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难题的中国智慧

刘舒杨

（北京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京 100871）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68在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扩展，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不断超越国界与地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的配置，从而形成具有全球属性的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使人类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延伸，“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不同国家与社会间日益紧密的横向互动与依赖性关系，使“全球化远远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特征”［3］。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社会生活逐渐全球化。一方面，国家内部的社会公共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演变为全球性事件；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性问题具有了国际属性，诸如贫困问题、粮食问题、污染问题、难民问题、公共卫生和跨国犯罪等，不仅成为威胁公共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而且只有通过主权国家间的积极合作，才能得以解决。随着社会生活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入，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而构建公平、公正、有效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实现方式与路径。

然而，在现实中，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长期存在着不充分与不公正的现象：其一，全球公共物品分散供给的现状，使相当一部分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量严重不足。佩德罗·康塞桑（Pedro Conceição）指出，在传染病控制方面，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明显不足，以疟疾的防控为例，在2000年该疾病夺走了110万人的生命，合计超过全球传染病负担的10%［4］149。在本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过程中，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一再失控，也说明了在传染病防治方面，全球公共物品存在极大的缺口。其二，在有限的全球公共物品供应中，供给失调现象普遍存在，即全球公共物品所产生的收益（或成本）明显偏向特定人群，偏离国际社会公共性的要求。例如，在现行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其制度规定明显偏向于西方发达国家，使其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解决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与供给失调问题，如何实现全球公共物品公平合理、持续充分的有效供给，既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长期、稳定的国际合作关系，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格局与时代发展要求，在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大战略对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5］639，形成不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6］475。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对策，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处世哲学与战略主张，是在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为克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难题，积极参加全球治理，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价值理念，体现着矫正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不充分、不公正现象的中国智慧与中国主张。

按照英吉·考尔（Inge Kaul）的定义，“全球公共产品是一种收益可以延伸至所有国家、人民和世代的产品”，“当一种产品的受益者不仅仅限于一个国家的一个群体，而且不歧视任何一个人口群体或世代时，这种产品即是全球性的公共产品”［4］20。换言之，全球公共物品就是收益超出一国范围的公共物品。一方面，全球公共物品具有全球性特征，即其收益超出一国范畴，从而使得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有效合作。依靠单一国家力量难以实现全球公共物品的充分、有效供应。全球公共物品的国际性，使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在本质上表现为国际社会为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共同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问题。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难题，则集中表现为主权国家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另一方面，全球公共物品的公共属性加剧了国际合作的复杂性。奥尔森（Olson）指出，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即“那些没有购买任何公共或集体物品的人不能被排除在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之外”［7］11。产权上的模糊性，使得公共物品很难通过市场机制予以供给。在国家内部，公共物品供给往往以某种权威性机制作为实现手段，例如政府课税。但是，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适用于国内公共物品供给的权威性手段，不再具有可行性，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只能依赖国际社会中自发的国际合作。正如奥尔森所言：“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7］2。因而，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极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主权国家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集体行动中频频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增加了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也使自愿合作难以为继。可以说，全球公共物品的特殊属性不仅突出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也凸显了国际合作的困难性。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难题，集中表现为如何解决全球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问题，以及如何破解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

此外，国际社会中共同利益与利益矛盾并存的现状，也强化了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合作难题。全球公共物品是可以被全球所共享的公共物品，理论上，全球公共物品代表了全球性的公共利益，消费全球公共物品对于每个国家都有益。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在发展阶段、国家能力、自然状况、对某种全球公共物品的依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全球公共物品的具体内容与实现方式上也存在分歧。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例，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所有国家都有害，因此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各国的共识。但是，对于通过国际合作限制减排的具体方案，国家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沿海地区国家希望采取严格的减排措施，内陆地区国家则希望可以兼顾减排与发展；
经济落后地区国家希望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则对由此带来的转移支付保持谨慎，甚至以节能减排作为遏制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在利益趋同与利益冲突并存的条件下，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国际合作，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与挑战。

面对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西方学界提供了两种解决思路：霸权稳定体系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种方案构成当前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基本策略。霸权稳定体系思路认为，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来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因而，只有当且仅当国际社会中存在一个霸权国或者领导国时，全球公共物品才能得到稳定供给。霸权国通过向其他成员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霸权国自愿承担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费用，并通过贿赂、制裁等手段，打击参与国的机会主义行为，维护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秩序。新自由制度主义思路则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不可克服的合作障碍，也不是集体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国家合作的达成取决于策略的合理选择。理性、自利的主权国家，在多次重复性博弈的合作矩阵中，会极大降低其机会主义行为，在集体行动中优先选择合作。体现这一倾向的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是降低交易成本、维系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思路认为，国际合作中只要能够通过制度监督各国的实际行为，鼓励合作、惩罚违约，就可以实现无政府状态下的自愿合作，解决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难题。

然而，在实践中，无论是基于现实主义考虑的霸权稳定体系思路，还是基于规范主义视角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思路，都没能有效解决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难题。面对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日益严峻的当今国际社会环境，西方世界所开出的治理药方，不仅没能缓解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危机，反而造成了新的不公正现象。

（一）霸权稳定体系下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困境

奥尔森在其论文《联盟的经济理论》中，首次从公共物品供给的视角，分析美国在二战后不计成本地筹划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原因［8］。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只有在外在强制力的约束下，理性个体才能达成集体行动，并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行事。因而，在霸权稳定体系中，霸权国家扮演着外在强制力的角色，并承担运行外在强制措施的成本与费用。例如，吉尔平（Gilpin）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9］82实践经验也说明，在二战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稳定体系，承担了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并通过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奠定并维系着美国全球领导国的地位。

事实上，霸权国家之所以愿意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并承担供给费用，归根结底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换言之，霸权国家之所以愿意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是因为通过霸权体系本身，它们可以获得更高收益。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指出，霸权国家能够凭借霸权地位“产生一种比它不施展实力时更为有利的结果”［10］。一方面，相比其他国家，霸权国家对全球公共物品有更大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领导力意味着霸权国家可以掌握恩威并施的权柄，能够分配各种选择性的收益机会，从而吸引成员国达成以霸权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行动。因此，在霸权稳定体系内部，霸权国家虽然承担了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但是霸权国家的供给意愿、供给水平，都与其通过霸权稳定体系所获得的收益密切相关。例如，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于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国际公共物品”［11］，并长期容忍了西欧与日本的“搭便车”行为。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西欧与日本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美国在霸权稳定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成本与收益的变化使得美国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愿下降，并开始执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霸权政策，由此使得其所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明显背离国际社会生活公共性的要求，成为美国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正如吉尔平所言，随着成本收益的变化，“美国开始从慷慨的霸主变成掠夺的霸主”［9］84－85。

由此可见，霸权稳定体系虽然可以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但依赖霸权稳定体系供给全球公共物品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首先，霸权稳定体系下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量明显不足，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量远低于最优水平。一方面，在霸权稳定体系中，霸权国家是凭借自己的经济剩余，为国际体系提供稀缺性公共物品。霸权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使全球公共物品普遍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即使在霸权国家高度重视的安全领域，全球公共安全产品的供给量依然不足。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只会提供与本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全球公共物品。康塞桑指出，在传染病防控、消除过重的疾病负担、气候稳定等方面，全球公共物品始终供应不足，持续的不作为不仅导致增加了巨额的社会成本，更容易引起全球性危机［4］134。

其次，霸权稳定体系下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偏离公共性。很多批评者指出，霸权稳定体系所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归根结底服务于本国的民族主义目标。因此，其所供给的全球公共物品大多存在供给失调现象。一是霸权稳定体系下的全球愿景是以霸权国为核心的发展图景，广大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被忽视。例如，在药物研发和健康需求方面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长期偏向于美国及其盟友国家，投入在解决全球90%人口健康问题上的药物研发资金，仅占资金总额的10%［12］。二是霸权国家利用全球公共物品转嫁国内矛盾，达成自利目标。在美国成为一个“掠夺的霸主”后，其所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有着越来越鲜明的谋利目标，其提供的多边贸易体系日益成为削弱他国实力、巩固自身地位的工具。

最后，霸权稳定体系下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不稳定。只有当霸权国家认为其收益超过成本时，才愿意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一旦霸权国家感到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不断上升，边际收益不断下降，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就会减少甚至停止。所以说，在霸权稳定体系下，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霸权国家的意愿与能力，全球治理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下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以霸权国作为外在强制机制供给全球公共物品，很难保证霸权国负责任地行使其权力，提供具有公益性的全球公共物品。因此，破解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需要依赖国家间的合作与磋商，建立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指出，自利且理性的个体并非无法实现自愿合作，策略互动的重复性与互惠性可以使理性个体自发选择合作，“如果一个人的不当行为在未来一定会被惩罚，即使是利己主义的行为者也会表现得更好”［13］。罗伯特·阿克赛尔罗德（Robert Axelrod）指出，在某种特殊环境下，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在重复性进行并且持有互惠性（一报还一报）的囚徒困境中，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合作体系［14］。在国际合作中，由于大多数国家间的交易都是无限次重复的，只要参与国都可以从合作关系中获益，主权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并非不能达成。尤其当一群有议价能力的国家一致同意愿意为其他国家提供这种可以普遍获益的合作合同时，其他国家也乐于加入。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全球性公共物品有可能以自愿合作的方式予以供给，维持供给的关键环节在于，如何在集体行动中控制自利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保证国际合作的持续稳定。

对此，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的存在降低了国际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控制了理性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建立了对国家行为的稳定预期［15］。据此，可以认为，国际制度的存在是促成理性国家形成集体行动的关键环节。在实践中，在美国的霸权衰落后，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并未减少或中断，以国际组织为依托的多元化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成为当前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方式。新自由主义据此认为，多元化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方式远比霸权稳定体系安全和稳定。

但是，国际社会的合作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实际上，新自由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存在三方面困境：首先，该理论建立在同质性国家的假设之上，将不同的国家抽象为形式上的个体，忽视了国与国之间的实际差别。主权国家之间的现实差异，使得国际制度供给本身就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国与国之间的现实差别，也使得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不公正、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其次，新自由制度主义假设合作信息充分透明。然而，事实上，不同国家是否遵守国际制度的信息并非公开透明，而且如何有效获取高质量的可靠信息也是维持集体行动的一大难题。所以，通过假定信息充分，从而认为依靠制度就可以实现国际合作，带有很大程度的虚假性。最后，新自由制度主义无法解释当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何取舍与选择的问题，即为什么将其中一个指定为需要遵守的制度规则。正如斯奈德尔（Snidal）所言，国际合作问题经常面临“协作困境”［16］，从而使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

（三）现有供给策略的困境分析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霸权稳定体系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分别从现实主义与规范主义两个视角，提供了解决当前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难题的药方，但是两种理论在哲学层面存在着同样的缺陷。两种供给策略都从纯粹个体理性出发，奉行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原则。正因为如此，虽然霸权稳定体系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处理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上具有不同的理论出发点，但是两者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强权色彩，由此使得全球公共物品不仅丧失了原本的中立性与公共性，甚至成为霸权国家剥削边缘国家的工具，加剧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不合作现象。

有鉴于此，破解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首先需要反思个体理性的前提性预设，在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网络结构中，重新建构国家利益的内涵，并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的互动关系中，确立国家行为的价值取向。

1.重新建构国家利益的内涵

霸权稳定体系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静态的，是先于国际社会与国际活动而存在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一切活动都服务于国家利益。但是，建构主义指出，“物质事实（material fact）只有通过人的认知和社会互动才能获得意义”［17］5，在国家与国际社会结构网络的互动中，国家利益也发生着变化。例如，芬尼莫尔（Finnemore）指出：国家利益“常常不是外部威胁或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而是由各国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的，这些规范和价值组织了国际政治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17］2。在全球化已成为时代背景的今天，国家间的互动不仅影响着国家利益的内容，也规定着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只有将国家行为建构于合理的国家利益之上，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良性互动，才能在双边或者多边互强性的国际合作中实现国家利益的巩固与发展。

2.在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互动关系中确立国家行为的价值取向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表现为国际合作中的个体理性，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则表现为公共理性。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之所以长期出现供给不足、供给失调的现象，是因为在传统国际关系理念中，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互割裂，相互分离。无论是霸权稳定体系，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主张以个体理性作为国家行为的唯一准则，公共理性只是主权国家在追求个体理性时的副产品。因此，当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一致时，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量相对充足，国际环境也具有相对的公益性。当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冲突时，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量锐减，霸权国或者强权国表现出鲜明的掠夺性。

综上所述，破解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难题，不仅需要在主权国家互动关系中重塑国家利益，还需要在互动关系中重新确立国家的行为准则，以兼顾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价值取向，实现国际社会的共赢发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18］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秉持正确的义利观，以多元合作的治理机制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只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形成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难题。

（一）立足“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于人的社会交往之上，从根本上实现了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虽然“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1］164，但个人在追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就产生了经验上普遍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163因此，“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19］。正是社会交往将人的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统一，才使人具有了类属性。

在全球化视域下，日益紧密的国际分工打破了地域性、封闭性的生产方式，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人的普遍联系，从而为沟通人的个体理性与人类的公共理性提供了物质基础。对于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而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模式，也使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统一的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在此维度上，通过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促成在国际合作中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辩证统一，从而为形成稳定的国际合作关系、达成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奠定哲学基础。正因为如此，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on）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20］。

（二）秉持正确的义利观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21］。正确的义利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理念，凸显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道义精神。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正确的义利观树立了国家行为的价值标准与道德准则，为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相统一的国际合作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在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承诺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支持受疫情影响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恢复；
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
建设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
承诺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物品；
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在义利兼顾、弘义融利的道德观念下，中国以自身行动破解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难题。

其次，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中国践行公平正义的权力观念与秩序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主体，更具有事实上的平等性，即“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22］。“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23］。因此，在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中，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最后，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中国携手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合作中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5］639中国着力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公共物品享有中的弱势地位，表达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长期被忽视的诉求，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不公正现象。

（三）多元合作的治理机制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搞乌托邦。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提升全球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多元合作的治理机制成为实现目标的现实办法。

首先，通过发展“一带一路”打造多元合作的治理平台。促进各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集体行动，其根本在于构建共同发展、共赢发展、共享发展的治理平台。以共同利益塑造国家利益，以共同利益构建多元、稳定的合作关系。

其次，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解决全球性危机的钥匙在于发展，把握住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才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使各方参与到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中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抓住了“发展”这一全球性的共同利益，在发展中凝聚共识，促进集体行动。

最后，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包容合化多元文化样态，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弘扬共同文化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对文化领域的一元主义，反对以消解其他文化文明为目的的普世主义，强调多种文化文明之间的包容发展，即“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通过文明互鉴、文化包容，激活多元力量的发展动力，共同致力于全球公共物品的合理、有效供给。

供给充足、合理、有效的全球公共物品，既是全球治理中的核心难题，也是应对全球性挑战、抵御全球性风险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破解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难题，提出了具有东方智慧的理念与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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