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尔宾时期英国工党改革及其面临的多重挑战

郑海祥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层问题。如今，危机的余波还未平息，新冠疫情又在全球肆虐和深度蔓延，更大程度撕裂了西方社会，严重冲击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的霸权地位，昭示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处在深层变革期。作为代表性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与西方主流政党，英国工党一直是西方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对象。20世纪90年代，工党曾引领欧洲社会民主党复兴的浪潮，但在新世纪金融危机以来工党已连续四次大选落败，特别是2019年大选的惨败，预示其陷入了结构性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工党选举基尔·斯塔默担任新领导人，开启了艰难的改革历程。分析当前工党的改革状况，有助于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英国国内政治和欧洲乃至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态势。

在斯塔默的领导下，工党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自我革新。在组织建设和政治战略层面，工党采用严格的政党管理方法，逐步建立了一个有能力动员、协调和部署各项工作的领导层，克服党内管理危机，提高政党能力，为实现其作为“选举－专业型政党”①[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的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工党不再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正，逐步淡化社会主义身份和激进色彩，以谨慎、实用的方式为推进政治议程创造了空间。在此过程中，工党的组织革新是其摆脱意识形态困境的基础，而工党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创新是其推进组织改革的目的。

(一)以严格的政党管理为基础重塑政党形象

政党管理的目标是政党领导层以有效方式开展管理活动，鼓励党员在意识形态、政策、战略和重要议题方面开展理性辩论，实现党内民主，进而维持政党凝聚力，展示良好的公众形象。有效的政党管理对于主流政党至关重要，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相应的政党管理体制作为支撑。工党现任领导层找到了合适的管理方式。

第一，选举新党魁，改善领袖形象。政党领导人形象是政党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党“领袖的素质、水平、经验、智慧和能力对政党的决策和决策的执行，对政党的兴衰成败起重大作用”①周淑真:《政党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政党领袖是实现有效政党管理的基础，能够维持政党内部团结，帮助政党树立良好形象，履行政治功能，实现政治目标。

在媒体对选举政治产生更大、更直接影响的背景下，政党领袖形象对主流政党显得更加重要。杰里米·科尔宾负面的领导人形象是造成工党2019年大选惨败的关键因素。据大选后媒体报道显示，科尔宾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英国所有反对派领导人中在参加竞选时获得满意度最低的一位②Kate Proctor，“Five Reasons Why Labour Lost the Election，”https://www．theguar dian．com/politics/2019/dec/13/five-reasons-why-labour-lost-the-election．。工党若想实现重建，首先要选举一位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新领袖。科尔宾辞职后，工党领导人竞选如期举行。参加竞选的主要候选人包括强硬左翼的丽贝卡·朗-贝利(Rebecca Long-Bailey)、温和左翼的斯塔默和时而偏向温和左翼、时而又持右翼立场的丽莎·南迪(Lisa Nandy)。最终，斯塔默获得56.2%的优先选票，取得决定性胜利。纵观整个领导人选举过程，工党议员、选区工党或附属组织、党员或注册支持者选择斯塔默，是因为在战略目标方面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斯塔默具有良好的媒体形象和专业的政策知识，最有可能促进政党团结，会成为反对党的有效领导者或首相候选人，能够让工党的形象和定位区别于科尔宾时期，可以领导工党提高选举吸引力③Ti mothy Heppell，“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The Stark Model and the Selection of Keir Star mer，”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57/s41293-021-00164-w．。斯塔默上任后，在多次权威民意调查中都获得较高满意度，带领工党大大缩小了与保守党的民意差距。可以说，斯塔默的当选“对于英国政界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更标志着工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④郑海祥:《英国工党:从激进向温和转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4日。。

第二，重塑政党组织文化，维护政党团结。政党组织文化是政党组织的核心要素，决定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公众形象。政党领导层如果采用严格、有效的政党管理方法，营造健康的组织文化氛围，将有助于维持政党团结，实现政党能力最大化，迅速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否则，将使政党陷入派系主义、内部斗争的困境，削弱政党能力。

变革政党管理方法是重塑政党组织文化的关键和前提。科尔宾时期，工党留给选民的一个负面印象是党内派系斗争激烈，没有能力承担替代政府的角色。究其原因，主要是科尔宾采用了“以讨价还价和通融的复杂模式为特征的多元化政党管理体制”①Eric Shaw，“Fractured and Un manageable?Labour Party Management under Blair and under Cor byn，”http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labour-party-management-under-blair/．，主张将权力下放给选区工党，并激发草根阶层活力，实现政党民主化的愿望。但这种做法导致工党领导层权力被削弱，失去主动性，容易受到党内派系的牵制。斯塔默则回归托尼·布莱尔时期“管理更加严格和中央指导的政党管理体制”②Eric Shaw，“Fract ured and Un manageable?Labour Party Manage ment under Blair and under Cor byn，”http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labour-party-management-under-blair/．，主张议会党团应该对选民负责，不应受工党基层的过多束缚，要加强领导人办公室和工党总部的管理权，严明党规党纪，保持党内团结，边缘化异见人士。

斯塔默管理工党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一是优化人事安排，增进政党团结，控制工党管理机构，维护领导权威，彰显领导风格。上任伊始，斯塔默任命了一个融合各派、多元化、有才华的影子内阁，致力于为赢得下届英国大选服务。目前，经过2021年英国中期选举后及当年工党年会后的两次重要改组，工党温和左翼和右翼人士(且工党右翼人士居多)占据影子内阁多数，帮助斯塔默掌握着影子内阁控制权。斯塔默还吸引大量可靠的专业人士加入领导人办公室，并在全国执行委员会获得了绝对多数支持。这表明他已经掌控了工党的核心管理机构。这些举措突出显示现任工党领导层坚持以选举为导向的实用主义政治路线，致力于提高工党的政治竞争力。

二是严明党的纪律，革新组织制度，边缘化工党强硬左翼。为了谋求全国竞选的胜利，斯塔默加强了党内纪律建设。因反犹太主义不当言论，他先后将朗-贝利移出影子内阁，把科尔宾从党员队伍中清除。尽管后来恢复了科尔宾的党员身份，但拒绝将党鞭职务还给他。为了严肃党纪，维护党内团结，巩固领导权威，斯塔默还开除了一些拥护科尔宾的激进左翼党员，并禁止了多个支持科尔宾的党内极左派团体，如“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 Appeal)、“工党被放逐成员网络”(Labour in Exile Net wor k)、“工党反猎巫”组织(Labour Against the Witchhunt)和“抵抗”组织(Resist)等。与此同时，斯塔默大力支持全国执行委员会选举规则从简单多数制转向单一可转让投票制，并得到落实。简单多数制本质上鼓励一种“赢者通吃”的文化，容易滋生怨恨、敌意和不可调和的派系斗争，单一可转让投票制则鼓励合作和建立共识的文化，能最大程度限制派系斗争③Clive Lewis，“Want to Build a Modern，United Labour Party?Start with STV f or the NEC，”https://labourlist．org/2020/05/want-to-build-a-moder n-united-labour-party-start-with-stv-f or-the-nec/．。从新规则指导下全国执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看，斯塔默联合工党右翼占据了该机构多数，获得了控制权，工党强硬左翼则处于相对劣势。此外，斯塔默推动工党2021年年会对领导人选举规则进行了修改，将领导候选人的议员提名比例从10%提高到20%，以防止在议会党团中缺乏政治基础的人当选领导人④Elliot Chappell&Sienna Rodgers，“Every Rule Change at Labour Conference 2021:What it Means and How it Passed，”https://labourlist．org/2021/10/every-rule-change-at-labour-conference-2021-what-it-means-and-how-it-passed/．。这些举措表明斯塔默决心通过加强组织建设，边缘化党内强硬左翼，为工党现代化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动力”组织(Mo mentu m)和工会相关领导人与工党内部强硬左翼力量的紧密联系，及其对工党内部政治的有意参与，是工党内部各派力量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当前，随着“动力”组织重建，以及莎伦·格雷厄姆(Shar on Graha m)当选工党最大附属组织联合工会新领导人，并表示将更少参与工党内部政治，工党强硬左翼在党内的影响力将被进一步削弱。这在客观上为斯塔默加强政党管理提供了良好环境。

第三，调整政治战略，展现“建设性反对派”和替代政府的能力。政治战略决定一个政党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政党的公众形象。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选举政治中，主流政党必须设计和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将成为“可选举的党”①林德山:《世纪的沉浮——欧洲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演变的逻辑与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作为首要政治目标，不仅要擅长做一个建设性的反对派，更要体现出替代政府和治理国家的能力。

从政治战略层面看，科尔宾时期的工党致力于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习惯于做一个天然的反对党，但无法成为一个建设性政党，斯塔默则主张工党要坚持实用主义，从称职、可信的反对派做起，逐步展现替代政府的能力，重新上台执政。首先，斯塔默的领导人形象为其明确政治战略提供了好的起点。他担任领导人前后，不仅获得了党内成员的广泛信任，而且得到多方人士的肯定性评价。更重要的是，斯塔默在政治实践中对影子内阁和领导人办公室成员的灵活任命、对工党核心机构快速而有效的控制和党内突发事件的从容处置，以及面对保守党别有用心刁难时的机智应对，验证了人们对他领导能力的判断与评价。其次，斯塔默的核心任务是带领工党开展专业的政治活动，承担“建设性反对派”角色，展现替代政府的潜质。他在赢得领导人竞选当天的致辞中明确表示:“我们将与政府进行建设性接触，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赢得下一次全国大选，我们将竭尽全力在全国范围内与我们的社区、选民重新接触，建立一个广泛的选民联盟。”②Keir Star mer，“Labour Must Restore Tr ust as a Force for Good and a Force for Change，”https://www．t heguar dian．com/politics/2020/apr/05/labour-must-restore-tr ust-as-a-force-for-good-and-a-force-for-change．随着新冠疫情在英国的持续蔓延，工党在敦促保守党政府实施更灵活的封控政策和处理相关疫情问题方面体现了建设性反对派的积极作用。同时，工党针对一些特定问题提出了比保守党政府更合理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替代现任政府的潜力。中期选举是对执政党国内外政策实践绩效的检验和反对党通往执政道路上改革效果的测试。工党参加2021年英国中期选举时，在保守党长期占据席位且选民多样化的巴特利(Batley)和斯彭(Spen)两个选区赢得补选胜利，并在2022年英国地方选举中取得可喜成绩，体现了工党作为“可选举的党”的专业性。斯塔默领导工党的这些努力成果已证明其政治战略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当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其替代政府的前景仍充满不确定和严峻挑战。

(二)以谨慎的意识形态策略为依托推进政治议程

英国的政党政治具有“纲领性”特征。主流政党要想上台执政，必须制定明确的政治议程，确定其关注的核心议题，以及解决这些议题务实而有效的政治纲领和具体政策，这样才能提高政党的辨识度，吸引更多选民关注，进而赢得全国大选胜利。成熟的政治议程应该以政党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充分体现政党的核心价值，包含确定的政治议题及相应的政治纲领与政策。

2019年英国大选结束以来，工党领导层对待政治议程的态度是谨慎的。斯塔默采取的策略是逐步拉开与科尔宾时期工党形象的距离，稀释工党过于激进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为选民提供一系列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公共价值观的基础上，逐步展示工党关于核心议题的政策主张。这种策略被有的学者称为“意识形态的无为主义”(Ideol ogical Quietis m)，旨在淡化政党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强调政治行动者的能力和实用主义特征①Eunice Goes，“The Labour Party Under Keir Star mer:‘Thanks，But No“is ms”Please!’，”The Political Quarterl y，Vol.92，No.2，2021，p.177．。

斯塔默实施这一策略的举措包括:第一，逐步淡化工党激进色彩，放弃抽象原则主导政治的教条做法。在参加领导人竞选期间，斯塔默以维护政党团结为目的提出了包含科尔宾时期政策内容的“十项承诺”。但这只是一种竞选策略，有助于他在领导人选举中获得更多支持，并不表示他会坚持科尔宾主义。在此过程中，斯塔默还谈到了一些价值观，初步展示了他的意识形态设想。他表示，将建设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道德社会主义”，以实现所有人的“和平、正义、平等与尊严”为价值观，促进经济正义、社会正义和气候正义②Keir Star mer，“Labour Can Win Again if We Make the Moral Case f or Socialis m，”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jan/15/labour-socialis m-values-election-econo mic-model．。他强调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和务实性，旨在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在赢得领导人竞选后，斯塔默坚持实用主义策略，淡化工党的激进形象，不再过多述及意识形态话题，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加强工党管理和推动组织改革方面。朗-贝利被移出影子内阁和科尔宾被剥夺党鞭职务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斯塔默在组织层面与科尔宾时代的彻底决裂，为更大程度消除工党的激进意识形态色彩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斯塔默在担任领导人后的第一次工党年会演讲中，多次谈到“机会、尊严、安全、国家、家庭”等价值观，突出了工党价值观的道德色彩，进一步淡化了工党意识形态的独特性。

第二，适时展示工党的政治议程。尽管通过分享价值观向选民传递工党形象已经改变的信息是推进政治议程的重要一步，但在促进选民逐步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回应选民的政策需求，制定明确的政策纲领，才是工党赢得选举要做的核心工作。首先，2021年英国中期选举结束不久，斯塔默及其团队发起了“劳动人民新政”(New deal f or wor king people)运动。该运动建立在对英国经济、政治、社会和选民群体变化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围绕“更安全的就业、更高质量的工作岗位、更公平的经济、人人享有工作机会、更高的工作报酬”五项愿景开展，承诺“让英国成为最佳工作场所”，是工党关于新冠疫情结束后英国发展的重要议程③Keir Star mer，“Labour is Launching a New Ca mpaign:to Make Britain t he Best Place to Wor k，”htt ps://labourlist．or g/2021/07/labour-is-launching-a-new-ca mpaign-to-make-britain-t he-best-place-to-wor k/．。“劳动人民新政”议程以“公平”价值观为指导集中解决工作政治领域问题，划清了工党与保守党的界限，有助于工党围绕工作政治构建跨区域的选民联盟。工党还制定公平薪酬协议计划，充实劳动人民新政议程，并承诺在下一届工党政府时期将该计划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使英国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

第三，斯塔默在布莱顿年会前的《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演讲中升级了政治议程，提出建设“贡献社会”(Contribution Society)的愿景。他指出，工党将建立一个重视人们所做贡献的社会，肯定家庭、社区以及每个人和每个企业为国家成功所做贡献的价值，并致力于保障人民充分享有就业权利，改革公共服务，与企业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但要求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④“Keir Star mer Sets Out Vision for a‘Contribution Society’，”https://labour．org．uk/press/keir-star mersets-out-vision-for-a-contribution-society/;Elliot Chappell，“Star mer Outlines Vision for‘Contribution Society’in Fabian Pa mphlet，”https://labourlist．or g/2021/09/star mer-sets-out-vision-f or-contribution-society-in-essay-aheadof-conference/．。“贡献社会”倡导平等、安全、责任、机会和集体行动的价值观，鼓励包容性的民族主义，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进一步划清了工党与保守党的界限。这是新工党和科尔宾主义之外的新政治主张，初步显示了当前工党的意识形态倾向，向选民展示了一份可信且具有标识性的愿景。

第四，斯塔默在2021年工党年会上围绕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工作、关怀、平等和安全”价值观，就社会关怀、教育、健康、刑事司法和气候变化问题阐明了工党的基本主张①Keir Star mer，“‘We Can Win t he Next Election’—Keir Star mer"s Labour Conference Speech，”htt ps://labourlist．org/2021/09/we-can-win-the-next-election-keir-star mers-labour-conference-speech/．。这些与保守党不同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充实了“贡献社会”的内容，更清晰地描绘了新冠疫情结束后工党建设英国的战略愿景。

在选举政治中，主流政党要根据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要求，以及自身所处的境况，进行自我调整，探索更有效的活动方式，保持政治竞争力。在此过程中，改革策略的选择尤为重要，且要受多种因素影响。工党选择渐进式改革策略是党内外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一)破解2019年大选后结构性困境的现实需要

选举竞争的强大外在压力是推动政党自我革新并选择正确改革策略的主要因素。合理的策略有助于政党凝聚内部改革共识，平稳推动改革进程，顺利度过危机。工党选择渐进式改革策略的首要且重要原因，是2019年大选溃败凸显了它的结构性困境。

从大选结果看，保守党获得365个席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拥有议会席位最多的执政党，而工党仅获得202个席位，是其自1935年以来大选的最惨结果。隐藏在数字背后的问题往往令人震惊。通过对保守党和工党本次大选获得席位数的对比分析会发现:从选民的地理分布看，工党在此次大选中的席位流失是普遍的，而流失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英格兰中、北部，以及北威尔士和苏格兰;工党获得的选票集中在城市，而不是城镇;与2017年相比，工党在所有选民群体中都失去了支持，在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者中损失更大;此次选举中选民的年龄和教育鸿沟进一步扩大，工党在35岁以下选民中占较大份额，但在45岁以上选民中的份额远低于保守党，其在中等学历和无学历的选民中所占份额也落后于保守党，仅在高学历选民中占比领先于保守党;工党在吸引新选民方面的能力也不及保守党②“Election Review 2019，”htt ps://electionreview．labourtogether．uk/．。这说明工党此次大选的失败是空前的，它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究其原因，从表面看，竞选纲领缺乏吸引力、领导人形象过于负面、竞选活动效率低下，是工党败选的直接因素③郑海祥:《从2019年大选看英国政党政治新变化与英国工党的现实困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从更深层看，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发展变化，英国选民基于阶级的政治忠诚失调，而身份政治的兴起导致选民联盟的重新组合，但工党没有对这种变化作出有效回应。当面对身份政治兴起背景下脱欧议题主导大选的局面时，工党显得犹豫不决，被选民无情抛弃。这一结果是20世纪末以来英国政党政治发展趋势长期演变的结果。工党失败的原因也凸显了自身面临的现实困境，即政治思想的贫困、政治纲领和政策缺乏创意、政治战略的混乱、政党管理的失效等。对工党而言，这种困境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

面对生存空间被挤压和陷入结构性困局的艰难处境，工党内部各派系寻求改革并借此改变内部权力结构和实现工党复兴的愿望非常强烈。从大选后的客观情况看，一方面，工党深陷重重困境，面临着1935年以来最严峻的外部竞争，如果不能合理应对，就无法实现政治理念、政治纲领和政策、政治战略的全面调整，可能重蹈自由党的覆辙，失去轮替执政的资格。另一方面，工党内部自2008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以埃德·米利班德为代表的温和左翼与布莱尔派、以科尔宾为代表的强硬左翼与布莱尔派之间的激烈派系斗争，党内政治生态异常复杂，需要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合理平衡各派力量，凝聚改革共识，平稳推进革新事业。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工党采用何种策略推进改革，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采用激进而无序的策略，将会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莫测，难以有效推进改革，可能对工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以斯塔默为代表的工党新领导层经过审慎考虑，选择以谨慎而有序的策略渐进式推动工党现代化事业。这是领导层对工党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党内政治生态进行科学判断后作出的合理选择。

(二)工党现代化改革成功经验的历史启迪

将改革置于政党自身发展的历史中进行综合考察，从成功的改革经验中寻找灵感，也是政党选择合理改革策略的重要依据。斯塔默及其领导团队受工党在20世纪后期现代化改革成功经验的启示，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策略。

1983年英国大选中，左翼主导的工党在激进政策纲领指引下，经历了自身历史上首次选举“地震”，遭遇严重危机。它的得票率跌到27.6%左右，工人阶级选票也大幅下降，是工党自成立至此次大选结束在全国竞选中得票最差的记录。第三大党得票率高达25.4%，只比工党低两个百分点。彼时的工党受到有活力的第三大党威胁，看起来似乎没有了未来。为了化解选举危机，工党开启了艰难的改革历程。从尼尔·金诺克到布莱尔时期，工党以谨慎而有序的渐进方式推进现代化改革，为其重新上台执政创造了基础。在组织层面，工党领导层致力于维护党内团结，通过精巧的人事安排分化党内强硬左翼和极端左翼力量，加强与右翼合作，积极推动领导人选举、议会候选人选举、年会选举和全国执行委员会选举制度改革，及时调整党内决策机制，逐步边缘化左翼力量，维护了领导权威。同时，通过调整与工会关系，削弱左翼的依靠力量，从根本上限制了左翼组织力量发展，使其远离工党权力中心，成为一个不足为道的党内压力集团。工党组织革新为其调整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提供了有效保障。此后，工党领导层通过谨慎调整政策内容，使左翼的激进政策逐渐失宠，并革新意识形态，逐步祛除了左翼的信仰条款——“党章第四条”。这使工党左翼失去了开展活动的依据，被打入政治生活的“冷宫”，为“第三条道路”思想形成并指引工党实现复兴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谨慎、渐进的改革策略指导下，工党实现了意识形态、政策纲领和组织结构的现代化革新，并在1997年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重新上台执政。

2019年大选后工党面临与其20世纪80年代初类似但更艰难的处境。为了走出困境，现任工党领导层创造性汲取了从金诺克到布莱尔时期工党改革的成功经验，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工党现代化。斯塔默担任党魁初期，顾全党内团结大局，组建了一个融合各派的领导层。但为了重塑政党形象，他通过严格政党纪律，改革和调整全国执行委员会规则，以及中期选举后调整领导团队成员，加强与右翼合作，逐步削弱和限制了强硬左翼。同时，党外支持力量与强硬左翼关系的松动，使强硬左翼在工党领导层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为工党推动政治议程革新减少了阻力。在此基础上，斯塔默及其领导团队逐步淡化工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激进形象，以平凡的语言向选民分享一系列公共价值观，传递工党已经改变的信息，并在适当时机推进和升级了政治议程，向选民展示了新形象。从斯塔默领导工党的具体做法及其推动改革的轨迹，可以清晰看到工党历史上成功改革经验的影子。

(三)英国政治文化基因的内在要求

政党所处政治系统的政治文化特点也是影响其改革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渐进改革是英国取得变革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英国发展道路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构成了英国文化模式的重要内容①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找到恰当的融合点，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是“光荣革命”以来英国政治发展的鲜明特点。通过采用这种变革方式，英国先后实现了从专制政治向贵族政治，再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渐进改革方式可以减轻改革对国家发展造成的震荡，已融进英国民族精神的基因之中。费边社是这种方式的集大成者，费边主义者也在此基础上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将社会主义作为目标，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要用“迂回”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反对革命式突变，主张社会主义要通过“渐进”与“渗透”的方式“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层面②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229页。。在这些核心政治观点指导下，费边主义者积极活跃于英国政治舞台，高举“比例代表制原则”的旗帜，主张把工人议员送进议会，做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者，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这成为后来工党发展的政治蓝图。费边主义渐进改革的主张也在工党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从工党对英国政治实践的推进效果看，“福利国家”制度是工党激进改革愿望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冲突与融合的产物。从工党自身政治实践看，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和当前的工党在经历了激进而失败的改革之后，以获得选举成功为取向找到了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重建进而迈向复兴的合理策略。由此可见，当前工党改革策略的选择遵循了英国渐进改革文化基因的内在要求。

对于选举体制下的主流政党而言，大选惨败之后的自我调整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2019年大选后，尽管工党推动了组织管理、政治战略、政治议程领域的改革，但依然面临多重挑战与难题。工党需合理应对，正确抉择。

首先，在政党组织管理层面，工党领导层面临着党内外强硬左翼力量的反叛和批评。斯塔默宣布解雇朗-贝利的决定后，立即遭到强硬左翼高级议员的谴责。2020年9月，包括科尔宾、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 Donnell)和朗-贝利在内的18名强硬左翼工党议员，公开反对斯塔默的领导，反对“海外行动法案”③Christopher Massey，“A New Era?Keir Star mer"s Labour Leadership，”Political Insight，Vol.11，No.4，2020，p.5．。尽管他们大多数都是工党后排议员，但其中有三名是影子部长。结果，这三名成员被斯塔默从影子内阁开除，“海外行动法案”则在议会内外遭到强硬左翼的进一步谴责。随着工党领导层对党内强硬左翼力量的削弱，一些亲科尔宾的左翼媒体也开始批评与抹黑斯塔默。此外，斯塔默在2021年工党年会前提出将领导人选举方法改回选举团制度的方案，但遭到工会和强硬左翼的强烈反对，最终领导人选举规则只进行了微调。

其次，工党领导人面临潜在的领导力挑战。中期选举后，面对党内温和左翼与右翼联合对强硬左翼的进一步压制和工党迟迟没能展示政治愿景的现状，拥护安吉拉·雷纳(Angela Rayner)的议员，其中包括左翼组织“社会主义竞选小组”(Socialist Ca mpaign Group)的一些成员，试图向斯塔默发起挑战。因缺乏足够的提名人支持，这次挑战以失败告终，雷纳也被降职为副党首。尽管斯塔默度过了此次领导危机，但事实证明雷纳在党内拥有一定的权力基础。这次危机迫使他最大程度地吸收挑战者的意见，并加快了推进政治议程的步伐。

最后，工党组织管理具有内在张力。通过加强政党管理，工党组织结构的议会精英主导特征愈加明显，但被米利班德和科尔宾激活的政党民主化热情被抑制，二者之间形成紧张关系。这集中表现为“议会独立”与“基层控制”主张的对立。“议会独立”的观点认为议会党团不受议会外党组织的干涉，它对广大选民负责，不对党员负责，要摆脱议会外党组织“狂热分子”的侵扰;“基层控制”的观点认为议会党团应努力实现议会外党组织的愿望，鼓励党员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控制议会党团，致力于实现党员的民主理想①Robin T Pettitt，“The‘How’of Election Manifestos in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A Source of Ongoing Controversy，”Party Politics，Vol.24，No.3，2018，pp.291-292．。这两种观点在工党内部有着相应的政治基础。“基层控制”的观点通常由左翼秉持，而“议会独立”的观点主要与右翼有关。

如何更好处理党内派系斗争，合理应对潜在的权力博弈，调节政党管理精英主义特征与普通党员要求实现政党民主化愿望之间的紧张关系?工党领导层需要谨慎处理这些问题。

在政治战略层面，工党重建“选举－专业型政党”的决心异常坚定，努力方向也正确，但想要建立新的选民联盟，重新上台执政，依然任重道远。第一，工党虽然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突破，但想在下一届全国大选中获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地方选举是检验英国政情民意的风向标。从2022年英国地方选举结果看，工党总得票率超过保守党，且赢得地方议会的最多席位，但工党在关键的英格兰中部、北部地区选票并未实现净增长。客观来讲，保守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领导人不受欢迎和政治丑闻缠身，选民对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严重不满，而非工党对选举工作的精心准备及其自身的优异表现。这表明工党重建“可选举的党”的事业，依然有大量基础工作需要完成。第二，工党重建选民联盟的工作非常艰难。在选民阶级归属弱化、政治忠诚失调和身份政治兴起的背景下，选民联盟的组合变得复杂且不稳定。面对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民族或宗教等多种身份因素的综合作用，工党想要弥合选民联盟之间的鸿沟，建立新的、多元化的选民联盟，进而赢得下次大选，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单就议会席位数计算，工党想要在下次大选中赢得议会绝对多数，需再增加至少123个席位，可谓难度空前。但根据2022年地方选举结果进行预测，下一届英国大选出现“悬浮议会”的可能性增加。这为工党提供了一线政治机会。

在政治理念和政治议程方面，工党内部关于政治议程的内容尚存分歧，而且政治议程的意识形态轮廓仍不清晰。中期选举后，工党的核心工作是在科学战略思维指导下制定体现自身价值观的政治议程。前文提到，工党领导层以“公平”价值观为指导提出“劳动人民新政”议程，计划围绕工作政治重建选民联盟。对此，包括基尔·米尔本(Keir Mil bur n)、保罗·梅森(Paul Mason)在内的后科尔宾主义左派(Post-Cor bynist left)提出另外一种主张。他们认为，当前英国选民因资产所有权和年龄问题产生了新政治分歧，重新分化组合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围绕“人权、平等、气候变化、跨性别、民族自决”等问题形成了凝聚力;应该在新的阶级标准指引下，以民粹主义的政治操作方式重建选民联盟①Jon Cr uddas，Paul Tho mpson，Frederick Harr y Pitts&Jo Ingold，“Labour"s Political Strategy:Age，Assets and the Politics of Wor k，”https://labourlist．or g/2021/08/labours-political-strategy-age-assets-and-thepolitics-of-wor k/．。这种观点体现的取向与工党领导层不同，并具有一定市场。斯塔默在有序推进政治议程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这种战略方案，同时能否为政治议程描绘出更清晰的意识形态轮廓和制定充实有效的具体政策内容，增强辨识度，形成进步的替代方案?这考验着工党领导层的智慧和能力。

改革，是工党目前唯一的出路。改革的路通往何方?需要工党正确抉择。可喜的是，工党已经找到了推进自我革新的合理策略和明确方向，并为自己的选择提供了初步的政纲和理念支撑。不过，工党前进的道路并非平坦无碍，其内部派系主义和权力博弈的暗流依然涌动，政治议程内容尚存争议且意识形态轮廓不清晰，重建选民联盟的任务也异常艰巨。受益于英国简单多数选举制的保护，工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跌出轮替执政的队列。但如果它无法在政治理念、政治纲领和政策方面超越新工党和科尔宾主义的主张，推进具有标识性的实质创新，无法有效应对身份政治冲击并围绕重要议题重建选民联盟，就必须做好长期在野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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