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书藏管理新探——以《镇江焦山书藏目录》为据

常翠音 杨立民

(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济南 250100)

镇江焦山以东汉焦光隐居而得名,以《瘗鹤铭》碑而闻名,又以阮元创建焦山书藏而饮誉江南。焦山书藏因其官建私捐僧管模式、制定图书管理条例、对外开放服务而得以长期发展,藏书颇具规模,在当时享有盛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对焦山书藏官建私捐僧管模式作一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1.1 焦山书藏

焦山书藏位于镇江焦山西南侧的海西庵内,是嘉庆十八年(1813)清代著名学者、三朝重臣阮元(1764-1849)继创办杭州灵隐书藏后在焦山创办的另一藏书之地。书藏楼有五楹,分上下两层,下层为杨忠愍公木主(杨继盛)祭祀之地,名仰止轩,上层为藏书之所。阮元亲撰《焦山书藏记》记此事,《记》后附《条例》九条,规定书藏藏书管理、编目规则、守藏僧选拔等事项,还捐赠自己藏书抄本《宋嘉定镇江府志》《元至顺镇江府志》等206种入藏。各方名贤纷纷响应,陆续捐藏达900多种。焦山书藏创立后,一直由寺僧严格管理、悉心保护,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没有遭到破坏。①1853年,太平军围困江宁地区,金山北固山皆遭焚毁。焦山寺院僧众四散逃命,只有住持了禅带领流长等四位弟子冒死不辞以身犯险,前往太平军首领处游说劝导,使焦山寺院建筑、焦山书藏等书籍文物免遭兵燹火患。至光绪十七年(1891)晚清学者梁鼎芬(1859-1919)对著名藏书家丁丙(1832-1899)说:“客岁游焦山,见书藏未毁,瑶函秘籍,如在桃花源,不遭秦火,山僧尚守成规,簿录管钥,虽历七八十年,流传弗替,可谓难矣。”[1]并号召同侪捐书,丁丙捐书451部2600卷1000册[2],至此焦山书藏藏书数量大增。1929年春,江苏省政府设江苏通志局于焦山,同时焦山书藏藏书归于通志局编纂委员会,另立焦山书藏委员会管理藏书,至此,焦山书藏转归地方。焦山书藏委员会编纂《焦山书藏书目》六卷补遗一卷,收书1831种2048部,于1934年石印出版。1937年抗战爆发,由于日军飞机轰炸,焦山书藏与海西庵悉成煨烬,名蓝胜迹,书藏藏书,不可复睹,令人心痛不已。

1.2 《镇江焦山书藏目录》

稿本《镇江焦山书藏目录》,分上下栏,一册,现藏山东大学图书馆。此稿为守藏僧释清恒、释如初、释妙诠等撰,记录了嘉庆十八年(1813)至光绪十二年(1886)所收图籍档案。全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焦山书藏藏书目录,按《瘗鹤铭》碑残字“相此胎禽华表”分为六橱,将接收到的私人捐赠图书按橱号和序号分别著录,其中“相”字著录104种113部,“此”字177种206部,“胎”字148种163部,“禽”字120种128部,“华”字226种232部,“表”字186种190部,共计961种1032部。第二部分为书藏所藏档案,档案有的系内容全抄,有的系目录,全抄如阮亨撰《海西庵记》、书藏楼收掌衲撰《焦山海西庵书藏楼募捐修葺启》、阮元撰《题杨忠愍公祀田记》等,目录如田契、匾额、账簿、租簿等,此部分档案非常珍贵,多为世人未见之簿录文章,为清代寺院经济往来、内部运营、书藏建设等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具体史料。

此目录体现了阮元的书藏管理思想,再现了焦山书藏官建私捐僧管模式,为研究焦山书藏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提供了新的佐证,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研究价值。此书于2021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入《山东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十八册。

2.1 官方出资建立焦山书藏并供应日常用度

阮元及地方官府对书藏楼及所在海西庵给以经济上的大力扶持,以保障书藏能够“书赖名山藏”。书藏楼筹建时,阮元任漕运总督,始建书藏楼的费用由漕运总督府出资。“(嘉庆)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开工,丁二太爷改建楼五间,计用银九百九十八两七钱四分。添造两边厢楼四间,所有一切旧料等听匠应用,外贴用曹元壹佰十六两四钱六分五厘”[3]。另外盐运司按月给与钱款作为书藏香灯银。《条例》中有“守藏僧二人。照灵隐寺书藏例,由盐运司月给香灯银十两”的规定,在《镇江焦山书藏目录》后面的档案记载中得到证实,其中有“(嘉庆)十九年漕台阮大人移文至盐院大人处:给焦山书藏,每月给守藏香灯银十两,忠愍公祭品银四十两正,共给谕单一件”[4]的记录。

2.2 官方介入讨回田产租息 资助藏书楼正常运转

《镇江焦山书藏目录》档案部分收录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阮元撰《归杨忠愍公祀田记》[5](现存阮元各种作品集未见收录此文)一文,记述为焦山书藏讨回杨忠愍公祠祀田与租息的过程。嘉庆十四年(1809)年,三位地方官员捐廉置产六十亩,为杨忠愍公祀田,“交借庵长老守以奉祠”[6]。道光十六年(1836)借庵示寂后,守藏僧妙诠已不知田契所在,祀田与租息亦无着落,以致“祠之失修,祀之不举”。二十一年(1841)五月十七日,阮亨等游海西庵,谒仰止轩,“读壁间碑,知忠愍自有祀田,祀田自有租息也,当在定慧丈室,详询之。越十数日,住持僧捡出田契交颜司马,寄扬州,并许给以米薪,补借庵寂后未给之租”。阮元将田契当面交付妙诠,并叮嘱“须展读契载‘所采麦秋两季租息,永为仰止轩杨忠愍公春秋两祀及修葺之费’数语,不可视为具文,望之癝之。”此事还可在《镇江焦山书藏目录》收录的档案文书中得到印证:“仰止轩田契壹件,共田陆拾亩零八分二厘四毫。道光廿一年七月归轩”[7]。可见,为使书藏能够正常运转、传之久远,阮元及当地官府给予了有力支持。

2.3 官方督导守藏僧选拔

阮元所定《条例》规定“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知文字之僧充补之”,同时在官府层面上,官方对守藏僧选拔进行督导。道光十六年(1836)清恒去世,官方对焦山书藏守藏僧进行了严格督选。在官方提出督选守藏僧要求后,有丁淮给官方的禀复,另有官方分别给继任守藏僧和寺院的批复文书。《镇江焦山书藏目录》收录有此次遴选文书:“奉钧谕,焦山书藏楼守僧借庵业已病故,现系何僧接管,未据禀报。仰商人丁淮督同焦山方丈僧秉公选举明静谨细能知文字之僧,禀请核饬充补等因。奉此。遵即督同焦山方丈僧逐一慎选。据方丈僧咸称,前僧借庵在时,有徒妙诠旧住书藏,随同收掌学习,历有年所,毫无贻误。商查得该僧委系明静谨细,人亦老诚,堪以接管守藏书楼之事,不致贻误。缘奉饬查,理合遵同督选,据实禀覆。仰祈宪台大人鉴核谕饬充补,深为公便。上禀。”[8]此文末抄有道光十七年五月三日官方批语:“据禀已悉,候给谕接充”。是年五月二十日官方给妙诠的“给发谕单”(任命书):“仰该僧妙诠知悉,谕到即便接管书藏事务,敬谨遵守,不时展晾,毋稍贻误,切切。”[9]是年七月初三日回复此事的正式批文:“惟因内贮各种儒书,老僧借庵已殁,恐接管不得其人,是以谕饬选举。既查知该僧系借庵法泒,业已给谕接管在案。该僧亦能觕识文字,收藏书籍,具有条理,殊属可嘉。……务当谨守藏书,千秋不失。”[10]对于不能胜任的僧人,更是毫不留情地处理:“借公曾主弁山,(焦山书藏)交觉灯代管数年。觉灯不守清规,为王观察赓言所斥逐,复请借公住持。”[11]以上所引,表明官方对守藏僧的选拔十分严格。

焦山书藏藏书大多来源于私人捐赠。焦山书藏鼓励士绅捐献,凡有捐书者都给出“收到字票”,每本书“钤印书面暨书首页”,使人与书并存,书与山共永。阮元率先从自己的文选楼藏书中选出206种图书捐入书藏,并撰《焦山书藏记》,号召乡贤捐书:“此藏立则,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写所藏之书藏此藏者皆裒之。且即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镇江二志,为相字第一二号,以志缘起。”王豫、钱泳、丁淮、陈文述、冯登府等名贤纷纷捐藏,渐成风尚。同治以后,《镇江焦山书藏目录》条目下补充著录捐赠者信息,如“相”字第七十三至七十五号有“则《古昔斋算学》六本、《几何原本》八本、《重学附曲线说》五本,同治戊辰年八月曾中堂送”。有一门三代的著述,如“相”字第七十五号有“《二知轩诗集》十本,同治八年方都转送”、“表”字第八十五号“《十万琳琅阁诗存》四本,方伯融送”、第八十六号“《啖蔗轩年谱》四本,方都转送”。方都转即方浚颐(1815-1889),字子箴,号梦园,安徽定远人,道光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方士淦之子,方伯融之父,方家所捐书籍三世同堂。也有多次送书者,如船政大臣裴荫森有十二次送书记录。另有丹徒柳兴恩、李继眉、周伯义、陈锡霈,江西省永修人吴竹庄(吴坤修)等人捐书记录,可见捐书人多为地方士绅官员,也不乏贤卿硕儒,如曾国藩、麟庆等。

所捐书籍多为捐赠者自行撰著、编辑、刻印,如阮元纂辑的皇皇巨著《皇清经解》《经籍籑诂》等、王豫张学仁合辑《京江耆旧集》《京口七子诗钞》、陈文述撰《颐道堂诗集》、黄承吉撰《梦陔堂诗集》、冯登府撰《拜竹诗龛诗存》等。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也将其母恽珠的诗集珍藏于书藏:“谨奉吾母《红香馆诗草》,并选辑《兰闺实录》《国朝闺秀正始集》及所刊《李二曲集》《观楞伽记》等书,尊藏楼中”[12]。

从《镇江焦山书藏目录》著录图书内容来看,虽然全目未按经史子集部类排列,但经史子集四部俱有,其中还不乏有闺阁之书,如《女萝亭诗稿》《传经阁遗稿》《清娱阁吟稿》《起云阁遗稿》等,同时也收录有一些西学书籍,李善兰《则古昔斋算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傅兰雅《重学附曲线说》、日本物茂卿《海外新书》等。

私人不仅捐赠图书,还经常捐资捐物,阮元《条例》第五条规定:“其送书来者或给以钱,则积之以为修书增橱之用,不给勿索。”比如,焦山书藏较为重要的藏书橱,就是来自丁淮的捐赠,对此,《镇江焦山书藏目录》档案部分有记载:“书藏柜拾张,俱樟木,此系丁府①丁府,指丁淮。丁淮,字柏川,号研山。乐善好施,义声远播。嘉庆十九年,大吏上其事,恩赏乐善好施额,并奉敕建坊。先后议叙知府晋道衔。卒年八十一。设立焦山书藏时,阮元指派丁淮筹办书藏楼建设等各项事务。功德,用银壹佰叁拾两。”[13]

4.1 守藏僧精心管理藏书 编制藏书目录

为加强书藏藏书管理,阮元从建藏之初就制定了《条例》九条,从图书签收、钤印、排架、题签到守藏僧选拔、书橱命名,都规定的极为详细周到,对于书藏藏书的成功保藏递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镇江焦山书藏目录》所记图书及档案文书来看,阮元制定的九条书藏管理规则,在焦山书藏都基本得到践行,并一直坚持下来。如所收《焦山海西庵书藏楼募捐修葺启》[14](其他文献未见收录)就说到了书藏藏书的管理效果:“甲乙题籖,古彝雷纹之篆;东西编架,残碑瘗鹤之铭。筦籥谨于曹仓,卷帙富于杜库。”守藏僧的藏书管理主要有钤印、题签、排架、编目及阅览等。

从《镇江焦山书藏目录》书目部分可以看出图书排架是严格按照条例来进行的,不分经史子集部类,按《瘗鹤铭》“相此胎禽华表”六字命名橱号,每橱内又按序号排列图书,有时尽管同一种图书,由于捐献时间不同,排架位置也不同,如胎字八十八号、九十三号位置均是《消夏集》,应是不同时间的捐赠。

焦山书藏守藏僧为便于藏书管理,对藏书进行编目,《镇江焦山书藏目录》就是守藏僧管理焦山书藏时所编的藏书及档案目录。目录依从排架顺序,以“相此胎禽华表”命名书橱,每橱由第一号至若干号不等,每种书占一个条目,著录书名、部数、本数(少数未著录本数),如“第一(橱)相字(第)一号”著录“宋嘉定《镇江府志》,五本”,“相字七十二号”著录“《辅治要略》,二部二本”,“第二(橱)此字第拾一号”著录“《八大家全集》,三十本,少一本”等。从书藏建成到光绪十二年(1886),七十三年间共著录图书961种1032部。

4.2 勤于晒书功似长恩

由于焦山“临长江之滚滚,接大海之茫茫”,四面环水,图书易潮湿虫蠹,晒书成为保护图书的重要环节。前文有述,官方任命妙诠接管书藏事务时,叮嘱对藏书“不时展晾,毋稍贻误”。清代几谷和尚所绘焦山书藏《曝书图》(现存镇江博物馆)再现了当时曝书情景。《曝书图》右端行书题“道光己亥仲夏写,为妙诠和尚雅鉴”,接钤“明俭”白文印,当是道光十九年(1839)仲夏释明俭(字智勤,号几谷)描摹守藏僧妙诠等晒书的场景。图后首跋为阮元所作:“元立书藏于焦山,数十年来积书不少。借庵志友寂后,其弟子妙诠接管楼钥,谨其簿领,且时率其徒止轩等,稽其卷数,勤加曝晾,功似长恩。今几谷和尚为绘此图,当世守也。己亥中秋日节性斋老人阮元识于文选楼下”。道光二十年(1840)钱泳、吴荣光、许之翰等都有题跋赞颂妙诠对于书藏的贡献。韩崇曾作诗咏叹,他在《为妙诠和尚题焦山曝书图诗序》中说:“仪征阮相国,立书藏于焦山,妙诠收掌晒晾,三十余年,不懈益勤,属几谷和尚绘《曝书图》,同人题咏焉”,诗云:“焦仙高隐处,云海荡心目。中有积书岩,瑶函谨编录。山僧善收掌,不使尘手触。春秋佳日多,时向晴曦曝。浩浩海风来,芸香吹满屋。左右青琅玕,翠阴覆玉轴。绘图索题句,展阅散古馥。何日寄禅关,十年快披读!”[15]可见晒书是焦山书藏保护书籍的重要措施,且长期坚持,声名远播。

4.3 精心维护修葺书楼

书藏创建后,几代守藏僧谨守条例,精心管理图籍,维护藏书楼。《镇江焦山书藏目录》所收《焦山海西庵书藏楼募捐修葺启》,记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守藏僧为书藏楼维修募捐情况。道光二十年(1840)由于暴雨等自然灾害,书藏楼部分损毁,守藏僧修修补补,勉强维持。六年后“临寺兴修,荒庵失倚”,图书“难蔽雨风,恐滋糜烂”,“惟有仰求大人先生慨予扶持”,落款处为“书藏楼收掌衲△△和南”。书藏为官府士绅捐建,僧人管理,虽有部分资助和田产租息,但世事变化,资助不能保持不断,田产也发生诉讼,寺院经常“斋厨屡空,润州诸绅士舍米施柴,赖以不匮。”即便生计困顿,几任守藏僧依然恪尽职守,尽力维系保管经籍与文物,修葺书楼,维护焦山书藏正常运转。

焦山书藏允许士人登楼读书,这一举措对于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一些稀见图籍因开放而被更多人看到,因此得以接续流传。

焦山书藏收藏大量图籍,虽然规定“书既入藏,不许复出”,但也有“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的开放利用举措,允许士人登楼读书,这一做法使许多读书人受益,影响巨大。书藏的创建本就是鉴于“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16]的状况,为推广教思无穷、满足好学之士博览群书的初衷,灵隐如是,焦山亦然。

嘉庆二十三年(1818)诗人黄金曾在焦山书藏读书[17];道光年间陈宗起在重修镇江府志时,“更参以焦山书藏所收宋嘉定旧志元至正旧志二书,庶几修改,或有可观,而不至有鲁莽之失也”[18]。潘衍桐将焦山书藏所见范锴《吴兴藏书录》《苕溪渔隐诗稿》等著作印本情况,辑入《缉雅堂诗话》[19];陈任旸撰写《京口三山志》时到焦山书藏搜集资料,发现书藏收藏的诗僧诗作丰富,而“志有体例,不能全采”诗僧诗稿,又另行纂辑了《焦山六上人诗》[20];杨葆光受邀为焦山住持芥航所辑《性海禅师遗集》作序,且与芥航有“修志之约,将为山中尊宿表扬懿行”[21],将焦山书藏作为其文献来源;梁鼎芬、缪荃孙、马一浮、谢无量等多次到焦山书藏读书,或在此著述;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将志局设在焦山松寥阁,也是为了“征文献掌故于本山之书藏藏书”,方便利用焦山书藏图书;为整理书藏藏书并编目,1929年又另设焦山书藏委员会,柳诒徵、庄思缄、金、项燕北、张东山等缙绅名流,根据书藏藏书,以经史子集志丛六类编纂了《焦山书藏书目》六卷补遗一卷。

虽然焦山书藏对“摹刻墨迹抄写志书”做了严格的地点限制,但在图籍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无论名公巨卿还是寒儒士子,都允许入藏阅览。这样,焦山书藏不仅继承了古代藏书楼对于古籍的搜集保藏功能,更能够对外开放,将书藏发展成为具有公共性质的藏书楼,出现了近代图书馆的萌芽。

开放举措的实施,使书藏保存的鲜见著录图书得以赓续。阮元将稀见宋嘉定《镇江志》、元至顺《镇江志》抄录两套,其中一套“贮之焦山书藏”,道光二十一年(1841)又鼓励镇江盐商包景维刊刻流传。光绪末年陈庆年在焦山见到这两部抄本后,十分珍视,反复雠勘,稽撰异同,二志更为精善,并重为雕播,使这两部几近失传的志书传承下来。又如,民国癸亥年①《传经阁遗稿》内封有“癸亥季冬重镌”字样,据书后周素贞从曾孙鲍心增(晚号蜕农)、鲍庆熙二人跋可知,此书开雕时鲍心增已去世,鲍心增卒于民国九年(1920),所以此处“癸亥”为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而非同治二年(1863)。(1923)鲍庆熙等重镌曾祖母周素贞《传经阁遗稿》时,“《传经阁遗稿》已久无藏本。先蜕农兄偶于焦山书藏获见原刻,喜不自胜,亟借录珍藏。”[22]焦山书藏所藏为周素贞子女鲍文逵、鲍淑于嘉庆十八年(1813)刻印本,正是借助存于焦山书藏的藏本,《传经阁遗稿》才得以“赓续付梓,广以流传”。

焦山书藏创立后声名大噪,对后世的藏书管理制度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文述将灵隐书藏、焦山书藏与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并举:“两书藏与海内七阁并峙,儒林文苑仰若日星”。此后,江南安亭书藏、安徽江中书院尊经阁、广东菊坡精舍书藏、丰湖书藏纷纷仿此建立[23]。官私共建书藏、捐赠募集图书、制定管理制度、严格人员督选、对外开放服务、官私藏书转向公共藏书等藏书理念及管理实践,成为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化转变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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