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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口述记忆传播实践研究

    时间:2023-06-10 12:50: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李雨思 于 笙 梁俊明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文化事业的重要论述。面向新征程,用好红色资源,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着力点。红色口述记忆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突破圈层限制,利用好传播规律实现其教育目的。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赓续红色血脉,继承红色基因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基调。红色文化是传承革命传统、鼓励人们接续奋斗的重要思想内容。红色文化常与红色旅游衔接,并不仅仅用旅游话语阐释,而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形成的一系列包括可移动及不可移动文物、红色遗址、红色建筑群、相关文献和作品集、制度以及凝结的红色精神和道德传统。①红色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导向和激励作用,对于中国革命文化发展及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国文化自信之根,更是中国文化自信之魂,具有育人强国的功能与作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高度契合。②红色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更是红色旅游的核心竞争力。近几年,基于红色文化的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红色影视等产业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在许多贫困乡村,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已经成为带动群众脱贫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③

    口述记忆是指以当事人对历史的回忆为基础,通过面对面采访等方式,将亲历者对历史事件、具体人物的记忆讲述出来,在历史文化组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红色口述记忆就是专指当事人对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记忆讲述。相对于书面历史记载,红色口述记忆与“人”的关系密切相关,主要的特点包括以下几点。

    (一)书面记载历史的生动还原和补充

    中国有悠久的书写历史的传统,书面记载本身依托于文字,历史上纪事编年手法通常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突出组织领导、集体作用,主要是见“事”。但是见“事”不见“人”,是不客观也不完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关键人物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忽视了关键人物做出决定的背景、环境、动机、效果等,后人读史时就不能全面领会前人的功绩,人物形象扁平、乏味则不利于史料的完整传承。正如与文字新闻相比,音频新闻能够借助声音符号传递信息,直接诉诸人的听觉,产生“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通感效果,进而延伸了听众的视觉想象。④生动、形象的口述历史正是这方面需要的有效补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意义,“口述”这类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与物质遗产同样面临着直接传承人自然消亡的风险,需要迅速纳入保护范围,加大保护力度。口述记忆主要围绕人物展开,人物的性格、情绪、语言特征在回忆中得到栩栩如生的还原,也能有效补充个人重大转变时的动机分析。这类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内容,经过语义学等学科的融合分析,往往可以产生新的研究突破口。

    (二)现实工作开展的参考与凭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今面临许多问题时,我们要从历史中找到根源、发现脉络,预测结果。按照库利的定义,个体不隶属于参考群体,却从参考群体中获得评价自身和调整行为取向的标准。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存在着一些参考群体,虽不属于他们,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态度甚至意识形态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⑤广西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其中桂林全州、兴安、灌阳三县因为红军长征湘江战役这段历史而闻名。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经过灌阳,这里少数民族群众多,就形成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红军政策的根本在于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非人为区分民族的差异,将土地改革作为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从而获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湘江战役后,很多伤病员、掉队战士都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保护。这为现在广西努力打造民族工作示范区域提供了历史积累。

    (三)当事人及追随者的情感寄托与归属

    (四)成为“活化”当地旅游产业,打造红色旅游特色的增长点

    挖掘红色文化是帮助传统景点升级赋能的重要方式。相对于较为书面表达的固定讲解内容,亲历者或者传承者的“口述史”可以成为当地的“独家记忆”,完成和故事当事人的“隔空对话”。以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村民孙观发的“总书记到我家”故事为例。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看望老区群众,同孙观发一家和当地镇、村干部围坐在一起拉家常。2019年7月,潭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孙观发家成为“总书记到我家”的重要教学点。⑥孙观发的讲述风格大开大合,十分具有感染力,他非常注意依据来访游客的不同身份,在不同侧面着重再现当时的情景,让更多人能够近距离地了解到国家领导人的亲民风格。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整体策划,将一件新闻报道的事实成为与游客分享、游客与更多人分享的故事,真正让该处景点成为当地新的、鲜活的红色文化人文景观。孙观发的优秀案例,成功复制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广西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当时亲身经历的村民、支部书记等与游客进行交流讲解,成为当地红色旅游的新景点,将红色文化进行了更加大众化的阐释和表达,即将旅游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纳入正在进行的、活的红色文化中,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要求,持续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注入转型提质新活力的重要途径。

    事物传播过程中,信息来源、载体和对象是考察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红色口述记忆的信息来源有官方史料背书,载体的技术门槛不断降低,突破其传播效果的难题就是接受对象的“圈层”化。“圈层”指人们信息的接受、文娱产品的选择以及社交,在某一相对固定的群体范围内进行。⑦青年文化圈层化,主要表现在根据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兴趣爱好等多方面的共同取向与惯性,用户被划定为若干个群组。在这些具有独特自我标识的信息圈层里,完成对信息、知识、理论观点的获取,并由此形成对特定信源的偏好和依赖。一方面,年轻人对“独特性”“个性化”的追求加固了圈层的壁垒;
    另一方面,各种移动端应用借助所谓“算法”精准推送,又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因为圈层化的作用而造成传播学上的“信息茧房效应”,这使得圈层内部与文化整体相区隔,缺乏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和认知,因此大众化理论传播遭遇到了接受障碍。这正是目前面向青年人的理论传播必须破解的一大现实难题。

    (一)传播需求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以某高校学生及湘江战役打响第一枪发生地灌阳的群众为调查样本,通过当面调查和线上问卷等形式,对调查对象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对红色文化的了解情况、接收方式、接受载体进行了调查。

    在“了解情况”问题中,调查对象能够在第一时间回想起身边红色景点数目在5个以上的人只有11.78%,而只能够想到一两个甚至是毫不了解的人却达到49.04%,与红色景点的知名度不匹配。

    在“制约因素”问题中,对象所选“时间”原因所占比例为41.24%。其他因素的样本所占比例为40.76%。半数以上的人没有时间出门前往红色景点进行参观,或者仅仅是阅读相关书籍报刊进行了解。

    在“教育方式”的问题中,调查对象中选择“看电视(视频)”接受教育的占比为51.43%。可见,将红色文化融入短视频传播,是让更多群众了解、熟知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途径。

    施拉姆提出的媒介选择或然率公式指出,有两个要素在受众选择中非常重要:第一个被称为报偿的保证,也就是说媒介提供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受众的需求;
    第二个被称为费力的程度,也就是说受众接触媒介的便利程度如何。⑧为了更好地宣传红色口述记忆,传播者应当让传播的内容尽可能地增加受众可能获得的收益,提供受众需要的信息,提供重要的信息、有用的信息和贴近的信息。并且尽可能减少受众选择媒介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经济上的成本和时间上的成本,还包括渠道是否足够通畅、信息是否容易理解。

    结合以上调查情况,可以印证通过线上视频的方式开展红色文化传播,特别是利用好短视频平台下沉的现状开展传播,是较为便捷通畅的传播渠道。

    平台所采用的安川SGDV伺服器可以通过配套软件读出电机的实时转速与转矩数据,采样时间间隔为0.001 s,将采样转速与转矩对应的电流值代入式(8)和式(9)计算能耗值,然后根据计算值做插值,可得电机输入电能趋势如图6所示;
    用实验数据验证表示机械功的式(10),结果如图7所示。从图6和图7中可以看出,以两种能量参数为指标的轨迹优化结果相同。根据实验值所得能耗趋势图可以看出轨迹能耗变化趋势与仿真图一致,则可以确定轨迹的最优参数。

    (二)内容来源

    国家一直致力于红色口述文化的整理与保护。以湘江战役为例,广西成立了与湘江战役相关的研究机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湘江战役研究课题组、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出版了《信仰的力量——湘江战役故事集》《红军走过桂林的美丽村落》等著作。在做好书面记载的同时,应更加注重以数字化的方式、全景化的角度进行口述历史的记载,抓紧时间对故事当事人或者重要知情人进行采访录像,着重记录事件中人物的情感要素,将文字转化为具象化的呈现表达。同时,史料整理工作是没有止境的。随着考古技术、生物技术以及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以将更多内容融入红色口述记忆的制作中。

    (三)取材与加工

    “脚力”是记录红色口述记忆必不可少的能力,只有走到故事的发生地,才能体会历史的云烟。湘江战役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忽略的一段历史,是红军长征途中遭遇失败、酝酿转折的关键战役。因湘江战役时间较短,固化的遗址、遗物较少,红军故事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这为制作口述历史视频提供了极大的创作空间。研究团队走进乡村时,最大的收获就在于故事在每个人的口中都能显示出历史的一个断面,人民群众自觉加入记忆讲述的宣传员行列,壮大了红色文化工作者队伍。以采访灌阳新圩救护所为例,当时在跳广场舞的妇女们家家都有祖辈照顾红军伤病员的故事,尽管她们没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对书面故事集表示“没有看过”,但是总体的故事面貌与文字记载的内容高度吻合,梳理下来集中呈现的故事样本是:“我奶奶/婆婆以前就照顾过小红军,我奶奶/婆婆那个时候也就只有十一二岁,他们也都差不多就是十二三岁的样子……可是他们好能忍着疼,在我们祠堂里一声都不喊……”为了加强口述历史的可信度,研究团队随后来到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纪念园,进入陈列馆找到相关展板内容,对采访对象的内容进行了印证,并且拍摄了陈列馆内展出的相关实物。经过后期制作,在采访对象同期声中配以实物,整体提高了采访群众话语的真实性,同时也为陈列馆内实物展示增加了鲜活的故事内涵。综合当地博物馆与实地走访的内容,文字与口述交叉支撑,可以确信口述史的整体脉络是符合当时事件的走向。

    在搜集好基本素材的基础上,研究团队采用“中央厨房”式的加工办法,以采访日志为蓝本,根据文章、视频、音频不同载体,分别制作符合不同媒体特征的作品,发布于各个平台上,为内容传播营造氛围,也为组织舞台展演积累情节。

    (四)传播方式

    一是制作短视频。红色文化短视频通常是以批量制作、逐次播出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这种方式增加了用户对视频内容更新的渴望度和关注度,自身所带有的“追剧”情结使得文化类短视频拥有获取强大用户黏性的机会,强化了短视频在用户心中的影响力。媒介融合的结果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平台和内容整合到一起,使受众更便捷地获取和理解信息。⑨现今,视频节目尤其是短视频通过网络方式进行播出,已经成为大众普遍喜爱和接受的收看习惯。

    二是舞台展演。在实践中,研究团队发现舞台展演能够给红色口述记忆提供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口述记忆,重之于情,现场更能将感情进行完整传递。研究团队将采集的故事深度加工,搬上舞台进行现场展演,能够更直接地覆盖到对红色口述记忆感兴趣、有关注的人群。舞台展演能够让演员深入领会红色文化内涵,观众也能够得到精神的滋养和艺术的熏陶,传播效果会更加直接、有力。

    三是参与竞赛。为了鼓励年轻人主动去了解和传播红色文化,有关部门经常举办各类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竞赛活动。据研究团队统计,仅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主办的相关比赛就有30多项。制作作品积极参赛,一方面可以全面深刻地学习红色文化,不断提升制作水平;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比赛得到主流机构的认可,将作品转入主流传播渠道进行推送,从而让红色口述记忆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有利于红色文化的整体推广。

    红色口述记忆的传播,要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打破青年文化的圈层化,走入现实生活,通过制作短视频、舞台展演、参加竞赛等传播实践,构建贴近青年人、富有亲和力的话语体系,增强红色口述记忆传播的表现力、感染力,以时代性、交互性的传播态势实现“破壁出圈”,从而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触达率,为建立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擦亮底色,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文化软实力注入新内容。

    注释:

    ①王淳天.红色文化阐释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20.

    ②李洪宾,范丽梅.“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23):73-74+79.

    ③陈艳华,陈丽娟.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红色旅游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21(09):57-59.

    ④《新闻编辑》编写组.新闻编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22.

    ⑤胡正荣,周亭.传播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73.

    ⑥老区拔穷根发展有奔头——回访江西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孙观发家[N].人民日报,2020-02-05.

    ⑦田圣楠.新媒体时代圈层文化现象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1(02):74-76.

    ⑧[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13-120.

    ⑨陶涵.新闻传播学新名词词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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