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儿童户外营地的对比分析研究

何疏悦，武孝毓，何 竑，郑建刚

（1.南京林业大学；
2.北京市西城区税务局；
3.上海咫观照明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4.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儿童户外营地是一种教育营地形式，是在户外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在自然界的游憩活动为主，按照一定的标准建设与管理，对儿童进行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培养他们的健康、环保和生态意识，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随着《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或营地”公示名单》[1]《教育部2018年工作要点》[2]等政策的发布，儿童户外营地在中国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以城郊及乡村的短期自然教育营地为主，但场地规划设计及运营模式依旧处于向欧美国家学习和模仿的阶段，且课程内容同质化倾向明显。

当代美国的儿童户外营地在美国营地协会（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以下简称ACA）的主导下开展活动，以跨学科、多维度为指导理念，为儿童提供集创造性、娱乐性、教育学和学术性为一体的多维课程，在教育理念、营地建设、课程开发和营地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政策法规与技术规范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成功的参考案例。美国与中国在历史沿革、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营地体系构建立足点上的显著差异，导致二者在产品定位、目标人群、课程要求上的不同，全盘照搬难以持续发展。笔者针对我国儿童户外营地高资金投入、低教育回报、难以可持续运营的现实问题，对中美两国儿童户外营地的演化历程、建设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研究，试图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儿童户外营地发展思路，促进儿童户外营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美国早期的儿童户外营地，是城市中精英阶层的孩子们借以接触自然而形成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化，现已成为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体系。相比而言，中国的儿童户外营地体系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基本功能完善的发展过渡阶段。

（一）美国儿童户外营地体系发展溯源及现状特点

早在19 世纪下半叶，随着城市化的进行，美国精英阶层家庭的孩子们开始有了营地活动的需求，用以消除大自然与儿童成长之间的隔阂。弗雷德里克·冈恩和妻子1861年在华盛顿创建的炮兵营被视为美国营地项目的起源[3]，他们将学校里的活动项目在户外进行了短暂的开展，满足了内战时期男性青少年参与行军的愿望，开创了经验学习的新方法。拉姆辛[4]结合了作家哈德利·S.迪莫克1950年提出的观点，将美国营地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图1），这些阶段各有特点，但相互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逐渐进化、互相重叠。

图1 中美儿童户外营地发展阶段对比

早期的美国营地是以军事营区的方式布置,生活区的规划设计中未考虑儿童行为、心理及社会交往需求要素，全员参加相似的活动，这种类型的营地被称为集中式营地。到营地的教育阶段（Educational Stage,1920—1930年），随着营地规模的扩大，军事化管理的营地模式开始显现出缺少个人关怀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多营地都将营员分成较小的、独立运作的生活单元，该规划组织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在这种分散的模式中，每个小组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营地，其内部成员同质化，根据共同的基础，如营员的年龄、露营经验或兴趣爱好来选择。[5]

经历150 多年的演化，美国的儿童营地体系已不再局限于其初期单纯的户外活动，而是在一个相对远离城区、安全、健康、有趣的自然环境中为儿童提供全面的身心学习，成为包含环境科学、生态学、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综合性教育体系。细致且个性化的分散规划管理成为美国营地体系最大的特点，而其场地规划设计内容也逐步发展以匹配课程内容的转变（表1）。

表1 美国童子军晋级标准及徽章体系

（二）中国儿童户外营地体系发展溯源及现状特点

中国的儿童营地项目是从1992年的中日草原探险夏令营之后真正开始发展，初期形式主要为游览观摩，但随着我国青少年儿童身体素质指标的持续下降，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始意识到营地项目可以作为改善儿童身体素质的有效手段之一。2004 年初，国家体育总局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首次提出青少年户外营地的建设内容着重于素质拓展。[6]谢金龙[7]将我国户外营地发展历程归纳为四个时期（图1），与美国儿童户外营地发展阶段对比可知，我国的户外营地目前仍处于由娱乐向教育过渡的阶段，难以满足科学的感官训练和系统的科学教育需求，且营地课程规划、行业规范、建设效果评估及营地运营管理等诸多方面均缺乏明确统一的行业规范和评价标准。

美国对儿童户外营地有着较为完善的管理和运营体系，ACA与各州有着差异化的合作方式，以期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指导；
中国以房车的营地形式起步，注重与研学活动的结合，但相关体系还未形成标准性规范。两国的儿童户外营地因国情和发展情况的不同，在制度性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美国儿童户外营地政策

美国联邦及各州对儿童营地建设立法和监督力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取得营地经营许可证的最低要求和费用同样因地而异，在多数联邦州，营地项目均归州卫生部门管辖。[8]以纽约州为例，其营地相关法律法规以《纽约法典、规章及制度》（New York Codes,Rules and Regulations，1960）第7 章中的第2 条——儿童营地（Children"s Camps）为依据，要求其辖区内的所有营地均由纽约市卫生和心理卫生儿童保育局（Mental Hygiene"s Bureau of Child Care）监督并授权颁发许可证，同时也对营地工作人员的资质、数量配比、房屋建筑和医疗要求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此外，ACA根据美国公共法律，对青少年发展的研究及对营地的研究修订了行业标准（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 Standards，2019）[9]，其已经被美国法院和政府监管机构认可。该标准从餐饮服务、物资运输、卫生健康、员工及监管、课程设计及活动组织等八个特定领域为儿童营地发展所需的政策、程序和方法制定了准则，涵盖了营地从选址到运营的各个方面。ACA与各州有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及深度的合作。在密歇根州，新的营地项目获得州许可证的前提条件之一即是获得ACA的认证。在加利福尼亚州，ACA作为顾问基于项目营地所属州的法律法规提供建设及管理指导。在佛罗里达州的布劳沃德县（Broward County,Florida），ACA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参与营地条例的制定。201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联邦州与ACA的营地标准达成合作，以补充和增强营地的专业性。除ACA之外，国家营地组织（International Camp Fellowship）、体验式教育协会（Association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等多家社会团体（public organization）也涉及儿童营地技术指导、领导能力培训等方面，为户外营地的发展提供了系统化的监督和专业性指导。

（二）国内市郊及乡村儿童户外营地政策及成因

国内的儿童户外营地发展与美国有着不同的路线和模式，目前在政策上还缺乏对应的标准体系，同时营地协会也尚未具有法律效力的认证。

1.中国儿童户外营地的发展路线

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鼓励发展旅游房车产业，并将其纳入国家支持类产业目录。但鉴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10]等相关政策法规在旅居挂车（房车）所需驾照类型、能否上高速、主车加装拖钩是否合法等问题上的空白，及配套设施严重不足等问题对房车旅行发展的限制，以沿海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为主体的各地建设的第一批房车营地在经历了短期的兴盛后目前大多已废弃或闲置。2016年开始，随着国家及地方开始密集出台营地教育相关的政策，为曾经为了刺激乡村旅游经济发展而建设的房车营地更新改造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模式。

由此，与美国一开始就立足于儿童的营地发展路线不同，中国当下在城郊或乡村中的儿童户外研学营地的项目，许多是由“房车营地”改造而来的。我国的儿童教育营地和房车营地虽然在发展时间上有前后的差异，但在过程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图2）。大量儿童户外营地在规划设计上也延续了房车营地的规划方式，结合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基于此，该类型营地改造在进行空间格局的二次规划时，需要着重分析儿童的综合素养培育需求，打造符合儿童或青少年使用需求结合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的设计。在提供功能性空间之外，还需合理利用当地的环境资源和文化背景，从单一的规划物质空间转变成强调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弹性规划[11]，达到营地与周边城郊和乡村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

图2 近十年国内主要房车营地及儿童教育营地规模及运营信息表

2.中国儿童户外营地政策

我国的儿童户外营地和房车营地同样面临着缺少统一国家标准、行业协会等问题。在各地市的房车营地方面，国务院于2014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明确旅居全挂车营地和露营地的建设标准，早日实现旅居全挂车上路通行。[12]国家旅游局于2012 年出台了《2012 年度全国旅游工作监管要点》，明确要对房车营地的行业标准开展研究。[13]在儿童户外营地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2018 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推进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和基地的建设，2019 年中国旅行社协会发布了《研学旅行基地（营地）设施与服务规范》，为研学教育基地（营地）提出了规范、科学的准入条件。[14]以《研学旅行基地（营地）设施与服务规范》第八部分——安全管理中的规范为例，条款对营地提出了设立安全预警机制、安全责任机构、安全管理机构等要求，但对各项管理机制的责任内容描述不够具体，对相关工作人员的配比也缺少量化参照，在操作层面上的指导意义较弱。这些政策法规虽然有可借鉴之处，但不具有强制性的效力。相关协会提供的行业认证不具备法律效力，从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内容、从业者培训等都没有在业内达成共识的标准化体系。

（三）制度性政策差异对比

对比中美两国儿童户外营地发展的历史轨迹及政策法规可知：制度性框架及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使得两者走上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

美国实行公私兼有的多元化土地所有制，虽然在某些区域保留了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及收益权，但尤其注重私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的保障，土地产权边界清晰；
中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倾向于对公权利的保障。公私权利制衡中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城郊及乡村户外营地规划建设的土地成本相较于美国偏高。

美国实行的联邦制度导致其在营地规划上体现出显著的分权体系特征，联邦宪法提供底层基础的法律法规框架，营地所有者在具体的项目实施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性。这种分权体系一方面会造成营地前期建设程序过于复杂，效率低下，但项目启动后的利益主体均能够在框架下得到明确的制度性保障，便于长期稳定地发展以及建设后期的差异化演变，由此，美国的核心营地机构如YMCA 等，均有运营超过百年的项目基地。中国的城乡社会管理制度更倾向于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有明确的规划目标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方向，能够在建设初期快速地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但在具体的项目运营过程中灵活变通的能力较弱。尤其在综合治理能力及资源配置领域缺乏显著优势的乡村，难以为基于研学或者其他类型自然教育目标下建设的儿童户外营地项目提供可持续的长期共建保障机制。

中美儿童户外营地的差异可以从实践教育观念和户外营地的教育现状展开对比，分析两国不同的教育观念和教育现状，从中探索出适合我国儿童户外营地建设的理念和模式。

（一）中美实践教育观念对比

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教育理论、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和大卫·库伯的体验教育理论[15]的影响，作为一个有着实践教育传统的国家，美国校内外的实践课程基本实现了常态化，内容上各有侧重，互相补充。活动课程、选修课程、课外活动等组成了系统化、特色化的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其根本目的是开发学生的最大潜能，而营地教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早期的美国户外营地的主要目的是让儿童有机会走出高密度城市的既有环境，锻炼身体，参与大自然。在一战结束后（1918年），人们强调营地经历的教育价值，除了提升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成绩，还开始重视性格和精神上的培养。

我国的实践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人们的视野，被认为是传统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主要目的是强化实践知识教育、实际能力训练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目前我国对实践教育的探索仍处于初步阶段，没有覆盖到基础教育领域，对实践能力的培养还是基于传统理论课堂的教学框架之上。[16]相比于美国在营地建造时对文化氛围、在课程评价上对学生主观感受的重视，我国儿童户外营地的课程设置整体更偏向于在学习成绩和身体素质上易于量化掌握的内容，而对于环境实践培育、感知思维培养及体适能（Physical Fitness，PF）素养领域的系统课程设计则普遍缺乏，且由于营地项目多建于城郊及村镇区域，专业实践导师的缺乏也导致了课程教育内容在执行层面上深度与广度的不足。

（二）中美儿童户外营地教育现状对比

中美两国儿童户外营地的教育现状差异源于社会、经济、文化土壤及长期以来发展经验的差异（表2）。《中国泛游学与营地教育行业白皮书》显示，2018年我国参加国内泛游学及营地教育的用户约3 000万人次，仅占潜在用户群体的16%，营地项目多集中在北上广深和新一线城市市郊和临近地乡村，营地市场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一致，短时间内难以突破限制。而据美国营地协会统计，美国每年有1 000万左右的儿童和青少年参加户外营地，在目标用户群体中占比高达90%。美国的营地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环节的重要补充。

表2 中美部分儿童户外营地特征对比

由于历史发展、制度规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美国户外营地高覆盖率、低投资门槛、规划及运作目标的长周期化等特点，在中国短期内难以实现。为保障稳定的运营收益，户外营地在我国的青少年课后教育中更多地被定位为高端教育服务，主要面向中等及以上收入的家庭。由此，现阶段我国儿童户外营地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矛盾难以通过复制和学习美国营地的发展模式来解决。

基于对比分析，中国儿童户外营地可以从转型方向、课程体系和制度建设上制定更为明确的规范体系，更好地发展儿童户外营地建设。

（一）转型方向：向小型化、分散化、专业化转型，大力发展城市近郊、乡村营地项目

儿童户外营地的定位承担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延伸、推广并探索未来营地项目可行模式的重要使命。现阶段，已建成的城郊或乡村儿童户外营地在短期内都会维持高端定位以保障营收，因此，小规模住宿（不超过一百人）、外部环境低风险和高师资配比的营地，仍旧会是短期内的发展目标类型。

同时，新冠疫情的暴发客观上促进了儿童户外营地的转型。一方面，世界各国均对非本国居民的入境保持着严格的短期限制政策，国内各省市的新增病例也不断反复，研学营地、游学营地、乡村营地等远距离多聚集模式的营地产品市场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压缩；
另一方面，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表明，国内将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在做好自身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青少年群体将逐步回归户外体育活动。线上体能教育无法满足儿童进行线下体验和日常身体锻炼的需求，疫情的持续发展使家长对儿童心理、生理健康更为关注，也更有意愿尝试户外体能训练领域的补充教育。这些变化趋势都会帮助提升儿童营地项目在家长群体中的认可度。在重资产、大规划建设尺度的营地发展受限的后疫情时期，目前已建成营地的管理人员应密切关注疫情发展，从营地活动场地及设备的通风消毒、课程人数的控制、营员身体状况的实时监管，到发热案例的及时处理，都要做好一系列的应对准备。新建、待建的儿童户外营地可以更多地考虑小型化、分散化、专业化等灵活多样的发展方式，且有序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目标，将单一领域的建设与国家宏观战略的发展规划并置，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框架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

（二）课程体系：参考美国营地分级制度，结合营地空间规划，进行个性化课程体系建设

儿童户外营地的专业化和精细化不仅体现在营地的规模和硬件设置上，而且体现在营地的课程体系规划设计上。现阶段我国的营地课程种类已经比数年前更为多样化，但科学性及专业性均较为欠缺，课程衔接的逻辑体系完整性较弱，难以提供长效的育人效能。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儿童户外营地的分级制度，根据目标营员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细化课程目标；
依据儿童不同的认知阶段特征，安排不同级别的课程内容和课程难度，形成不同层次的课程结构[17]，进行个性化建设，这些将有助于我们根据中国儿童及青少年的发展特征，提出更为明确的规划及管理规范。

目前多数研究认为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PA）对儿童的认知会产生积极影响，且存在量-效关系[18]，而体适能作为身体适应外界变化的综合能力，在研究中也发现其与知识学习领域有正相关关系。以量化的指标衡量儿童户外营地的教学成果，进而对课程体系框架合理性和有效性建立标准化的评价体系，最终实现基于课程结构的营地空间规划。未来，可以利用乡村新建营地及研学基地的后发优势，以及与身体素质相关的已被研究证实的多源大数据，高效地确定营地活动的分类、占比、场所要求等空间规划设计内容，为个性化课程提供实施条件，反向推动营地课程体系的建设发展，将营地教育的社会及经济的长期效益最大化。构筑匹配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连贯性户外营地项目规划，并将其与所在区域乡村经济建设融合发展。

（三）制度建设：加快与营地建设相关的国家及地方标准的制定，健全营地监督体系

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指出构建社会化、网络化的青少年体育冬令营、夏令营体系，鼓励社会力量以组织建设、投融资支持等方式开展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督促青少年至少掌握两项及以上的运动技能。[19]2019 年12月，中国旅行社协会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联合发布了《研学旅行基地(营地)设施与服务规范》(T/CATS002—2019)，为研学旅行基地（营地）提供了相对科学、规范的准入条件。目前我国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等部门都针对营地提出了建设意见，相关协会也积极制定有关服务标准和参考规范，但缺少具有强制性的统一规定。因此，加快与营地建设相关的国家及地方行业标准的制定，是我国目前儿童户外营地建设的首要任务。此外，可借鉴国外的经验，由政府牵头指导，成立全国范围的营地行业协会，与各省市及乡镇深入合作，提供行业标准和认证资格，在监督营地建设发展的同时，接受公众的学习和监督。[20]营地的长期发展需要由上至下、由下至上的双向支撑，健全营地的监督体系，协调儿童户外营地建设的公私利益，完善制衡机制，从而提升规划公平性，保障营地的长期运作。

美国儿童户外营地经过160 多年的发展，从简单的户外运动场所发展为兼具细致完备与个性化的综合性教育体系，是由美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这种营地教育模式扎根于美国深厚的实践教育文化背景，并且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们只有结合中国国情辩证地看待美国儿童户外营地体系，酌情借鉴，制定独特的发展方向，才能使我国营地教育达到良性发展的目标。至2020 年，我国的儿童户外营地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未来则会以城市近郊的短期营地及乡村地域的长期营地为主要发展方向，兼顾日间营及短期住宿营项目的复合规划。以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次序，实施已建成户外营地的优化和待建项目的审慎规划，逐步探索以营地为代表的体验式教育与传统应试教育的融合，以及将城乡儿童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融入乡村可持续发展建设框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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