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共同富裕的产教融合:逻辑理路与现实选择

王中教 ,刘梦青 ,马庆敏

(1.常熟理工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苏州 215500;2.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3.《江苏高教》编辑部,南京 210036)

共同富裕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关键词,是社会领域急需解决的焦点问题;产教融合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高频词,是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系统性变革离不开产教融合的推动,那么产教融合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是否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应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2021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黄祖辉等指出从过去所提的追求国民“总体富裕”到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转变,意味着共同富裕内涵与外延的拓展:共同富裕的对象由贫困群体向全体人民拓展;共同富裕的内涵从过去的物质财富增长向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精神富足方面拓展;共同富裕的进程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相结合[2]。赖德胜认为共同富裕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协同,共同富裕既追求结果也追求过程且更强调结果与过程的公平,共同富裕的推进具有时间表和路线图[3]。胡鞍钢、周绍杰认为共同富裕包含三个层面的重要原则[4]。

共同富裕的内涵具有时代性、全民性、过程性、实践性、全面性,具体而言:从时代发展来看,共同富裕是经过全党全国人民持续奋斗,经济社会的发展先后实现了绝对贫困的消除、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在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既有坚实的时代发展基础,又有鲜明的时代发展导向。从共同富裕的主体来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奋斗历程,是全体人民享有平等发展权的机会平等,是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普惠性发展成果。从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来看,共同富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扎实推进的,是有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问题还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整个经济活动过程的协调[5],共同富裕所强调的公平不仅仅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更注重过程公平。从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来看,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合理、有序推进,要在财富创造、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环节探索具有可实施性、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从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结构要素来看,共同富裕是要覆盖全面的社会领域、全面的人口群体、全面的区域范围,共同富裕是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生态体系“五位一体”的目标体系[6]。

(一)共同富裕与产教融合国家战略的同位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产教融合”,而后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7]。“共同富裕”与“产教融合”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既说明二者在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又说明二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同构性与同位性。从某种程度而言,共同富裕是整个国家层面的总体奋斗目标与战略选择,而产教融合是产业领域、教育领域的具体目标与战略,共同富裕与产教融合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富裕与产教融合皆追求赋能、共享、融合、发展具有逻辑理路的同源性。

(二)产教融合与共同富裕逻辑理路的同源性

1.就内容构成而言,产教融合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一致性。产教融合是由“产”与“教”以及二者的“融合”构成的社会形态。就本质属性而言,经济属性是“产”的本质属性,是物质文明的范畴;知识属性是“教”的本质属性[8],是精神文明的范畴;“融合”则是“产”与“教”两大社会系统在基于生态理念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范畴。从实现内容而言,共同富裕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内容[9]。物质文明的更加丰富必然要求高度发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要求经济基础创造出更加充分的物质财富,要求产业获得更加健康的发展,从而满足在财富创造之上进行分配的内在要求。精神文明建设是与人的素质提高、文化的繁荣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离不开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功能的发挥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文明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相互促进、价值观与自然规律的和谐律动,产教融合本身便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2.从逻辑层面而言,共同富裕与产教融合具有逻辑关联性。共同富裕的实现包含四个方面的实践环节和三个层面的内在逻辑。实践环节包括财富创造、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内在逻辑的第一个层面是“做大蛋糕”,第二个层面是“分好蛋糕”,第三个层面是“共享蛋糕”[10]。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看,财富创造属于“做大蛋糕”的范畴,初次分配既有“做大蛋糕”的范畴,亦有“分好蛋糕”的范畴;二次分配属于“分好蛋糕”的范畴,三次分配则属于“分享蛋糕”的范畴。

“做大蛋糕”强调价值性和效率性,包括财富创造和初次分配两个环节,就是要通过系列的国家战略创设社会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和优渥生态,要通过系列的政策和举措促进大公司、大企业、产业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要通过公共服务的持续改进、法律法规的完善等促进小公司、小企业以及新创业公司的生存空间变好,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焕发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的生产力,不断释放各类经济主体的潜力。从某种程度而言,“做大蛋糕”也是产教融合的重要遵循,产教融合第一个层面的逻辑就是要促进教育与产业两大社会领域的协同发展、深入融合,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

“分好蛋糕”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两个环节,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优先,这就需要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从而提升其劳动报酬水平;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原则,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加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供给。而教育既是人力资本提升促进收入提升最重要的渠道,也是最能体现社会公平的一项公共服务,促进教育水平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和教育均等化程度普及是分好“蛋糕”的重要着力点[11]。产教融合第二个层面的逻辑是加强协同育人,全面提升国家人力资源质量,这也正是共同富裕分好“蛋糕”的重要抓手,加强产教融合本身就是提高教育这一公共服务的有效性、针对性。另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服务、信息服务及第三方评价的建设与完善,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通过财税用地、金融支持、试点建设等政策体系完善保障产教融合的推动,对分好“蛋糕”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

注射瘦素可增加尼罗罗非鱼(Tilapia nilotica)血浆中的葡萄糖水平[12]。Jorgensen等[13]研究发现，瘦素长期调节代谢能量的稳态。在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脑室注射瘦素后，可提高糖合成和分解过程中相关酶的含量、半乳糖激酶(GK)活性及与糖代谢反应有关基因的mRNA水平，还会引起血糖浓度升高[14]。饥饿3周的虹鳟瘦素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15]。然而，饥饿3周的鲈(Epinephelus coioides)肝瘦素mRNA水平显著减少，再投喂3周后瘦素mRNA水平则回升[16]。

“共享蛋糕”要求企业与公民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实现财富共享,与产教融合资源共享的逻辑相匹配。共享“蛋糕”的主体是企业,产教融合同样强调要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企业在协同育人、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生产性实习实训等方面的参与和投入本身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促进财富共享的具体实践。

3.从运行机理而言,共同富裕与产教融合具有路径的耦合性。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包括财富创造、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12],而产教融合强调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有机链接融合的机制,具体包括价值导向的收益强链,产教融合专业化服务的延链,政府赋能的政策补链,形成集聚化的生态固链[13]。

第一,价值导向的收益强链,旨在通过系列强化举措、运行机制的构建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主动性,围绕产业链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价值创造,这也是共同富裕财富创造的重要路径。第二,企业和高校作为创新的两大重要主体,在旧有的发展模式下企业以追求应用创新为主、高校以追求理论创新为主,创新知识在企业和高校之间的交互、流转有着诸多屏障,而发展专业化的产教融合服务企业可以通过专业化的知识再造、知识管理、知识创新,促进企业创新链的知识流向教育链、促进高校创新链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实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知识创新的有序流转,这个过程有利于初次分配效率性的充分体现。第三,政府赋能的政策补链与二次分配都强调国家与政府的职能发挥、都突出政策的重要指导作用、都注重公共服务的赋能,共同富裕和产教融合的推动都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相关法律的完善,需要各级政府加强政策的配套、服务的跟进,共同富裕和产教融合本身具有多重共性诉求和耦合点,二者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通盘考虑更有利于双向赋能。第四,形成集聚化的生态固链旨在形成“四链”协同、合理循环、多维共享、可持续发展的产教深度融合集群生态系统,这就需要多主体在向善、利他、共享等社会价值的引领下,打破利己的藩篱、孤立的壁垒、沟壑的桎梏,促进多元参与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工具理性”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及“注重公平共享的公共理性”之间寻求平衡[14]。这与三次分配强调企业主体、社会个体进一步加强慈善、公益、共享的运行机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揭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人类社会进行社会劳动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要实现财富创造的持续增加、持续增长,既需要全社会生产资料的全面流动和优化配置组合,也需要加强劳动者激励、保护等各项制度的完善和勤劳创新精神的提升[15]。《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开篇明义指出深化产教融合对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财富创造的主要途径。

(一)生产要素层面的赋能

眼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与结构,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种生产要素的共同参与,而现实的境遇则是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学术研究和生产实践等环节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产教融合政策的提出就是要促进生产要素在相关领域的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的流动与融合。

一是产教融合要推动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产业发展、学习实践、知识传递、科技研发、具体应用等多环节的流动,推动生产要素在政府、产业、行业、企业、学校等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全面动员,以打造校政企联合发展体实现多方共赢、互融发展。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中充分发挥产教融合在知识、创新、管理、技术等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势。

二是产教融合政策将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为“创新驱动”转型的经济社会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推动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实现各生产要素效能发挥的最大化,赋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已有研究表明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注重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保证高等教育投入水平、保证高等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在区域间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创新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6]。

三是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的施政方针落实、“产”“教”领域的合作等过程中贯彻生产要素的整合优化思维,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将生产要素的共享共用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各个环节,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贯穿于人才培养、人才开发的全过程,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和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教育和产业的良性互动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显著提升。

(二)劳动者层面的赋能

一是通过产教融合推进劳动者保障制度的完善。产教融合既是国家战略的部署,也是制度层面的设计;既是政治制度,也是教育制度、产业制度、经济制度的体现,更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设计,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径[18],更是对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关键。首先,政府人社、教育、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强产教融合工作推进的联动机制建设,进一步联合产教融合参与企业及保险公司等,落实学生在参与产教融合教学过程中、实习实训过程中的责任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特殊行业的专门险种,解决学校、学生、企业的后顾之忧。其次,政府要联合企业全方位打造就业服务平台,建立“进得来、留得住、易就业、好创业、能安居”的长效机制,出台系列人才激励政策、应届毕业生就业促进制度以及相关的劳动保障制度吸引高校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或者到区域经济发展急需地方去工作。最后,以产教融合政策支持体系为杠杆健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产教融合的推进涉及多领域、多主体,可以综合采取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成本抵扣、债券融资、动态奖励等组合举措,吸引多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筹资过程,不断扩大劳动保障的蓄水池,增强社会保障的反贫困功能,增强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并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障对共同富裕的推动性[19]。

二是通过产教融合推进劳动者技能的提升。产教融合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校企协同,合作育人”,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改革是产教融合战略的重要宗旨,而高素质的人才则是共同富裕实现必不可少的要素。首先,加强专业集群建设,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20]。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市场转变的新变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新需要,通过对传统学科专业的改造、整合与迭代建设关联性强、融合度高、互促性大、共生力盛的多学科组合、多专业共生的专业集群[21],培养具有知识复合、技能复合、素养复合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其次,加强“大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面向人人、全面发展为理念,以课程重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资源整合、教学模式改革为路径,打造产教融合课程设置共同体,加强课程内容通专结合、课程结构理实一体、课程体系全程贯通,构建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和全面发展需要的“大课程”体系[22]。最后,加强多样化教学,促进学生终身发展。加强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的关联、教学方式与实践方式的融合,着眼于学生的未来,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引发学生深入学习的自主性、激发学生终身学习的内生性,不断强化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分析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解决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23]。

三是通过产教融合推进劳动者创新精神的提升。当前形势下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科技创新引领社会生产新变革的浪潮日趋增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正在不断重塑教育形态,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传统的教与学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高等教育一方面面临着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使命,通过创新创业来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24];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肩负着创新创业这一时代精神的培育,通过自身发展范式的转变形塑与高等教育有密切关联的群体与个人的创新精神。要注重在课堂教学、实验教学、社会实践、毕业设计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通过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竞赛、项目化学习等形式让学生发现生产实际真问题、分析工程实践真问题、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稳步推进,既要在“做大蛋糕”上做文章,更要在“分好蛋糕”上做文章。“分好蛋糕”所涉及的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收入分配离不开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处理。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效率的提高除了靠市场配置资源以外,另外一个重要推动就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5]。共同富裕的推进既要在财富创造上做文章,也要在分配制度上做文章;既要在当前社会所聚焦的第三次分配上做文章,更要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做文章;既要注重共享与公平,更要注重效率这个前提。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目标[26],初次分配强调效率性并不是忽略或者无视公平性、共享性,二次分配强调公平性,并不是忽略效率性和共享性,三次分配强调共享性,并不是忽略效率性和公平性。效率性、公平性和共享性贯穿于分配体系的全过程,只不过不同的分配体系其主导逻辑不同、侧重点不同、使命不同,效率性、公平性和共享性是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统一的不同方面,三者统一于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中。

(一)产教融合提升初次分配的效率性

1.通过产教融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和经济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份额提高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转变,二是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率改善[27]。第一方面的因素意味着要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的转变推高劳动报酬水平,也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要不断提高就业人员总数,不断降低失业率;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意味着要通过就业正规化提高实际社会保险费率,也就是要实现高质量就业。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的矛盾问题,实现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本身就是产教融合政策提出的初衷。要通过产教融合,吸引更多的企业介入人才培养的过程,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育人、嵌入式人才培养、现代产业学院等多重方式,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微企业积极参与,在促进人才培养改革的同时,也助推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更是推动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提高和就业质量的提升。

2.通过产教融合政策协调劳动回报和资本回报的关系。受传统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宏观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不完善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资本要素回报率和国际惯例相比明显过高[28]。要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劳动回报和资本回报的占比。首先,要加强政府监管和调控力度。产教融合本身作为国家对产业领域和教育领域的政策调整,可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引导各级政府加强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减少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依赖,优化对资本要素回报的税源和税收结构。其次,通过产教融合政策逐步提高劳动能力的创新性和技术性。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工业生产、消费服务的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趋势,无论是劳动岗位还是劳动产品的科技创新成分越来越高,通过劳动能力的提升促进劳动贡献率,进而提高劳动回报率。最后,通过产教融合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要协调劳动回报和资本回报的关系,并不是要否定资本的作用,而是要利用好资本的积极作用,要通过创新创业让更多的人拥有资本、积累资本。

3.通过产教融合政策的推动充分激发多样化生产要素供给积极性。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是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政策实践不断推动而逐步丰富、完善的。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逐步解决“按劳分配”无法调动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供给积极性的不足,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逐步进入分配机制,按要素分配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9]。高校与企业作为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的两大主体,通过产教融合可以进一步促进知识外溢,使信息、技术、管理、数据等在内的创新要素流入市场,促进新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产教融合实现技术入股、技术转让、技术有偿使用等形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既提高了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又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活力、创新收益,同时实现了产业的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产教融合赋能二次分配的公平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指的二次分配机制是在以市场为主导的初次分配机制基础上,针对国民收入体系中各收入主体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衡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30],由政府为主导,通过税收、公共服务投入、社会救助、转移支付以及强制性制裁等措施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也称为社会转移分配或者再分配机制。与初次分配靠市场、注重效率性不同,二次分配要以政府为主导,强调分配的公平性。要提高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就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税收调节、公共产品投入、社会救助、转移支付以及强制性制裁等方面的作用。

1.通过产教融合税收优惠吸引企业参与协同育人。在当前我国国民二次分配机制中存在着诸如“增加值税远大于企业所得税”“政府税收税源下沉化”等扭曲性问题[31],暴露了征税制度设计的弊端,不利于实体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提升,不利于共同富裕的推进。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大量的优质企业积极参与到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育人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措施[32],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的主动性,促进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积极性提高。一是加强国家层面的税法改革、省级层面的征税调节、县市层面的税费政策调整,针对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建立立体化税收优惠体系,把深化产教融合作为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二是通过税收抵扣减免政策、专项扣除政策引导企业聚焦于先进生产设备更新、高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产学研协同育人等,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将高收入群体的对国外高质量品牌产品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转移吸引到国内市场,既实现需求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的良性互动,又避免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外流。

2.通过产教融合推进公共产品投入均衡化。公共产品投入是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财政支出、民生投入等方式为维系社会基本公平而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服务供给。基于公共产品投入的分配机制具体包括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财政的转移支付体系、行政审批制度、社会治理和危机管理、生态治理与保护等[33]。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是政府,而产教融合的推动离不开各级各类政府机构的联动,政府可以通过产教融合推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的均衡化。一是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总体规划,优化教育布局,促进东部对西部、城市对农村的教育扶贫,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基本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供给方式的多样化、供给标准的均衡化,许多地方的产教融合试点工作与推进公共服务“补强提”工作有机结合,取得了显著成效。二是以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加大公共财政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上下游之间转移支付力度与精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扶贫力度,加大对生态环境改善、生态功能区完善、生态系统优化的投入力度。

(三)产教融合增强三次分配的共享性

第三次分配,是寻求中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探索共同富裕历程上的重要理论概念、实践范畴。20世纪90年代,厉以宁首度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市场主导的按照效率进行的第一次分配、政府主导的按照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第二次分配、道德力量作用下的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主导的第三次分配[34]。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第三次分配的内涵、主体、原则、特征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第三次分配是对市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失灵和政府主导的第二次分配失灵的有益补充,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共同构成了我国基本的分配制度;第三次分配的完善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重要举措,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等影响下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捐赠、慈善活动、志愿服务等方式促进社会财富在两次分配制度上的进一步优化配置;第三次分配强调共享性、道德性、公益性、自愿性、慈善性[35]。

我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探索、政策的演进而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无论是第三次分配的推进,还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既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从政策层面加强科学规划、从实践层面探寻稳妥的实施路径,也需要从学理上探寻慈善行为的内生动因、从制度上摸索激励机制、从现实中创新行为模式,这样才能促进第三次分配由国家层面的倡导演变为更广泛参与的社会性行为。

1.通过产教融合激发第三次分配的内生动因。第三次分配的主体是社会力量,包括企业、企业家、高收入群体、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36],当前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动机主要基于内生的道德的力量、慈善导向的驱动,但并非所有的主体都是基于内生驱动,也并非所有的主体都是基于单一的道德的力量,往往夹杂着利益导向的功利主义、理性导向的工具主义,虽然一些主体拥有复杂的、多样的动机,但其确实推动了第三次分配的施行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需要借助必要的举措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内生动因。一是以产教融合政策引导企业、企业家通过捐资助学、慈善促教、公益育人积累声誉资本、树立正向形象、建立业界标杆,在提升企业、企业家社会形象和社会认可度的同时,促进其企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提升,并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中把慈善行为转化为内生的动因。二是政府以产教融合为抓手借助市场准入、项目审批、配套服务等举措引导企业、个体等社会力量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政府在推进产教融合过程中通过资源配置、市场调控、环境营造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的慈善行为和道德认知。三是在产教融合参与者的遴选、政策的优惠、资源的配置中强化社会责任导向和道德驱动,通过社会舆论宣传、文化熏陶、价值引领等使利他价值取向、慈善行为成为诸多社会力量的内驱力。

2.通过产教融合探索第三次分配的激励机制。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境遇下,慈善的重要主体或者说主要参与者是企业与个人,激励机制设计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是通过系列的制度化设计、政策性优化、法律性规约,激发、促进企业和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动力和积极性[37]。根据激励的策略不同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也称负向)激励。当前我国运用比较普遍的正向激励策略主要有通过社会捐赠来进行“合理避税”从而提高企业所得、政府和慈善组织对企业和个体的慈善行为予以肯定与褒奖等慈善荣誉层面的激励。负向激励主要是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规范与约束企业和个体参与慈善活动的行为,虽然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要是规范慈善活动,保护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但对于未参加或参与不够的企业或个体的惩戒、警示尚未提及。通过产教融合的开展可以有力促进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的完善。一是税务部门、财政部门、民政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参与产教融合企业的税费优惠力度,将企业捐赠支出税前扣除标准由12%提高到15%甚至更高。高等教育既是产教融合的重要主体,也是共同富裕推进的重要主体,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公共服务产品的重要构成部分,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符合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符合第三次分配的价值旨归。二是进一步加强对积极参与产教融合工程的企业与个人的精神激励。对于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积极参与举办高等教育,或者积极参与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实验室建设、科研平台建设的企业与个人除了允许冠名以为,还要开展专门性、针对性荣誉评比,以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和榜样的树立。三是进一步加强反垄断法、慈善法、产教融合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善,对破坏三次分配的企业与个人进行合法性惩戒。

3.通过产教融合探索第三次分配的模式创新。产教融合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探索,第三次分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摸索,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二者都需要从制度建设、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层面进行改革,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通过产教融合探索第三次分配的模式创新,有助于深入认识并合理践行共同富裕理念下的第三次分配机制。一是推动产教融合吸引广大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推进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教供需双向链接,使企业慈善行为、慈善模式突破传统的以经济捐赠纾困扶弱模式为主的局限,向解决人的发展、技术创新、科学探索、区域协调等重大社会问题、民生问题迈进,这些既是产教融合的重要实践探索,也丰富了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二是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是慈善、社会捐赠,而社会捐赠在不同的领域所产生的倍增和溢出效应是不一样的,通过产教融合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对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企业对自身创新的投入、对产学研协同育人的投入、对新型高水平大学的投入等生产性企业慈善行为,不仅通过创新发展积累了社会财富,也为更多人创造了致富的机会,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调动各方积极性,深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落地之间的连接点,正是产教融合的重要内容,也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升级模式[38]。三是通过产教融合探索第三次分配共享发展新路径。无论是产教融合,还是三次分配,抑或是共同富裕都强调共享发展、融合发展。要通过产教融合探索产业融合发展、乡村融合发展、区域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以实现三次分配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要通过产教融合探索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耦合、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耦合、公平和效率耦合的新模式,以实现三次分配的社会整合功能。要通过产教融合在全国范围的推行探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发展一盘棋布局、全国一体化政策制度体系构建的新实践,在全域发展的逻辑下实现人人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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