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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

    时间:2023-06-19 12:5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赵彤彤,焦方义

    (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文章还指出了“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习近平,2021)[1]。实现共同富裕的一大难点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与城市居民相比,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仍然缓慢(程名望、张家平,2019)[2],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随着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并参与分配,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了数据成为五大生产要素之一,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因此,研究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更具现实意义。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互联网、信息与通信技术、数字金融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文章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阐述。一是信息获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信息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投入要素,互联网、通讯设备等信息工具的使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降低农民获取信息的成本(李晓钟、李俊雨,2021)[3]。二是就业。数字经济发展为乡村提供了很多就业信息和就业岗位,从而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和居民收入(李晓钟、李俊雨,2021;
    王军、肖华堂,2021)[3,4]。三是劳动力转移。刘欢(2020)[5]从劳动力的就业行为与收入视角出发,研究得出工业智能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四是成本。贺娅萍、徐康宁(2019)[6]使用2004—2015 年面板数据,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可以降低搜寻成本,提高搜寻效率,但是互联网普及水平的差异却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第二,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文章进行了阐述。周慧等(2022)[7]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视角出发,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要素配置结构、提高要素在农村内部的配置效率、实现要素市场的市场定价和平等交换,进而缩小城乡多维差距。周利等(2020)[8]基于微观中国劳动力调查匹配数据与宏观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相匹配的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还可以使低收入地区和人群享受到金融服务,降低金融排斥效应,从而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第三,关于营商环境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文章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论述。赖先进(2021)[9]使用跨国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得出改善营商环境不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不存在区域发展异质性的结论。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鲜有学者从营商环境角度出发,考察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的研究文献相比,文章可能的边际贡献是:其一,深入挖掘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潜在影响机制;
    其二,考察了不同维度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其三,考察了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的交互作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其四,补充了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文献,为更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2016 年G20 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和合作倡议》将数字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另外,《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 版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以及数据价值化四个方面。大量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等进而提高农业收入。杨茜、石大千(2019)[10]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研究发现铁路提速有利于促进人、物以及技术的流动,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提出了研究假设H1:

    假设H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世界银行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从开办到结束的各环节中所面临的外部状况(World Bank,2019)。按照“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原则,中国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等市场主体活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包括市场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到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一方面,一般来说农村地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等行政机构大多都设在市里,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农村地区企业缩短申请、审核、建厂时间,提高效率;
    另一方面,改善农村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吸引更多投资。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土地资源更丰富,拥有较多的闲散劳动力,更多投资的进入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还可以改善当地的就业环境,从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此外,营商环境的改善也能吸引人才流入,为农村地区带来比较新的人才和技术,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得出了文章的研究假设H2:

    假设H2:营商环境改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

    通过对研究假设H1 和H2 的理论分析,文章认为数字经济或者营商环境中的任何一方面得到发展,都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营商环境改善更好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首先,投资会考虑的两大重要因素即资源丰富和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地区有利于节约生产成本,交通便利的地区有利于节约运输成本。比较而言,城市中的交通方式更多样,选择更广泛,更有利于运输;
    加之,农村地区受制于基础设施的薄弱以及人才储备的缺乏,城乡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差距越来越大(陈文、吴赢,2021)[11]。城市地区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市场环境甚至是人文环境等营商环境都要优于农村地区。关于营商环境的政策在城市地区的实施要好于农村,因此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享受到营商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因此,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的叠加作用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文章的研究假设H3:

    假设H3: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交互作用会拉大城乡收入的差距。

    1.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在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文章首先构建了基准回归模型(1):

    为了考察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文章进一步加入了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得到模型(2):

    其中,THEILit表示第i 省份第t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DIGit表示第i 省第t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BUSit表示第i 省份第t 年营商环境,DIGit×BUSit表示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CONTROLit代表控制变量,δ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η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THEIL)。目前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计算方法有四种:第一种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陆铭、陈钊,2004)[12];
    第二种采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刘欢,2020)[5];
    第三种采用基尼系数(赖先进,2021)[9];
    第四种采用泰尔指数(陈文、吴赢,2021)[11]。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13]研究认为,第一种方法不能反映城乡人口的占比,第二种方法有类似的缺陷,第三种方法衡量的是总收入差距而不是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基尼系数对中间阶层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而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体现的是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两端的变化,而泰尔指数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所以计算泰尔指数是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方法,文章借鉴程名望、张家平(2019)[2]的研究计算城乡收入差距,具体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其中,THEILi,t表示i 省份t 时期的城乡收入差距,j=1、2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Pij表示i 省份城镇或农村人口数量,Pi表示i 省份总人口;
    Iij表示i 省份j 地区城镇或农村总收入,Ii表示i 省份的总收入。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DIG)。目前还没有测度数字经济的统一标准,文章认为数字经济的测度应该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因此结合数字经济的特点以及前人的研究文献,文章选择了3 个二级指标、19 个三级指标,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出发,采用熵值法构建了数字经济评价综合测量指标,各级指标的具体内容如表1 所示。

    表1 数字经济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营商环境(BUS)。文章在结合营商环境定义、特征以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基础上,选择了5 个二级指标、21 个三级指标,采用熵值法构建了营商环境指标评价体系,如表2 所示。

    表2 营商环境指标评价体系

    (3) 控制变量

    文章参照罗超平等(2021)[14]、邓金钱与何爱平(2018)[15]等研究,并结合具体情况加入了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水平(EDU)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
    人口密度(POP);
    产业结构(IND)采用干春晖等(2011)[16]的方法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该指标是负向指标,数值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
    财政收支程度(FIN)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表示;
    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GDP 的比值表示。考虑到实证结果的可读性,对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口密度的值作对数化处理。

    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文章选取了2011—2020 年中国31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 的面板数据。其中,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和城乡收入差距所涉及的指标来源于2012—2021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以及CSMAR 数据库,文章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3 所示。

    表3 变量名称及统计性描述

    1.回归分析

    文章研究对象包括中国2011—2020 年31 个省份310 个样本数据,属于“大N 小T”短面板数据类型,针对短面板数据分析通常包括混合OLS 回归、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三种回归模型。首先,文章选择OLS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p=0,表明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更适合;
    其次,做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0.0095,F=18.61,表明固定模型最合适。

    由表4 的回归结果可知,列(1)和列(2)表示不加控制变量和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中列(3)和列(4)表示不加控制变量和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1124 和-0.1675,均为负值,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余晓燕(2022)[17]研究结果一致;
    营商环境改善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积极作用。因此,是否引入控制变量不影响实证分析的最终结果,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改善营商环境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验证了假设H1 和假设H2。

    表4 回归结果

    列(5)和列(6)分别表示未加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且营商环境好的地区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从而文章的假设H3 得到验证。

    从列(6)中的控制变量来看,对外开放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开放水平来看,开放程度越大,机会越多,从而有利于提高就业率,提升居民收入。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的数值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相关关系。反之,产业结构的数值越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越有利。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所需时间较长,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凸显。财政收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收支水平越好,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人口密度与城乡收入差距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2.不同维度营商环境分析

    为了更加详细地考察营商环境因素的影响,文章选取了营商环境的五个维度:生态环境、创新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人力资源环境以及市场环境,深入探讨了不同维度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5 所示。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不同的营商环境下均显著为负,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可见,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如果想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这个历史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继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必经之路。

    表5 不同维度营商环境回归结果

    从不同方面的营商环境来看:创新环境的回归系数是0.1473 显著为正,说明创新环境的改善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是创新技术具有边际递增的特点,城市更多的人口从事高技能劳动,而农村更多人口从事低技能劳动,创新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报酬增长快于低技能劳动报酬增长。因此,营商环境的改进过程中,国家政策制定需要向创新能力差的农村地区倾斜,给予人、财、技术等支持。比如加大人才的引进力度,给予更多的财政补贴、提高研发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水平。在改善农村地区营商环境的同时,更要努力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缩小与城市地区的差距。

    生态环境的回归系数是-0.0693,表明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是环境污染对低收入者的健康水平损害更加明显,进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盛鹏飞,2017)[18],所以要提升治理环境污染的水平,改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的回归系数是-0.1624 显著为负,表明公共服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改善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够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人力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1545 和-0.2156,表明改善人力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总之,不同方面的营商环境可能会缩小城乡差距、也可能会扩大城乡差距。因此,在建设营商环境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营商环境改进策略,让营商环境助力城市经济发展,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贡献力量。

    此外,表5 中的列(1)~列(5)第三行分别考察了不同维度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的交互作用,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情况下,营商环境中的生态环境、创新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人力资源环境或市场环境中的某一方面得到改善,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农村地区在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营商环境,才有可能缩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3.稳健性检验:调整核心被解释变量

    为了保障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此部分使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营商环境分维度中除了创新环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之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总维度及分维度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本部分的回归结果与表4、表5 中的结果数值相差不多,符号相同,显著性基本一致,证明了前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即数字经济发展或者营商环境改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两者的交互作用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表6 稳健性检验

    文章基于营商环境视角,选取中国2011—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营商环境的改善也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从总维度以及分维度回归结果来看,二者的交互作用却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从营商环境五个分维度的回归结果来看,创新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改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来看,选取其他代理变量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不影响最终实证结果。因此,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继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由于中国数字经济在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向数字经济发展慢的地区倾斜;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也需要找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积极向数字经济发展快的地区汲取经验。另外,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财和技术支撑,引进相关方面的人才,加大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投资力度,在本区域可接受的成本范围内引进技术,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农村地区要注重加强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涉及范围比较广泛,文章通过采用熵值法构造营商环境测量体系,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以,不断完善营商环境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改善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农村地区创新环境的发展,这样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外,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应该密切关注在营商环境改善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影响因素,建立营商环境动态检测评估机制,努力构造一个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合中国发展的营商环境体系。

    最后,加大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的融合发展。虽然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的叠加作用可能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是数字经济或营商环境中的某一方面得到提升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要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即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也要注重营商环境的改善。江西最先吹响了双“一号”工程的集结号,不仅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更要建立全国营商环境标杆地,走在全国的前列。所以,尤其是农村地区需要抓住数字经济这一时代红利,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利用数字资源,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解决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一大难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伟大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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