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评述与鉴迪
时间：2021-07-12 08:02: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特色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早在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就得以初步构建。其源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学说、民主革命时期政党协商经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和近现代西方政治的民主价值等历史合力。在政党协商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有效的政治参与和充分的利益表达，对促进当时社会整合和规范社会政治行为大有裨益。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形态多样且各有特点，有效的巩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生态的平衡，也加快了协商民主在国家政治生态中的广泛推进。回望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构建，分析其“协而有秩、商其不同、统而归一”的特质，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完善和发展有所启迪。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
作者简介：王轲，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林怀艺，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泉州 362021），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BKS038）
中图分类号：B23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3-0040-11
2015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强调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其实，早在建国初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创制的体现“各革命阶级”诉求的政治模式，即造就了工农主导、各阶级阶层参与的协商民主，这种制度设计就是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最初形态。本文拟就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相关问题进行评述，并对其特质作一点分析，以期对现实有所启迪。
一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形成背景
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举，是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和进步西方思想中合理养分的产物。民主党派是中共事实上的阶级联盟，是在政治理想追求中有着友好合作传统更有肝胆相照感情的革命战友，多重主客观因素的历史合力使得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形成具有必然性。
1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学说为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提供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根据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学说，共产党在“上升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的过程中，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和其他工人政党合作，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联合社会
收稿日期：2016-05-06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赋予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时，要使全体社会从剥削压迫中解脱出来，在这长期且艰巨的历史过程中，需要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联合其他阶级及其政党共同奋斗。不然，“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或是“做沙漠中的布道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2-183页。十月革命以后，“左”倾思潮弥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及时纠正这一错误，指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从国情现状和工作实际出发，以统一战线形式广泛团结民主政党，“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页。
政党合作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共产党既不能以“投降主义”立场抛弃自己的主张，又不能以“宗派主义”立场保持狭隘思想。工人阶级在领导政党合作时要以“求大同、存小异”为准绳，只要在具有历史阶段性和目标指向性的任务上有共同利益，为实现自身利益并达成预期目标，合作时可以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做相应的妥协让步。列宁认为：“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507页。共产党在坚持独立性和保持领导权的先决条件下，应通过统一战线尽最大可能去联合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学说，是中共领导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也为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共在自身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认识到以统一战线的方式，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重塑政治意识的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组织进行充分动员，是成功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重要条件。
2民主革命时期政党协商的经历和经验为建国初期中国特色政党协商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协商进行初步探索时的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精兵简政”议案、徐特立老先生主动退选边区政府委员等佳话广为传颂，成为政党协商自发端之日起“真实有效”未曾“敷衍塞责”的最好例证。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一方面寻求向当时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建立密切联系，一方面与拥有人民武装并建立了解放区政权的共产党保持伙伴关系。民主党派负责人大多是业界精英和社会贤达，基于共同救国抱负的他们与中共领导人彼此惺惺相惜并建立了推心置腹的个人感情。同时，在抗日救国大业的精诚团结和在反抗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唇齿相依中，民主党派和中共之间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正义力量。重庆政协会议所达成的来之不易的决议成果，被国民党蓄意发动的内战和镇压民主的惨案恣意践踏，击碎了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抱有的最后一丝幻想。张澜、黄炎培等人公开表示“今后重要主张必先与共产党协商”，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由“中间道路”转向中共。中共中央在1948年劳动节前夕发表《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呼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111页。。旋即，毛泽东致信沈钧儒、李济深期望各党派相互合作并制订民主联合政府纲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驻香港分局发出指示：邀请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代表赴解放区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这就是中共在1948年劳动节前后所做的著名的“五一口号”“五一书信”“五一指示”，系列举动得到李济深、何香凝等民主党派领袖的热切响应，中共与民主党派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程迅速加快。当年秋天至次年春天，中共有计划地组织民主党派人士在香港、河北平山和哈尔滨三地展开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