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机遇、困境与出路

杨立新,熊远祥

(1.西南林业大学 文法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2.楚雄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自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正式提出，至2015年3月28日，为进一步阐述“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规范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这一文件的第六部分“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提出，“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1]至此，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得以明确。

文化“走出去”是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提出，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潮一样，皆是历史发展的重大进程与思想文化回应历史生命本身的问题的产物。”[2]将云南民族文化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是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更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摸索、逐渐完善的课题。当前，学术界“题名或关键词”同时含有“一带一路”和“云南民族文化”的相关文章不足10篇，且研究主要集中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中的某一具体领域“走出去”问题。可见，从较为宏观的理论角度去研究这一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从更多层面去探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机遇，找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面临的现实困难，分析这些困难和问题，为破解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困境提供更多的选择。

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历史性课题。这一历史性课题在当前新形势下，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困难。

(一)“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的关键则在于文化的交流互通。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进行交流可以促进与南亚、东南亚地区之间良好的文化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民心相通”的基础。

良好的文化交流可以构建良好的地缘文化和地缘情感。有着良好地缘文化和地缘情感基础的双边关系，才能够使后续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互动更为顺畅。地缘文化是以某一地区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由该地区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内文化[3]。而“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都受到地缘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永恒不变的制约因素就是他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缘文化。”[4]可见，地缘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都与云南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彼此文化相似，交流频繁。例如，缅甸民间就流传着很多中缅友好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缅甸龙公主与太阳神的故事。龙公主与太阳神相爱的结晶三个龙蛋。第一个龙蛋破裂后，生出了一块晶莹的宝石，于是成了缅甸的特产；
第二个孵化为一个女孩，由众神护送至中国，后来成了中国的皇后；
第三个孵化为一个男孩，后来就成了缅甸的国王骠苴低。根据这一传说，缅甸人称中国皇帝为“乌底巴”，意为“同为蛋生”或“一母所生”，称中国人为“胞波”(意为“一母所生的同胞”)，或“瑞苗”(意为“亲戚”)[5]。中国和缅甸，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曾有过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是，良好的地缘文化和地缘情感不仅可以消融这些矛盾和冲突，而且可以促进政治、经济良好关系的发展。正如陈毅1957年底访问缅甸时所说两国友谊“不老如青山，不断如流水”。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云南凭借地缘优势，可以积极有效地通过文化交流来消融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彼此间存在的藩篱。

也正是考虑到良好的文化交流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作用，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特意强调了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做到“文化包容”和“民心相通”[1]。这必须要通过良好的双边文化交流来实现。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这一“被需要”的客观事实将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国家政策层面的机遇。

(二)“一带一路”建设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打开了大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新时期国际文化交流合作至关重要，对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关系重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云南紧紧围绕这一大政方针，落实相关区域性政策，实行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合作交流。云南以南亚、东南亚为重点，发挥自身区域优势，与东盟等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广泛开展各领域的合作。这些合作的基础是商贸交流，在此基础之上，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一步步发展。实际上，“一带一路”不仅是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交流和友谊构建之路，这才是对几千年前“古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云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省份之一，可以依托桥头堡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的门户作用，与周边国家进行近距离文化沟通，提升文化交流的质量；
可以借助孟中印缅经济合作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推动文化交流；
还可以通过南博会、昆交会、边交会等构建对外开放交流平台，提升文化交流水平。

(三)“一带一路”建设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加速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就像跑上了一条“文化信息高速公路”，“走出去”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条“文化信息高速公路”主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来构建。

通过“政策沟通”构建协商对话的合作伙伴关系，相关各国间良好文化交流得以更加顺畅地进行。例如，中国与东盟在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中国—东盟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6]。在推进“政策沟通”，构建中国—东盟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云南与东盟各成员国的文化交流合作活动也变得更加紧密，在彼此间的文化企业合作交流、文化产业相互促进、教育交流合作等文化交流方面都取得了一个深层次的进展。“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彼此间的“政策沟通”，建立协商对话的合作伙伴关系，使相关各国求同存异，摒弃彼此间历史的或现存的各种问题和对立，为云南民族文化的“走出去”提供了助推的动力。

“贸易畅通”为民族文化交流提供相应的载体。文化交流的顺畅与否，和文化交流载体多元性和有效性关系密切。“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贸易畅通”，各国间建立“开放互惠”“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模式，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高速、多元的文化交流载体。目前，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借助“贸易畅通”，在资金、技术、创新、税收等方面得到更多宏观政策的支持，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助推的动力。

通过“民心相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同的文明通过互融互通，可以解除误解和冲突。不同文明之间没有哪种文明是全方位优于其他文明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成果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民心沟通”，促进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可以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民心基础，从而助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

“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高层大政方针的制定、“文化信息高速公路”的构建，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面临着的现实困难，可以从多层面进行分析。其中，既有民族文化心理沟通方面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问题，也有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层面的问题，还有民族文化消费市场领域的问题。只有客观冷静地去分析这些困难和问题，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推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

(一)跨文化沟通心理学困境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要走出去，必然会涉及到跨文化沟通的问题。文化的不同造成了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而文化对人的影响又是一种“散漫性”的“刚性”影响。一旦一个群体普遍接受了一种文化，那么，其他文化要想再施加影响就会遭到这种本土文化看似“散漫性”的、但却又是十分“刚性”的阻碍。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跨文化的沟通可能会遇到很多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阻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的“斯波尔广场演讲”事件与发生在中国“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议，就是体现两种不同文化心理的典型案例。“斯波尔广场演讲”强调的核心观点是“Bodies Upon the Gears”(个人凌驾于国家齿轮之上)；
而“学雷锋”则要求个体甘当社会的“螺丝钉”[7]。一种文化崇尚极端个人主义，一种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两种不同的或者截然相反的文化，在各自的国家都受到了认同，也都彼此对对方的文化缺乏认同。这就是文化交流中跨文化沟通的心理学困境，这种心理学困境将直接影响跨文化交流的效果。

另外，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8]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都与意识形态的解体关系密切。在当前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云南要推进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在共建“一带一路”这一大背景下“走出去”，必然涉及到文化软实力的竞争问题。这样，纯粹的文化交流也可能会被打上意识形态斗争的烙印，一旦文化交流被打上了这种印记，正常的文化交流就可能被误读。例如，近年来，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对孔子学院的无端攻击就是证明。2020年起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就多次在公开场合叫嚣要关停全美的孔子课堂和孔子学院，把本着自愿原则设立的合法的文化交流机构，无端抹黑、恶意丑化成意识形态的入侵行为，这就是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纯粹的文化交流被打上意识形态斗争烙印的典型事例。可见，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其中的风险。

当前，“价值观外交”甚嚣尘上，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的叫嚣，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与其他国家正常的文化交往。目前，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重点区域在南亚、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相关论调。例如，2022年上半年，就有美军多名相关高级将领，在印尼等地卖力炒作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由于在领土等一些核心问题方面的分歧，“中国威胁论”在印度、越南等地也很有市场。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驳斥和消除其不良影响，消除这些文化交流背后的政治阻力，实现国家《“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更加深入，中国形象更加可信、可爱、可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更加坚实。”[9]。

(二)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

云南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也是将“民族文化强省”作为重点战略发展的省份之一。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云南省在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也使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困难重重。

1.云南民族文化产业链发展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长度不够。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云南民族文化产业链发展过程中，我们以旅游产业为载体，打造出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链。但是，总体而言，目前的这条文化产业链因缺乏对市场长远周密的规划。发展不成规模，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文化产业体系，产业链发展的长度和宽度明显不够，文化产业“小、弱、散”，没进入良性循环轨道。比如，观光旅游是文化产业链中的重头戏，但如果下游的旅游周边产品带动消费能力不足，就会出现“黑导游强制购物”等负面事件，这些事件反过来又会影响旅游产业的整体形象，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此外，因民族文化产业链发展长度不够，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抗风险能力低、缺乏支撑这一短板就会显露出来。例如，2022年4月，杨丽萍宣布解散了公映至今共19余年的《云南映象》。作为云南最具知名度的文化名片之一，《云南映象》曾经获得过巨大成功，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因文化产业链发展长度不够，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抗风险能力低，最终只有宣布解散。如果在其运作的过程中能够构建出一个完善的文化产业链体系，如把《云南映象》的创意理念渗透到其他相关产业环节中，并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就可促进相关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形成集群效应，进入良性循环轨道，那么《云南映象》或许就可以通过其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来获得支撑，从而续写曾经的辉煌。所以，如果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发展能够形成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产业链长度得以有效延伸，将对我省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并将有助于云南民族文化的“走出去”。

2.云南民族文化产业体系发展不完善。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各民族文化聚集区对自身文化价值吸引力、文化知识生产力、文化产业竞争力和文化体制引导力认识不足，对自身民族文化内涵挖掘不深，整合不够，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民族文化产业体系，碎片化、不集中成了当前民族文化观光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短板，也成了民族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薄弱环节。例如: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比较分散，省内各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政能力参差不齐，造成部分边远地区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滞后；
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产品丰富，但对民族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旅游产品的开发缺乏科学规划，民间性较强，不成规模；
旅游目的地受制于经济、环境、服务、交通、行业周期等因素的制约，良好的客源市场与不够完善的接待能力不匹配，无法满足多层次旅游群体的需求，严重影响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

3.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缺乏创新创意文化品牌。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在民族特色文化产品的制作工艺方面，有着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已具备了一定的水平和规模，但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还欠缺创意创新“引领人”，特色与创新融合的民族文化品牌开发和传播力度不够，而民族文化产品的创新是其“灵魂”，创新才是民族文化产品的根本价值所在，创意好的产品才具备市场竞争力。另外，即使开发出特色与创新融合的好产品，由于缺乏有效的有创意的包装和宣传，也不能形成品牌效应，或者即使短期内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长期来看也很难维系。例如，云南沧源佤族“司岗里”艺术团，曾经凭借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表现，走出了佤山，走进了新加坡、日本、法国、德国等地，但由于后期缺乏文化产品的创新和具有创意的包装和宣传，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走向了解散。

(三)青年亚文化对云南民族文化消费市场的制约影响

近年来，对于亚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外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在亚文化的几大分类中，年龄的亚文化及其分支青年亚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类型，其出现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时代变迁的加速，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仅是一个时代变化的缩影，也构成一个时代文化审美变迁的重要因素。青年亚文化的出现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随着各国青年亚文化的形成与传播，青年亚文化的存在也使年轻人的文化审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随着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大量开发与发展，民族文化聚集地与外界接触日益密切，外来人口不断增多，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影响着最易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使得现代歌曲代替了民族音乐，现代服饰代替了民族服饰，现代砖房代替了传统民居。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年轻人对流行文化认同度高，对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度则明显不够。根据中国央行《2019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的相关数据分析：当前，39岁以下的年轻人特别是90后群体已经成为各消费领域的主力军[10]。据此可看出，年轻人的文化审美变化，将直接影响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及民族文化的传播。

因此，青年亚文化的客观存在与传统民族文化消费市场关系紧密，直接影响着民族文化消费市场的活跃度，影响着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进程。所以，奥运水立方视角顾问解建军在点评“丝路云裳·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时说：“传统文化的保护要现代化、年轻化，年轻人愿意用传统文化现代设计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时尚。传统文化现代化，需要有新的元素融入，如果一成不变，就有可能逐渐消失。”[11]

从文化角度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今日，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愈显突出。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它(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2]云南民族文化就是这种“多元统一体”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长河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并在交流和融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塑造自己的形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如何进一步挖掘云南民族文化内涵，打造云南民族文化品牌，让世界更好地领略云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助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课题。

(一)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文化交流，通过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来化解跨文化沟通心理学困境，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了中国一句古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韩非子·说林上》)。而民心相通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沟通、理解和认同，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可以增强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度，让世界通过文化的交流、互鉴了解中国，增强互信，转变误解，破解“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论调，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播。

从宏观来看，“一带一路”既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通过“一带一路”这一重要平台，我们可以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健全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如参与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欢乐春节”“丝绸之路文化之旅”“丝绸之路文化使者”等活动。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加入这些平台，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之路必将更加畅通。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还可以依托《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积极推广云南民族文化品牌，鼓励投资民族文化产业，开拓完善国际合作渠道。此外，还要继续加强“文化中国七彩云南”“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等对外交流文化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强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的文化交流活动。

从局部来看，云南省各个独具民族特色的地区、县市，也可利用好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根据自己的区位特点及民族文化特色，发挥好本地区民族文化“走出去”的优势，助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比如，沧源县最具民族特色的资源优势是佤文化，佤族能歌善舞，沧源县又属于跨境民族。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沧源县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优势，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并发挥沧源县与缅甸地缘、文缘相邻、相融的优势，以民族文化为支撑，定期举行中国沧源、缅甸勐冒两地佤族民间文化交流联谊晚会，开展两国间多种形式的民族文化交流，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展示自身魅力。

我们必须正视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跨文化沟通及“中国威胁论”“价值观外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展示云南民族文化强大魅力，唤醒云南民族文化自信心。借助云南特殊的地域区位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增强文化传播能力，寻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认同，助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另外，还要着力拓展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宣传格局，在宣传过程中，打造最具鲜明民族特色、最具民族文化内涵的民族文化品牌。

从微观方面来看，要推进云南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力度，需与时俱进增强云南民族文化的科技赋能，促进民族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媒介，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也必须依托符合时代特色的先进“媒介”才能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并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正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因此，充分利用好互联网是各行各业高效运转的重要推手和必然选择。其实，在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媒介传播方面，云南省已经做出了很多积极有效的尝试。2018年5月18日，云南首个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文化云南云”正式上线运营。这一举措，使云南公共文化“一站式”服务变成现实。在云南民族文化利用“一带一路”机遇“走出去”的进程中，我们也可以上线类似于“文化云南云”这种新传播媒介，打造国际版的“文化云南云”。通过合理路径，全面汇聚云南省、云南周边国家、南亚东南亚国家，甚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文化信息，上线升级版的“文化××云”，实现与周边南亚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的民族文化数据交互，形成民族文化信息互通、互联、共享、查询，提升民族文化的传播力度，“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二)通过与时俱进推进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破解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

1.要与时俱进将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战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此为动力推进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依托“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一战略平台，可以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载体和渠道，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团体、中介机构、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的局面。把单向传播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双向互动的合作格局，在保护民族文化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南亚、东南亚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产业层面的深度交流。充分挖掘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并将其转化和开发为支柱产业、文化品牌。通过加强民族文化与科技的融合，造就大批有创造力的文化产业专门人才，以资本“走出去”带动优质民族文化产业和民族文化产品传播出去，通过大项目带来大聚集、大活动，形成大品牌、大企业，创造大效益。

2.云南民族文化要“走出去”，就要尽可能发挥好民族文化产业的作用，让承载着民族文化创意的产业先行一步，打开传播通道。《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着力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把旅游文化产业界定为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之一。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能助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云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一是要创新理念与机制。这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主导和中观协调作用，对全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进行统筹规划。在全省区域内进行相关的顶层设计和创新管理，为云南量身定制特色鲜明、系统完善的全域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体系，并充分调动有关社会力量，加强对民族文化产品创意创新的引导，形成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力量共同关注，民间、企业资本积极参与的局面。充分发掘民族文化内涵，整合优势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民族文化精品并形成产业体系，助推云南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二是创新民族文化品牌。做强民族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云南民族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还应当走向世界，打造世界级民族文化旅游品牌，以创新的思路和创新的理念，通过精品项目的实施来加快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沧源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很值得借鉴。沧源县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过程中，积极发挥佤文化资源优势，以“司岗里”传说为主线全方位打造系列佤文化节庆品牌，2004年推出了“中国佤族司岗里狂欢节”系列活动，2005年推出狂欢节系列活动中的主题活动“摸你黑”[13]。经过精心打造和旅游市场推介，佤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走向了世界。

另外，还需创新文化产业服务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要做强民族文化产业，需加强政府的宏观主导和中观协调作用，合理开发、充分挖掘、科学规划，强化民族文化旅游服务产品的配套性、组合性和整体性特点，下大力气去解决文化产业服务的创新问题，让民族文化在一种愉悦、自然的体验中得以传播。除此之外，还要以政府为主导，投入专项资金，建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民族文化实景演出场所、民间工艺品产业园等文化传承基地，并在建设的基地中聘任当地文化传承人进行全方位教学，通过教学，打造高素质的民族文化创新人才和民族文化从业人员队伍，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底蕴，保证民族文化持续发展。

要发展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助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需与时俱进对众多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创新、重组，打造具世界意义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并通过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缘优势，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争取发展民族文化优势品牌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加强与相邻区域进行民族文化交流，实现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共赢。当然，要推进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还要加大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力度，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坚持保护传承和创新并举。

(三)充分发挥跨境民族的作用，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年轻化以破解青年亚文化困境

文化距离一般是指两地之间文化差异的程度，文化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着文化交流的实效性。而跨境民族由于在语言、生活习惯、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异度较低，因而文化距离一般较近，这一特性就使得跨境民族对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显得更加明显。新地缘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在开放的经济行为体中，边境区的经济地位和功能逐步提升，跨境次区域合作得以实现[14]。由此推断，传统处于被忽视地位的边境地区，在和平的前提下，边境区位开始具有了比较优势，边境区就可能成为次区域合作的中心。要逐步解决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困难问题，就需要充分发挥跨境民族的沟通作用，增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实效性。

《云南省文化厅“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实施方案》曾提出，要围绕构建和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对外文化交流体系，加快形成“一核、两群、四线、五廊、七区、十片、多点”的文化发展格局。其中的“五廊”之一就是建设跨境民族文化交流长廊[15]。通过这一走廊的构建，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破解相关难题，推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走深走实。当前，国家和云南省的相关部门积极组织相关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活动，通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中国·老挝大型春节联欢晚会”“中缅胞波狂欢节”“中越老三国丢包节”等活动，加强了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心灵沟通，这些都为云南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走出去”打下了良好的情感基础。

当然，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还要考虑民族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即青年亚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民族传统文化如果一成不变，就有可能逐渐消失，民族传统文化要发展就应现代化、年轻化。这一点，沧源佤族自治县也做过值得借鉴的尝试。自2016年以来，为挖掘、弘扬沧源佤族音乐的魅力，进一步提升“世界佤乡·秘境沧源”品牌效应，扩大佤族文化的感染力和凝聚力，助推佤文化品牌“走出去”，沧源县推出以“放飞音乐梦想 唱响沧源声音”为主题、展示民族音乐文化的沧源国际佤族音乐节。活动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运作机制，坚持民族音乐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歌曲演唱与器乐演奏相结合、比赛与展演相结合，重点突出“三会、二演、二展、一赛”活动。“三会”即“世界佤乡·秘境沧源”佤山摇滚音乐演唱会、“唱响司岗里·放歌阿佤山”佤族音乐会、“相约佤山·以歌会友”音乐演唱会；
“二演”即“佤山风情音乐”展演和佤族原生态舞台剧《族印·司岗里》商演；
“二展”即“2017创意沧源”作品展和佤山千人打歌；
“一赛”即“歌声飘过阿佤山”佤族歌曲大赛。音乐节邀请了缅甸佤邦佤族歌手和乐队参与，为两国音乐爱好者更好地互动和学习提供了平台；
同时，因为加入了许多年轻、现代的元素，也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

“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各个层面的国际交流活动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文化交流活动自然也包括其中。云南尽管地处偏远，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得以凸显，云南民族文化日益显露出其独具的魅力、特色和作用。我们探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历史机遇，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面临的现实困境，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助推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进行国际交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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