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区域族际互动空间的圈层与秩序——以洮洲地区为例

耿宇瀚 李 静

(1.宁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从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话语体系正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引领力量。

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主要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纵向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的梳理、对内涵的理论分析[1]以及对实践路径的探讨等[2]。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虽然是在新时代正式提出的，但它是我国各民族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交往互动与历史作用所形成的，经历了从“自在存在”到“自觉发展”的历史过程。

费孝通曾说：“古代的中国人究竟是怀有怎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和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种族和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3]在多民族地区的地方社会中，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频繁的互动交流中产生了跨族际的地缘性交往，构筑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社会文化空间。中国西部的“西北民族走廊(包括河西走廊、河湟谷地、洮岷地区)”和“藏彝民族走廊”等地理通道地带，分布着多样化的族群，内聚了多元的民族文化[4]。因此，多民族地区的地方社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提供了将微观现象与宏观结构相结合的区域社会视角。

洮州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汇之处的洮河中上游流域，是农牧交错的自然过渡地带，分布着汉、藏、回、土等多个民族。明朝是今天洮州地域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明朝对洮州的经略奠定了这一区域的民族格局与社会格局，实现了洮州地区民族社会的稳定，加强了族际间的交流与交融。笔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洮州地区(临潭县、卓尼县)的“圈序-互嵌型”社会格局,并分析各民族在地方文化秩序影响下所产生的社会互动与地域共同体构筑，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新时期民族工作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列斐伏尔指出，被感知的社会空间在承担社会构成物生产与再生产的同时，也与作为社会构成物特征的特定地点和空间位置有着紧密联系[5]。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生产实践不仅是过程，同时也是结果，最终使“社会秩序的空间化”得以产生。而在洮州地域文化的构建过程中，也进行着空间生产实践，即洮州地域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整合。

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现的空间互为一体，同时并存。首先，空间实践对应的是空间的物理维度，洮州地区的社会空间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其社会构成物之特征呈现出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的特定地点和空间位置，从而体现着洮州地区基于生计圈序的社会生产关系。其次，空间表象也称为空间表征，对应的是空间的精神维度，它是一种概念化的构想空间，而占支配地位的地方文化秩序介入并改变空间构造的实践影响。最后，表现的空间对应的是社会维度，所呈现出的是复杂的象征系统，在这个被支配的空间中，客体倾向于被象征性地使用[6]。洮州文化区域在空间表象的作用下，进行直接空间实践并象征性使用物质空间中的物体，发生着文化的互动与调适，而外在与内生的力量共同塑造着地域共同体的社会象征系统，最终产生了地方文化秩序影响下的社会互动模式。

“圈序”思想源出于对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弗斯对提科皮亚人研究时,提到表现生者与死者关系的服丧仪礼[6]；
福蒂斯在西非塔列尼斯人中发现,人们在经济合作、劳动分工、酬劳食物分配中所依据的亲属及社会远近关系等[7]；
其他学者运用“多重同心圆”来考察亲缘、地缘的关系，如芝加哥学派伯吉斯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布局的“多重同心圆模型”[8]；
雷德菲尔德通过“多重同心圆”展现了村庄内外关系的分布，即亲密生活圈、文化认同圈以及最外围的区域防御圈等[9]；
埃文斯-普理查德分析了亲缘和地缘因素对努尔人政治制度及活动的影响[10]；
福蒂斯通过“社会关系场”描述了社会圈的层层扩大[7]。在我国，潘光旦对传统儒家社会思想中“伦”和“推或扩充论”的探讨为“差序格局”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呈现出了基本轮廓[11]。在此影响下，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描述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和亲属关系结构[12]。之后，学界经历了对“差序格局”理论的重新阐释、批判和发展，费孝通先生晚年也对此进行了反思，通过“场”来补充“差序格局”的思路。费孝通认为，“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可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那就是在人的感受上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规范，可以自主的选择，把冲突变成嫁接、互补，导向融合[13]。

“嵌入”理论则将个体的社会行动放置于社会结构中。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了“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学界也围绕着“民族互嵌式社区”和“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展开了研究。严庆认为：“互嵌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是指不同民族成员在心理、现实生活等层面相互交接、相互理解、相互认可的和谐关系。”[14]郝亚明指出：“在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个过程中，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15]关于“民族互嵌”，学界的共识是民族互嵌不等于民族“混居”，也不等于民族“交错杂居”，而是在居住格局基础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相互嵌入。

受制于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洮州地区生计文化也形成了规律性的区域分布。洮州地区海拔2700米以下的河谷、川地，在明朝的军屯开发中逐渐发展为农业种植区。在农区的周围，海拔地势逐渐升高，2700米到2800米之间主要为兼营种植业与少量畜牧业的半农半牧区，海拔在2900米以上的区域基本属于纯牧区[16]。洮州生计文化分布独具，洮河沿岸及附近的中支山系一带主要是农业生计模式，向四周扩散随着海拔升高逐渐过渡为半农半牧区、纯牧区。如此自然地理条件和生计文化分布使洮州地区呈现出“农牧交错”“牧区环绕农区”的生计圈序型经济空间。生计圈序加强了农区与牧区之间的吸引与交往，产生了互补性的经济联系。

洮州地区各民族不仅在居住上呈现出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在社会文化空间中也表现出生计圈序性、经济互补性、文化多样性和交融性以及族际间的亲密互动性。

通过洮州社会空间特征中的生计圈序性、经济互补性、文化多样性和交融性以及族际间的亲密互动性，可以将 “圈序-互嵌型”社会空间分为“内圈的农区”“中环圈的牧区、农牧交错区”以及外圈(与洮州发生资源交换、社会联系的外界区域)。圈层之间不仅通过生计差异性形成农牧互补的经济文化结构，又在互动与交融中构成了多元共生的一体。从洮州地区整体的生计文化、民族分布以及民族交往情况来看，洮州农区范围的各民族主要形成了互助、互惠性的社会交往，并具有联村交互的社会交融特征；
农区民族与牧区民族之间形成了互补性的社会交往，产生了跨区域的纽带性民族交往特征；
而穿梭于农、牧区之间的地方商业群体，则发挥着中间人的作用，促进着农、牧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

1.内圈——农区。洮河沿岸及洮河与中支山系之间川谷盆地的农业经济带，正是洮州文化的核心区域，主要分布着汉族、回族和从事农业的藏族。明朝以来，通过农业开发和农业生产，以及军户、屯民、移民的不断迁入，嵌入在牧区中的洮州农区得以形成，洮州地方社会中的文化秩序和族际关系得到了整合，牧区社会与移民社会也在不断地发生着互动与交融。在农业开发的进程中，汉、回农业人口不断地增长，开垦面积也在扩大，最终形成屯民耕种土地与藏族耕种土地相邻和交叉的情况，各民族也会围绕农业生产发生着接触与往来。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当时有一些藏族害怕触犯神灵，并不直接耕种，而是将土地租给临近的汉族或回族种植，而自己还是主要从事畜牧业[17]。临潭县术布乡的普藏什村是一个回、汉、藏杂居的村落，这里最早是由临潭县敏姓的回族人耕种藏传佛教寺庙麻尼寺的田地，并定期向寺庙纳粮。当时，也有一些藏族因贫困或债务会把自己的兵马田地租给谋求生计的外来汉族。双方商议好价格后要由出让者所在村的“十人”，也就是代表村民集体的十个“保人”同意后，“吃田者”便可前往土司衙门领取尕书[18]。通过“吃田地”的方式，其他民族逐渐迁移并融入藏族农业生活居住的区域，产生了多民族杂居的村落和跨族际农业文化场域下的农业经济带。洮州军事农业文化的惯性使人们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集体组织性，形成了联村社会互动的社会基础。在共同的生产生活空间里，汉、回、藏等民族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共享的农事文化与互助互惠的跨村落、跨族际网络。

2.中环圈——牧区与农牧交错区。洮州的牧区环绕着农区，分布着大量的草场资源，洮河南岸以及农区以北的北山恰盖等地区分布着广袤的森林资源。洮州地区的中环圈形成了以牧业为主或兼有林业、农业的经济文化类型，主要分布着从事牧业或半农半牧的藏族。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在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就族群的文化特征来说，联系几个族群的积极纽带取决于他们之间的互补性，这样的互补性会导致相互依赖或共生，建立接合、融合区域[19]。农牧互补加强了农区汉族、回族与牧区藏族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从洮州内圈农区与中环圈半农半牧区之间的关系来看，中环圈中农业比重较大且靠近农业核心区的区域，其与农区的农业生产协作较为密切；
而中环圈中牧业比重较大的区域，其与内圈农区的经济互补性则越强。游牧经济由于生产生活的不稳定，对农耕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而洮州农业空间的发展则促进了该地区农、牧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农区与牧区形成了互补性的经济结构。洮州农区的汉、回等民族与牧区的藏族虽然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但经济结构的互补形成了农区与牧区之间的社会吸引，从而加强了农区各民族与牧区藏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与社会联系。洮州农、牧区之间形成的市场空间满足着牧区藏族对日常生活用品和农副产品的需要。同时，与牧区交易而来的牛羊马骡等牲畜也为农区提供了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工具以及部分食物的来源。在经济生产中，洮州地区的人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农、牧业和谐发展、相互结合的生产智慧。

3.外圈——资源流动链。“外圈”是与洮州地区进行资源交换和流动的外界区域。洮州处于农牧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通过地缘优势发展成为了民族走廊上重要的货物中转地、民族贸易集散地，发挥着重要的商贸功能，为洮州农区的人们向外寻找和拓宽生计发展之路提供了一定的地理空间和商业机会。以临潭回族为主体的洮商通过向外的商业活动融入了将洮州与外界相连的资源流动链，他们深入青、藏、川等高原地区，凭借着对民族地区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熟悉，发挥着中间人的角色。洮商对甘、青、藏、川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洮州之外更大范围区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洮州地区的族际经济互动中，各民族都围绕着资源流动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功能。资源的流动维系着洮州社会的生计发展，而各民族也根据生计特点发挥各自的文化优势，加强了族际间的合作与分工。

在洮州地区社会文化空间中，通过地方文化秩序的协调，汉、藏、回、土等民族在联村交错的农业协作、文化互动、日常生活以及跨区域的经济联系、社会交往中不断地增强着“圈序-互嵌型”社会的内聚力，维系着族际间的社会纽带。

1.搬场节中的联村协作。洮州地区很多农事文化的形成正是建立在跨村落、跨族际的互惠互助基础上，具有联村交互的社会特征。搬场的时间处于收割与打碾之间的农历八月，曾是洮州地区非常重要的一项具有节日性质的农事活动。由于特殊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与生计文化，洮州地区的农民们在收割工作全部完成和牛羊下山之前的短暂时期内，需要集中一天时间将田间的庄稼搬上场。由于搬场的工作量大，劳动繁重，所以每家每户都需要寻求村外的劳动力。在搬场之前，村落的民间青苗会就开始组织协调安排，将相邻村落的搬场日期错开，以便村落间可以相互帮忙。在搬场这一天，人们会将拉车的牛打扮一番，给牛戴上红花和缸铃，人声鼎沸，热火朝天，除了劳动之外还要招待从村外前来帮忙的亲戚朋友。通过搬场，各村落之间不仅加强了农业生产与社会交往中的互惠与互助，而且也巩固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和情感纽带。由于洮州地区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互嵌交融，因此人们在搬场时除了寻求亲戚，还会去寻求外村各民族的朋友帮忙。搬场等一些农事活动中的互助与协作，加强了跨村落、跨族际的联系，形成了广泛的家庭、村落、民族之间的交互关系。虽然在经济社会的变迁中，搬场节已经消逝，但联村交互的生产协作加强了洮州地区跨族际、跨村落的社会互动，构成了多民族地域共同体的联村合作基础。

2.文化互动中的仪式合作。在传统乡土文化中，生产实践的时间表与祭礼的周期是相对称的，农业生产往往与社区仪式不可分割[20]。洮州地区于农历的五月进入与农事文化相关的重要节庆时段，民间青苗会则充分利用洮州的民间文化资源，在农事协调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每年端午节洮州卫城城隍庙的龙神赛会活动是洮州地区跨村落、跨族际民间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高潮，洮州地区各龙神马路区域和各民族通过仪式合作来构建出象征性的联村社会空间，加强了村落、族际间交互性的文化纽带，促进了民间文化场域下的社会与民族文化交融。生计模式的共存、互补与转化构成了文化变迁的动力，最终导致产生一些共同的民俗了[21]。洮州地区土族和部分藏族融入洮州的龙神文化与其农业生产实践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的目的是与汉族农业社会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与联系，加强族际间的互助与互惠。回族不会像藏族、土族那样直接参与仪式文化的象征性行动，但会参与到农业生产的实际行动和一些闲暇的农事娱乐活动中。洮州地区民族间的跨村落、跨区域文化互动在构建多元一体的文化秩序时，也在民族间社会纽带和情感纽带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万人扯绳”中的民族情感共鸣。“万人扯绳”活动源于军队中的“牵钩”，后来发展为洮州地区一项重要的民间文化活动。“万人扯绳”于每年的正月十四至十六在临潭县城举行，民众“以牵钩占年岁之丰歉”，祈求庄稼丰收。“万人扯绳”具有较强的民众参与性与体育娱乐性，并且与农事文化有关，汉、藏、回、土等多民族参与其中。根据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人们在互动仪式的过程中，当高度相互和情感共享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成员归属感，形成群体的团结[22]。万人扯绳活动中各民族团结协作，场面气势磅礴，高潮迭起，这些都会引起人们的情绪感染力。在高度的关注和情感共鸣中，活动的参与可以看作是一种互动仪式，产生对群体“地域社会象征”和“民族团结”的尊崇，使每一个人感到与群体的相关，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结，唤起了各民族共同的社会情感共鸣。洮州地区地方文化秩序影响下的民间社会文化在促进各民族互助、协作的同时，也为各民族在生产之余提供了闲暇的互动空间。在生活化的仪式情景中，轻松欢乐的氛围在拉近各民族心理距离的同时，也营造了共同的情感凝聚场域。

4.结“主人家”：情感交融的社会纽带。库克与山岸俊男认为在网络一般性交换中，参与者之间在交换网络中存在着联系，行动者向他们提供资源的同时，他人也向其他的行动者提供利益。所以，网络一般性交换中的参与者要比群体一般性交换中的参与者更有可能合作，信任也更有可能得到发展[23]。洮州地区的汉族和回族主要生活在农区，与牧区、林区的藏族会有一定的经济往来，在交往的过程中会与藏族结成“主人家”，产生了族际间的家庭友谊，形成了跨族际的社会资本，构成多民族的社会交换网络。这种族际间的家庭友谊是洮州地区的一个普遍现象，通常会延续好几代。回族由于擅长经商，其结交的“主人家”超越洮州区域，达到了更远范围的川、藏、青地区。

我爷爷那个时候做生意结下合作那边的藏族朋友，就像兄弟一样，现在都四代了，两家还在来往，我到他的家里也去，他到我的家里也去。(MXS，男，65岁，回族，农民，访谈地点：临潭县城关镇，访谈时间：2017年7月7日)

比如我们村子30户人，我们农区的30户和林区的30户，几乎每家都有主人家。(WR，男，45岁，汉族，医生，访谈地点：临潭县城关镇，访谈时间：2018年2月20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人们的生计也在发生着很大变化，但是过去民族间密切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所形成的交互性和共生性的社会结构，使民族间的社会纽带依然存在和延续。洮州地区在族际经济互动基础上形成的跨族际社会资本，也是洮州地区的人们在多民族社会环境的适应中形成的，不仅为互补性的市场经济空间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纽带，也促进了民族间的情感与亲密的族际关系。

洮州地区“圈序-互嵌型”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各种力量的交互、内生文化秩序的平衡，以及地域共同体结构的生成，总体来说经历了格局重塑、秩序整合和结构聚合三个过程。

1.格局重塑。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朝军队平定了“洮州十八番族”的叛乱，并受命留守洮州，在东笼山南川修建了洮州卫城(今临潭县新城镇)。由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明朝在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之后加强了对洮州地区的经营，扩充卫所军队，增修关堡，屯田拓地，并通过“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实行了由汉、回军人将领、地方流官和少数民族土官共同参与管理的“土流参治”政治模式[24]。这一多民族共同参与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的复合型管理体系，使洮州地区的民族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整合。明朝对洮州地区的格局重塑，产生了洮州地区“圈序-互嵌型”社会形成的推动力量。在明朝的经略下，洮州地区在军屯开发中逐渐形成了嵌入在牧区中的农业经济带，加强了农牧经济交流中基于生计互补的“生计圈序结构”。同时，明朝的治边策略推动了洮州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层面的民族互嵌。洮州地区社会格局的重塑，使洮州地区的各民族之间产生了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谐共生、情感交融的多民族地域共同体基础。

2.秩序整合。洮州地区“圈序-互嵌型”社会的形成，也伴随着内生文化秩序的产生与整合。在自然环境限制与资源需求的外部压力下，洮州社会空间中的个人、家户和村落不仅需要跨村落、跨族际的互惠与互补来构成高度依赖的交换网络，也更加需要跨越族际的互信融通来维系其生计发展与社会秩序。通过洮州地方社会的整合与构建，地方文化秩序中自发的习俗、风尚、信仰、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在也在发生着作用，调节着洮州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节奏。一方面，地方文化秩序的整合促进着洮州地区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使洮州地区形成了开放与包容的族际互动空间，加强了族际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建立了内缘交互的跨村落、跨族际互惠基础，增强了各民族共同的地域认同感。另一方面，洮州地区地方文化秩序的整合使农区与牧区、洮州与外界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推动着洮州地域社会建立更广泛的跨区域、跨族际社会纽带，并将洮州融入跨区域的资源流动与商贸交换网络。

3.结构聚合。“圈序-互嵌型”社会格局与地方文化秩序维系着地域社会共同体内跨村落、跨族际的社会连带，使洮州地方社会向内进行着跨村落、跨族际的互惠交往，并通过与外部的交换来获取资源。通过内部、外部两种交换，洮州地方社会在多元文化的互动中形成了互嵌与内聚的力量，在减弱内部竞争性的同时加强了内部的互补性、互惠性，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内部社会的冲突，在地域社会共同体的构筑中建立了跨族际分工与合作的社会基础。同时，洮州地域社会共同体中多元文化的交融又在跨区域的社会互动中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在地方社会调适与发展中发挥着不同民族文化的长处。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洮州地区人们所形成的包容、深度的民族文化认知和民族间的情感交融，增强了其在跨区域经济、社会互动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在“圈序-互嵌型”格局与地方文化秩序的作用下，洮州地区的个人、家户、民间组织、村落之间发生着频繁、密切的跨族际交互与联系。洮州地方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都在共同维系着资源流动链，最终通过互嵌与交融有机地结合成了稳定的多元一体，使跨村落、跨族际的社会纽带结构化。在经济社会的变迁中，虽然人们的生计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洮州地区曾经发挥的区域市场层级中心功能逐渐减弱或转移，但跨村落、跨族际社会纽带的结构化则使个人、家户、村落各个层次均形成了互嵌性、交融性的社会联结，超越了民族间的界限。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形态使洮州地区跨族际的社会纽带存续并不断加固。

对于洮州这样一个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生计模式的地域社会来说，“家园”意味着在多元共生基础上的共同发展与共同守望。多民族的地域社会为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提供了地缘性的社会交往场域，在日常交往中将需求转换为彼此间的互助与互惠，通过在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社会情感、社会信任与地域认同，营造和加固了民族间的共同性基础和共同体意识。由此，洮州这一多民族地域社会更多地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互和共同性的社会结构凝聚，体现着“家园”的社会生活图景与共同体文化的社会构建。洮州民间将洮州的民族关系比喻为“三石一顶锅”，就是各民族对共同生活与精神家园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知。

洮州地区的“圈序-互嵌型”社会格局发挥着一定的稳定性、包容性与互补性，增强了多民族地区地方社会中民族间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在民族关系方面呈现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谐共处的局面。在多民族地域共同体中，各民族通过互惠共生的“命运一体”和亲密化的民族社会空间不断加强民族文化认知与民族情感交融。洮州地区汉、藏、回、土等民族不断加强互助、互补、互惠与互信，村落、家户和个体等各层次内部均建立了互惠型的族际关系网络，在联村交错的农业协作、文化互动、日常生活与交往交流中，早已凝结起稳固的社会纽带。洮州地区的族际互动与族际关系，正反映了各民族在历史和今天的生产、生活中，如何创造着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在文化上包容与吸纳，在经济上互补与互惠，在情感上相亲与相依。因此，洮州地区的各民族创建了共有的生活和精神家园，推动了多民族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华民族共同性基础和多民族地域共同体的社会凝聚中联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区域基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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