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思维
时间：2023-06-15 11:40: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宋玉蓉
战略思维是在准确、全面认识事物的基础上，着眼全局、放眼长远的思维方式，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战略思维成熟与否，直接影响着领导者看待和分析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影响着领导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毛泽东认为，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是领导方法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前提。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是抗战胜利的关键，而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结晶，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瑰宝。今天，国际国内形势虽然与九十年前的抗战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方式方法不会过时，对于解决今天面临的现实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正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对事物正确的认识上，否则必然导致错误的决策，误导实践。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必须运用辩证思维，从事物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中，从其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看待事物，才能从整体上、本质上完整地认识事物。毛泽东的哲学造诣非常深厚，他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对辩证思维有深刻的认识：首先，他非常重视辩证思维。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充分体会到了辩证思维的重要性，他说，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他认为没有辩证法，很多事情就扯不清楚，因为没有共同语言，而有了辩证法，就可以省很多事情，可以少犯很多错误[1]。其次，他对怎样运用辩证思维有深刻的见解。他说，我们认识事物必须全面，既要看到事物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坏的一面，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好的方面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坏的方面也可以引出好的结果；
看到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要忽视统一，看到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要忽视对立[1]，“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2]。
正是因为毛泽东重视、掌握了辩证思维，所以他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很多事情的认识显得更为全面、准确、深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但通过国际社会的调停及国民党政府的让步，中日战争没有全面爆发。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彼时，日本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处于世界前列，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北伐战争达到全国表面上的统一还不到十年，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可与日本同日而语。面对强敌的入侵，很多人，包括国民党的高官宋子文、汪精卫等都认为中国必败，蒋介石也是左右摇摆。而另外一些人则盲目乐观，认为中国可以“速胜”。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演讲报告中，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辩证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认为“亡国论”者与“速胜论”者都只看到了中日两国的一个方面，没有看到另一面：“亡国论”者只看到了中日强弱对比这一点，没有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速胜论”者没有勇气承认中国的短处，而是片面夸大中国的长处，两者都没有辩证地看待事物，所以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虽然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很强大，但它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而且日本是小国，人力、物力并不充分；
而中国正相反，虽然国力比较弱，军事上、经济上没法与日本比，但中国抗战是反抗外敌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必然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广大，人员众多，能够支持持久作战。由于这些特点，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但中国不会很快取得胜利，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的分析廓清了人们对抗战前途的认识，鼓舞了国人的士气，坚定了国人抗战的信心和信念，也为后续抗战方案的制定定下了基调。
战略思维是一种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和认识问题的思维方法，全局性是战略思维最鲜明的特征。毛泽东对全局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首先，他高度重视全局。他说，全局是各种关系或各种矛盾的总和，全局由局部构成，但它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所以，全局高于局部，统帅局部，决定着局部的发展方向。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以全局利益为重。认为那种“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的决策思想是‘小生产者的近视’，是每个决策者应该反对的短视行为”[3]。其次，毛泽东掌握了把握全局的方法。他认为，全局是更高层次的东西，要把握全局，必须要开动脑筋，用心去想一想，把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思想上的懒汉是不能把握全局的。同时，还要会抓住主要矛盾。毛泽东说：“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要解决了事物的主要矛盾，事物的其他矛盾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4]。
正是因为毛泽东善于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所以他总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是整个中国的全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全局。按毛泽东的《矛盾论》的观点，中国首先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所以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抗战的胜利。由于是以弱国抗击强国，要实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目标，必须举全国之力，实行全民抗战；
要实现全民抗战，必须团结、联合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一致对外；
要想使全国各阶级、各阶层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必须发扬民主，才能动员、激发全国人们的抗战热情；
要发扬民主，就必须改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体制。
独具慧眼的毛泽东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引导人民积极抗战并争取民主，进而促成建立民主的、联合的政府，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终目标。这样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全局就联系在一起了[5]。要达成这些目标，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尤其是国共两党，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两大政党参加的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一条政策，正如在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布的《论政策》中强调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6]。
在此之前，国共两党有长达十余年的斗争，国民党对共产党围追堵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两党之间的仇怨不可谓不深。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和革命的全局出发，摒弃前嫌、联合国民党，一致对外。为此，中国共产党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不懈努力。
首先，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制定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其次，多次通电全国，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毛泽东亲自致函给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如宋庆龄、李济深等，请他们敦促国民党要员，尤其是蒋介石，遵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主义”遗训，以民族大义为重，联共抗日。为了表示联合抗日的诚意，主动对之前的以“反蒋”为革命目标的方针进行调整，向国民党提出了三项要求四项保证。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这四项保证做了很大的让步，有些甚至是对革命目标的调整，但为了全局的利益，只能牺牲局部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虽然合作了，但摩擦不断，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一次次反共高潮，更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顾全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全局，毛泽东指示，要坚决自卫，但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统一战线“磨而不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政治大战略最终坚持下来，从而巩固了进步力量，拉住了中间势力，限制了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些消极和错误的政策，使抗日战争始终朝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是合法的存在，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很多民主党派也从以前的疏离到不断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略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的，不是回顾性的而是着眼于今后发展的，这就决定了战略思维必须重视对事物未来发展走势的研究，注重预见性分析。
毛泽东对预见有非常深刻的认识，首先，他非常重视预见。他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预见并不是在事物大量出现时才发现，而是要在事物“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就能预测到它的发展方向[7]。其次，他掌握了预见的方法。毛泽东认为预见并不神秘，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本质上是矛盾转化的过程，事物的原有矛盾不断地转化为新的矛盾，这种转化是过程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具体来说，要想增强预见性，一要把握事物的过程性。事物的发展变化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这个长时期内由于主要矛盾没有发生变化，事物的根本性质也没有改变，但是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可以根据这些特征的不同把事物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二要把握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事物的发展变化体现着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的发展可以分为不同的过程或者说阶段，根据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前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孕育和规定着后一阶段发展过程的基本途径、主要特征和可能结果。因此，只要领导者对于事物的目前情况有正确认识，准确地把握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阶段，就可以预见它的未来发展方向[4]。
正是因为毛泽东总是从长远出发思考问题，所以他总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毛泽东预测中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但是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及国际社会的援助需要机缘等等决定了中国不会马上取得胜利，中国的抗战需要“熬”过相当长的一段艰苦的时间，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中日战争整个过程“日本侵略我反侵略”的性质不变，也就是说主要矛盾不变，但如果我方实行正确的作战方略，敌人的不利因素和我方的有利因素得到持续发展，将可以实现从量变到质变，最后以弱胜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这个阶段敌人将展开凌厉的攻势，我方被动防守。第二个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敌军战线的延长和长期作战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开始实行保守战略，而我方的实力不断增长，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第三个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我方开始实行战略反攻，敌人开始战略退却。其中第二阶段是最艰苦的阶段。并预测抗战要打个八年左右时间。
应该实施怎样的战略才能支持持久抗战，才能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从而达到从量变到质变、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呢？毛泽东认为，日本国力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武器装备很先进，但它的国土面积，资源比较匮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所以对它来说最有利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是阵地战，大兵团作战；
而中国国力较弱，武器装备落后，经不起阵地战，大兵团作战。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所以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战略是分散的、小规模作战，是游击战。中国军队不能逞一时之强，与日军进行正面决战（某些时候是需要进行正面的阵地战的，但从整个抗战过程来说，不能以正面的阵地战为主），而应该从长远出发，从最后的结果出发进行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使敌人先进的武器装备不能发挥其优势，并且减弱其攻击能力。游击战看起来是辅助的，但打到一定程度，随着我方兵力的增强和作战方式的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不可避免地“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初入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只有5万余兵力，根本经不起阵地战和大规模作战，如果不合理布局，很快会“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可见游击战是持久战的必然产物，没有持久战就没有游击战，没有游击战就不可能坚持持久战[8]。
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的战略谋划，制定了实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了支撑长久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日军虽然占领了我大片国土，但由于其兵力不足，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广大的乡村地带就成为其统治的薄弱地区，这些地区就成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区域。中国共产党在前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发动群众的经验，有能力在敌后广大乡村地带建立抗日根据地。事实也是如此，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各地开辟和发展了19块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中国抗日的另一个战场，也就是抗日的敌后战场。
这样在中日战场上就出现了奇特的一幕，表面上看起来是日军占据了中国大片领土，日军包围了中国军队，而实际上在日占区存在着大片的敌后战场，它们就像下围棋时做的“眼”一样，又反过来围困着日本军队。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略防御阶段，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发挥辅助作用；
在战略相持阶段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在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战略出发地和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敌后战场对于实现全民族抗战、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