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中的欲望规划与身体规划

仰海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架构时指出，科学地讨论人类历史有其现实的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恩格斯后来谈到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时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可见，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离不开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一是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传统社会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被打破了，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了由市场连接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对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消费社会就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它与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存在重要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个体在消费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消费不再是物被动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而是通过吸纳主体对主体进行规划的过程，这种规划尤其表现在对欲望与身体的规划上。相比于古典经济学所讨论的需要的满足，欲望与身体的规划体现了消费社会对人的操控的重要特征。

要理解什么是消费社会，我们先从古典经济学中消费的含义谈起。

在古典经济学中，消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詹姆斯·穆勒就认为：“构成政治经济学主题的四组活动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前三者都是手段。……这个目的就是消费。生产物品是为了消费；
分配和交换仅仅是中间活动，是为了把生产出来的物品送到要消费它们的那些人手中。”〔3〕因此，消费就是使用，“消费与使用是同义词。我们生产商品只是为了我们能够使用或消费它们。消费是全人类劳动的巨大宗旨和目的，生产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4〕，这也是很多古典经济学家对消费的理解。当然在使用的具体指向上，有的学者强调的是对物品的使用，有的学者强调的是对物品中价值的消费。其次，消费可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前者是为了生产不得不进行的消费，比如对生产资料的消费等；
后者指人们即使不生产也不得不进行的消费，即对生活资料的消费。相比于生产性消费，非生产性消费才是最终的目的。穆勒认为这种消费才是工作的动机，以便得到幸福、快乐和满足。第三，结合上面的讨论，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日常化的活动，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对于个体的存在与生命的延续而言，消费是与每个个体直接相关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个体随着自己的需要而主动地消费物品，物品体现出被动的特性，个体体现出主动的特性。

马克思同样将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看作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主题，但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上，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有着根本不同。第一，在上述四者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具有统摄性。表面看来，人们在生产中提供产品以供人类使用，分配决定了个人分取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自己没有的产品，最后产品成为个人占有、享受的对象，但实际上生产具有支配地位，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5〕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说到底是由资本决定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6〕，因此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是一种特殊的以太。第三，由于资本的目的是增殖，这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在这个意义上，与人们的需要满足相关的使用价值或商品的有用性并不是生产的直接目的，“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7〕。这就与古典经济学家将消费看作生产的目的的观念完全不同了。人的需要与需要的满足，相比于利润而言，是次级的存在。马克思的这个讨论给我们指出了事物的另外一个层面，即在人们的日常生产与消费中存在着另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将生产与消费区别开来并规划这两者，人们的消费并不是受日常的生活需要而是受另外一种力量的引导和控制，这就为理解消费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引。

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物资总体上匮乏，虽然生产能力有了飞速发展，但物质产品还不够丰富，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还处于解决温饱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产品丰富的阶段，加尔布雷斯称之为“丰裕社会”，鲍德里亚称之为“消费社会”，也有学者将之称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消费者社会”等等。这些称谓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反映出发达国家进入产品丰裕、消费主导的社会阶段。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的含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鲍德里亚认为：“消费并不是这种和主动相对的被动的吸收和占有，好像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据一种天真的行为（及异化）图式来权衡其得失。我们在一开始便必须明白地提出，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密切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8〕因此，不是人为了满足需要而被动地消费物品，而是消费引导着人们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世界，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的建构。

第一，消费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并不只是物体对主体需要的被动满足，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即物主动走向人的过程。在消费社会中，随着产品的丰裕与广告的大行其道，产品以自己的语言向消费者展现出一种主动迎合的特性，并主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鲍德里亚曾以艾尔朋扶手椅的广告为例，指出这种扶手椅的广告突出椅子的舒适性，强调它对消费者体重和体形的配合，使人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扶手椅对个人的忠诚、奉献与臣服，显示出物品与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物品向人的主动靠拢，并以其周到的服务来主动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被动地摆在货架上，等待客人的挑选。

鲍德里亚甚至指出，消费的这种主动特征，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过去的道德规范希望个人去适应社会整体，但这是生产时代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消费时代，或是一个自称如此的时代里，是整个社会前来适应个人”〔9〕。在这种反向的适应中，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终极文明化的社会，即为了个人的舒适与幸福建构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你才是那个主人，同时为了保持主人的地位，你也应该对这种反向适应的社会有所回报，“‘社会完全在适应您，请您也完全适应它’，这就很清楚，相互关系被做了手脚：其实是一个想象的机关在适应您，而作为交换，您得适应一种相当现实的秩序”〔10〕。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迎来了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与意识形态，这与之前社会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第二，这是人与物的关系的重构，也是人的在世方式的变化。当我们说消费是物品被动地满足人的需要时，这是站在主体的立场上，形成的是以人为主体的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的在世结构，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经济学思想的主题。对于这种关系的思考，在康德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确。根据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认识的真理性并不在于人的认识在何种意义上符合外部的对象，而在于外部对象在何种意义上符合人的认识，这里体现的正是以人为主导的关系世界，物只是这个世界中被支配的对象。海德格尔在后来关于数学的讨论中，进一步描述了这个以主体为中心的认识图式是如何构成的，从而进一步展示出这样一种关系结构。当然，从马克思的视角来说，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关系与在世结构，实际上只是一种谎言，是商品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

与上述主体主动地消费物体不同，在物向人俯就的消费社会，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物与物构成了一个自组织的关系体系。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经谈及物的体系。马克思指出，随着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商品与商品之间构成了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相互指涉体系，如“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x量商品E，或=其他”〔11〕，商品之间形成了相互指涉的关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相互能够通约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虽然表面看来，人们交换时指向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使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载体，在交换过程中，人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拥有者进入这一体系，看似以主体身份来进行交换的个体，实际上只是以货币拥有者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开放的结构中，这是一个以商品来表征的隐性结构，也是我们看不见但每天都身处其中的结构。在这个体系中，表面上是具体的商品构成了物体系，实际上则是价值统摄着这个体系。当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后，物体的体系性特征更加突出，并在自身中划分出无限多的次体系。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曾指出：在现代社会，物与物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世界，每一种类的物在内部又形成了一个次体系世界，如时尚、烹调、汽车、广告等都是一个次体系。产生次体系的原因在于：（1）随着专业化社会活动的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客观性情境与社会活动空间；
（2）与这种不断专业化相对应的社会管理层面的官僚制，推动着各种等级的生成；
（3）与之相应的文本汇编又确保了各种活动间的交流。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地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次体系。比如汽车，它从技术生产、经济工具到符号意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再从工厂生产到停车场、公路与街道的建设，到相关交通规范的制定以及其社会实践中的意义生成等，这些共同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体系化世界。〔12〕这些不同的次体系引导和制约着人的消费，使得消费本身变成了一个被控制的事情。因此，在这个体系化的世界中，作为消费的主体实际上只是人的幻象，从根本上来说，主体受制于各种次体系的世界。

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物体系的观点，并完成了《物体系》为题的博士论文，刻画出一个物体系的世界。鲍德里亚从古典时代与现代社会家具摆放的差异出发，指出社会现代不仅是人的解放，更是物的解放，即将物从传统氛围中解放出来，变为纯粹的功能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与人的解放相一致的是物的解放，也可以倒过来说，与物的解放相一致的是人的解放。“只要物还只是在功能中被解放，相对的，人的解放也只停留在作为物的使用者的阶段。”〔13〕物的功能化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相互之间的差异与互补关系，这种差异与互补通过物的体系化表现出来，形成各种体系与次体系。这种体系不仅是功能结构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在消费社会中，物体系建构出人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物体自身的话语建构出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思考。

其次，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实质上是符号—物的消费。由于物体处于一种差异性的体系中，对每一个具体物的考察，都只有置其于与之相应的体系中才是可能的，每一物也都在这种差异性的结构中获得自己的地位与意义。比如，我们对某一品牌的汽车的消费，就需要将这一品牌的汽车与其他品牌的汽车并置起来加以思考；
在同一品牌内部，某一档次的汽车总是在与其他档次的汽车的比较中才能获得其存在的价值。物品的这一结构性特征，就像符号的存在方式一样。每一具体的符号只有在结构性的体系内，通过与其他符号相比较才获得其具体的含义。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巴特大力将结构语言学的成果运用于对大众文化的分析与研究中，从而将具体的物提升到符号—物的水平。这一思路影响到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与《消费社会》等著作中，鲍德里亚讨论了物体系的形成、物体系的话语体系、物体系的意识形态等思想，充分地展现了消费社会中的物作为符号—物的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在消费社会中，物体系具有一种文化意义，正是这种文化意义使得物的符号化特征日益突出。“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14〕消费的过程就是进入这种意义指涉关系的过程。这种意义体系首先表现为与社会身份相关的文化意义，比如在摆阔性消费中，消费不仅体现了主人的富有，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主人的地位与名望。比如在收藏中，物品是处于有用性之外的事物，与主体深深相联。而物体在体系中的相互区分，又使得这种文化意义成为具有内在差异但又互为链条的体系，使消费能够看到一种流动的身份与名望系统。这是传统社会固定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被打破之后，通过消费建立起来的流动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消费的过程就是在这种系统内不断改变自身的社会存在的过程，这才是现代消费最为根本的文化意义。

需要与人的生物学本能相关，就像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要生存，就需要吃穿住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样才能维系人的生命。欲望则不同，它并不直接指向需要的对象，而是指向另一个欲望。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自我意识的讨论是从欲望开始的。他将动物的欲望与人的欲望进行了区分。在黑格尔看来，在欲望的满足上，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第一，人可以延迟自己的欲望，不像动物有了需要就必须立刻满足。这正是动物无法抬起头面对天空的原因，动物只能永远盯着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意味着，当人能够延迟自己的欲望时，欲望可以是“空”，可以成为被填满的“空”。而如何被填充就可以被规划，可以成为被思想把握的对象。第二，自我意识只有在与另一个生命的相互承认中才能形成，因为当人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他不仅可以欲望外在的物，也可以欲望另一个自我的欲望，“自我意识只有通过另一个自我意识才能满足”〔15〕。正是基于对黑格尔的理解，科耶夫认为动物性的欲望与人的欲望，在对具体存在物的欲望上并没有超越生物需要的水平，“只有当欲望针对另一个欲望和一个别的欲望时，欲望才是人的——确切地说，‘人性化的’，‘人类发生的’欲望”〔16〕。这种欲望“以人的方式欲求一个物体的人的行动，不是为了占有物体，而是为了要另一个人承认……归根到底，是为了要另一个人承认他对另一个人的优势。只有这种承认的欲望，只有源于这种欲望的行动，才能创造、实现和揭示一个真正人性的和非生物的自我”〔17〕。这是没有具体直接内容的欲望，这是欲望着他人的欲望，这也是不能靠一次需要的满足就可以满足的欲望。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是无底的深渊。

结合精神分析学，拉康进一步区分“欲望”（desire）、“需要”（need）与“要求”（demand）这三个词。“需要”主要指生物学的本能，这是根据有机体的要求而产生的喜好，也是维持有机体生存而必须满足的喜好，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吃穿住行是生存所必须的需要。人类刚出生时，处于无助状态，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有赖于他人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对需要、欲望与要求进行区分。要求有着比需要更多的诉求，比如儿童在饥饿时，需要他人来帮助自己，但在这种需要中，可能还有爱的要求，比如希望妈妈爱抚一下自己，当饥饿的需要得到满足而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这种未满足的要求就是欲望。①埃文斯结合拉康的文本对拉康关于需要、要求与欲望的区分作了简明扼要的讨论。参见Dylan Evans，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6，p.37。可见，欲望产生于需要与要求的缝隙中，这是一种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状态。欲望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欲望不是一种生物性的需要，它不会被满足，而且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欲望是指向他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别人的欲望和劳动的中介，人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18〕。第二，由于欲望并不能得到满足，它就不断地处于自身的压力中，因此欲望是自我生产的。第三，欲望是一种欠缺，如果不是欠缺，那就变成了需要或要求。虽然在法语中，Désir具有肉欲的含义，但从黑格尔、科耶夫到拉康，我们大约能看到，这个词似乎与肉欲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多指的是一种内在的驱力，这种力具有自我生产的创造性特征，从而与生物需要区别开来。

在消费社会中，重要的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重要的是将人的欲望激发出来，使之处于永不满足的状态。首先，消费体现为物体系对人的吸引和统摄。根据上面的讨论，需要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满足，这种满足其实并不复杂，消费的对象也比较简单。在匮乏时代，人们更多的是为了需要的满足。但在消费社会中，随着物质的丰裕，特别是需要的对象由一个变成一种体系时，需要实际上就会在无限多的对象中失去对象，从而转变成无固定对象的欲望。在消费社会中，每一种消费对象都是以体系的方式出现，这使得今天的消费面对的是无限多的对象，就像是一条没有终点的延伸线，这使得消费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无终点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基本需要的满足并没有变化，但欲望却是无限延伸、无法满足的。由于具体消费对象的虚化和无限化，生物学意义上的消费变成了无限制的欲望，这种欲望才是消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它植根于需要，但又超越需要，成为主体无法控制的力量。鲍德里亚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在物质资料相对匮乏的时代，个体意义上的需要的满足实际上已被改变，需要已经变成了一种体系。它是生产体系的产物，在消费社会更是如此。个体需要不再体现为一个个体与一个对象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物体系对个体需要的关系，可以说，“单个的需要并不存在，存在的唯有一种消费体系。或确切地说，需求不是其他什么，而是在个人层面上生产力合理体系的先进形式。‘消费’在这里对生产进行了必要的逻辑性替代”〔19〕。

其次，物体系是一种有差异的体系，进入这个差异体系中的消费者，体现了在社会存在不同的社会地位。消费是一个主动的结构，是一种文化体系。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不平等被消除后，消费社会以物体系中的内在差异重构了一个不同的身份社会。还以刚才提到的家用汽车为例。不同的品牌本身体现了其意义差异，这种差异落到消费者身上，就体现了社会身份的差异，这在当下中国体现得比较明显。即使是在同一品牌内部，由于不同的价位所带来的差异，同样具有身份与文化意味。因此消费物的实物功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符号/价值。正是这种符号/价值将人们区分开来，消费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身份区分过程，“它所要完成的区分在于：要将一种社会阶层，即声望的消费多少既是他们基本特权的一种应用（文化的和政治的），同时他们也还是一类享有特权的消费者，与其他阶层的人们区分开来，后者包括那些献身于消费，并且非常成功地在这种消费中将自身作为一种符号与其他社会地位对应起来的人们”〔20〕。这种无实体内容但有形式内容的东西吸引并生产出人们的欲望，在这种欲望的满足中，重要的是他人的认可，以及在这种认可中实现的自我认同。勾起消费者的欲望，并让他的欲望生产出新的欲望，这正是消费社会的策略。

在消费社会中，欲望表现为结构性的体系。消费是一种结构性的活动，其真相并不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满足与享受，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它将自身即以符号为中介的系统生产出来，因此它既是一种交换结构，也是一种沟通体系和价值体系，“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要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21〕。这意味着消费社会中的欲望同样是一种结构性系统，是被符号意义所中介的系统。在欲望体系中，个体的需要和欲望都被消费系统规制和引导，消费过程看起来是一个主体化的过程，实际上却是被外在的物体系和内在的欲望体系引导的过程。主体被欲望替代，这大约是消费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22〕消费不仅指向外部的物体，欲望不仅指向他人的欲望，两者都指向消费者自身，身体成为这一指向的直接载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开始就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23〕因此，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时代，人的身体也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如果说在马克思所说的时代中，身体更多作为劳动力的载体生产出来，使之成为能够自由交换的商品，那么在消费社会，身体则是作为消费对象生产出来。

身体作为消费对象，这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解放过程。在西方的语境中，伊甸园里的人都是赤身裸体的，但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感到羞涩。自从吃了智慧果之后，亚当和夏娃看到了自己是一丝不挂的，羞耻感油然而生。对于这一解读，有学者认为，最初人处于上帝的恩典之下，虽然没有穿衣服，但上帝的恩典就是衣服，“肉体的赤裸完全是在场的，但是它无法被看见。因而恩典最高雅的姿态和最大限度的挑战，是展示没穿任何衣服、没饰以任何遮盖（除了恩典）的身体本身。最具恩典的身体是赤裸的身体，它自身的活动用看不见的衣服包裹着它，完全遮蔽了它的肉体，尽管肉体在目击者眼中完全是在场的”〔24〕。当这种恩典不再存在时，人才真正地处于赤裸状态，才想到要穿衣服，这是有罪感的开始，这种有罪感是中世纪以来宗教的基础，身体被罪恶感包裹，处于禁闭之中。身体的禁闭同时也意味着上帝的至高无上性。

近代以来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的解放，更是身体的解放。自中世纪开始，对人身体的欲望的伸张、对人的裸体的艺术性描绘，开始了身体解放的历程，即把身体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这种解放，才能将人作为普遍的商品生产出来。商品的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消费社会中，除了这两者之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商品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社会意义和身份区别，这是一种符号/价值。当身体作为消费对象生产出来时，它是作为物品/符号解放出来的。对身体的消费，实际上是以附于身体上的符号/价值来规定身体，使之成为最美的消费品。

这是一则来自一家美容机构的广告：“让你拥有天使的脸蛋，魔鬼的身材，迷人的笑容，不凡的气质！为您缔造美丽神话，点燃您的靓丽丰采！投入一分，美丽十分！一切从‘新’开始！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容颜新！”这个广告还没有展开，比如天使的脸蛋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身体比例才是魔鬼身材，这样就可以将脸、身体进一步细化到具体的数字比例，使之达到上述数字符号描述的结果，只有达到了这个结果，才是美丽的。消费者追求美丽的过程，是把身体当作有待开发的矿藏，使之在社会存在中更美丽、更幸福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忙于生计忘记了这一点，让自己面容憔悴，身体状态下降。与这种情况伴随的，往往也是在社会存在的意义感受上被忘却，人生也往往因之处于危机中。所以有人说：“我开始频繁出入美容院……，在度过了这段危机后，见到我的人们都发现我更幸福、更美了。”〔25〕正是在这样的消费语境中，鲍德里亚说：“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26〕身体在全面的折磨中，变成了必须根据美学标准来塑造的物品，比如某一美容产品宣传：在使用本产品三个月后，会给您带来良好身材——“腰围—臀围—腿围—平坦的腹部—再生的组织—结实的肌肉—光滑的皮肤—全新的形象”〔27〕。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与时装一样变成了时尚的一部分。

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成功的消费品时，身体也就容易成为自恋的对象。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使之成为自己的理想形象，今天在抖音上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自恋者。自恋是要通过镜子来完成的。对镜中自我的关注和迷恋，是自恋的建构条件。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不仅使自己的自恋随时可以完成，而且使之具有传染性。这种自恋式的关注与心理力量的投射，构成了消费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消费者认为自己是主体，消费过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实际上这是按照外在的身体状态来形塑自己，在这个反思的意义上，这种主体感受是一种幻觉。

从总体上来说，身体消费是一种让消费者主动接受的现代规划。在这种规划中，身体与物具有等同性。卢卡奇曾批判过现代社会的物化，这种物化体现在人的活动的碎片化和机械化上，同时带来了心理的物化。卢卡奇的讨论主要是根据泰勒制和机械化生产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展开的。从社会发展过程来说，正是这种机械化生产带来的产品的丰富，才造就了消费社会中身体的物化，即整个身体本身作为物品成为个体的消费对象。只有当身体作为物时，人们才能对之进行规划，并且是按照一种完美的存在物来规划。

当身体变成一种被规划的物时，它随之也就成为一种功用性的存在，成为把我们带到别人面前的工具，这种功用性的身体在模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模特就是衣服架子，好的模特就是能够适用于各种服饰的多用能用具。这种功用性与物的功能化一致。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人的解放过程而且是物的解放过程，它使物摆脱传统价值束缚，成为功能性的物。与这种物相应的就是人成为功能人，人的身体成为功能化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消费社会中一切都处于功能的位置。在传统社会中，身体受之父母，或者来自神的创造，有其本体论的价值，其功能不能消解其本体性的规定。只有当身体完全成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时，才能把身体当作物来规划，在这种规划中，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按照一种符号性的价值来定位，整全的身体可以分解为部分的身体，这是身体的碎片化。在每一部分的理想存在状态的基础上，又可以形成一个结合体，即虚拟的、整全的身体，当然这种身体并不是现实存在的身体，而是虚拟性的身体。这样的身体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实现，完美的机器人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划做出来的，成为我们身体的镜像。

总之，消费社会是将人的一切都作为可消费的对象生产出来，从而将人纳入现代生产与消费体系之中。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纳入主要还是身体的劳动能力以及心理，那么到了消费社会，人的欲望与肉体本身已经成为规划的对象。这种规划才是更深层的控制，但这种控制并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力完成的，而是通过让主体成为主体的幻觉实现的。可以说，欲望规划与身体规划同主体的幻觉相互补充，这既体现了消费社会的操控特点，也体现了消费社会对“主体”的再建构。相对于自由竞争时代那种自信的主体，这一新的“主体”实际上可以说是伪主体，但这种伪主体又体现了消费社会“主体”的存在特征，能够真实面对消费社会的主体何以真正建构自身，这构成了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难题，也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当代西方哲学面临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我们对现代社会及思想加以更为深入的探讨。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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