国也抱有好感，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寄予期待。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掀起了学习日本的潮流，而日本官民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中日友好”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口号。这说明，日本的对华舆论，并非只能宿命般地走向恶化，也有着走向不同轨迹的可能性。

即便当前日本对华舆论并不友好，日本民众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也依然有着充分的认识。在民意调查中，日本民众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比例，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别为72.7%、64.2%、66.4%。(30)NHK：「日中世論調査“日中関係は重要”日本64.2% 中国74.7%」、NHKホームページ、2020年11月17日。https://www.nhk.or.jp/news/html/20201117/k10012717391000.html.言論NPO:「第17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NPO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10月20日。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11547.html.在2020年的舆论调查中，有超过半数的日本人主张：即便中美对立，也依然要推进中日之间的合作。(31)言論NPO:「第16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NPOホームページ、2020年11月17日。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9354.html.因此，尽管一些日本媒体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但也有很多日本人开始冷静下来，认识到“如果不能和中国很好地相处，日本便没有未来”。(32)〔日〕 猿田佐世:「米中の狭間における日本の採るべき進路はDon’t make us chooseとの連帯」、『世界』2020年11月。这可能正在成为日本国民的共识。从这样的事实来看，日本国民并非不明事理，他们可能需要正确的引导，也可能需要中日双方在有关方面做出艰苦细致的沟通。

再次，是一些日本精英对中国的新思考。

针对日本舆论场上流行的一些“中国认识”，已有日本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其客观性，并进行了理性思考，这有可能成为日本反华舆论逐步消退的认识基础。例如，日本舆论关于中国的一个重要误读，就是所谓中国没有“民主”“自由”。但是，学者沟口雄三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对中国的民主自由给予颇多肯定，强调中国“现在正在摸索、创造与中国的社会构造相适应的‘自由’和‘民主’”(33)〔日〕 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4页。，也强调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基体(指传统或者贯穿历史的因素——笔者注)来获得自由、平等和人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自由、平等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独特的形式”。(34)〔日〕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4页。这样的言辞体现了日本知识分子相对于欧美知识界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日本知识分子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探索精神。随着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类似观点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本的舆论场上吧。

日本对华舆论的好转有赖于日本社会氛围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可能已经出现了某种征兆。在2022年发布的调查结果中，日本民众总体上对中国“感到亲近”的人数比例为20.6%，“不感到亲近”的人数比例高达79.0%。但在18-29岁的人群中，相应的数字分别是41.5%和58.4%。(35)内閣府: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の概要」、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2022年1月31日。https://survey.gov-online.go.jp/r03/r03-gaiko/gairyaku.pdf.从这样的数据来看，日本的青年一代可能更愿意较为客观地评价中国。其原因大概在于，他们自出生以来就面对着一个崛起了的中国，没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因而在看待中国的时候，少了一些情绪，多了一些客观性。当然，上述数字仅仅是日本社会对华态度发生改变的某种迹象，其未来发展究竟如何，还需要密切观察。

中国也不能消极地等待日本社会自身的演变。根据前文的分析，中国也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善日本的对华舆论。其一是强化舆论场上的斗争，坚决批驳日本右翼的不实之词、造谣污蔑，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对媒体、民众开展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其二是保持定力，加强交流，深化合作。随着相关工作的深入，其正面效果终究会显现。其三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将自身建设得越来越好，抹黑、污蔑等行为就越来越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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