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跨地迁移、社会福利与产业振兴

王士心，赵 明

（1.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2.河北金融学院 保险与财政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70）

近年来，国内人口流动日趋常态化、规模化，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新动向或将对区域产业振兴带来显著影响。国内既往涌现的“民工潮”证实了刘易斯模型中“劳动无限供给”经济学假设，同时衍生出二元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革等现象。就宏观大背景而言，国内劳动力结构正面临三维巨变：第一，人口红利渐趋消弭，人口老龄化、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日趋凸显[1]。2010 年以来，国内劳动力供需格局由既往的基本平衡转为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人口体量以及劳动参与率持续走低。第二，人口流动规模逐步紧缩，并外显出新趋势。据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21》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3.76 亿人，2015—2019 年依次较上年减少600 万人、171 万人、82 万人、300 万人以及500 万人，往年渐进扩张的流动人口规模呈现出持续下降。特别在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劳动力表现出部分回流迹象[2]。第三，国内高等教育院校大幅扩招，为“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提供客观依托与现实契机。由此，国内劳动力结构变迁表现出新特点，即“务工”型劳动力数量越来越缺乏、流动性日趋减弱。但与此同时，大量廉价“知识型劳动力”涌入市场，对产业生产结构造成一定冲击[3]。

与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紧密相关的是国内产业体量与产业结构的变迁。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伊始，国内东南沿海地区紧扣国外产业转移与技术扩散契机，依托本土产业资源以及人力资本优势，经由承接制造装配、贸易流转路径，实现高歌猛进发展。然而，该阶段国内企业所承揽的业态多为经济附加值相对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特点在于劳动力属性较强，对人口规模存在重度依赖[4]。伴随着国内劳动力结构流变以及产业现代化发展走向纵深，产业运作资源成本大幅攀升。早期粗放型发展模式中资源分配不均衡、业态不可持续等困厄日渐凸显。在此背景下，国家在21 世纪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时着手调整产业发展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产业布局而言，借助既有的区域经济基础与资源禀赋差异，利用产业梯度特性实施产业转移承接。就要素投入而言，国内产业也逐步由传统意义上人口规模与自然资源驱动转向人才层次与技术创新赋能。然而，学界既有研究发现，国内产业调整进程遭遇了产业转移不畅与产业转型艰难的双重困境[5]。一方面，东部地区工业制造业成为产业区际转移的关键所在，但囿于“劳动力转移刚性”的客观阶段性存在，沿海地区产业在向内陆迁徙的过程中屡屡陷入“招工难”的困境；
另一方面，因产业技术应用水平与自主研发能力相对滞后，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受阻，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迭代遭困，陷入“腾笼换鸟”却无“鸟”可换的尴尬境地。

在劳动力供给与产业结构均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劳动力跨地迁移呈现出何种态势，其新动向对产业振兴有何影响，又通过何种路径对产业振兴产生影响，厘清这些问题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梳理既有文献，在理论维度提炼地级市层面劳动力跨地迁移影响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利用劳动力跨地迁移指数与中国产业2011—2020 年间239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结果展开实证检验，进而对上述问题进行详尽分析与回答。研究立足于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影响，得出具有启发价值的研究结论。通过递归模型研判劳动力跨地迁移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外溢以及人力资本集聚，进而影响产业振兴实践。文章研究深化了对劳动力跨地迁移影响产业振兴基本规律的认知与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劳动力跨地迁移作用受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并对其展开实证分析，由此丰富了劳动力跨地迁移与产业振兴的研究内涵。

1.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影响

劳动力跨地迁移是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源的区域融合实践，是以劳动人口流动、资源高效配置与劳动技术创新外溢为特征的经济现象。劳动力跨地迁移这一概念最初源于“人口流动”。Borjas(1987)首次提出“劳动力跨地迁移”理论，将其界定为劳动人口以改善就业情况与收入水平为主要目的，在不同地区间的迁移[6]。董丽霞、张子君(2021)认为国内劳动力跨地迁移突出体现于技术型人才跨地迁移、管理型人才跨地迁移以及基础型人才跨地迁移三个维度[7]。多维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具有突出影响。就供给侧而言，劳动力跨地迁移可优化区域要素禀赋，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振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规模扩张，进而推动区域产业振兴。就需求侧而言，劳动力跨地迁移通常会引发收入水平波动，加剧区域间收入差异[8]。劳动者可支配收入增加会提升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外来劳动者也会对区域消费结构形成影响。由此带来的市场环境波动，会倒逼企业依据需求丰富产品类目、提升产品水平、扩大服务范畴，最终推动区域产业振兴。文章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劳动力跨地迁移有利于推动产业振兴。

2.劳动力跨地迁移影响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

文章从生产效率与技术发展两个维度分析劳动力跨地迁移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劳动力跨地迁移可通过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推动产业振兴；
另一方面，产业经由提升技术创新投入与强化技术创新外溢效应，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据此，可将这两个维度的影响效能概括为技术创新投入效应、技术创新外溢效应以及人力资本集聚效应。

（1） 劳动力跨地迁移对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推动产业振兴

第一，劳动力跨地迁移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劳动力跨地迁移对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在劳动力规模化涌入的区域，企业为保证既有竞争优势，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以扩张供给品类、提高供给质量，以此满足日益庞大的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劳动力跨地迁移通过伴随较为丰富的生产要素流动，随之为产业带来大规模技术创新投入。拥有丰沛外来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资源禀赋的企业可借助技术创新优势，不断产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这也将反向吸引外来先进技术创新要素集聚。特别是随着区域人口增加，市场人才供给结构得以升级，可以为企业参与技术创新提供大量人力支持。同时，劳动力跨地迁移所携带的生产要素集聚会形成涓滴效应，易向生产水平较高地区汇聚，从而建构起空间集聚中心。当生产要素在空间层面形成流动或构成空间溢出时，就会形成扩散效应，为技术创新提供源动力。

第二，技术创新投入对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技术创新投入引发的信息与技术增量成为产业进步的关键动能。就内生增长理论视域而言，内生性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据国内外实证研究的主流观点，技术创新投入是助推技术沿革、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来源[9]。具体的：第一，技术创新投入可提升企业信息与技术储备能力，拉高劳动力生产率与资本回报率，提升劳动力与产业资本等生产要素运作效能，夯实产业生产结构；
第二，技术创新投入可提升产业资源配置效率，如先进生产方式与前沿管理路径的引入可推动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有机融通，达成产业效益最大化，实现产业振兴。

（2） 劳动力跨地迁移经由技术创新外溢效应推动产业振兴

劳动力跨地迁移除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投入推动产业振兴，还可经由前沿生产技术的扩散、外溢与吸纳，实现技术革新，进而推动产业振兴。

第一，劳动力跨地迁移对技术创新外溢的影响。技术创新外溢，即技术经由特定路径在潜在主体间传播、使用的进程[10]。劳动力跨地迁移可推动生产技术创新外溢，其所带来的流动性可有力助推前沿技术流动与新兴技术应用。一方面，劳动力跨地迁移可为企业或区域带来较多产业资本与技术资本，促使其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技浪潮中占据主动。同时，前沿技术在异质性领域中均表现出极强的外溢扩散效应，能够为承载较多外部劳动力的企业技术创新赋能。另一方面，劳动力跨地迁移不仅能表征域内企业拥有较高技术水平，也表征着更为完善的要素流动场域。这意味着企业或区域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外部环境，可以为前沿技术交易提供更加便利的市场环境，推动先进技术成果的交易与转化。技术流转程度走高也将进一步助力前沿技术的拓展与应用，实现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外溢效能的提升。

第二，技术创新外溢对产业振兴的影响。学界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外溢可有力助推产业振兴[11，12]。技术创新外溢可推动生产资源互补与产业职能互动，为资源高效配置、打造新兴增长点与转变经济增长路径助益。着眼于产业发展实际，技术创新、技术应用与技术创新外溢均为过程，结果则将落脚于产业振兴实践。

（3） 劳动力跨地迁移经由提振人力资本集聚推动产业振兴

劳动力跨地迁移除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外溢推动产业振兴，还可经由提振人力资本集聚方式为产业振兴带来利好。

第一，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人力资本集聚的影响。劳动力跨地迁移可从两方面对人力资本集聚带来积极影响。一方面，劳动力跨地迁移伴随着外部环境智能化、智慧化发展，逐渐形成高技能型人才与低技能型人才双向分流趋势，并在良好社会福利、灵活要素市场的加持下，推动各类人力资本以集聚形式自由、高效流动。另一方面，劳动力跨地迁移促使人力资本与生产技术有机相融，推动劳动力结构逐步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过渡、由组织性向自发性过渡。此外，低技术技能与低教育水平型劳动者可经由系统培训、学习深造等路径提升自身综合技能层次，进而迈入高级别、复合型人才的行列，由此推动人力资本跃升，促进高水平人力资本集聚现象形成。

第二，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振兴的影响。着眼于内生增长理论视域，技术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变量。技术发展来自产业实践与创新探索，而实践与探索正发端于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与内部效应。劳动力跨地迁移可带来规模较大、质量较优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集聚则可进一步促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学者经实证研究发现，高技能型劳动者涌入所形成的优质人力资本集聚是产业规模扩张与效能提升的关键要素，也是强化核心产业竞争力的重中之重[13]。

由上可知，在良好社会福利与灵活要素市场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等生产资源可实现高效流动。劳动力跨地迁移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外溢与增加人力资本集聚等方式为产业振兴带来积极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主要经由提升技术创新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外溢与增加人力资本集聚三大路径实现。

3.社会福利优化、劳动力跨地迁移与产业振兴

前述理论分析阐明，在良好社会福利引导下，劳动力跨地迁移可对产业振兴带来积极影响。但是，就目前而言，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领域还有待完善[14]。那么，异质性社会福利水平是否会影响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推动效能？文章对此进一步探讨。

理论层面而言，社会福利主要从三个维度影响产业振兴。第一，若区域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优，则可为产业发展与企业实践吸引更多人力资源，同时可进一步助推技术创新投入扩张，从而推动产业振兴。第二，健全的社会福利可推动高技能型人才跨企业、跨地域有效流动，由此助力前沿技术传播与外溢。第三，社会福利水平可吸引人力资源在不同区域与产业间融通，高技能型人才择业更青睐于薪资福利较优、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由此推动高效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走高。进而，人力资源、前沿技术与产业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流入社会福利较高的区域与产业，促使人力资本对产业振兴的积极推动效能得到有力发挥。以此推及，提出假设：

假设H3：在较高社会福利水平下，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1.计量模型

为研判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影响，研究借鉴既有学术成果的主流方法[15]，构建如下函数关系：

式中，ITFP 为产业振兴，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是劳动力跨地迁移（LM） 的函数。LM 为劳动力跨地迁移指数（用以反映劳动力跨地迁移水平），A0表征初始状态水平，Zit表征产业振兴的其他关联要素。对上式展开自然对数处理，得到计量模型如下：

同时就式(2)两侧求关于年份t 的积分，可得下式：

为求精简，以符号ITFPGit、LMGit与ZGit表征式(3)中的ΔITFPit/ITFPi，t-1、ΔLMit/LMi，t-1以及ΔZit/Zi，t-1。由此，可将式(3)转化成下式：

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ITFPGit成为劳动力跨地迁移LMGit的函数。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较强连续性，全要素生产率当期提升情况必然受到此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干预。同时，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程存在显著变动态势，文章将前一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水平ITFPGi，t-1纳入自变量中，由此将分析模型延展成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式(5)中，ITFPGit为全要素生产率当期提升水平，ITFPGi，t-1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上期提升水平，LMGit表示劳动力跨地迁移的提升情况，ZGit表示控制变量的变动态势，λi表征个体效应，δi表征时间效应，εit表征随机扰动项。滞后乘数以α1进行表示，这一数值体现上期全要素生产力提升对当期数值的干预。式(5)中动态面板模型是本研究的基础检验模型。研究参考彭国华(2015)以及曹芳芳等(2020)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方案[16，17]，Zit涵盖科研成果引入、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支持水平五项变量指标。式(5)就上述控制变量的提升幅度展开回归分析。

依据理论分析可知，劳动力跨地迁移可能经由提振技术创新投入、助推技术创新外溢以及强化人力资本集聚三条路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验证假设H2，研究立足于假设H1的逻辑机理，通过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方式[18]，以式(5)为基础构建的递归模型如下所示：

PGit表示中介变量，涵盖表征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外溢以及人力资本集聚三项中介作用的代理变量。由上述模型推导可知，所有中介变量均须选定为增长率这一形式。由于滞后项可对变量遗漏等困境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纾解，并能强化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此处将滞后一期的中介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式(7)。倘若技术创新投入效应、技术创新外溢效应以及人力资本集聚效应是劳动力跨地迁移影响产业振兴的中介效应，则β2、γ3以及α2正负符号均一致。

2.变量说明

（1） 劳动力跨地迁移

劳动力跨地迁移反映的是中国现阶段劳动者区际流动与就业适配情况。随着理论范式与实证模型发展完善以及样本数据可得性、连续性不断增强，学界关于劳动力跨地迁移的实证研究也日渐趋多。袁志刚、林燕芳(2020)依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地级市外省、本省迁入总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表征人口迁移情况[19]。人口流动涵盖人口迁入和迁出两个维度，以各地人口迁入反映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情况，如就A、B 两地而言，A 地区的迁入人口即为B 地区的迁出人口。厉伟等(2020)则采取问卷调查形式进行样本采集，依据题项“您出生时母亲的主要居住地是哪里？”与“您于哪一年来到本地（本市/区/县） 居住？”等信息来判断被调查者是否存在地区迁移[20]。如果被调查者现居住地与其出生地不同，则认为该样本进行了迁移；
反之表示没有迁移。杨芸等(2020)则基于各省、市常住人口数据测算劳动力净流入率，并假定流动人口中的90%为适龄劳动力[21]。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为劳动力跨地迁移，聚焦剩余劳动力为追求报酬最大化、谋求更多职业发展而产生的空间流转或职业转化。现阶段国内劳动力跨地迁移的主要特点是此类流动劳动力尚未完成身份转化，故借鉴学者聂飞(2021)的研究方法，以城镇就业人口与乡村就业人口比值来反映劳动力跨地迁移情况(LMG)[22]。

（2） 产业振兴

参考学界常规方法，如刘志彪、凌永辉(2020)选择基于DEA 的Malmquist 指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以此表征产业振兴[23]。产业部门区域维度的TFP 计算有赖于投入产出变量的确定。因此，此处以异质性产业部门1995 年作为基期总产值，测度区域产业部门产出能效，采用产业部门从业者数量表征其劳动力投入。就产业部门区域维度的资本存量计算，参考叶云等(2020)的研究方法，通过永续盘存法测度区域工业固定资产的既有资本存量，以此研判其资本投入情况[24]。本研究通过DEAP 软件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较上年变动幅度，即ITFPG。由此，以增长率公式测得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幅度(TG)。

（3） 控制变量

第一，科研成果引入(SAI)，由于科研技术引入与转化应用对国内产业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处借鉴金泽润、朱晟君(2021)的研究方法，采用技术引入经费支出这一指标进行表征[25]。

第二，对外开放程度(OD)，对外开放对产业振兴具有双重意义上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外资引入可为产业研发与技术创新带来现实利好[26]；
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前沿技术扩散也可推动国内技术迭代革新[27]。此处以产业经济中外资企业总产值与所在区域产业总产值之比来反映该区域对外开放程度。

第三，市场化程度(MD)，该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既有经济基础与技术水平，同时有利于生产资料自由流通与高效配置。因而，市场化程度加深有利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参考学者姚震宇(2020)的方法，以市场化指数反映区域市场化程度[28]。

第四，产业结构调整(UIS)，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可在一定意义上表征该区域的整体经济结构与经济走势。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可推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走高。文章以各区域GDP 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来反映。

第五，金融支持水平(FSL)，金融支持是推动产业发展、技术革新的重要支撑与关键杠杆，本研究借助当期年末存贷款余额和区域GDP 之比表示该地区产业金融支持程度。

（4） 中介变量

第一，技术创新投入(TIIG)。学界诸多实证研究证实，技术创新投入是影响产业实践发展与业态革新的重中之重。大量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投入强度(TIIS)是影响产业技术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对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内部与外部支出之和取对数，以此衡量其技术创新投入。

第二，技术创新外溢(TISG)。劳动力跨地迁移可以推动技术市场的活跃与繁荣，为创新生产要素的有机融通带来便利，也为前沿技术在区域产业间的传播与外溢提供更多路径。技术市场交易总量的增加可推动前沿技术创新应用与转化，也可更为全面、客观地表征产业技术创新成果的外溢效应，是反映产业技术外溢程度的合理指标（俞立平等，2022）[29]。研究以各地市工业技术交易总量(TD)作为研判技术创新外溢的代理变量。

第三，人力资本集聚(HCA)。研究参考苏华等(2020)的常规做法，以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在员工总数中的占比对这一指标进行测度[30]。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研究将五项控制变量以及三项中介变量均转化为增长率，以SAIG、ODG、MDG、UISG、FSLG、TIIG、TISG、HCAG进行表征。

（5）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包括公共福利和职业福利，涵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扶等多个方面。就社会福利变量的具体测度方式，乔金笛等(2022)以社会养老金转移支付和职工医疗转移支付为衡量指标，发现社会福利对劳动力经济状况有显著积极影响[31]。朱凤战、张丹(2022)选取劳动者样本医保报销比例作为衡量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关键变量[32]。研究参考曹园等(2021)的做法，采用劳动者是否参加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死亡等职工社会保险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33]。

3.数据说明

研究通过地市级样本数据检验劳动力跨地迁移与产业振兴之间的关联，实证分析样本经对应变量的可得性与连续性筛选，最终涵盖国内239 个城市。上述变量原始数据源于2011—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为控制部分离群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实证研究时对连续变量均展开缩尾处理；
对于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与线性回归法进行处理。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为准确、科学研判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影响，探究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实证分析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方面为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总体实证估计；
另一方面就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影响机制展开作用机理探赜，由此分析劳动力跨地迁移助力产业振兴的影响传导。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动态面板模型或将引发内生性困厄，进而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研究拟通过两步SYS-GMM 展开实证分析，具体研究工具变量选定劳动力跨地迁移水平的一阶滞后项。此外，研究拟以Xtabond2 展开系统GMM 实证分析，以Hansen 统计值检验研究异方差稳健性，由此判断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与有效性[34]。

1.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影响探究

研究通过三种方式：两步SYS-GMM、动态固定效应模型与动态最小二乘模型来实证检验劳动力跨地迁移的整体影响，以此确保实证结果具备较高稳健性。依据学界常规处理方式，若Hansen 检验P 值高于0.1，则判定工具变量合理有效[35]。由表2 模型1 中两步SYS-GMM 实证分析结果可知，统计值不具备较强显著性，证实研究工具变量的选取具备合理性与有效性。同时，AR(2)全部未拒绝原假设，证实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说明研究模型建构与估计方法选取均可行。此外，滞后一期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符号全部为正，且具备较强显著性，证实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纳入控制变量中的建模依据成立。就表2 产业振兴总体回归结果而言，劳动力跨地迁移系数符号为正，且三种检验方式全部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这反映出劳动力跨地迁移态势较强的区域产业振兴实践较优，也证明劳动力跨地迁移可显著推动产业振兴。由此，假设H1 得证。模型2 与模型3 所呈现的动态FE 以及POLS 实证结果表明，LMG 系数数值0.428（模型1） 高于其模型2 系数数值，但低于模型3。由此证实模型1 所汇报的两步SYS-GMM 检验结果并未由于工具变量选取而形成显著异质性。这进一步反映出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显著且具备较强稳健性。

表2 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整体影响的实证结果

2.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前述统计结果更为全面、客观与准确，文章在稳健性检验方面不仅选取上述两步SYS-GMM等路径，还以调整核心变量、纳入遗漏变量等方式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1） 劳动力跨地迁移指标重新选取

在劳动力跨地迁移的相关研究中，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也是常用的测度指标。鉴于石敏俊等(2022)研究中采用计算公式测得的区域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与上述劳动力跨地迁移水平的变动态势大致耦合[36]，同时两项指标间具有高至0.82 的相关性系数。因此，这一指标适用于检验实证研究结果稳健性。具体测度公式为：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区域既有劳动力/企业数量。着眼于面板数据获取，研究对各个地级市进行企业平均用工人数分摊。因为化工橡胶制备、金属元件加工、电子电器制造、汽车生产装配以及食品日用快消行业的用工人数占比最高[37]，此处以各区域中这五个行业经营份额获取区域用工人数投入量权重。相关数据源于2011—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依据测算的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研究通过两步GMM以及固定效应实证分析全要素生产率(ITFPG)。上述不同路径的实证结果报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与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性均与前述研究结论基本耦合，证实上文相关结论具备较强稳健性。囿于篇幅有限，稳健性检验结果具体数据略。由检验结果可知，各项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与上述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因而证实上述研究结论具备良好稳健性。

（2） 遗漏变量偏差

在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文献中，网络基础设施也是主流测度指标之一。如郑展鹏等(2018)从网络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维度，采用光纤宽带覆盖率、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互联网产业从业者数量以及互联网关联产出四项指标测度网络基础设施综合发展指数，以此为基础分析网络基础设施提振生产效率、推动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38]。本研究参考其测度网络基础设施综合发展指数的路径，计算2011—2020 年国内239 个城市网络发展指数。由于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具体数据略。其结果表明，在将网络发展态势纳入考量后，通过两步SYS-GMM、动态固定效应与动态最小二乘模型的系数数值与显著性水平均和基准回归结果大致吻合。

3.劳动力跨地迁移影响产业振兴的机制探究

立足于前述分析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影响的分析，此处就上述理论推导出的作用路径展开进一步检验。劳动力跨地迁移可能经由提升技术创新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外溢与增加人力资本集聚等方式为产业振兴带来积极影响。此处对三项中介效应展开进一步检验。式(6)递归模型的第一步实证结果如表2 模型1 所示，同时系数α2符号为正且具备较强显著性。在此基础上须展开中介效应的第二、三步检验。表3 报告三项中介效应式(7)、(8)的两步SYS-GMM 实证结果，AR 与Hansen 回归检验均证实模型1～6 的检验结果全部通过稳健性检验。表3 中实证结果报告，三项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二步实证系数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第三步检验中γ3系数符号也为正，且具备一定显著性。这反映出三项中介效应均客观存在，即劳动力跨地迁移可经由提升技术创新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外溢与增加人力资本集聚的途径推动产业振兴。由此，假设H2 得证。

（1） 技术创新投入效应探究

从表3 模型1 所报告的实证结果可知，劳动力跨地迁移(ITFPG)对技术创新投入(TIIG)的系数符号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反映出劳动力跨地迁移可推动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表3 模型1 报告的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跨地迁移与技术创新投入的系数符号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此外，劳动力跨地迁移的系数数值(0.062)低于表2 模型1（即基准回归模型） 中的估计系数(0.428)，表明技术创新投入具备部分中介效应。由此反映出劳动力跨地迁移可对技术创新投入产生一定影响，经由技术创新投入的提升对产业振兴带来积极影响。

（2） 技术创新外溢效应分析

表3 模型3 报告的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跨地迁移(ITFPG)对技术创新外溢(TISG)的系数符号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数值为0.805）。这反映出劳动力跨地迁移可推动企业技术成果自由流通与转化应用，由此提振技术创新外溢的现实效能。依据表3 模型4 报告的实证结果可知，劳动力跨地迁移与技术创新外溢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劳动力跨地迁移的估计系数数值(0.231)低于前述基准回归模型的系数数值(0.428)。这反映出技术创新成果交易也在影响机制中具备部分中介效应，证实劳动力跨地迁移可对技术创新外溢带来积极影响，并经由增强技术创新外溢效能推动产业振兴。

表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3） 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分析

表3 模型5 报告的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跨地迁移(ITFPG)对人力资本集聚(HCAG)的系数符号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数值为0.202）。这反映出劳动力跨地迁移可有效提升区域与企业人力资源层次，强化高技能、高素质型人才集聚。依据表3 模型6 报告的实证结果可知，劳动力跨地迁移与人力资本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同时，劳动力跨地迁移的系数数值(0.148)显著低于前述基准回归模型的系数数值(0.428)。这反映出人力资本集聚也在影响机制中具备部分中介效应，证实劳动力跨地迁移可经由强化人力资本集聚为产业振兴带来利好。

伴随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劳动力在其吸引下流动性日趋提升，由此可以进一步提升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规模效能。为对假设H3 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将劳动力跨地迁移与社会福利水平变量的乘积项纳入式(5)，建构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上式中，FMit为社会福利水平变量，由社会福利水平指数(FM)及其细分福利水平指数（养老金转移支付KM、职工医疗转移支付LM 以及社会保险TM） 进行表征。θ3是劳动力跨地迁移与社会福利水平变量乘积项的系数，表征社会福利对劳动力跨地迁移作用于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

表4 为纳入劳动力跨地迁移与社会福利水平乘积项的实证结果，劳动力跨地迁移(LMG)的系数符号始终为正，且呈现显著。这一检验结果从不同角度证实上述基准回归具备较强准确性。LMG×FM 系数符号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数值为0.148。这说明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显著增强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这也证实假设H3，即社会福利水平提升衍生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强可以提升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提振效能。该结论也反映出，就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深圳等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而言，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实践所带来积极影响更为突出；
而就兰州、西宁等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而言，需要强化社会福利体系改革力度，完善劳动者福利保障体制机制，以更好发挥劳动力跨地迁移在推动产业振兴中的积极影响。

同时，由表4 报告结果可知，乘积项LMG×KM、LMG×LM、LMG×TM 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具备较强显著性。这表明养老金转移支付、职工医疗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举措均有力提升了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进一步为假设H3 提供实证支撑。由此也反映出，在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的区域，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推动效能更为突出；
而对于养老金转移支付、职工医疗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举措落实程度较低的区域来说，大力推动社会福利措施落到实处，切实提升人力资源待遇保障，对于实现产业振兴具有关键的现实意义。

表4 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下，推动人力资源高效配置与社会福利稳健提升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与实现产业振兴的重中之重。本研究由理论层面出发，归纳了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借助2011—2020 年中国239 个城市网络发展指数，采取多元测度路径检验理论假设，由此提出如下三点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劳动力跨地迁移与产业发展进程协同发展，可对纾解产业创新动能不足、推动产业振兴实践带来正向影响。经实证检验，劳动力跨地迁移可有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攀升，为实现产业振兴创设现实条件。地方行政主体应着力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流动、优化劳动力人口迁移福利，并推动外来人力资源与本土产业发展方向紧密契合。当前，国内产业类目中的中低端技术应用占比仍不可小觑，扩充人力资源有效供给是推动区域特别是欠发达区域产业发展、形塑区际产业梯度转移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应积极吸纳劳动者，优化劳动者配置与自身产业结构相适宜，降低产业梯度转移的断层风险，进而推动产业振兴。就具体举措而言，各级行政机构应着力建设更为完善、更具吸引力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并采取政策措施疏解“劳动力转移刚性”，以吸引劳动力流入。

第二，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提振技术创新投入、助推技术创新外溢以及强化人力资本集聚三种路径实现。首先，企业应着力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加快核心技术研发，以前沿技术与深度应用谋求自身产业竞争力发展。其次，地方政府应建立健全区域要素市场体制机制，引导技术创新成果高效自主实现传播扩散，为产业发展带来规模效应。打破技术垄断与区隔壁垒，为实现产业振兴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最后，目前国内产业发展正值转型变革阶段，高技能型人力资源面临较大缺口。地方政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一线企业等多元主体应协同构建适宜人力资源培植的产业发展环境与产业生态系统，增加高技能型劳动力供给，从“质”“量”两个维度提振国内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影响还取决于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正如前文所述，在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的区域，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于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养老金转移支付、职工医疗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举措也有力改善劳动力跨地迁移的影响效能。为充分发挥劳动力跨地迁移对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区域行政主体与企业均应将人力资本放在重要战略地位。相关主体应依据自身社会福利体系的现实态势，以多元路径采取积极措施优化劳动力薪资待遇、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为吸纳外部人才涌入提供前提条件与现实利好，以此推动产业振兴发展走深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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