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语言学视角下的东北方志方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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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维，汪启明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研究任何语言，都不能不关注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及其历史。任何方言的形成，也不是一条直线，其中有分化，有统一，有接触，有融合。萨丕尔《语言论》指出：“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①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29页。
东北方言是汉语方言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一支，他的底层是东北的少数民族语，其中以满语为主要成分。东北方言的底层少数民族语言在与汉语的接触和相互影响中，逐渐被汉语取代，在语言接触的结果上汉语成为优势语言，而以满语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成为相对弱势的“失败者”，其使用人口也逐年减少，近年已经成为濒危语言。但这些语言和汉语融合，使其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形成了今天的东北方言。因此，研究东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对近、现代汉语发展史研究有着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东北方言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接触与融合。这里既有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又有不同方言、不同方言片、不同小片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东北方言的底层问题
语言底层指“在语言融合过程中，胜利者语言中所吸收的失败者语言的成分。失败者的语言可以使外来者的语言，也可以是当地居民的语言；
但有时失败者的语言专指掌握了外来者语言的当地居民的语言。如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时，罗马帝国占领了现在的法兰西后，民间拉丁语同化了当时高卢人说的凯尔特语，但凯尔特语也在法语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如现代法语中有一部分凯尔特语词：alouette（云雀）、chemin（道路）、mine（矿山）等；
拉丁语中的[u]在法语中变成了[y]，也是受了凯尔特语的影响。这些都是底层现象。可以包括语音成分、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最早由德国语言学家勃列斯多夫（J.H.Bredsdorff）在十九世纪提出，经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斯戈利论证，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得到广泛运用。社会语言学在解释双语现象时有时也使用这一术语。”①戚雨村：《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汪银峰、张清在《〈奉天通志〉与东北方言材料的挖掘》中指出：“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东北方言的构成应该说来源很复杂，既有当地土语，又有移民方言的影响，同时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和融合，如蒙古语、朝鲜语、满语、俄语、鄂伦春语等。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哪些语言成分最终保留在东北方言中，成为东北方言的‘语言底层’，以及不同语言接触的方式、层次及变异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的，可以说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优质样本。”②娄育，李超，储小旵主编：《汉语史新视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8页。“东北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都勃兴于此，东北方言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语言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层面，而满族作为东北的土著民族，是东北地区人口数量较多、分布地域较广的民族共同体，满语自然也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际工具。特别是满清入主中原，满语一度成为国语，虽然最终被汉语所替代，但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满语对东北方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语言底层’，从而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东北方言。”③娄育，李超，储小旵主编：《汉语史新视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00页。
（二）东北方言形成的历史进程
王世凯、杨立英把东北方言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秦汉～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并指出，“东北方言是东北少数民族和不同种族语言的结晶”④王世凯，杨立英：《东北方言与文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年，第9页。。杨春宇《辽宁方言知、庄、章组的语音类型及特征》认为，东北官话并非晚成，而是经历了幽燕方言、汉儿言语、东北—北京官话、东北官话的历时演变。邹德文《历史事件与东北方言的形成及其层次问题》参考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把东北方言形成的历史层次分为四层。（1）箕子入朝鲜、燕王喜保辽使得汉族人进入东北，为东北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契丹辽劫掠人口、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使幽燕话成为东北方言的基础方言；
女真金掳掠汉人、实行“实内”之策，促进东北方言发展，使冀鲁官话以及中原官话形成了东北方言的第二层次。（3）明代的辽东行政管辖归山东以及贸易、灾荒等原因，胶东人泛海北上使胶辽官话成为东北方言第三层次。（4）清初东北方言“从龙入京”严重影响了北京官话，后来“贵胃还籍”使北京官话成为东北方言第四层次。“构成东北方言的各层次方言没有逐层替代，不存在覆盖，多为平行发展并有交融，表现出浸润式和蛙跳式扩展。”⑤邹德文：《历史事件与东北方言的形成及其层次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三）东北方言形成的原因和方式
一是民族融合。廖正刚、孟瑾《东北文化的肌肤——从历史及认知角度看东北方言》认为，东北方言的形成深受东北地区民族语言文化相互融合以及受俄、日、韩，尤其是日本等周边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李光杰、崔秀兰《清末民初东北少数民族通用语的转换》探索了不同历史时期满语和汉语兼用以及通用语转换的情况。另有陈伯霖、许皓光、刘延新、黄锡惠、包婷婷就满语在东北方言中的留存情况进行了描写，论述了满语对汉语的影响作用，梳理了满语与东北方言及普通话的关系，认为满语不仅大大影响了东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还影响了北京话的最终形成，丰富了汉语普通话。波·少布、胡艳霞在文章中列举存留于黑龙江省地名中蒙古语底层词的情况，涉及100多个词。其他还有胡莹、关越等。二是人口迁徙。如陶娥、邹德文《论清代东北流人对东北方言特征形成的影响》讨论了因罪发配东北的“流人”对东北方言特征的形成、发展的影响。孙红艳《“闯关东”对辽宁方言成因的影响》提出辽宁方言的形成的确与河北、山东移民有关。三是生存环境。周晓燕、张宇《黑龙江方言的多元文化内涵探析》从地貌、气候、耕作方式等角度描述生活环境及生活态度对黑龙江方言的影响。四是地理环境。北京与东北地域相邻，历史上有深厚的渊源。这方面的研究不少，如史皓元《再谈东北方言与北京方言的关系》从移民史和清入字的声调归并入手，认为北京话和东北话属于不同官话变体，二者没有直接渊源关系，但属于共同来源不同年龄的姐妹方言。这一结论与过去认为的北京话来源于东北话的观点有较大不同。①参见史皓元，单秀波：《再谈东北方言与北京方言的关系——基于移民史和入派三声的考量》，《语言学论丛》2018年第2期。
可见，东北在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历史进程与其他地方相比具有复杂性。近代以来形成了满语的濒危，以满语为底层的汉语东北方言的形成，东北方言吸纳俄、日、朝借词以及北京官话、山东方言影响等东北方言演变的四大特点，这些特点又深刻影响了今天东北方言的面貌。李光杰、崔秀兰《论清末民初为东北方言的定型期——兼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指出：“满语同其他东北土著少数民族语言一起作为底层词遗留在东北方言词汇系统之中。清末民初是我国东北历史上国内外移民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大量国内外移民的涌入，形成了东北特有的语言接触现象，使以山东方言为代表的各省方言词及外来语，迅速汇入到东北方言词汇系统当中，极大地丰富了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要素，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最终形成创设了重要条件。”②李光杰，崔秀兰：《论清末民初为东北方言的定型期—兼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学术交流》2015年第2期。可见，现代汉语东北官话形成的时间当为清末民初。满语底层，北京官话的回流，“闯关东”为代表的人口大迁徙，俄、日、朝文化和语言进入东北，成为现代东北方言形成的主要因素。
东北方言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接触与融合。这里既有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又有不同方言、不同方言片、不同小片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如谢尔巴所指出的：“语言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两个社会群体的接触，因而两个语言体系的接触，换句话说，就意味着语言的混合……因为混合的过程不仅发生在不同语言之间，而且发生在同一语言内部不同群体的语言之间，所以可以说这些过程是语言生活中基本的和经常性的。”③Л.В.Щерба：《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 фонетике》том 1，Изд во.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58，стр.257。研究东北方言的现状与历史，不能不厘清东北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即“社会群体的接触”。
（一）古代东北的民族和语言
古代东北的民族可以追溯到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地区的居民大体可归纳为三大族系④参见傅朗云：《东北民族史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2页。：一是秽貊族系：秽、貊、箕、古朝鲜、橐离、良夷（乐浪）、夫余、高句丽、沃沮、豆莫娄等。亦称古亚细亚族。二是肃慎族系：肃慎、真番、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满族）等。亦称通古斯族系。三是东胡族系：山戎、令支、东胡、乌桓、鲜卑、奚、霫、契丹、乌洛浑、室韦、蒙古等族。亦称蒙古族系。
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背景下，这些民族之间历史上发生了不间断的接触，有时甚至激烈碰撞，导致这一地区的语言面貌、特点和发展规律与中原有所不同。这在扬雄《方言》中就有所反映，记为“北燕朝鲜冽水之间”语。傅斯年认为，扬雄《方言》渊源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非可以扬雄时为限矣。在《方言》一书中，北燕朝鲜自为一方言区域，西与燕小别，南与齐卫各殊。”“辽东、辽西及朝鲜诸郡久为燕秦汉代之中国人所居，故共成一个中国语之方言区。若汉武帝平朝鲜后，汉人乃徙居朝鲜洌水（洌水即今朝鲜都城所临水之北支。在朝鲜中部之南。在汉为带方县，属乐浪郡，在魏晋属带方郡）者，必不能至汉末即与辽东、辽西成一方言区。”据他统计，其中的“燕之东北”“北燕朝鲜”“北燕朝鲜洌水之间”“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等方言词有26条①参见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46页。。
（二）民族融合与语言接触
东北各个民族支脉繁盛、世代传承，源自2000 多年前的“肃慎”，历史上还曾有过“挹娄”“勿吉”“靺鞨”等称呼。顿嵩元经考证认为：“肃慎的疆域包括长白山以北，黑龙江及松花江下游两岸及以南，东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②顿嵩元：《肃慎考》，《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元朝以来，女真族世居东北地区，汉族则集中于辽东（相当今之辽宁省境）。除女真族和汉族，东北还杂居着蒙、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少数民族。金毓黻《东北通史》认为：一部东北史就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东北活动的历史，“无东北民族，则无所谓东北史，故述东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③金毓黻：《东北通史》，年代出版社，1943年，第23页。清初，满族统治者以柳条划界，禁止汉人进入东北腹地，即所谓“龙兴之地”。清中叶以后，大量汉族进入东北，东北区域文化随之集中表现为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大融合，满汉语言接触十分频繁，值得我们关注。
移民是最重要的融合方式。游汝杰《社会语言学教程》指出：“如果移民和土著在人口、经济、文化等的综合力量上，大致平衡，并且移民和土著杂居在一起，交往又很频繁，那么两者的方言有可能互相融合，而不是互相整个更替。”④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页。从历史上看，东北的少数民族语一直是占有优势地位的方言，因为早期东北地区长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从秦汉起，就陆续有汉族源源不断地移居东北。近代以来，与东北方言发展密切相关的移民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侵略移民。清末民初，沙俄、日本加强对外侵略扩张，除对我国东北地区政治上的窥视、经济上的掠夺、军事上的侵略外，还大量向东北地区移民。如1861—1881年间，迁入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俄国人16843人；
1882—l901 年，迁入99773 人；
1904—1914 年间，迁入高达25.2 万。⑤参见JI·M·戈留什金著；
宋嗣喜译：《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西伯利亚移民运动与人口》，《西伯利亚研究》199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1932年开始，日本以“开拓团”的形式向东北移民；
1936年，通过满洲移民计划方案——“百万户移民计划”，截至1945 年，共计移民321873 人。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日本国富山县朝日町明文堂书店，1944年。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民初，日本、俄国等向东北地区共移民就达190 万人之多，这无疑对当地的语言环境、语言面貌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二是“闯关东”。“国内移民观其现状，以满洲为最多。”⑦徐恒耀：《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东方杂志》第22卷，1925年，第30-31页。“在东北的移民中，又以山东、河北河南等关内北方省区为最。”⑧高乐才：《近代中国东北移民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8页。近代东北关内移民，特别是民国时期的移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运动。”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2辑1912-192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36页。三是满人迁徙。满族人的迁徙，既有内迁关内，也有回流，但占人口总体比例不断降低。清军入关后，东北大量人口进入关内，满族人口大量减少。“清光绪时，东北人口只有700 万。到民国初年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达到2000 万，1931 年东北人口已达3100 万左右。”⑩李为：《清代粮食短缺与东北土地开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8页。迁入者均以汉族为主。因此，这一时期东北满族人口比例则大幅度降低。
综上所述，东北在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历史进程与其他地方相比具有复杂性。近代以来形成了满语的濒危，以满语为底层的汉语东北方言的形成，东北方言吸纳俄、日、朝借词以及北京官话、山东方言影响等东北方言演变的四大特点，这些特点又深刻影响了今天东北方言的面貌。李光杰、崔秀兰《论清末民初为东北方言的定型期—兼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指出：“满语同其他东北土著少数民族语言一起作为底层词遗留在东北方言词汇系统之中。清末民初是我国东北历史上国内外移民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大量国内外移民的涌入，形成了东北特有的语言接触现象，使以山东方言为代表的各省方言词及外来语，迅速汇入到东北方言词汇系统当中，极大地丰富了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要素，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最终形成创设了重要条件。”①李光杰，崔秀兰：《论清末民初为东北方言的定型期—兼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学术交流》2015年第2期。可见，现代汉语东北官话形成的时间当为清末民初。满语底层，北京官话的回流，“闯关东”为代表的人口大迁徙，俄、日、朝文化和语言进入东北，成为现代东北方言形成的主要因素。
方言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应有之义。朱德熙曾批评不重视方言研究的现象：“就我国国内来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②朱德熙：《朱德熙文集 第3卷 汉语语法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80页。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再思》提道：“从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上讲，研究汉语方言，是对子孙负责，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负责的一件大事，是民族语言发展、历史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一代语言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汉语方言研究可以助推语言工程的开展，壮大国家的文化软实力。”③汪启明，才颖：《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方言研究的目的是保护、利用，就是要追溯我们今天的汉语普通话“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是研究方言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方志”一词起源很早，各家定义有所不同。《汉语大词典》：“记录四方风俗、物产、舆地以及故事传说等的簿册。《周礼·地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又说：“详细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为研究历史，特别是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方言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由一定的人群使用。因此，方言词的分布就成为方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孙常叙指出：“方言词汇的地方性并不是依照地方区域整齐划分的。在同一方言区内，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的方言词，同一方言词也可以散见于几个不同的方言区域内。认清这种情况，对汉语词汇规范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从方言词汇的比较和统计中，可以给甄选词汇的工作提出有力的参考。”他又说：“方言词的分布状况是参差错落的。一个方言词可以毗连地分布在许多相邻的地方，也可以隔越地分布在不相毗连的地区；
而且同一地也可以同时并存几个方言同义词。”④孙常叙：《汉语词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3页。可见，在同一方言区，同一概念和方言词可能不对应，方言词和方言区也可能不对应，方言词和地区分布更不对应。而地方志中记录的方言词，一方面可以明确该词在所在方言区内的词义，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同一个方言词或同一类方言词在各个方志中的分布情况来大致分析该词的通行地域，从而探究方言词的分布特点。通过对东北方志方言词的研究，其意义在于：
（一）有助于汉语方言史研究
从《华阳国志》《越国春秋》《越绝书》始，我国就有重视方志编纂的传统。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称方志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史”（《章氏遗书》卷二十八·外集一）“一方之信史”（章学诚《文史通议》），当代方志学家朱士嘉等称为“地方百科全书”。朱士嘉指出：方志特点有四，即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①参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浅说》，《文献》第一辑，1979年，第33页。方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资料上具有可靠性，分布范围上具有广泛性，已经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②《中国地方志》编辑部：《中国新编地方志二十多年辉煌成果》，《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6期。“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③冀祥德：《全国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培训班的讲话》，《上海地方志》2021年第2期。。方言入志，始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苏州府志》，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旧志方言资料十分丰富。本文全面普查东北的省、市（区）、县、乡（镇）方志，穷尽性地搜集、整理、辑录其中的方言资料，进行数字化编录，编纂分省“东北方志方言资料汇纂”和“东北方志方言词数据库”及相关子库。通过数据分析描写东北方言词汇系统，揭示隐藏在语言历史长河中的东北方言词演变线索、特点和规律，可以为建立断域、断代的东北汉语方言史，从而为学界的汉语方言历史演变，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汉语方言发展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二）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地之民俗风情，了解方言是研究民俗的重要途径之一。曲彦斌《民俗语言学》指出：“对民俗学来说，了解并掌握一种方言，不仅是进行那一方言地区的民俗调查所必要的工具，同时这种方言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俗数据，有机的风俗化石，集中地、多方位地、多层次地反映着那一地区的风土民俗。”④曲彦斌：《民俗语言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页。方言是一地百姓的日常生活语言，新旧方志中所记载的方言词始终与当地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通过方志方言词，我们可以考察当地居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习俗及由来。方言所展示的厚重的地域风情，成为研究民俗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方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清代方志即把方言作为独立子目。整理和研究东北方志方言资料，对我们了解东北的自然环境、地理特征、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民族融合、移民层次及其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三）有助于开发语言资源
谢留文《汉语方言研究七十年》指出：“我国汉语方言分布地域广，方言现象复杂，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存在许多的不平衡。研究历史较长、研究基础较好的方言区，调查研究成果较多，而许多的汉语方言只是进行了简单描写或零星论及，有些汉语方言甚至还从未进行调查。有些汉语方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抢救性调查。”⑤谢留文：《汉语方言研究七十年》，《方言》2019年第3期。东北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方言材料，具有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的特点。其中海量的方言资料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提出的濒危方言中，东北地区就有黑龙江站话，以及黑龙江境内的虎林、二屯方言岛2类。而无论是站话还是虎林、二屯方言岛，在多部方志均有相关记载。如《呼玛县志》《漠河县志》《肇州县志》等方志对站话进行了记载，《虎林市志》《抚远县志》对虎林话和二屯话进行了记载，较好地弥补了濒危汉语方言、语言调查的不足。由此可见，方志方言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可以扩大东北方言研究的材料，为保护、利用语言和方言资源奠定基础。
（四）为辞书编纂和修订提供材料
李荣在为《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41卷）所写的《分地方言词典总序》中说：“方言调查记录语言的现状，方言比较反映语言的历史。方言词典用分条列举的形式表达调查研究的初步成果。读者可以用来查考方言词语的意义。语言工作者可以据此从事专题研究，文史方面的学者，也可以取用其中的语料。”⑥李荣：《方言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8页。张福友在为唐聿文《东北方言大词典》作序时提道：“且不说难以收尽、收全东北方言的词语，就是已经收进来的词语，由于同音字很多，一个词用哪几个字来标识，现在书中所列的，并不一定是最佳、最完善的。这要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和相当多的有志者的努力，才会有所改进。”①唐聿文：《东北方言大词典》，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年，序。东北方志所录的方言词，时间跨越古代和近现代，收词丰富，词形多样，可为辞书，尤其是方言词典的编纂、修订、增补提供材料。
（1）增补词条。如《通榆县志》《伊通县志》均收“巴巴嚓嚓”一词，意为“将够用，不充足。例句：这半桶水也就巴巴嚓嚓。”《辽源市志》《抚顺市志》等11 部方志共同收有“扒小肠”，词义为“指责别人时提及自己对对方的好处”。如“他这个人动不动就对别人～”。以上两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失收。
（2）增补义项。如《辽阳市志》《西丰县志》等9 部方志共同收有“疤瘌卡唧”一词，指“皮肤瘢痕多；
瘢痕太多，不光滑”，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2850 页释义为：“形容物体表面有疤，不平滑”。例句是“这个瓜长得～”，失收义项“皮肤”“多”。
（3）增补方言点。如《长春市志·民俗方言志》《大安县志》《抚顺县志》等48 部方志都收有“取灯”一词，义为“火柴”。《汉语方言大词典》虽有收，但通行区域仅标注为“太原”，没有列入东北广泛使用的“取灯”一词，当据补。
据此可见，在辞书编纂和辞书修订的收词、立目、书证、释义等工作中，本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为东北方言接触研究提供参考
李如龙在《汉语方言学》中提出：“人口迁徙即移民是形成新方言的常见原因。几乎所有汉语方言的形成和人口的流动都有关系。但是，移民要造成新方言往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一定批量的移民而不是零星的少数；
第二，要集中聚居而不是插空散居；
第三，移民的语言与原住地的语言或方言形成抗衡之势。”②李如龙：《汉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页。由此可见，移民是造成方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原因，东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呈现出多层次、多来源、以少数民族语为底层的特点，描写它的复杂面貌，研究它的形成特点和规律，可以为汉语方言的接触理论提供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