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压力和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
时间：2023-06-14 09:00: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朋岗，吴润贤，马文腾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和社会和谐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要引起足够重视。过去40年，我国人口经历了从很少迁移的“乡土中国”向大规模、高频率迁移的“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实现了向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全员迁移流动的转变[1]。2019年我国流动人口达2.36亿，流动人口数量日益增多。流动人口面临诸多挑战，如对新居住地生活节奏和环境不适应、无法及时得到家庭支持等，其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既关乎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的幸福，也关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流动人口能否在流入地实现社会融合，是影响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现有关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研究多围绕社会融合展开，研究发现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以及同化/身份认同等社会融合的不同维度均能够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2-4]。也有研究关注到了住房支出等现实生活压力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一方面，收入微薄、失业危机、人际关系缺失和子女教育支出等已经成为普遍且持续影响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因素；
另一方面，社会排斥也对流动人口的认知、情感、行为等诸多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导致个体不能进行理性判断和决策[5]。当社会排斥持续存在时，个体会感到强烈的疏离感、沮丧感、无助感和无价值感，甚至抑郁，身心健康水平下降[6]。随着流动人口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内部差异化特征逐渐凸显，因此，生活压力与社会排斥对不同特征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的个体有活力、积极的内心体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够有效发挥个人的潜力与积极的社会功能[7]。对于不同人群来说，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是不同的。影响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非常多，比如性别[8-9]、年龄[10-11]、婚姻状况[12]、受教育程度[4，11]、家庭环境[13]、家庭期望[14]等个体与家庭因素；
社会支持与社交网络[15]、主观社会经济地位[3]、文化适应[16]等社会因素；
还有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17-18]、城市社保制度[19]等政策因素。
现有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健康有着正向影响，较高的融合意愿、较好的融合结果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20-21]。社会融合的不同维度对心理健康有着不同的影响[22]。有研究从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生活融入探究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前三个方面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且是显著的，而生活融入则并未带来显著影响[2-4，23]。
迁移过程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移民从一个文化区域转移到另一个文化区域，其心理状态会发生改变[24]。对于我国的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面对的不仅是就业风险以及可能难以融入城市的压力，还有来自乡村老家的压力[25]。农民工进城后面临的失业危机、子女教育支出等一系列生活压力已经成为农民工家庭的焦虑源，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26]。住房负担是刚性成本，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生活压力，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负担带来的经济压力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27]。
社会排斥普遍存在，作用于特定个体与群体，带来相应感受进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由于人们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社会排斥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社会排斥会导致被排斥人痛苦，积极情绪减少，焦虑抑郁情绪频发，归属感降低[28-30]。在国际移民和国内流动人口的相关研究中，社会排斥被看作是影响相关人群健康的重要因素。迁入地的社会排斥使迁入群体在住宿、就业等方面遭受更多困难，流动人口得不到流入地的接纳和包容[31-32]，常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圈和文化活动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消极情绪[17,33]，这会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34-35]。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迁移过程压力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和马斯洛需求理论，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个人问卷(C)”专题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生活压力和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探究二者对不同特征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的异质性。
现有研究常用压力过程理论中的压力传导效应来解释流动人口的心态变化[36]。流动人口在定居、适应和融合的过程中会遭受一些压力，至少有包括生存议题、失落、文化差异和期望四种类型在内的压力源被认为与精神健康有关[37]。流动带来的诸多转变导致流动人口压力倍增，难以适应新环境，极易诱发精神健康问题[38]。这些压力不仅来自流入地，也来自流出地。从住房看，中国城市房价大幅上涨，房租也随之高涨，住房支出成为流动人口最主要的生活压力。从医疗服务看，如果有疾病需要治疗却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这会严重影响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21]。从家庭事务看，流动人口虽然迁入城市，但仍然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与情感联系[39]，对许多流动人口来说，家乡的土地、老人、留守儿童都时刻牵动着他们的心。
由于受到的压力不同，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户口迁移意愿、发展目标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个体目标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会使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很大差异[40]。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住房负担、不能及时就医、老家困难等生活压力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1.1：住房负担对有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1.2：不能及时就医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1.3：老家困难对没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经验研究表明，社会排斥对个体情绪有强烈影响，致使受排斥的个体在焦虑、抑郁、孤独、嫉妒等方面的体验感更强[41]。社会排斥对心理健康的危害是巨大的，除了导致人们的归属感缺失外，也带来精神痛苦，引发愤怒、悲伤等消极情绪[42]。个体的归属需求或关系需求受到阻碍有多种方式，如遭到拒绝、排斥、孤立无视等[43]。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面临着各种显性和隐性社会排斥。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流动人口面临的社会排斥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包括五种需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这五种需求按层次逐级递升。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下个体的需求有所不同。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在流入地满足低层次的需求相对容易，所以高层次的需求可能更为重要。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相较于流动人口面临的生活压力，流动人口面临的社会排斥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个人问卷(C)”专题调查。该调查范围为北京市朝阳区、山东省青岛市、福建省厦门市、浙江省嘉兴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河南省郑州市、四川省成都市八个城市(区)。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截至2014年5月年龄为15～59周岁，即1954年6月至1999年5月间出生)。调查获得样本总数为16 000个， 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后，得到有效样本量为13 417。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本次专题调查包含了有关被调查者心理健康状况的问题，根据研究需要，使用603～605这3个题目的回答得分来测算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具体问题及选项见表1：
表1 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题及选项
对表1中的问题和答案进行赋值，来测算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对于问题603中A和D选项赋值如下：从不=5，偶尔=4，有时=3，时常=2，总是=1；
B和C选项赋值如下：总是=5，时常=4，有时=3，偶尔=2，从不=1。对于问题604，选项赋值如下：无=5，偶尔=4，一部分时间=3，大部分时间=2，全部时间=1。对于问题605，根本无法掌握=1，完全可以掌握=10，分值越高，表示对生活的掌握度越高。将上述选项的得分加总，分值越高，代表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生活压力和社会排斥。生活压力包含三个方面：住房负担、不能及时就医和老家困难。住房负担由家庭月收入除以家庭每月住房支出(包含房贷)计算得到，是连续数值型变量；
不能及时就医通过“近12个月内，您是否有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的情况”的回答来判断，将回答“是”的赋值为1，回答“否”的赋值为0；
老家困难从“目前在您老家，这些事情(老人赡养、子女照看、子女教育费用、配偶生活孤独、干活缺人手、家人有病缺钱治、土地耕种)是否让您操心？”的回答来看，将回答“是”的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将这7件事情回答的得分加总，得出老家困难程度。
社会排斥用感受歧视来衡量，从主观角度反映流动人口感受到的受社会排斥的状况，通过“我感觉本地人不愿与我做邻居”“我感觉本地人不喜欢我”“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我”这三个问题测量，将回答“完全不同意”的赋值为1，将回答“不同意”的赋值为2，将回答“基本同意”的赋值为3，将回答“完全同意”的赋值为4，将这几个问题答案得分加总，得分越高，表示感受到的歧视越强，即社会排斥越强。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有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变量赋值及定义见表2，其中社会文化适应、城市归属感的调查问题及选项见表3。
表2 变量赋值及定义
表3 社会文化适应、城市归属感的调查问题及选项
(三)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单期横截面调查数据，解释变量“心理健康状况”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将生活压力、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其中，Hi表示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Zi表示住房负担，Si表示及时就医的情况，Li表示老家困难，Gi表示感受歧视，Xji表示本研究加入的一系列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控制变量。βi表示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i表示样本的第i个观测值，j表示控制变量中第j个变量的待估计系数。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有无居留意愿、有无户口迁移意愿和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是有差异的，有居留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没有居留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
有居留意愿与户口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感受到的住房负担大于没有居留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没有居留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的老家困难和社会排斥的均值都大于有居留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老生代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新生代，两代人感受到的住房负担一致，老生代不能及时就医的人较多以及老家困难均值更高，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排斥的均值更高。
表4 主要变量与心理健康的单因素分析
(二)生活压力、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5模型1是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重点考察生活压力、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型2～7是子样本回归，模型2与模型3区分了有无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
模型4与模型5区分了有无户口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
模型6与模型7区分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
表5 生活压力、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回归结果
从模型1可以看出，在生活压力中，住房负担、不能及时就医、老家困难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说明这三个方面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社会排斥的估计系数也为负，且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非常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另外，流动人口面临的社会排斥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大于住房负担、老家困难等生活压力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假设3得到验证。
从模型2和模型3可以看出，住房负担和不能及时就医对有居留意愿和没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家困难对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没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这一影响则不显著，假设1.3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想留在迁入地长期发展，但同时又牵挂着老家的事情，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
而对于没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可能经常返回老家处理有关事情，最终可能还会迁回老家，因此老家困难对其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
从模型4和模型5可以看出，不能及时就医和老家困难对有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和没有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负担对有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影响，但对没有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的影响则不显著，假设1.1前半部分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有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愿意放弃之前的户籍，在迁入地定居，对住房条件要求较高，因此住房负担成为他们的主要压力；
对于没有迁移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目前所在城市只是其未来发展的选择之一，他们并没有想要永久居留在这里，对住房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因此住房负担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
从模型6和模型7可以看出，住房负担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心理健状况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1.1后半部分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长期留在迁入地生活，因此住房负担对其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而老生代流动人口更希望回到老家生活，所以对住房条件的要求不高。不能及时就医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显著，假设1.2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优于老生代流动人口[11]，老生代的流动人口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老家困难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和老生代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此外，控制变量中，除本地话掌握程度和身份认同中的“是否认为自己是老家人”这两个因素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并无显著影响外，其余变量均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社会文化适应越好，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城市归属感加强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这些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34]。认为自己不是本地人的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比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流动人口低，这说明良好的社会融入感能够提升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
本文利用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个人问卷(C)”专题调查数据，基于迁移过程压力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和马斯洛需求理论，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生活压力、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更进一步分析了生活压力、社会排斥对不同特征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如下：(1)生活压力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住房负担、不能及时就医、老家困难这三个压力源对其心理健康状况有不利影响。(2)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比生活压力带来的影响更大，无论是哪个群体，社会排斥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负向作用都是稳定的。(3)分群体来看，生活压力对不同居留意愿、不同户口迁移意愿和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结论，立足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性，提出如下建议：(1)针对生活压力中住房负担、不能及时就医、老家困难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负向影响，首先，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住房政策改革，减轻流动人口的住房负担，出台相关的政策稳定房价，降低房租水平和还贷压力，缓解住房负担给流动人口带来的压力，进而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
其次，要完善流动人口医疗保障制度，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了解我国医保政策和异地报销手续，解决其生病无法及时治疗的困难；
最后，应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针对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实行有效的保障措施，切实保障农民权益，解决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安心在流入地生活发展。(2)针对社会排斥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应加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体系建设，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以及社会融合障碍，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进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政府要积极构建平等包容的社会氛围，激发社会组织、行业媒体宣传的积极性，鼓励本地人与流动人口共同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促进他们进一步沟通交流和相互接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