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研究——以青海省互助县五十镇五十村为例

党永芬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历史上，土族与汉、藏、蒙古等兄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学习、吸收、借鉴其优秀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土族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土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土族地区也紧跟时代步伐，正大踏步向现代化迈进。这种巨变最直观地反映在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上。笔者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五十村土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为个案，力图探讨现代化背景下的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等问题。

土族是一个拥有近29万多人口的民族，77.76%的人口居住在青海省。其中居住在乡镇的有23886人，居住在农村的199000人，农村人口约占青海土族总人口的92.41%。土族有语言无文字，其文化传承更多反映在土族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行为中。土族分布的地域又较为分散，选择某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村庄进行个案研究，这也是民族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之一。

笔者选择的五十村位于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距海东市平安区25公里，距互助土族自治县城威远镇25公里。选择五十村为调查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五十村所在的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人口约1.8万，以土族为主，占总人口的57%，是土族最为集中，土族传统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五十村共460户1702人，土族和汉族杂居，也有部分藏族、蒙古族，其中土族占82.3%，是典型的土族聚居村落，土族的传统文化保留相对较完整。在2013年8月，五十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五十村这个土族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土族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选择五十村进行个案分析，具有典型性；
二是五十村所处的五十镇历来是研究土族文化的重要考察点。比利时许让神父1911—1920年间考察土族文化的一个点就在五十镇地区，他先后出版了《甘肃土人的婚姻》《甘—藏边境的土族》三卷本（《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土族的宗教生活》、《土族族谱》），对我们了解20世纪初土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极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陈永龄、宋蜀华等先生和青海少数民族调查组也在互助县红崖子沟地区五十村的合尔郡自然村（当时五十村隶属于红崖子沟）为田野点开展了土族社会、历史调查，并发表了《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子沟地区土族社会历史调查》；
20世纪90年代，高丙中先生发表《土族生活方式的转变：青海五十村和鲍家村的例子》，也是以五十村为研究对象；
新世纪以来，裴丽丽所著《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研究——以辛家庄和贺尔郡为例》，其中贺尔郡村①是五十村的一个自然村。所以，上述学者曾经以五十村或以附近村庄为田野点进行过调查研究，他们的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
三是五十村以农业经济为主，经济状况在互助县属于中等水平，在土族村落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五十村是调查土族文化比较理想的村落。

（一）生产方式的变迁

五十村的经济基本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工商业也占到一定比重，总体产业构成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

1.土地属性

新中国成立前，五十村除个别大户人家拥有自己的土地外，其他人家租种佑宁寺土观昂的土地，每年向土观昂上交租粮、油和草料，还要服劳役。新中国成立后，五十村进行了土地改革，1953年全部分得土地，实现了农村土地个体所有制。1955年五十村按照上级要求成立了互助组，就是在承认农民土地私有的前提下互助生产、共同劳动、按劳取酬的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1958年实行公社制度后，土地、农具、马牛、劳力、生产、吃饭、食宿全部集中，一切归五十公社所有。这一政策虽然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但也强化了集体意识和基层管理，尤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强化国家意识、整合民族关系和人际关系等起到了积极作用。1981年，五十村实行土地包干到户，人均分到耕地4亩左右，极大激发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2005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彻底结束了农民“交皇粮”的历史，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特别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使村民不用种地就能从土地中收益，村民切实享受到了我国农村新政策的福利。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五十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政府不断调整土地政策是分不开的。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明确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第一轮承包开始保持稳定长达75年，并建立健全了土地承包权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机制。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集体成员平等享有土地承包权，这对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1]

2.种植业

五十村所在的红崖子沟地区，北依祁连山支脉大阪山，自古森林密布，水草丰美，是放牧狩猎的好地方。“据传说，很早以前，纯为天然的森林原野，各个山峰，皆为松柏、白杨、黄刺、猫儿刺、边麻及其他杂草、丛林所覆盖，平原地区，亦为成片的草地。那时落叶残枝，断草长根，遍积地面，风沙过后，土沙掩盖在上面，就形成了今天挖掘的渣筏。许多地方，为野兽所占据，如叫什当候那的地方，在合尔郡西北，便是虎居的所在。”[2]这种自然环境决定了当地的生产方式是半农半牧，平坦的地方种植粮食，山坡等处以放牧为主。新中国成立初，随着内地移民的迅速增加，改变了人口结构和数量，也使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半农半牧向农耕为主转变。五十村地处浅山，山地居多，全部为旱地，新中国成立前，农作物有青稞、洋芋、油菜籽、豌豆、荞麦、胡麻等，主要用来解决口粮和交租。当时种植技术很落后，没有化肥、农药，主要施家肥和烧山灰，尽管劳动强度大，但因为耕种模式粗放，粮食产量比较低，遇到干旱、冰雹等灾害，农民生活不能自给。

随着土地改革及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土地产量逐步提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先进生产工具的大量使用，耕种用手扶拖拉机，秋收用收割机、脱谷机，除草用农药，施肥用化肥，既大幅提升了粮食产量，也提升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了劳动时间。同时，种植结构发生变化，耕种作物以油菜、洋芋等经济作物为主，随着城市绿化对苗木需求的增加，很多村民种植松树苗，虽然前期投入大，但效益很好，但近两年松树苗市场已经饱和，树苗没有销路，村民不再种植松树苗，转而大规模种植经济效益好的长白葱，2022年五十村共种植703亩大白葱，由此可以看出，村民选择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为导向。

个案1：村民李尕斗利用自己庄前院后的散碎土地种了大概近8分地的松树苗，经过3年的精心管护，2019年一次性卖出树苗15000元。目前，他家的菜园里还有三分地的松树苗，已经成苗了，但现在没有销路卖不出。他还种植过两年中药材当归，但产量比较低且价格波动很大，现在也不种了。2021年他种植了两亩长白葱，虽然劳动投入很大，非常辛苦，但收益也很可观，两亩地收入近四万元。

随着农村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现代化农业生产机械的使用极大降低了村民的劳动强度，规模化生产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益，种植业结构也由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转向以经济作物为主。

3.畜禽养殖业

新中国成立前，五十村主要饲养马、驴、骡、牛、羊、猪、鸡等畜禽。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家养奶牛、毛驴或骡马，既可以作为役畜，又能够积粪肥田。养羊的也比较普遍，从数只到数十只不等，主要是剪毛、积粪，养猪主要是出售，但年底一定要宰杀一头年猪。养有大牲畜的人家在农闲时候还可以帮别人驮运货物，以换取脚力钱。[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集体所有制的实行，由专人管理和饲养牲畜。土地包产到户后，牲畜也归私人饲养。其中马、驴、骡很普遍，每家都有，用于耕地和运输，近年来由于农机的推广应用，没有村民养马、驴、骡等牲口。目前村子里仅有的两头骡子已经很老，也不用来耕作了。村子里养牛比较多，因为既可以挤奶，也可以卖肉。

据笔者调查，目前五十村中养殖户只有16户，最多的有牛20多头，羊230多只，一般也是牛4到5头，羊30只左右。这些养殖户都有养殖大棚，夏天到野外放养，秋冬春时圈养。过去每家每户都养猪，但由于现在很多人都要外出务工，只有家里长期有人的村民会养2至3头猪，也有人家养母猪，专门出售小猪仔。20世纪80年代，村里开始引进和推广温室猪圈，使猪普遍增重20%—30%。但因为猪肉价格波动很大，农民不敢冒险大规模养殖，村里最多的一户养了15头猪。村民也养土鸡以产蛋为主，村民每家散养20只左右，既出售，也留作自己过节食用。

4.个体工商业

土族的商业经济不是很发达。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调查报告中说：“土族的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不发达，基本上是副业性质。经商的人也很少，除个别喇嘛寺的喇嘛经商外，仅民和县三川街上有个别土族座商，农村中有零星小贩。因此，商业经济也不发达。”[4]新中国成立前五十地区几乎没有商业经济，来此经商的多为山西、陕西的商人，当地人叫“山陕客娃”，主要贩卖缸、茶、马、木头等生活物资。还有零星的甘肃“担担客”，肩挑两箩筐小件，像针、线，换点粮食鸡蛋。直到1952年五十供销社成立，极大地方便了周边群众。

改革开放后五十村民的商业积极性才被充分调动。据统计，目前五十村有百货小卖部8家，洗车店1家、馍馍铺2家，油坊1家，面粉加工厂1家，除此之外，由于五十村离镇政府所在地桑士哥只有一公里多，特别是五十自然村离桑士哥更近，所以村里有37户村民在五十镇从事商业经营，有饭馆6家，百货经销部11家，蔬菜瓜果铺2家，肉铺1家，农机修理2家，五金加工2家，建材销售3家，修车铺2家，木材经销部1家，理发店1家，棋牌娱乐室1家，还有5户村民利用自己的皮卡车经营道路运输，村民们要到县上或平安购买大件物品时可以租用他们的车。村里还有2个农业合作社，共承包了200多亩土地，规模化种植洋芋和青稞，长期外出打工的村民把土地租给合作社，自己就可安心外出打工，农忙时节，村里的妇女还可以在合作社打零工增加收入。从走访调查中了解到，2021年五十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1863元。

个案2：白磨自然村的村民李拉木旦主一家2021年家庭收入情况：全家共6口人，老两口，儿子、儿媳妇，孙子2人，一个上小学、一个一岁过点儿。老两口主要是种庄稼，做零碎家务活，帮着照顾两个孙子，儿媳由于怀孕未外出打工，儿子过完年就外出打工，清明前赶回来种田，春耕结束后又出去打工。全年收入来源一是17亩地种蚕豆、洋芋、油菜，除去自家吃的，出售大豆、油菜籽共收入约1.8万元；
二是儿子去西藏打工收入6万元，大致合计7.8万元，人均达到1.3万元。

五十村的村集体经济有两部分，一是在北山光伏电站投资50万元，每年分红本金的40%，用来开支村里的各项公益事业及整个村子的卫生保洁费用；
二是在五十集镇上有36间铺面出租，租金用来支付全村村民的水费。

整体来看，目前五十村村民个体经济比较活跃，但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这是发展短板。土族传统上是一个重农轻商的民族，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及观念变化，市场的助推，土族对商业的态度也实现了从排斥到接受到积极参与的巨大变化。

5.农民副业

新中国成立前，五十村民的副业有以下两种：一是少量的手工业生产，如织褐子、织氆氇、织口袋、擀毡、编背斗等。二是经营水磨和油坊，水磨和油坊一般都是寺院或者富裕农户家所属。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个体从事副业的比较少，改革开放后，副业又重新活跃起来，但随着内地的工业品占领消费市场，土族传统手工业已然衰落，木匠、毡匠、石匠、铁匠等传统手工业已基本消亡。村民不再靠传统手工业，而是进城务工，务工行业从建筑业、餐饮业扩展到装修、快递、环卫、保安等领域。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环卫工人群体，他们长期游离于村庄之外，很少回村。仅纳仁自然村32户人家中就有74个人在西宁从事环卫工作，他们收入虽然不高但很稳定，而且环卫工人工作一定年限后有养老金。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下，更突显了环卫工人收入稳定的优点，因此在村民看来到城里做环卫工人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前几年挖虫草一度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随着青海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不断强化，到牧区特别是三江源腹地采挖虫草的难度越来越大，近两年采挖虫草的人越来越少了。

刺绣是五十村妇女的重要创收手段。土族盘绣2006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土族重要的文化产品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

个案3：五十村的黄兰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08年黄兰索带着一幅长达10米的大型盘绣作品赴北京献礼北京奥运会，这幅作品在北京的华丽展示让很多人认识、了解了土族盘绣。互助土族自治县兰索刺绣传承发展中心是黄兰索姐弟三人在村边的佑宁寺旅游公路路口开的一家颇具规模的盘绣工坊，专门从事盘绣的制作和销售，黄兰索负责技术指导，她的弟弟是一名画师，专门为她画底稿，妹妹则负责开车穿梭于各个村子将原料、图纸等送到业余绣娘手里，并定期收回成品。盘绣工坊的业余绣娘不仅有五十村的，还有荷包、寺滩、拉日等村的妇女，这些妇女们在农闲时节通过盘绣增加收入，每个业余绣娘手艺的精湛程度及完成作品的数量收入不一。

总之，现在五十村农民的收入不再是单纯依靠农业，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特别是年轻人不再以务农为主，而是积极发展副业，每年庄稼种好后都季节性外出打工，也有些村民直接就不种庄稼了，把土地出租给农业合作社后举家外出务工，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村，中老年人、妇女们也会就近打零工，一天能挣100元左右，村子里几乎看不到闲逛的中青年人。

（二）生活方式的变迁

土族生活方式变迁是最具体、直观、可感的，尤其是衣食住行方面的变迁，甚至也有很多革命性的转变，比如手机的普及对土族人思想观念的冲击是强烈的，可以说打开了通往外界的窗口和路径，也极大缩短了与外界的距离。在纷繁复杂的变迁中，既有新思想、新观念、新因素的吸收，也有民族特色和传统的固守，这种传统与变迁的复杂关系和过程，时时刻刻在村民的生活中发生。

1.居住条件

一是村庄格局的改变。土族传统村庄格局以寺庙为中心，是同一祖先的后代构成一个自然村落，并且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同一家伍的在一起，新庄廓围绕老庄廓而建，形成由内到外或一字排开的庄廓分布格局。以贺尔郡为例，上庄和下庄区域划分很明显。这种居住形式使家伍内部联系更为密切，能更好地相互照应和帮助，更能体现一个集体的力量，但这种格局缺乏统一规划和布局，显得比较散乱，巷子曲折蜿蜒。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减少，围绕老庄廓新建的条件已不具备，加上实施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对原有村庄布局进行了统一规划，新建庄廓就不考虑家族因素。同时，在村子里修建幼儿园、小学、村委会办公室、党员活动室、村民文化广场等设施，使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村庄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寺庙也不再是唯一的文化中心，学校、广场等现代化的文化设施正在成为新的村庄活动中心。

二是庄廓及房屋建造的改变。传统上，土族居住的庄廓是由夯土围成的四方形庭院。庄廓内的四面都可以盖房，房屋以平房为主，条件好的人家也建二层木楼。房屋建筑采用土木结构，基本框架由木头组成，用夯土墙或土坯墙按柱子的位置隔成单间。现在的庄廓围墙多用砖石垒成，用砖砌成高大的门楼，瓷砖贴面，大多用铁门，门的宽度增加到2米多，手扶拖拉机、小车都能进出。房屋有砖木结构的，也有钢筋水泥浇铸的二层洋楼。房子用铝合金门窗，窗户的宽度和房间的宽度一致，地面和外墙壁镶上瓷砖，院子用水泥沙子打上地坪，保暖的玻璃封闭。据村子里的人讲，现在盖房子一间的成本在1万左右，一院房子大概7间，也就7万元足够。而且国家实施危房改造和卫生厕所建设，符合条件的每户可补贴3万多元。所以，村民几乎家家翻修一新，居住环境和条件大为改善。目前，五十村绝大多数家庭盖起了明亮的瓦房，另有十几户还在县城买了楼房。

三是室内陈设和日常用具的变迁。改革开放前，土族家庭的陈设及家具十分简单，主要有一对面柜、衣柜、炕桌、取暖火盆、锅碗瓢盆、烧水壶等基本生活用具，很多还是请匠人制作的，样式古朴简陋。土族人家一般都有一间佛堂，或在中堂左侧一间屋子，或在屋顶专门修一间角楼，里面供奉家神和佛像，是家中最神圣的地方，被加以保护。

改革开放以后，土族家庭陈设及用具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堂间，迎面墙上挂有毛主席等几代革命领袖像，也有财神、寿星图像。客厅一般为两间房子连通的开间，里面有组合沙发、茶几、电视柜、电视、音响、火炉、衣柜、炕或床。客厅地面铺了地砖，窗明几净，富有现代气息。厨房的锅台贴了瓷砖，清爽干净。自来水直接通到厨房里，燃料多为煤、煤气或电灶，家家屋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现在，网络通到村子里，村民尤其是学生可以使用电脑，手机也非常普遍。调研中，村民们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挺高。

2.交通条件的改善

一是道路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前，互助土族地区除了威远镇到西宁、威远镇到大通县城的简易公路外，基本没有像样的公路，县城至各乡村之间只有可以勉强通行马车的土路，有的村落只有人行小道。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改善土族地区交通状况，党和政府多次投入巨资，组织土乡群众大搞公路建设，交通状况彻底改善。目前，互助县有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铁路、机场，可谓四通八达，为土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75至1976年，五十公社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全社群众，开展了群众性的突击修路，经过两个冬季的奋战，重新改线修建了互平公路五十桥至班彦村10公里的公路。”[5]1975年至1983年，经过分段治理，使这段公路基本上达到了四级乙公路标准。2016年，互平公路改造为省级公路。同时，村内道路也硬化，水泥路通到每家门口。

二是交通工具的改变。以往当地群众出门依靠步行，去路途远的地方靠马、骡、驴，拉运物资靠牲畜驮运。1958年互助县客运公司成立，互助县到平安县有一趟班车，经过五十村。改革开放以后，手扶拖拉机逐渐进入五十村，平时主要用于耕种、运输等劳动，既是生产工具，又是交通工具。现在，所有的人家都有了电动车，日常出行以电动车为主。50%以上的人家拥有小轿车、面包车或小型货运双排车，而且现在青年人结婚时的标配嫁妆就是小汽车，所以村里的小轿车越来越普及。互助县运输公司和平安区运输公司的班车，每天有十几趟经过村子，村民出行很便利。

3.饮食文化的重构

一是日常饮食结构。起初由于条件所限，五十村民的饮食基本以青稞、大麦、洋芋为主，偶尔也吃少量小麦，极少吃米。“早晨，蒙古尔人喝一碗茶，吃一块馍馍，这时太阳已经升到‘柱子高’了。熬的茶里总是要放盐。许多家庭，只有父母和长子才能喝到茶，其他人及所有的女人，只喝加有少许牛奶的水。馍馍是大麦面做的，或蒸或烙。普通人很少吃到小麦面，小米很少吃。喝了一碗早茶、吃了一块馍馍后，大约九点吃早饭面条。中午还是喝茶吃馍馍。一天中的主餐是晚餐。晚餐是大麦面条。把大麦面条徐徐放进开水里，缓缓地搅动，有时加一些土豆。……孩子们用木碗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碗。成人常用陶制的碗或者粗器碗。吃完饭后，每个人把自己的碗舔干净，再拿到厨房。吃晚饭时，每个母亲催促大家特别是她自己的孩子多吃一些，而孩子把手指放在喉咙上说：‘妈妈呀，我再也吃不下去了，佛可以作证’。”[6]许让神父详细记录了1911—1922年间土族人家极其简单的日常饮食状况，但也是其乐融融。“新中国成立前，白面很少，只有条件好的地主家里才吃白面，一般老百姓在过年或者家里来贵客时才吃白面，平时吃的都是青稞面，用青稞面做的‘干粮’‘锅塌’，青稞面‘巴洛’，洋芋、豆面拌汤。蔬菜很少，主要就是萝卜、白菜两种，后来才有了大头菜、胡萝卜、甜菜、葱、韭菜、菠菜、芫荽等。”②简单来说，土族日常主食就以青稞为主，而且基本没有调味品，甚至连最基本的食盐都买不起，只有土司、土官和个别富裕人家才能吃得起盐。五十村的村民从一山之隔的哈拉直沟盐庄地区用牲口驮一些含盐分的红沙土回来，将红沙土倒入缸内，加上水搅拌沉淀后食用上层的盐水。盐水中含碘量低，甲状腺增大病人较多。土族过年的时候宰一头猪，一部分在节日食用，一部分挂起来做成腊肉。一年到头除了重要的节日，婚礼、孩子出生、葬礼时，或有贵宾来访时才偶尔吃腊肉或宰杀鸡、羊，其他时间几乎吃不到肉。整体上生活条件艰苦、饮食结构单一、营养条件不足。

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整体提高后，土族人家的饮食结构由青稞转变为小麦，馒头、面条成为最重要的主食，大米也端上了土族人的餐桌。副食的花样品种也逐步增多，各类蔬菜、牛羊猪肉不再稀奇，也开始吃鱼、虾等水产品，营养条件得到大幅改善。调研中无论走进哪一户人家，无论是不是饭点儿，主人都会热情的端上馍馍、茶，紧接着就会炒出几盘菜，最后还会下一碗劲道的手工拉面来待客。

二是待客饮食的变化。土族十分重视节日期间招待客人的饮食。土族人常说：“客来了，福来了！”土族最讲究的婚宴，传统中客人围坐一圈的“圈圈席”，先是喝茶吃“烧麦”，然后喝酒、吃全羊，之后是喝肉汤，最后吃旗花面。像这样的宴席，席面既不周备，器具也很简陋，烹饪也很简单，但作为一种仪式却极其隆重，歌舞不休，敬酒不断，整体氛围很好。高丙中20世纪90年代在五十村调研时，“一家姓李的于1994年初娶红崖子沟的汉族姑娘，他们家的婚宴办的八盘菜的席，一时成为本地的重大新闻。”[7]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传统的婚礼仪式之外，土族的婚宴往往按汉族的桌席招待来宾，要么在集镇的饭馆待客，要么请专业的“拉席”上门，一桌席的费用大概在800—1200元之间。

个案4：霍尔郡村鲁松多才让的儿子今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师范大学，在村里调研时正逢他家举办升学宴，鲁松多才让请了专业的流动“拉席”，在家里摆了十桌席招待亲朋好友，席面上冷拼、热炒、甜点样样俱全，菜品种类丰富。儿子争气考的好，鲁松多才让非常高兴，他定了拉席里一桌1200的最高标准来待客。

总之，近百年来土族的饮食从食材、种类、做法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饮食从青稞转向了小麦，饮食花样也越来越丰富，制作也越来越精致。现在，土族的饮食基本和河湟地区的汉族饮食没有什么区别。这充分说明土族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也要看到，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也滋生了铺张浪费的现象，土族人家宴席繁多，除了传统的婚宴、孩子满月宴之外，孩子升学、买新车、贺新房等都大摆宴席，宴席为了讲究体面，大鱼大肉，铺张浪费。如何在提升村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做到简朴、健康、节约、文明，实际上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是饮酒风气的改变。土族喜饮酒，善酿酒。据研究，互助县在元朝时已有酿酒作坊，明代有酒坊11家，清代威远堡酿酒一年熬制不下二千余缸，民国期间发展到13家大的酒坊，以“天佑德”“义兴德”“义和永”“永庆和”等“八大作坊”最出名。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互助县人民政府在收购“天佑德”等八大作坊的基础上组新中国成立营互助酒厂，先后酿造成功了“互助大曲”“互助特曲”等新产品。[8]土族把酒坊酿出的青稞酒叫烧酒，把自酿的酒称为“酩馏”。土族人喜欢喝酒，逢年过节之时，以酒助兴，但酗酒甚至酒后闹事的情况也屡屡出现。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现在的年轻人对喝酒并不热衷，甚至比较反对。在对五十村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经常喝酒的主要是35—50岁的男人，过了50岁的人已经不大喝酒了，而35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少喝酒。对于沉迷于酒的土族人民来说，这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应该大力提倡。

4.服饰文化的演变

传统上土族男子夏天多穿白色羊毛捻线织成的白褐衫，系腰带，下身穿粗布制成的大裆裤。头戴用黑羊羔皮做的帽子，脚穿牛皮靴子和布做的靴子。相比男子服饰，妇女的服饰就复杂多样。未婚的女子、已婚的年轻妇女和已婚的老年妇女的穿着打扮各不相同。土族老年妇女多穿夹棉布袍或黑褐衫，外套一件大襟的黑褐衫坎肩，系深色腰带，冬天换做大襟的皮坎肩，脚穿没有绣花的素腰鞋，头戴黑羊羔皮帽。未婚的姑娘穿着简单，也从来不戴帽子。土族年轻妇女穿小领斜襟开衩袍衫，袖子由七色布料做成，袖口宽大，放5寸宽的白布袖边，称作“七彩袖”。长袍上套黑色或紫红色的坎肩，腰系自织的腰带或绣花彩带，彩带上绣花、鸟、蝶等图案。脚穿绣花腰靴。已婚土族妇女总是要戴一顶帽子，即使是在家里，多为毡帽、羊羔皮毛、狐皮帽子和插花大礼帽。[9]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现代服饰基本取代了传统的民族服饰。平时生活中，只有老年人常年穿民族服装，部分中老年人只有在春节等传统节日、去寺庙拜佛、或者婚丧嫁娶时才穿民族服装，而青年人的穿着完全汉化或流行化，平时的穿着打扮和汉族一样。“村中的年轻人无论是着装的方式、闲暇时的喜好，甚至是外出务工选择的工作类型都很相似。村中的男青年普遍喜欢穿着雪白的T恤衫，外面再搭配一件色彩鲜艳的夹克外套，下身穿一条紧贴身体的锥形牛仔裤，脚蹬一双轻便的运动布鞋。他们喜欢闲暇时聚在村中广场，蹭着免费的wifi，互相分享快手上的短视频，并不时地对视频进行品头论足。他们可以轻松地以群体方式展现他们的群体亚文化，同时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和自豪感。”[10]在调研时只看见土族老奶奶穿着长袍。近年来，随着互助土族旅游业及演出业的兴盛，土族服饰成为一大亮点，也重新点燃了村民对传统服饰的热情，传统服饰店开始多了起来，订购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土族的服饰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是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但同时也是传统文化流失的一种表现，这也是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转换的矛盾。

（五）对外交往的变化

起初五十村非常封闭，村民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本村、本乡或临近的乡村，很少去县城，更不可能去省城，特别是妇女的生活空间就更小，对外交往极其有限，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小农社会。男性除了服兵役、抓壮丁走出去之外，每年只有少部分男子为了制作一些木制生产生活用具，到互助北山林场用马驮回木材，也有一些人到一山之隔的哈拉直沟乡去驮运盐水，还有就是交粮差，另外就到丹麻乡参加“花儿会”，活动范围非常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育的普及，改革开放的深入，交通条件改善，思想观念转变，基层政权的有效组织，使得五十村对外交往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往也更加频繁，与主流社会的融入程度也在加深。据被采访者描述：“旧社会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很少有机会出去，女人就更没有外出机会，外面是啥样子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学校，所以知道的很少。绝大部分上了年纪的人没去过县城、西宁。现在的年轻人就不一样，现在都出去了，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打工的打工，到西宁和州县上，还有的在新疆、西藏、广东。现在年轻人的眼界开，头脑活。”③

手机的普及也加快了村民与外界的联系。五十村除了年纪特别大的老人和小孩外，几乎人人都有手机。可以说，现代通讯工具和电视、网络极大丰富了村民生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也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据笔者了解，快手、微信等APP是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村民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各种社交软件来了解村庄以外的世界，通过各种互联网媒体都市生活已经不再遥远和神秘。笔者在调研时，村里举办庆祝“七一”活动，土族妇女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热情邀请笔者一起合影，并拍摄短视频发送到微信、快手等社交平台。

总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土族村民与外界的接触与联系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频繁。同时，借助现代网络各种媒体平台，土族村落的封闭闭塞正在改变，土族生活正在融入着越来越多的现代因素。

近百年来，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角度而言，土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这种变化体现在很多方面。

一是从纵向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改革开放初至今。土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三个阶段经历了三次转变：从封建统治下的小农经济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经济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从“各家各户过受压迫的苦日子”到“大家一起过穷日子”到“各家各户过幸福的小康日子”的巨大转变。

二是从横向来看，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存在四个方面的不平衡。首先是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不平衡，威远镇是互助土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速度快一些，远离中心地带的偏远农村，变迁速度慢一些，五十村离县城较远，但又处在交通要道，所以变迁程度居于中间水平；
其次是生产生活方式内部各要素的变迁程度不一，服饰、饮食、交通、生产方式等方面已经和当地其他民族趋同，而在观念习俗、宗教信仰、婚丧礼仪等方面保存的传统文化内容较多，也就是说，物质文化的变迁相对精神文化的变迁要快，而精神文化的传承相比物质文化的变迁更为稳固；
再次是不同年龄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程度也不均衡，老年人相对保守，固守传统比较坚决，包括语言、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等方面接受外来影响比较小，而年轻人接受现代文化速度快，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容易打破陈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很快。此外是一个村子内不同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程度也不一样。家中经济条件好、子女入学早、有上班工作人员的家庭，与社会融入程度深，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快，而一些家庭经济收入低、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程度也较浅。

三是从未来发展角度来看，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土族生产生活方式逐步由单一型转向多样型，个体性逐渐增强，但是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区位条件限制，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还是有很大距离，特别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程度很低。现代化是民族发展和繁荣的不二选择，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大势所趋，而要适应现代化和现代生活，关键是发展教育和现代科学技术。任何民族不发展教育，提升民族素质，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就无法发展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所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土族要抓住国家发展创造的机会，把教育作为最根本、最基础、最持久的事业来抓，通过发展教育和利用科技，提升民族素质，发展民族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在民族地区发展和整个国家现代化中贡献应有的力量。

注释：

①合尔郡、贺尔郡、霍尔郡都是今天五十村霍尔郡自然村，是该村音译的不同写法，现在官方统一写作霍尔郡。

②③被采访者：林先布，84岁，土族，2022年6月29日接受采访时所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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