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政治到生命政治：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权力技术解析

张以哲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209；
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 上海 200433)

大数据对人的自由的侵蚀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担忧，认为“大数据宣告了人和自由意志的终结”[1](P.16)，“数字的精神政治”通过侵入大数据的潜意识思维逻辑强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2](P.111)。但自由并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正如鲍曼在《自由》中所指出的，“自由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时方能存在”[3](P.10)。因而，大数据时代人的自由的失落并非简单源于大数据介入人的精神统治认知，质言之，伴随大数据而来的深层次自由危机的罪魁祸首并非源于大数据本身。那么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正如罗素所主张的，“社会动力学的规律……只能用权力来加以说明”[4](P.6)。自由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关系或权力关系，自由失落的危机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只有深入到社会关系之中才能被真正澄清和破解。本文即深入到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大数据所负载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分析大数据控制的内在机理，破解大数据权力扩张引发人的自由危机的因果机制，通过揭示大数据权力的生命政治机理，探索扬弃数字化生存时代自由危机的现实出路，提出资本的权力技术建构的生命政治是引发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本质根源。

大数据自由危机关涉人们对自由本质的理解，厘清自由的本质对于揭示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根源至关重要。人们对自由的认知经历了从主体理性到社会关系的科学扬弃过程，因而对自由危机的剖析也需要从精神分析发展到科学的权力关系分析。

(一)理性主义自由观背离自由的本质

自由是人类一直追寻的目标，也是哲学家们持续关注的话题。从苏格拉底到康德、黑格尔，自由一直是他们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苏格拉底通过论证“灵魂不死”凸显“理性-灵魂”的独立性和自由[5](P.23)，这种理性主义自由传统一直延续至近代德国古典哲学而至今。“康德离开物质利益关系从纯粹的、抽象的实践理性出发，引申出抽象的自由人格、自由所有权、自由契约、自由宪政、自由公民宪法，康德把这一套先验逻辑下的自由规范看作永恒的、绝对的……康德把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形式自由哲学提升为人类自由的终极状态，就遮蔽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人类自由发展史上的真实地位。”[6](P.36)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更是被有些学者理解为关于自由的延展证明。黑格尔在《精神哲学》《历史哲学》等著作中论述了精神自由问题。他认为，“精神的实体是自由，就是说，对于他物的不依赖、自己与自己本身相联系”[7](P.20)，因为“‘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8](P.17)。但事实上，将自由归结到理性精神，最终只会陷入范畴演绎的游戏之中，成为脱离现实的人的自由。

而现实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并非个人理性的自由。个人自由的实现需要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其根本在于超越与解放。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对不自由的阶级社会的扬弃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P.53)。英国学者鲍曼则明确提出：“自由表示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不对称的社会状况。从本质上看，自由隐含着社会差别……只有当某种人们渴望逃避的依附关系存在时，才能说有些人是自由的。”[3](P.1)这一点同样得到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认同。他也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必然受到所有人的相似自由的限制”[10](P.33)。因而，自由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而非个人问题，人的真正自由或解放需要通过对整个不自由的社会关系的彻底扬弃才能实现。

(二)自由的精神分析与现实的自由相脱节

把自由看作主体理性的自由,会在自由问题上陷入精神分析的窠臼。从精神层面来分析自由，前人已做过不少尝试，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弗洛姆。他在《逃避自由》中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运用精神分析解释了现代社会“逃避自由”的问题，但他也承认，“经济制度的特定性决定了人的生活模式，生活模式便成为决定整个性格结构的首要因素”[11](P.11)，从而肯定了经济因素在人的自由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当代最有影响的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也将自由作为其技术哲学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于技术对人的自由的影响，埃吕尔也从人的精神层面出发提出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渗透，从而对人产生了全面影响，尤其是对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使人的心灵受到技术的支配。进入大数据时代，技术对人的自由的影响更加深刻，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用“精神政治”来解析大数据对人的自由的操控。他认为，“精神政治可以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控制人们的思想”[2](P.108)。他说：“我们正努力向数字化精神政治时代前行。精神政治正从被动监控向主动操控大步迈进，我们随之陷入更深层次的自由危机。现在就连自由意志本身也被操控了。大数据是十分有效的精神政治的工具，它可以全面地获知关于社会交际的动态。这种认识是一种统治认知(Herrschaftswissen)，可以介入人的精神，对精神在前反思层面施加影响。”[1](P.16)在韩炳哲看来，大数据已经成为技术侵害人的自由的有效工具，大数据通过介入人的精神对人的自由意志施加影响，数字技术已从被动监控转向了主动操控。人凭感觉做出的决定实际上已经被大数据所操控，从而使个体自由遭受到了严重破坏。

然而，如前所述，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并非个体理性，因而技术对人的自由的侵蚀也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技术影响人的思维观念来解释。如有学者言：“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12]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明和使用技术的，技术本身不带有价值取向，但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却存在价值取向，并且会决定人用技术来做什么、让技术服务于什么目的。因此，对技术与人的自由关系不能仅从精神层面来分析。自由是与特定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所以需要综合考虑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由所涉及的各种复杂因素，深入到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剖析。同样，对大数据自由危机的系统分析也需要深入到社会关系之中。

(三)权力技术切中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本质

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关系来探寻人的解放问题，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限制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桎梏。福柯则从马克思没有系统明言的现代社会中潜藏的权力关系来揭示现代性的自由危机。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提出生命政治是“新的权力技术”[13](P.266)，这种新的权力技术是相对于传统权力技术而言的，而传统权力则通过暴力强制的形式来实现。进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传统权力被消解，代之以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福柯拓展了‘生命’概念，将‘生产力’与‘潜能’放到‘生命力’中去理解，通过资本掌控‘生命力’的事实确证了‘生命政治’的存在。由此开启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新视域——从‘生命政治’视角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社会。”[14](P.125)马克思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时虽然没有使用生命政治范畴，但他对资本权力的揭示则包含了资本对劳动者生命活动的支配。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5](PP.31～32)，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命政治逻辑。

遵循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历史科学逻辑，从数字化现代社会资本与大数据合谋生产权力技术的生命政治视角审视大数据自由危机，更加切中危机发生的内在本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而隐蔽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权力特性，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衔接，而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则是明确解析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权力关系。马克思与福柯之间这种内容异质而形式相似的理论对话，间接地证明了从权力关系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变迁的重要性。生命政治理论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拓宽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空间，为深入剖析数字化现代社会自由危机及其发生机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路向。

有学者言：“大数据既是一种权力范式，也是一种权力叙事，它遵循权力的逻辑。”[16](PP.484～490)现代社会是一个权力普遍化的社会历史形态，资本成为人类社会的关键性决定力量，经济的权力(或资本权力)开始渗透进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支重要支配性力量。在现代社会经济系统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资源、权力是不均衡的，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着社会主体之间特定的权力关系。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经济社会关系中，资本的多寡决定着社会主体的不同权力。进入大数据时代，“为了展开对‘生命力’所涵盖的现实价值与潜在能力的掠夺，现代社会出现了直接作用于‘生命’并使‘生命’合理的屈从于资本股掌的‘新权力技术’”[14](PP.123～124)。资本与大数据合谋共同作用于个体生命，使生命权力技术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得以不断扩张。个体生命被编入资本增殖的程序序列之中，并成为资本利用大数据控制的对象。大数据因而也成为资本控制的工具，资本与大数据合谋加剧了人类生存的自由危机，大数据从中只不过是起到了工具的功能作用罢了。

大数据的社会控制问题，在大数据的经济权力关系建构中开始问题化。数字化生存催生了个体生命的数字化和档案化，并使个体生命成为资本权力运作的对象。数字化将异质化的个人转化为同质化的数据档案，而大数据为监控和规训数据化和档案化的生命提供了技术基底。依靠大数据，人与其所生存的环境的互动关系被数据化，而这些数据被技术平台所收集和掌控，人与数据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是作为数据生产者的“劳动者”与掌控数字技术资源的资本之间建立的新型联结关系。这种新型的“劳资关系”是一种非强制性但对于双方又都是必要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着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这种新型的经济联结中，资本居于大后方运筹帷幄和遥控指挥，技术平台和算法承担其直接管理和支配“劳动者”的功能，而这种“新的权力技术”的最终目的则是实现资本增殖。

概言之，数字化建构的监视社会虽然打开了大数据控制人的潜意识的通道，但大数据对人的自由损害的根源并非大数据精神政治的控制，而是资本建构的权力关系网络。大数据助推了资本权力扩张，并作为工具被纳入资本建构的权力关系网络之中，成为资本权力建构数字控制社会压制个体自由的程序环节。数字化时代自由的失落源自资本利用大数据加强了的社会控制，资本权力的生命政治才是大数据自由危机发生的根源。

要正确评估大数据对人的自由的影响，就需要从充分了解大数据所附着的生产方式以及大数据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对人的影响机制入手。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资本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与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数字化技术合作来完成自身增殖目标，并将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技术推向前台，将资本的权力表达为大数据权力。“大数据权力是资本与大数据技术联姻建构的经济权力关系”[17](P.6)，实质是资本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实现对个体生命的全面监控，进而将个体生命转化为零成本的资本增殖的有用材料，并用“技术进步”合理化自身行为，从而重塑了生命政治的格局。为资本增殖而生产的规训策略或权力技术指向个体生命，使数字化时代的社会个体在资本建构的权力关系中受到控制和支配，数字化时代的资本权力技术通过生命控制实现资本增殖的最终目的。

(一)全景监视是大数据权力生命政治的生成基础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把监视认定为规训权力得以成功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借助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建立起对社会的系统监视，构筑了资本规训权力的支点。有学者提出，“大数据背景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数字化阶级社会”[1](P.90)。“我们无时无刻不留下数字痕迹……全盘记录生活的可能性使得监控完全取代了信任。大数据当上了‘老大哥’。对生活的无缝式的完全记录让透明社会更加完满。数字的监控社会有着一种特殊的全景监狱式的结构。”[2](P.102)资本利用大数据消解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完成了对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全面监视和规训。数字平台资本巨头将大数据监视延伸到人们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工作、交通、社交、购物等，社会个体的全部生命过程几乎时刻都处在资本的监控之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描绘的源自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在大数据时代得到了现实呈现。

在大数据的加持下，“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这里有一种确保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从而产生出权力效应。[18](PP.226～227)大数据把人类社会变成了完全暴露于技术监控之下的“全景监狱”，而平台资本凭借对大数据以及数字技术的全面掌控获得了对社会个体及其劳动的新型支配，实现了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权力内嵌。大数据权力使少数人可以利用技术监视和支配大多数人，从而把整个数字化生存世界变成了一个被全方位监控的数字化“全景监狱”，而进入这个空间就处于被监视的位置。但这种选择性进入权限却是没有胁迫和强制的，即个体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这个已经被深度数字化的现代社会之中。正如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运行机制，在这个空间中规训权力使个体自觉接受驯服，而大数据建构的权力技术网络也遵循着这样的权力逻辑，使人自愿臣服而非通过暴力。

资本要想支配个体就要使其服从，为社会个体提供生存平台并全面监视个体生命过程是建立依赖和控制的有效途径，而大数据使这个过程成为可能。“在资本的驱动下，大数据技术的趋势是用一切办法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19](P.49)在数字化生存空间中，个人不断生产大量各种数据，同时又不断被数字化重构。人本是数字化生存的主体，但同时又成为数字化改造的对象，人与数据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依赖关系。进入大数据时代，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为生产数据的各种行为的总和，“绝对的自由和交际现在变成了被控制和监视”[1](P.11)。概言之，大数据权力的生命政治机制是通过对个体生命的监视和规训实现的，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全景监控和规训使个体变得服从资本制定的规则并对资本增殖有用。数字化摧毁了传统社会权力的边界，不断扩大大数据权力的疆界和范围，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权力技术操控的领域。数字化全景监视使资本“权力的行驶变得完善”，让资本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18](P.231)，为资本提供了一种全景监控个体生命过程的新技术。资本操控下的数字平台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度嵌入不断增强资本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并凭借数据和技术优势扩展资本逻辑的生命政治功能。

(二)生命控制是大数据权力生命政治的实现方式

数字化将物理空间中的物质世界以及人类社会裹挟其中，把人的生命活动转化成为数据生产过程，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社会个体日常生存的普遍景观。在资本的操控下，大数据参与到个体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塑造之中，通过将个体生命纳入到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增殖体系中，在数字化生存系统中行使控制和支配权力来影响个体关于世界的理解，进而制约和改造个体。如福柯所指认的，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管理生命的权力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形成的：如对肉体的矫正、它的能力的提高、它的各种力量的榨取、它的功用和温驯的平行增长、它被整合进有效的经济控制系统之中，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规训’特征的权力程序的保证。在此，‘规训’就是‘人体的解剖政治’”[20](P.90)。另一种是对人口的调整，福柯认为肉体规训和人口调整共同构成生命权力机制的两极。大数据权力的运行机制实际上延续着对个体生命进行规训的逻辑，围绕着数字化生存，资本建构起庞大的权力技术网络对个体生命进行全面控制，对个体生命的支配从工厂车间扩展到了日常生活。通过对平台、数据、算法的掌控，资本利用技术制定规则对社会个体进行规训，使社会个体服从于资本的操控和增殖逻辑。简言之，资本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个体生命过程进行全面渗透，以隐匿的方式对个体生命进行掌控。

如福柯所揭示的，“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障……它要求增大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让它们变得更加有用和驯服……对肉体的塑造及其价值规定和对肉体力量的分配管理在那时都是必不可少的”[20](P.91)。资本对个体生命的控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持的重要基础，通过对个体生命进行规训并将其转化为对增殖有用的因素，纳入资本增殖机器之中为资本积累服务，当数字资本主义成为这一生产方式的主要形式，资本控制的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个体生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行控制，使得数字化生存中的个人变得更加驯服，对资本增殖更加有用，从而成为资本控制的主要方式。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生命被资本操纵的事实所作的揭示那样，个人的生命、体力、智力“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21](P.160)。由于个体的数字化生命过程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增殖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资本通过为个体生命在数字化生存中尽可能提供生存便利以获取个体对资本建构的生存方式的依赖，而非通过强制或暴力。资本通过为尽可能多的个人提供近乎零边际成本的便利服务，建立个体生命对其高度依赖进而获得对个体生命的隐蔽控制，通过对个体生命的隐性塑造，将其纳入到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增殖机器之中。

(三)资本增殖是大数据权力生命政治的终极目标

数字化现代社会中的资本伴随着数字化向人类社会生活诸领域入侵，不断将其权力触角延伸到社会诸领域中，但数字化时代的资本权力机制更加倾向于对生命的控制和治理。对此有学者说：“生命权力的两种形式遍布家庭、工厂、学校和医院等社会各个层面，通过把肉体控制和固定在生产机器上，通过调节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确保肉体和人口越来越有用和更加驯服，生命权力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要素和可靠保障。”[22](P.243)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大数据合谋不断生产控制和治理生命的权力。这种权力借助技术被生产出来，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控制生命和治理生命达到资本增殖的目标。因而，资本借助大数据对个体生命的控制是维持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也是资本增殖的必然要求。“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成为实现它的一种手段，这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的，它使积累资本成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和目标。”[11](P.74)但是，借助大数据，资本的剥削、控制和支配已经变得更加隐晦。比如，各大打车平台和外卖平台都是利用数字平台和算法支配大量的劳动者从事劳动，而平台资本从中获利却与平台支配下的劳动者并不存在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

劳动力的商品化在数字化时代逐渐转向了个体的生命、身体及其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在无孔不入的数字化的加持下，资本对人的支配领域不断扩大，个体的生命、身体和日常生活世界逐渐被全部纳入到资本增殖序列的控制体系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变成了服从于经济目的的工具，而技术进步又会迫使人服从于资本手中掌握的技术。“正是由于大数据能够产生巨额的经济利润，所以大数据时代的资本会疯狂追逐数据，支配甚至垄断整个大数据运行的过程。”[19](P.49)大数据催生了全景监视社会，让监控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形式，推动了数字化控制社会的生成，进而使整个社会被资本规训所隐性支配。“资本的价值增值又与资本支配劳动和社会的权力运作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23](P.45)生存世界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社会个体的工作、生活的数字化。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在数字化生存中变成了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能够帮助资本对数字化生存中的每一个社会个体进行全方位监视，并进行有效控制，把人的体力、智力和生命过程全部转化为资本增殖的零成本“可变资本”，纳入到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增殖体系中加以控制。相比于传统的资本控制，大数据权力对个体的控制是更为隐蔽的，它表现出为个体更好的生存和社会更好的发展服务，但实质上对人的控制却在加深，对人的自由的伤害却在加大。只有将个体生命从数字化加持下的资本掌控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

概括而言，资本利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建立起数字化生存平台，并掌控着为数字平台制定规则的权力，进而掌握了引导、驯服、锻造社会个体的能力。通过对社会大众广泛地实施控制和规训，资本为其自身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增殖扩张生产了有用的原材料，而个体生命则潜在地接受了资本的这种新统治形式。

数字化前所未有地改变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使现代社会转向了数字生命政治时代。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大数据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构成了对人的生存的隐蔽的宰制，给人的自由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资本的操控下，大数据变成了如马尔库塞所揭示的那样，“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24](P.143)。如何使人从资本建构的大数据权力技术网格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进而实现人的自由，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如前所述，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建构的社会权力关系，因而消解大数据自由危机的出路在于超越资本权力的桎梏。

(一)权力治理是摆脱自由危机的技术方案

只要资本还支配着人类社会，依赖和支配就无法彻底逃避，人也就无法真正实现自由。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把现代社会形成的规训权力认定为一种支配人的技术，这种权力技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8](P.156)。资本在数字化时代试图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建立一种使个体生命变得更顺从、更有用的权力机制来为资本增殖服务。在大数据的支持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变成了完成资本增殖经济目标的工具，变成了大数据权力控制和支配的对象。而“审度的技术治理是一种积极面对新技术挑战的能动性理论”[25](P.45)，对大数据权力进行审慎的技术治理也是消解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技术方案。技术治理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社会治理，可以有效提高对新技术的治理效度，是政府公权力积极科学地应对私权力疯狂扩张的重要技术手段。

大数据权力治理是审慎应对大数据自由危机的技术方案，对大数据权力的技术治理内在地包含着大数据治理和权力规制两个维度。大数据治理是将大数据作为治理对象，代表公众利益的公权力通过制定大数据管理标准和规范、推进大数据立法等治理手段，加强对大数据的规范化管理，进而达到限制大数据权力无限扩张的治理目标；
权力规制则主要是针对资本权力扩张本身进行治理，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治理手段对资本权力无序扩张进行合理规制，将资本在数字化时代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无限扩张并对个体利益造成各种损害的现象，限定在合法、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通过对作为资本权力工具的大数据进行技术治理和对资本本身的权力扩张进行规制之双重技术治理，实现对资本的综合有效治理，进而保卫社会个体的自由。

(二)资本规制是走向个人解放的过渡路线

资本最直接的经济功能就是增殖自身，而“科技恰恰是资本完成价值实现的重要中介”[26](P.67)。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个体生命变成了资本增殖自身需要直接占有和利用的对象，资本的控制从对生产车间劳动力的支配扩展到对社会个体生命过程的全面宰制。大数据技术进步不但没有促进个体解放，反而助力资本增强了对个体生命的控制和治理。“如今生命政治治理与数字技术已经进行高度融合，不仅仅将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档案和数据，也变成了受算法掌控和支配的行动者。”[27](PP.40～45)大数据成了新的资本权力技术的载体，成了资本控制的工具。个体生命在大数据建构的权力技术网格中被塑造和规训，变成服从和配合资本增殖的有用原材料。因而，大数据在被资本变成增殖手段的过程中，成为压制个体自由的技术力量。

福柯虽然关注到权力对个体生命的控制和规训，但却将生命解放的路径转向了主体自身，而这种解放最终所能达到的只能是“伦理主体”的消极解放。数字化对现代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和重构加剧了资本权力对个体生命的技术控制，使人的自由遭受到更大程度的侵蚀。在数字化现代社会中，开启对资本掌控数字化技术、加剧社会自由危机的批判，应当始于对资本权力的理论质疑，进而转化为主体对资本权力的不服从和反抗实践。而在集体行为层面，代表大众利益的公权力通过法律、政策等集体性规范动作实现对资本无序扩张的审慎规制，则是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过渡方案。对资本权力进行规制是应对资本对个体生命进行全面控制支配、限制资本对人的自由进行肆意侵蚀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过渡环节。

(三)超越资本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未来之路

对于人的解放，福柯最终走向了回归主体的伦理解放之路。福柯说：“我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28](P.108)福柯虽然从权力技术中看到了资本对个体生命的控制，但它却将自由导向了主体内部“关怀自身”的伦理解放道路，并将其看作是“追求最高自由境界的一种‘自身的技术’或‘自身的实践’”[29](P.10)。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资本利用新技术改进了对个体的塑造方式，根据资本增殖的需要，开始系统使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规训个体生命，并在社会关系中编织起精细的权力技术网格加强对个体生命的控制。而这绝不是只要主体“转向自身”就能打破的，因为主体的内在解放在资本强大的外在控制下只能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以更为隐蔽和精致的方式直接掌控个体生命，其本质是资本权力在数字化现代社会中的扩张，并形成了资本权力控制个体生命的现代技术形态。

虽然大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人们也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然而大数据毕竟只是工具，它必须扎根于人的社会实践之中并与人的实践发生关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而当大数据被纳入资本增殖机器之中时，其社会进步功能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的社会负面效应。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成功、获得物质利益成了目的本身。人的命运便是促进经济制度的进步、帮助积累资本，这并非为了自己的幸福或得救，而把它作为目的本身。人成了巨大经济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但都总是一个服务于自身目的之外的齿轮”[11](P.73)。如何有效避免大数据在资本积累目的驱动下导致数据霸权、自由失落等社会危机，“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类解放”[30](P.193)就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马克思历史哲学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科学剖析，为我们指明了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出路就是超越资本，因为资本生产方式才是限制人的解放的根本桎梏。

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大数据加剧了人类生存的自由危机，但这种危机的根源并非大数据技术进步本身，而在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力商品化转变成了人的生命过程的商品化，资本控制从过去对个体劳动的控制转变为对个体生命的控制。资本借助大数据数字监视记录人的生命过程并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个体生命成为资本权力增殖扩张的对象和目标，个体生命被资本掌控的数字化技术塑造和规训，成为资本增殖的有用原材料，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失去了更多的自由，陷入了深层次的自由危机。大数据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加剧了人的自由危机，但背后潜藏的是资本权力在数字化新技术加持下的扩张对个体生命的侵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新的变化，生命政治的论域也得以扩展，数字资本主义将生命权力与资本主义批判勾连起来，使生命政治的原初语境获得进一步发展。从生命政治视域探究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的人类生存危机，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而且能够拓展生命政治研究的问题域及其理论话语空间，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

猜你喜欢 规训资本主义权力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新型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8期)2022-10-2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两重批判——基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思考哲学评论(2021年2期)2021-08-22不如叫《权力的儿戏》电影(2019年6期)2019-09-02关于实现规训的发展性价值的思考中国德育(2018年15期)2018-11-20福柯规训理论视角下的学校规训教育探析法制博览(2018年22期)2018-01-23摄影表征、权力与规训新闻界(2016年11期)2016-11-07权力的网络博客天下(2015年12期)2015-09-23与权力走得太近，终走向不归路清风(2014年10期)2014-09-08唤醒沉睡的权力浙江人大(2014年8期)2014-03-20权力的规训与生命主体的建构①——福柯生存美学视域下的《福尔赛世家》西南学林(2013年1期)2013-11-22

推荐访问:政治 解析 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