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20周年研讨会综述

巩嘉旭

2021年8月14日至8月15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和宁夏大学民族学与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协同主办的“第七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20周年研讨会”在宁夏大学怀远校区隆重举行。

本届论坛采取线下会场与线上会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设有辽宋夏金元历史研究、西夏文物考古和艺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和文献研究三个分论坛。来自国内外7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在现场与“云端”与会。会务组共收到论文120余篇，选题涉及西夏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语言文字和文献文物等多个领域，现按论文内容分类综述于下。

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部中国史就是各个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019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在此指导思想下，参与本届论坛的西夏学者试图为西夏政权及其社会、文化定性。陈育宁《实施西夏文化研究课题的报告》认为西夏学界的研究主旨应是在多元一体的理论指导下，通过对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内的西夏文化不同领域典型个案做具体分析，解剖其内涵的源流及其多元特征，提炼出西夏文化在传承、扩展中华传统文化及与多种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表现出的典型性、代表性，从个别分析中总结出一般的结论，阐明西夏文化的历史地位，从而揭示历史上多民族文化共同的特征。杜建录《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西夏文化》论证了西夏文化是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并杂糅了汉族文化、党项文化、吐蕃文化、鲜卑文化、回鹘文化等成分。西夏对古代中原汉族文化积极吸收，在官僚体制方面效仿唐宋，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政治文化，推崇儒学、崇尚汉礼。西夏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进步意义。

在西夏法律与制度研究方面，《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刊印的法典，历来是国内外西夏学者所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本次会议共收到与《天盛律令》研究相关的论文5篇，其中2篇涉及法律与政治制度研究。史金波《再论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回顾了30年来学界对《天盛律令》的研究，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天盛律令》的研究价值：首先，从版本学价值来看，《天盛律令》是中国中古时期至今唯一保存完整的原版法典，也是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系统法典；
其次，从体例创新来看，《天盛律令》采用了分条款降格书写和同类名物中间空格的形式；
再次，从丰富且真实的内容来看，《天盛律令》条目兼有制度规定和违律处罚内容，而且其他典籍、出土文物和社会文书可证实《天盛律令》内容的真实性，反映了西夏社会的面貌。最后，作者认为《天盛律令》汉译本绝大部分条目的主要内容比较准确，但其中仍有未解问题，译文也有缺漏和错误，译本可用，但需要不断校勘完善。王思贤《再论西夏榷酤制度——基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分析》将《天盛律令》的相关规定和宋代榷酤制度进行比较，论述了西夏榷酤制度的特点，即西夏酒曲法量刑更为严苛；
通过市值折算“缗”的产值量刑；
政府专卖和告赏制度。

除《天盛律令》以外，《亥年新法》也继续被西夏学界所利用，来探讨西夏晚期的社会与制度。王培培《俄藏2622号文献考释》从俄藏未刊2622号文献中找出了《亥年新法》卷二的卷首，根据被翻译出来的四门内容，作者指出西夏晚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贪腐严重；
同时国家还需要大量的铁器来打造兵器，以应对外敌。无独有偶，梁松涛《论西夏中晚期的钱禁》也从《亥年新法》卷七“铜钱交易流通门”的相关记载判定西夏晚期钱禁明显趋严，并将其原因归结为西夏政局变化，战事频发及西夏经济的崩溃。

西夏被蒙古消灭后，唐兀人继续活跃在历史舞台。邓文韬《试论唐兀人对元朝的制度贡献》认为元代一些涉及儒学、宗教、监察、军政、站赤等领域的政治制度，可能受到了唐兀人与西夏制度的影响，如帝师、儒户、八思巴祭祀、僧狱等。作者认为唐兀人主要影响的是元代二元政治体制中的“汉制”与宣政院下辖的吐蕃地区制度，对蒙古旧制影响较小，而且较大幅度的制度创新主要集中于文化领域，而在其他领域多属细枝末节的修订。

在社会经济方面，田晓霈《西夏文契约的担保制度与违约处罚制度补考》指出西夏债权的担保范畴内除已知的“保人担保”外还有“合伙担保”“同籍担保”和“牙人担保”，在对标的物的担保范畴内有“瑕疵担保”和“追夺担保”；
在处罚制度方面，作者发现黑水城地区契约责任的判罚机构为监军司，违约赔款的收缴机构为罚赃库。林皓贤《西夏的经济模式与战争的互动》回顾了党项人自唐代内迁以来到建立政权以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作者指出西夏商业贸易的特点是以战争垄断商贸和鼓励走私。周龙龙《论西夏晚期的民族贸易政策》通过分析西夏晚期贸易政策，认为西夏晚期的民族贸易政策最核心的内容在于敕禁买卖的禁绝，其整体趋势是趋紧趋严。

西夏医药与药材的研究是本届论坛的一个热点。黄超群《西夏的医疗器械》将西夏的医疗器械分为度量衡器、制药器、贮盛器、服药器和治疗器械五类，作者认为西夏医疗器械不属于专门制造，且与中原地区相比在数量、种类、质量方面皆存在差距。王荣《西夏畜牧技术初探》从传染病防治、疮症等外科疾病及其他疑难杂症的治疗等方面总结了西夏兽医技术的发展概况。叶利阳《〈天盛律令〉药名补考》重新考订了《天盛律令》中记载的阿胶、防己、芒硝、莽草、黑豆、川乌头等六味药材。雍淑凤《西夏〈天盛律令〉之中药名“蔓荆子”考释》考证出药名“蔓荆子”就是“菟丝子”。文健《20世纪以来西夏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20世纪以来的西夏医药文献整理和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并指出了当前研究阶段的六个特点，作者认为当前学界对具体医方的研究仍较零散，虽然已出现按同类病症归类的研究倾向，但还远谈不上系统。

本届论坛凡涉及西夏与周边政权战争史的研究，仍然以宋夏战争为主。杨芳《北宋兰州经略述论》指出北宋从西夏手中收复兰州地区以后，采取了构建防御体系，招抚蕃部，发展屯垦，发展文教事业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兰州防御，发展了社会经济，而且对北宋政权拓边河湟、经略西北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双怡、李鑫《宋初“异论相搅”政策对宋夏关系的影响——以真宗朝弃守灵州事件为例》提出在李继迁围攻灵州之际，北宋决策层始终不能“同心同德，协于克一”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采取了“异论相搅”的用人策略。叶凯《战争？政争？——宋太宗“至道西征”考论》认为“至道西征”自始至终就与北宋朝廷政治斗争纠缠不清，这场战役中宋军的军事部署本身就是文官派系博弈的结果。余晟《亡羊补牢：德顺军之建立与山外防线的强化》以陇山以西地区作为研究区域，指出庆历战事之前北宋防卫体系存在明显不足，德顺军成立后，宋军统一了山外防务，并通过增修堡寨，增派禁军，开展屯田，吸引蕃部等强化了防卫体系。尚平《北宋对西夏“河南地”的经略》利用GΙS技术展示了宋军进入天都山地区以后与西夏在陇中北部形成的相峙格局。作者指出虽然宋军一方积极营建城寨、多次大规模出兵，但疆土推进幅度仍然有限。穆殿云《西夏缘何衰亡？——基于大战略视角的解析》是本届论坛唯一一篇以蒙夏战争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是文从大战略的视角分析了西夏灭亡的诸种因素，并将西夏优良战略传统的逐渐丧失作为其战败的重要原因。

在历史地理方面，杨蕤《〈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地理信息杂考》归纳了俄藏黑水城出土《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府州、城寨、山川、粮食、部族等五类历史地理信息。这些信息反映了宋夏沿边地带不少地理细节与活态史实，极具补充传世史籍的价值。高建国《宋夏三川口之战二则地理辨析》指出宋夏三川口之战中“三川口”应是西川河汇入延河川口，以往学界笃定的延川、宜川和洛川这“三川”事实上没有交汇；
同时，他还指出土门路不在绥州，芦关旧址即今靖边城河古城。张多勇《细腰城地望以及北宋构筑的细腰城防御系统考察研究》以文献梳理与野外考察并重的研究方法，考证了平远寨、定边寨、乾兴寨、耳朵城、靖安寨（胡卢泉)、绥宁寨（细腰城）等一系列古城遗址的形制、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范仲淹构筑的细腰城防御系统。作者还发现在原州与环州之间有一条连接泾原路和环庆路边防堡寨的道路，并为之命名为“原环古道”。石坚军《河州黄河津梁及河州至邈川三条交通线考》观察了河州凤林县的建置沿革与治所变迁，梳理了北宋河州西北黄河沿岸三处重要津梁关堡，初步考述了河州至邈川城三条交通路线，并附带论及了“炳灵寺”之“炳灵”与凤林的关系。张晓非《元代甘肃行省庄浪路建置沿革钩沉》考证了元代庄浪路建置沿革，指出庄浪路的重要性，即庄浪路境内古浪城（河罗）与北卜渡（迭烈孙）分别控扼着陇右进入河西走廊的两条交通要道。

近年来，一系列涉及西夏文物考古与西夏艺术的省部级与国家级课题获批立项，来自相关单位的与会学者纷纷将最新项目成果呈交大会讨论，使本届论坛成了集中展现西夏文物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前沿学术动态的平台。

西夏洞窟与壁画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领域，本次论坛共收到相关论文十余篇。郭海鹏、汤晓芳《西夏壁画中的猴面人物再探》重点考察了榆林窟西夏壁画《水月观音图》和《普贤变》中猴面人物，证明唐僧取经故事的艺术创作开始于宋初的浮雕，发展于西夏的壁画。壁画中的人物位置具有同一性，总体置陈布势相同；
但北宋、西夏唐僧取经图中随行者人物的面相、头饰、手势在各地略有不同，作者认为这是受到地方民间信仰影响的结果。沙武田《莫高窟第55窟重绘净土菩萨对敦煌晚期石窟断代的意义》讨论了莫高窟第55窟甬道和主室重绘净土菩萨壁画的时代和定名问题，他以第55窟营建史为背景，把重绘壁画的时代推定到西夏时期，并指出重绘的菩萨像具有浓厚的净土图像元素和色彩。岳键和李国《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在回顾西夏石窟分期研究的基础上，先是对石窟图像类型进行了比对梳理，又对图像模式作了量化分析，确定了图像断代分期的判定标准，判断西夏时期共开凿和重修了121个洞窟，其中前期洞窟107个，后期洞窟为14个。王胜泽《敦煌西夏石窟人物画的结构与空间》指出唐僧取经图的艺术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即受到了文人画和藏传佛教的影响。何卯平《榆林窟第2窟分期断代新证》认为榆林第2窟南北壁的绘制时间为西夏建立政权前后，最迟不可能晚于11世纪中叶。在此前提下，作者还指出同期绘制于西壁门下北侧水月观音中的《取经图》应为中国古代佛教艺术造像中所见最早的《取经图》。行佳丽《“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类型分期”中的人类学挑战》回顾了近四十年来敦煌晚期石窟归属年代与壁画内容判定的研究史，提出人类学研究范式应介入艺术史研究中的反思性知识建构过程。景利军《敦煌莫高窟第3窟壁画“新特征”》将莫高窟第3窟中“世俗化”的人物形象，从“神格”到“人格”的毗那夜迦神像，异样的飞天造型等艺术风格归纳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邢耀龙《榆林窟发现西夏第八幅玄奘取经图》在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中发现一例疑似玄奘《取经图》的图像，这幅玄奘《取经图》的发现，完善了玄奘《取经图》的迭代关系，为厘清相关洞窟的开凿时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司晶晶《禅密圆融思想下的图像遗存——瓜州榆林窟第27窟初探》通过瓜州榆林窟第27窟高僧图像的特征分析和与《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无生上师出现感应功德颂”的文本对照，指出窟内高僧应为大乘玄密帝师。李晓凤《文殊山万佛洞佛教故事画的艺术风格与宗教意涵》认为文殊山万佛洞佛教故事画的艺术风格极为独特，集中体现了西夏对中原佛教绘画艺术的接纳和吸收。杨艳丽《瓜州榆林窟第4窟东壁三塔与上师像考释》讨论了榆林窟第4窟东壁北侧下方新发现的一尊上师像和上师像前的三塔造像，作者认为其构图样式来源于西藏唐卡，能表明藏传佛教噶举派上师在西夏晚期的尊贵地位。李志军《末法背景下辽代佛塔对敦煌西夏石窟营建的影响——莫高窟第327窟西夏重修思想造像探析》提出莫高窟第327窟西壁龛内八大菩萨造像以西夏时期流行的“大乘菩萨行”为基础，吸收借鉴了辽代八大菩萨造像而形成；
窟顶的藻井团龙图案的产生则受到末法思潮的影响。

除洞窟壁画以外，以西夏木板画、绢画、唐卡、岩画、版画等多种形式绘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在本届论坛得到了集中研讨。王悦、于光建《武威西夏墓木板画艺术风格探微》回顾了武威西夏墓木板画自出土以来的研究历程。作者判定其绘画题材和风格技巧多沿袭中原绘画传统；
而从葬俗的角度来看，西夏墓中放置木板画可能受到了吐蕃丧葬习俗的影响，突出反映了党项民族和西北区域文明间的文化交流。闫中华《黑水城出土西夏绢画〈阿弥陀佛来迎图〉华盖意涵探究》认为这幅绢画在净土信仰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以华盖与不鼓自鸣的乐器、飞天和宫阙等图案相结合，创造出了西夏人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房子超《武威亥母寺胜乐金刚双身唐卡曼荼罗图像释读研究》通过唐卡图像与文本的比较研究，辨识出这幅金刚双身唐卡主要有鲁伊巴与无畏生护两种藏传胜乐传承成就法。丰悦华《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扉画研究》讨论了国家图书馆藏《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扉画表现的《序品》及《无量寿限品》等相应情节，作者认为在主要情节画面加注榜题，引导读者阅读，能够呈现出绘图者精心设计下的“回环式”图像结构。吴雪梅《西夏汉文本〈普贤行愿品〉版画图像研究》，认为《普贤行愿品》版画呈“说法式”和“变相式”两种模式，卷首说法图由“说法者”“请法者”“听法者”组成，版画局部图像存在替换和借用现象。张海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一幅星神图像》介绍了作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新发现的一幅西夏星神卷轴画。通过对这幅卷轴画风格与内容的阐释，作者指出画中的木星星神图像是对中国化星神图像继承与发展而来。姜宇钦、王小维《敦煌博物馆藏“梵文沙符”图像、陀罗尼与功用考述》认为敦煌博物馆藏“梵文沙符”可能是一件西夏中晚期至元初印制佛图经咒的捺印印版，能反映出夏元时期藏传佛教尊像组合、图像仪轨改造的独特性，以及梵文陀罗尼用字特征等。蔡彤华《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中的西夏岩画》介绍了五幅被刻画于巴丹吉林沙漠中的西夏岩画作品，作者给出的断代依据主要是西夏文题记，岩画制法与风格和岩画中的衣冠特色。

除绘画以外，本届论坛还收到了两篇与西夏装饰纹样相关的论文。郭明明《西夏火焰宝珠纹研究》根据纹样的构成要素，将敦煌西夏洞窟中的火焰宝珠纹分为火焰宝珠、莲花宝珠、带基座莲花宝珠、带边饰和基座的莲花火焰宝珠四型，作者判定西夏时期火焰宝珠纹样由繁变简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原有敦煌曹氏画院人才的凋零，其二是各民族文化交融，发展出了新的艺术风向。李玉峰《西夏植物纹样研究之卷草纹》总结了西夏时期的卷草纹装饰纹样的特点，发现了卷草纹成为西夏时期的主体性装饰纹样且有豆芽蝌蚪状样式的创新。

或许是因为近年来考古所得新资料较为有限，有关西夏陶瓷器研究的论文在本届论坛篇数较少。仅见米向军《西夏陶瓷供养人初探》、陈彦平《西夏瓷器党项游牧文化特征梳理与再探讨》和林皓《有关西夏瓷器的多元文化思考》。上述3篇论文虽然都得出了一系列结论，但较之前贤成果，其创新点较少。

伴随着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有序推进，学界对西夏陵的研究在近年来也有了新的进展。本届论坛共收到5篇有关西夏陵的前沿成果。杨弋《西夏陵防洪系统探析》通过对西夏陵各类防洪设施进行系统地梳理、分类，总结出西夏陵防洪设施所具备的四个特点，即择“高敞地”以防水、阻断疏导并用、规整与随意相结合、封建制度下的等级森严。余雷《“以形论轴”——西夏王陵中轴体系浅析》发现城轴与陵轴是西夏陵城的虚实双轴。刘峰、王飞、温涛《西夏陵区出土“王”字纹文物和龟驮碑研究》研究了西夏陵建筑构件和石雕残块上面的“王”字纹饰，并根据文物质地、类型和样式，将其分为兽面“王”字纹、人面“王”字纹和龟背“王”字纹三种。作者指出龟背“王”字纹的发现表明西夏陵区不仅采用石雕力士志文支座驮碑，还使用石雕龟驮碑。孔德翎、马立群《贺兰山对西夏陵选址影响探析》考证了西夏时期贺兰山的四种文化意蕴，即传统中的“吉”山，意象中的“神”山，宗教中的“圣”山，现实中的“福”山。作者认为正是由于贺兰山有着上述重要的文化意义，方才使西夏王族最终将陵寝选址于贺兰山下。何晓燕《西夏陵遗址的保护、利用实践路径研究》介绍了银川市西夏陵管理处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遗址本体展示、博物馆陈列展览及数字化复原模拟展示等方面的措施。

在碑碣石刻方面，本届论坛虽然没有收到以出土或传世西夏碑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但那些出土于西夏故地以外且涉及宋金党项人或元代唐兀人活动的碑碣石刻，却在本届论坛中得到了集中研讨。聂鸿音《居庸关西夏文〈造塔功德记〉考补》为居庸关云台西夏文功德记提供了西夏文全文的录文及汉译，并结合欧阳玄的《过街塔铭》考证了功德记中的领占多吉、贺太平、安赛罕、金刚义、普贤吉、八剌实里等人。佟建荣《甘肃环县出土的〈故武功大夫密州刺史颍川陈公墓铭〉虚实考辨》考释了志文中出现的官阶、人物、地名和历史事件。针对志文抹去志主与环州党项人慕洧的关系，模糊处理了其身为宋臣和刘齐之臣的履历，简化宋金战争的同时强化夏金对立等书写技巧，作者挑明这应该是为了塑造墓主忠义形象的手段。高赫《〈宋故左武卫将军李公墓志铭〉考释》主要关注了与志文相关的四个问题：一是北宋鄜延路归明界的设置；
二是宋夏沿边定仙堡的地望；
三是野利旺荣于景祐二年前后在明堂左厢一带的经略；
四是李氏家族的形象塑造和政治诉求。崔彦娟《〈邓珣地券〉考》利用陕西神木出土的买地券考证了镇西军的建制，宋代麟州当地的风水思想及党项内附情况。作者还认为买地券中的“浪乜”“屈崖”“利讹”“乜移”和“弘讹”是五个新发现的党项姓氏，或许还有待商榷。折茂德《府州折氏姓源族源暨民族成分考证》和赵成仁《府州折氏墓志铭中的先世建构与时代反映——以唐末至北宋时期墓志铭书写为中心》利用陕西府谷孤山镇北宋府州折氏家族墓地中出土的墓志，从不同角度对府州折氏源流与民族成分进行了讨论。折茂德注重从实证的角度考察折氏的姓源族属，认为折氏没有党项化，而是一直在汉化。赵成仁则更注重折氏自身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指出折氏借助墓志铭不断构建家族先世（包含族源和姓源）。刘志月《试论元代西夏遗裔昔里氏家族政治地位的构建——以碑传文献的书写为中心》和陈瑞青、吴玉梅《碑志书写与形象重塑：元代大名路“昔里”家族史事辨析》这两篇文章试图解析元代西夏遗民昔里钤部家族碑石文献中被建构出来的历史书写。刘志月将碑传与其他史料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了三个问题：一是碑文中夸大了昔里钤部归附蒙古军的主动性；
二是昔里钤部世袭大名路达鲁花赤的权力来源由定宗贵由变为宪宗蒙哥；
三是爱鲁的征战履历与战功多有虚构。她将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总结为昔里氏家族为了维持家族政治地位的需要。陈瑞青和吴玉梅则考证了昔里氏家族世居地，并发现史籍和碑传中颠倒了昔里钤部在沙州与肃州的活动。

西夏文学尤其是黑水城出土的文学作品在本届论坛得到了集中探讨。汤君和王怀成等分别以《西夏奇文〈骂酒说〉与西北酒史及西夏酒文化之关系》《从〈茶酒论〉到〈骂酒说〉看西夏有“酒”无“茶”的文学现象》为题，从不同角度对黑水城出土《贤智集》中的《骂酒说》做了讨论。汤君关注《骂酒说》体现的是我国北方各民族悠久而丰厚的酒文化，尤其是西夏时期的酒业、酒礼和酒务文化。在作者看来，西夏某些寺院的僧人可能也被允许用酒参与国家的各级祭祀活动。王怀成则更注重“茶”“酒”文学现象反映社会事实。他在对比了敦煌文献《茶酒论》和《骂酒说》之后，指出“茶”在西夏文学中几乎失去了存在感，并借此论述了西夏统治下河西走廊民众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的双重下降。刘敏、聂鸿音《西夏诗歌对汉地诗的仿作和翻译》指出汉地诗歌对西夏文学施加的影响仅见于民间俗曲和僧侣道歌。西夏的诗歌仿作在形式上每句都有固定的字数限制，而且会在诗歌里用韵。此外该文讨论了元代杭州西夏遗民的《三代相照文集》，并指出拜寺沟方塔出土的佚名汉文诗集创作带有明显的文人气息，而且文学水平与思想意境都不高。黄婷玉《西夏〈宫廷诗集〉的版本、时代及作者再探》推测西夏文《宫廷诗集》甲、乙两种版本来自不同的编者或抄者，而《宫廷诗集》甲种本的编者可能是以诗歌主题来排序的。

在西夏音乐研究方面，何庆《西夏教坊初探》提出西夏在制度层面上设有音乐机构，宫廷音乐将党项文化与汉文化高度结合。王佳琪《论古典舞〈踏歌〉对西夏“踏歌舞”复现的参鉴价值》在论述中国古代踏歌舞复原脉络的前提下分析了西夏“踏歌舞”的形成、发展与流变过程，并对结合古典“踏歌舞”的风格与舞姿来复原西夏“踏歌舞”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西夏服饰研究方面，任怀晟和刘卫《旋襕再考——兼论旋类服装》发现宋明史料中记载的“旋”类服饰是一种在后裾上置叠门结构的服装，而在“旋”的结构基础上加“襕”，就成了“旋襕”。作者还指出西夏受到了唐朝影响，将旋襕作为武职公服。其本质是胡服进入礼制，体现了宋明间各政权实际上在物质层面或多或少默认了民族融合的事实。孙斌《西夏与辽北宋时期金银饰品比较研究——以出土文物为中心》比较研究了西夏金银饰品、辽代金银耳饰和宋代金银钗，在对相关金银饰品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三国金银饰品呈现出既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又有不同的民族样式。

得益于丰富的黑水城出土文献，西夏境内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一直是西夏宗教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在藏传佛教方面，索罗宁《西夏藏传佛教传播的几个问题》回顾了学界在研究西夏佛教时存在的问题，提出构造西夏佛教史只能从文本出发，并放在更宽阔的学界视野下，即将其置于整个12世纪藏传佛教发展史中予以分析。这样既有助于学界从藏传佛教史的角度进行西夏文献的研究，同时也可以用西夏文本补充藏传佛教史的知识，最终明确西夏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公维章《西夏地藏十王信仰考察》系统讨论了地藏十王信仰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作者认为由于契丹与吐蕃的影响，显密圆通的十王斋会在西夏社会极为普遍；
而十王二周年斋会由于仅见于西夏，应是西夏独创。张晓源《〈帝师热巴传〉史料价值初探》报告了布达拉宫文库新发现的13世纪手写本巴绒噶举《帝师热巴传》，讨论了其中有关西夏末年特别是关于夏襄宗李安全的记载。

在汉传佛教方面，冯雪俊《西夏历史上的华严僧人探析》在考察西夏华严宗僧人的生活年代、僧人数量、僧人宗教活动及其历史贡献等问题的基础上，论述了西夏佛教华严宗所独有的自由驳杂的特点。吴小龙《唐五代灵武高僧丝路行迹考述——以〈宋高僧传〉为中心》考察了唐末至西夏时期的贺兰山白草谷在汉传佛教传播中的地位，以及驻锡于此的“灵武高僧”们结坛讲经、译经著书、弘扬佛法的事迹。袁頔《延安何家坬石窟再研究——兼论北宋延边党项熟户佛教信仰特点》判断窟室主尊为三身佛，窟室具有礼忏空间和追荐度亡的作用。作者以此窟室分析出北宋时期陕北沿边党项族群佛教信仰特点：一是延续了传统大乘佛教信仰，二是更关注于现实，三是将佛教信仰作为族内团结的纽带。

在道教与原始信仰研究方面，司家民《西夏道教新探》认为西夏建立政权前后道教地位较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西夏的制度建设，老子与“老子化胡说”对西夏道教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该文也指出“老子化胡说”蕴含的以夏变夷观念与西夏建立政权方略之间存在矛盾。赵坤、李玉峰《西夏易类知识的传承谱系与官方易学流派》分别考察了西夏民间与官方对易类知识的掌握，指出民间使用的主要是卦象符号而官方获取的书籍多为义理易学著作，以西夏鸿儒斡道冲《周易卜筮断》为代表的偏重筮法的易学取向，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发展易学的特点。杨冰华《西夏祈雨活动臆探——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再解读》认为西夏人在榆林窟第3窟中绘制龙王形象的新样文殊变，可能为了满足祈雨活动的需要。李晓明《西夏岁除驱傩考》指出西夏文献《圣立义海》与《月月乐诗》所载西夏人除夕之夜驱狐祟、迎新年的习俗与妖狐并无关系，而是源于古代中原岁末驱鬼逐疫、祈福禳灾的傩礼。刘景云《关于西夏十一星曜崇拜的补考》指出西夏社会所崇尚的十一星曜其本源来自汉文化，尤其是称呼这些星体时所选用的西夏文字，体现着鲜明的汉文化特色。

利用文献对西夏语语音、语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共有3篇。孙伯君《北方民族语的“番式”变读与语音构拟》梳理了北方民族语语音特点的“番式”变读规律。作者对民族语的音节结构特点进行了归纳与分析，指出了这些规律对辽夏金“国语”拟音的具体参考价值。柳玉宏《〈同音〉同素异序词研究》在西夏文字书《同音》中找到83对同素异序组合，然后对其分类讨论，判定它们为西夏语中的同素异序词后，进而分析出这些词的结构都为联合式合成词。张永富《西夏语人称系统探析》通过语料的梳理，识别出了西夏语第一人称双数代词的包含式“ ”（咱俩）和排除式“ ”（我俩），以及第二人称双数代词“ ”和复数代词“ ”，同时作者认为“ ”也可作西夏语第一人称的双数后缀。

在西夏文字研究方面，《文海宝韵》在本届论坛受到了重点关注。段玉泉《西夏〈文海宝韵〉译证（之一）》补正了《文海宝韵》中的等7处翻译。马万梅《西夏字书〈文海宝韵〉义训初探》选取了《文海》中组合方式较为特殊的7条，即等进行探研，证明《文海》的义训关系与形式相当丰富，编写原则亦非单一，而是既可以通过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重点来注释不同物体，也可以通过不同事物的关联性特征来注释同一个物体。唐均《西夏文“东”字汇释》将《文海》中指称东方的术语做出了归纳，并重新修订了《文海》中涉及其他方向术语的词条。许鹏、同敏《西夏语词义考辨四则》利用大宗语料西夏文《大般若经》，结合世俗文献语料库，对等词的意义或用法进行了考辨。赵天英《西夏文草书的结体与特色》归纳了西夏文草书笔画的改变、省略、简化、连笔，以及共用笔画、改变字形结构、抽象与概括等现象，总结了西夏文草书符号，并按社会文书、佛经、夏译汉籍等类别归纳了西夏文草书的特征。

对西夏世俗文献的整理研究中，以涉及夏译汉籍者较多。宋娟、彭向前《西夏文〈孙子〉注文的文献学价值》对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的价值作了重新界定，认为它可以与竹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并称为《孙子兵法》的四大系统，从中可以反映出未经宋人编辑的汉文古本原貌。作者认为夏译本中唐杜牧注与梁孟氏注混淆的情形表明在三家注本出现之前曾有一个辑注本，从而为探索唐宋时期今本《孙子》及其注本的形成过程提供新的线索和启发。以西夏兵书为研究对象的还有刘春生《从〈太公〉视野看西夏文本〈六韬〉》和李浩霖《俄藏Инв.No 3788西夏文〈孙子兵法〉残卷考释》。阎成红《西夏文〈贞观政要〉的文献价值》认为西夏文本《贞观政要》反映了该书定型于戈直集解本之前的某种版本情况。

除夏译汉籍以外，郭恺《西夏类书的“世典审取”——〈圣立义海〉释“天”之源流》认为西夏人思想中“天”的概念及解释来自儒家经典。胡永华《俄罗斯藏本西夏文历日文献考释》翻译整理了俄藏Инв.No 647与Инв.No 79268214两件西夏历日文献。

在佛教文献方面，戴忠沛、扎依采夫《附有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Tang.1075/Fr.1（6）至Fr.11（16）——西夏文本内容初步研究》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编号为Tang.1075下约16份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片，作者判定这些残片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要门。陆韦志《新见西夏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残片考》把佑启堂藏西夏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残片与“嘉兴藏”本、元译本《瑜伽焰口轨仪经》进行对比，发现残片与之内容高度重合但又有若干不同，故应译自其他版本。而佑启堂藏残片以“观看结印者的视角”绘制的金刚结印图，可以补充“嘉兴藏”本和元译本中没有的细节。李语《英藏、中藏西夏文〈明咒母王大孔雀经〉残片补正》考得《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已定名为《种咒王荫大孔雀经》的7件残片中，名实相符的共有5件；
文章对14件英藏《明咒母王大孔雀经》残片作了定名、释录，并将《中国藏西夏文献》中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残页”更正定名为“五部经残页”。钟翠芬《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金刚乘八不共犯堕〉考》对俄藏汉文文献B64《金刚乘八不共犯堕》中的密乘宁玛派大圆满法进行了解读。朱咏儿《英藏西夏文Or.12380-1920（K.K.）〈大宝积经〉残片考释》考得英藏西夏文Or.12380-1920（K.K.）残片为《大宝积经》第九十卷的末段。卢嘉孟《俄藏Инв.No 4738〈佛说金耀童子经〉》考得俄藏Инв.No 4738残片为《佛说金耀童子经》余下经卷的下半部分。有关西夏文佛经译释与勘误的论文，还有张九玲《藏传西夏本〈八千颂般若经·学品〉释读》、兰晓杰《西夏文〈大宝积经〉第三十五会勘误》、文志勇《俄藏西夏文〈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译释整理与研究》、李宝霞《英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考释》等。

较之以往历届论坛，以黑水城出土宋元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篇数较少，且集中于对前人论著的反思性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郑旭东、李桥与张重艳的论文。郑旭东《西夏户籍系统再审视——从国图藏西夏文献编号B11·045文书的误判说起》试图推翻学界对B11·045户籍文书既有的年代判定，将其断为元代而非西夏。作者给出了两个理由：从性质来看，文书用来裱糊的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刊刻于元大德年间；
从内容来看，户籍中将人口分为“成丁”与“不成丁”也是元代南北地区户籍登记的分类标准。李桥《黑水城所出元代识认文书再探》指出前人将中国藏黑水城出土两件与失林、闫从亮有关的识认文书判断为识认状或“保证书”之定性有误，并为之重新定名，称之“识认契纸事”。作者在文末尤其强调不能简单地把认状当做识认状。张重艳《再谈北宋智坚的菩萨戒》在判断B63、S.3424V均是有关北宋僧人智坚的文书的基础上，回应了前人关于智坚传授菩萨戒的不同看法，认定智坚是密教僧人，其所传菩萨戒为密教菩萨戒。他在西行过程中将密教菩萨戒修行仪轨和受斋仪轨传授给了敦煌僧人和居士。此外，崔玉谦《黑水城出土〈佛说竺兰陀心文经〉题记题涉人物生平补论》利用黑水城出土汉文《佛说竺兰陀心文经》题记补充了北宋官员皮公弼、杨康国的生平履职。何伟凤《黑水城出土元代“卯历”考》从黑水城出土元代汉文社会文书中辨认出元代卯历封面和吏役画卯名单残片各两片。作者同时还指出这些残片是目前所能见到我国古代最早的卯历实物。刘贺、邓章应《黑水城汉文文献类化字辨析十则》对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因类化产生的十则典型疑难俗字进行了考释。

在西夏文献数字化研究领域，张光伟《基于网络分析与〈文海〉提取的西夏文基本字集》从西夏文字书《文海》四字解释关系出发构造了字典网络，以西夏字作为网络节点，解释关系为边。作者希望通过分析词的中心度，以及图中的循环关系，找出西夏字中的核心字，并通过聚类方法分析西夏语的层次结构，为今后现代人学习西夏文提供简便路径。罗顺、郝斯尘《基于孪生神经网络的西夏文字智能识别》使用多种数据增广方法对西夏文字样本数据集进行扩充，优化网络模型提升泛化能力，从而训练出了更好的西夏文识别模型，经随机验证达到了96%的识别率。朱旭东《西夏文信息熵值的初步计算——以〈天盛律令〉文本为基础》引入了信息论的“信息熵”概念，对《天盛律令》进行了字符统计，得到了西夏字的字频统计表。在字频表数据基础上进行计算，得出了西夏字信息熵值高于表音文字，但低于汉字的结论。

作为西夏学界最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第七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邀请中、俄、法等国的学者分别介绍了全球西夏学发展历史与现状。

俄罗斯西夏学方面，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俄方所长波波娃以《俄罗斯西夏学与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回顾了中俄联合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发展历程，高度评价了两国在西夏学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王颖《俄罗斯西夏学史研究综述》从史学史的角度全面梳理了中、俄、英、美、日等国学者对俄罗斯西夏学研究人员、机构与成果的述评史。

西欧西夏学方面，罗曼《欧洲西夏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近年来西欧地区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学术平台，并推介了英法两国近期出版的西夏学专著。

至于中国西夏学，除了前述文健《20世纪以来西夏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外，崔红芬《百年来西夏华严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回顾了自黑水城文献出土以来有关西夏华严文献的研究历程。作者从出土的文献与存在的问题、《华严经》的遗存与整理、《华严经》的相关研究等三个方面梳理和探究了百年来西夏华严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情况。宋歌《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研究回顾与展望》对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出土、收藏、刊布及相关考释研究进行了梳理。雷建忠、雷娟《略述陕北地方史家曹思聪先生的学术成就》评判了曹思聪撰写的《横山县志·西夏传》《延绥揽胜》《西夏文史荟存》等文献在早期西夏学科学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并论述曹思聪对陕北区域文化的开拓与贡献。

服务“一带一路”，在跨界融合的背景下寻找西夏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也是本届论坛与会学者重点关注的内容。冯洁《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夏文化服务业发展对策思考》中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出台相关政策，二是建设文化产业聚集区，三是引进优质人才，四是开发引导文化的金融产品，五是发展宁夏优势产业。张家智《新时代丝路西夏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对策探究》认为宁夏必须要依靠自身的特色文化，坚持走差异化竞争之路。通过全力打造丝绸之路文化品牌，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进而实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论文还积极献言献策，提出三条路径：一是抢抓机遇，全力打造新时代丝路西夏文化品牌；
二是研发西夏特色文化产品，重点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
三是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赵龙《“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夏资源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梳理》先是分析了当前西夏文化产业发展趋势，而后提出了整合其民族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与艺术文化资源的方法，最终实现“西夏资源文化圈”的构建。

作为两年一届的学术会议，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是国内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西夏学学术力量的检阅场，也是展现中国西夏学界贯彻新理论、学习新方法、开创新格局的学术舞台。通过这场“云端”盛会，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西夏学正在党和国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持续繁荣发展的指导方针下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首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思想贯穿于西夏学研究。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与会学者均将西夏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认识到西夏法律制度、医疗药材、绘画艺术、纹样服饰、典籍文学、语言文字等广义上的西夏文化，都是西夏人在同汉人，以及周边吐蕃、鲜卑、回鹘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是一家的共同体意识。

其次，响应教育部“新文科”建设的创新发展理念，积极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跨学科思维融入西夏学研究。如本届论坛一些研究者将GΙS地理信息系统用于宋夏军事地理图的绘制，将网络分析与卷积神经网络用于西夏文字的智能识别，将“信息熵”概念用于西夏文信息量大小的判定，将“数字敦煌”数据用于石窟壁画识别，将大数据监测、虚拟现实复原技术用于西夏陵的探查与保护，将人类学理论用于反思性知识建构等。新方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引入，势必将使西夏学的学术前景走向更为广阔的路径，也将继续吸引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投身有关西夏的跨学科研究，为西夏学界带来更多的新鲜血液。

再次，以重大集体项目为抓手，形成人才培养与成果产出双丰收。近五年来，一批西夏学重大、重点项目或冷门绝学团队项目获批立项，项目承担单位纷纷组织课题组，集中攻关，在产出一批高质量成果的同时也涌现了一批西夏学学术新锐。如宁夏大学“‘夏译汉籍’汇纂通考及数据库建设”“出土西夏字书整理研究及语料库建设”，陕西师范大学“西夏文《天盛律令》整理研究”“敦煌西夏石窟研究”，河北大学“出土西夏文涉医文献整理与研究”，四川大学“西夏文学文献汇集、整理与研究”等学术团队，皆在本届论坛中集中呈现了项目最新研究成果，并且这些成果绝大多数都由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完成，展现了新一代西夏学研究者的发展潜力。

最后，在中俄合作的大背景下牢牢掌握西夏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本届论坛的研讨议题涵盖历史、文学、考古、文献、美术、音乐、文化产业等多个学科，而西夏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齐头并进、百花齐放，再一次展现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的学术格局。但我们也注意到中俄两国在西夏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尤其是俄藏未刊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与俄藏黑水城艺术品的解读与研究，正在两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下走向新的高峰。

此外，一些西夏学学科的优良传统也在本届论坛继续发扬光大，如在材料上注重包括文献、碑刻、绘画在内的新史料，在方法上注重与西夏周边政权的横向比较，以及与唐代到元明清时期的纵向比较，在具体研究领域注重西夏语言与文字的解读等。

当然，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当前国内西夏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与改善。一是利用出土文献对西夏社会经济史做细节性研究的成果总体偏少，尤其是相较于西夏文化艺术领域的繁荣，显得颇为冷清，这或许是受限于研究者对西夏文文献的解读能力。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学者投身相关领域的研究。二是部分论文研究层次有限，尚停留于对文物的简介、分类和归纳或是对西夏文佛经的夏汉对译，还有继续对研究对象做深入阐释的余地。三是部分围绕出土文献或文物展开研究的论文在下结论时，存在将一时一地之事作为西夏一代通行之制，或是把黑水城文献未见等同于整个西夏境内都不存在。这需要我们谨慎考虑出土西夏文献或文物的史料价值是否有被夸大的嫌疑。四是黑水城出土宋元文献尤其是元代亦集乃路社会文书研究热度的减退，本届论坛仅收到2篇关于元代亦集乃路社会文书研究的论文。元代亦集乃路社会文书是解读黑水城出土西夏社会文书的重要参照，对西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未来学界应继续培养人才尝试在相关领域开拓创新。五是西夏学不同分支领域或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需要更多沟通交流，在厘清学科发展阶段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开展高效的互助式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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