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制敌：周恩来关于抗日战争的论述
时间：2023-05-31 12:45: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胡 伟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抗日战争时期(1)有关抗战分期问题，学界有两种说法：14年说，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
8年说，从“七·七”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朱汉国：《试论明确“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意义》，《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7年第3期；
邱潇、郑德荣：《“十四年抗战”概念衍生的党史分期问题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4期。本文采用14年说。，周恩来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及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和克服对日投降危险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学术界围绕周恩来与抗日战争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不少学术成果(2)代表性成果：李蓉、范浔华：《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思想的实践和现实意义》，《探索》1985年第5期；
廖心文：《抗战初期周恩来对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及其实践》，《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年第3期；
王欣媛：《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运动的思想与实践》，《抗战史料研究》2017年第1辑；
朱继光：《抗战时期周恩来科技人才思想及其实践》，《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但是，学术界有关周恩来抗战论述的整体系统性研究特别是多维度研究较为少见。本文在梳理周恩来相关选集、年谱、文稿等资料基础上，从14年抗战整体史出发，剖析周恩来关于抗日战争的论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积极采取多项措施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断进行反帝运动，使他们得以觉醒，从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1]213，强调要联合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野蛮侵略。1936年1月25日，为了团结东北军一起抗击日寇，周恩来等20位中共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真诚愿意和其他国内武装队伍团结合作，一起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亦同意和东北军一起实现抗战的目标，并且愿意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1]3001月底，周恩来在《东征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指出，“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准备与日帝作战”[2]445。中共要求抗日及团结抗战的主张跃然于纸上。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周恩来不仅主张团结抗战，还从事诸多实践活动。周恩来向蒋介石、张学良、陈果夫、陈立夫、胡宗南、陈诚(当时的国民党诸多党政要人)，以及社会贤达张伯苓、刘寿卿等致信，呼吁团结抗战。例如，1936年9月1日，周恩来致信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二陈向蒋介石进言，停止内战，采取联俄联共的政策，进行“一致抗日”[3]。9月22日，他又致信蒋介石说，日本大敌在前，我们“亟应团结御侮”，若再“自相砍伐”会贻害无穷。[4]106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积极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7月8日，面对全面抗战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共同形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370-3717月1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当此国难严重、民族生命危急之际，我们只有不断加强“民族内部的团结”[5]156，形成合力，才会战胜日本。他呼吁广大同胞“一致地团结”，中华民族是战无不胜的，是绝对不会屈服的，同胞们应当聚集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6]3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通过题词和发表广播词等方式动员民众，强调要团结群众赶走日寇。1938年2月3日，周恩来为《救亡日报》题词：“巩固与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万万的群众，赶走日本强盗出中国！”[1]4024月17日，周恩来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第五日的广播词中谈到怎样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时强调，经过各方努力，不断形成全民族大团结局面，不分党派、地域、信仰之“全民族的大团结”态势，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基本条件。[6]122他呼吁只要把这种团结抗战的局面坚持到底，抗战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全民团结起来准备“最后决定的战斗”，来打倒日寇，从而“复兴我们中华民族”，只有团结抗日，才能复兴中华民族。[7]1939年5月31日，周恩来在《二期抗战的重心》的讲话中指出，二期抗战的要求是团结“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才”，一起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去消灭敌人，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5]242-243
当抗战中发生国共摩擦危机时，周恩来更加强调团结抗战。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的晋绥军旧军向中国共产党人组建和领导的新军发起了进攻，团结抗战受到挑战破坏，周恩来仍旧毅然坚持团结抗战。1940年5月9日，他亲自给阎锡山写信强调，阎锡山若是“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中共一定尽力帮助，“以挽危局，以利抗战”。[4]182-183当抗战中出现暗流时，他强调团结抗战才是主流。1941年6月1日，周恩来在《论时局中的暗流》中指出，我国广大军民正在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就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日战争中的主流。[5]288
周恩来从国内外形势全局出发，提出团结抗战的思想，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有助于建立、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于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4日，周恩来等提出：红军要发挥“持久战”的优势，适应“持久战的需要”，能够独立承担作战任务。[1]374-375这是目前所见，周恩来持久抗战思想较早的记载。针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及危机，周恩来强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本就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11月2日，在研究守卫太原问题时，周恩来对傅作义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1]389
11月16日，周恩来在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军队在华北、山西持久战的七大条件。(第一个条件在于兵力。由于日本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日本不能普遍占领乡村、城市及“铁路公路要道”，只能依靠汉奸部队来统治城镇和交通要道。)中国军队可以发挥游击战优势来消灭日军和汉奸。第二个条件在于地形。“持久战也是可能的”，主要是日本人不熟悉中国内地的交通，并且他们的兵力仅适于铁路公路，对于山地极其无力。晋察冀地区不少是山地，对中国军队极为有利。第三个条件在于气候。华北、山西的气候“外国人总不能较中国人适宜”[5]166，特别是冬春之时，对于日军极其不利。第四个条件是民众。由于日寇的侵略，大多数人民财产遭遇损失，仅有少数汉奸服从日寇，民众不断进行反抗，成为“持久战的最重要的条件”。第五个条件是民众武装亦“有了初步的发展”。他特别强调晋察冀边区民众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将会是“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第六个条件是战时政府和军队的决心。他们是争取“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条件”。第七个条件是八路军坚持在华北对日寇作战。八路军在敌后顽强对敌作战是推动与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八路军由红军改编而来，擅长运动战和游击战，不但可以影响友军，还可以组织和领导民众“齐来抗战”。[5]166-167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在大学演讲的机会呼吁青年学生坚持抗战到底。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时强调，日本侵略者想让中国人民当亡国奴，要克服此种局面，“只有坚持抗战到底”[8]。
南京陷落后，抗战形势对中国极其不利，此时和平妥协的主张一度甚嚣尘上。面对中国人民如何进行持久抗战的严肃问题，1938年1月，周恩来总结出八个方法：第一，巩固前线；
第二，建设新的军备；
第三，建立军事工业；
第四，发展敌人占领区的广大游击战争；
第五，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
第六，巩固后方；
第七，加强国防机构；
第八，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5]177-181该持久抗战思想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出现的妥协投降的消极思想。周恩来指出，若要贯彻抗战到底的方针：一方面，需要坚定中华民族“支持长期抗战的信心和决心”，积极与一切动摇与妥协投降思想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要让民众坚定相信“进行这些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是能够渡过目前难关，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的”。[5]181-182
在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变的阶段，周恩来利用多种机会阐释持久抗战的思想。1938年1月9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1]398，这对于激励民众抗战大有裨益。8月1日，周恩来在《今年的八一》中说，抗战一年来，我们积极以“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同一切妥协投降行为进行斗争，粉碎了“日寇一战而胜中国的国策”[9]。10月5日，周恩来在武汉记者学会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在抗战中不会亡，也不会很快胜利，“必须坚持持久战”，不断“坚持统一战线”。[1]42110月7、8、9三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连续刊发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强调中国民众唯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最终“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速亡论”“速胜论”均宣告破产。[5]204
在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周恩来仍然强调坚持贯彻持久战的方针。1938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论今后敌人的动向》中指出，“中国的长期抗战”，根据当前形势是必须的。日寇陷入得越来越深，我们就会“愈战愈强”。[10]1941年7月7日，周恩来为纪念“七·七事变”4周年撰写了《“七七”四年》，认为“长期抗战，已不仅是可能，而且已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唯一的胜利的解放道路”[6]350；
强调“必须继续坚持长期抗战，直到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为止”[6]357，从抗战实践出发，坚持抗战、持久抗战就能够战胜敌人。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仍然呼吁要将抗战进行到底。
实践证明，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实行持久抗战的策略，是科学的。毛泽东、彭德怀(3)参阅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论持久战》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彭德怀：《彭德怀军事文选·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等人极力提倡持久抗战。国民党方面也有不少人主张持久抗战(4)参阅陆卫明：《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持久战思想之比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尹艳辉、栾雪飞：《试析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持久战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桑兵：《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桑兵：《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要多久——国共高层的抗战时长预判》，《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在敌我双方力量差距比较明显的态势下，实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抗战是有利的，也是符合当时形势而实行的一种军事战略。周恩来从1937年8月就强调要坚持持久抗战，以后更是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持久抗战思想，不断为抗战奔走。
抗战全面爆发前，周恩来就注重民主抗战，积极呼吁争取民主权利。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2]499。12月23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的电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中强调，要“保障民主权利”[2]570。1937年5月1日，周恩来发表《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确保“男女平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1]363对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5月24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指出国民大会应该民主化，各界均需要有代表参加，要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1]364。6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抗战需要“民主运动来推动”，民主运动的目的在于“发动抗战”，进而不断增强抗战之力量，民主抗战无法深入下去就会影响抗战大局。[1]368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阐释民主抗战思想。1937年11月16日，他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中指出，华北的日寇汉奸政权，采取假的自治政策，需要用“真自治来活动民众”，用“开放政权”团结华北民众进行救亡运动，不断实施“地方自治自给”，尤其是在政策层面需要“实行抗日的纲领”。[5]169周恩来强调，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为抗战建国奠定基础。1938年4月17日，周恩来在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第五日的广播词中谈到抗战时期的建国问题时指出，要切实实现“国民参政的职权”，要充分保障“纲领中规定的人民权利”，如此广大民众可以得到组织与训练，可以“在抗战中树立起建国的基础”，从而“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5]188在分析抗战形势时周恩来强调，要保证人民抗日权利的扩大，积极实施抗战建国。在《论目前抗战形势》中，周恩来特别强调了民权主义。在他看来，民权主义应该涵盖“尊重各抗日党派独立性”，民权主义的有效推行有助于使参政会制度“普及到省、县、市各级”；
民权主义还有助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使他们“投身军队、参加战争、实行自卫、供给资财”，从而“保证人民抗日权利的扩大”。[5]214
与此同时，周恩来重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辛亥、北伐与抗战》中指出，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大家奋斗目标不仅在于“共同抗战”，更在于“共同建国”。中国的抗战，“非全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否则极难成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只能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主要在于它是“客观历史决定的真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抗战后的唯一理想选择。[5]227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周恩来也强调了民主抗战的重要性。周恩来认为，“要求民主”的目的在于让“人民代表能够参预国事”，如此才能动员民众参与抗战之中。此外也是为了“抗日的言论集会和团体得到自由保障”，阴谋投降危害抗战的言论得到摒弃。他还强调，“国民大会的民主选举”能够“把国民大会变为巩固全国统一和动员全国人民力量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保障”。[5]260
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周恩来更是多次强调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取消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1944年3月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强调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1]572。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的演说中强调，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要采用宪政以及政治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对此，中共主张“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除了要“开放党禁”，还需要“实行地方自治”，因为它们是实行宪政最重要的“先决条件”。[1]572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大会上指出，为了有效解决目前危机，国民政府需要做以下工作：召开由各方代表组成的国事会议；
坚决“取消一党专政”；
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1]584抗战胜利前夕，他呼吁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8月22日前后，周恩来草拟了《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要求国民政府“结束训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1]614-615。
总之，在抗日战争中，周恩来积极争取扩大人民权利，争取民主抗战，争取民主建国。他利用各种机会呼吁国民政府开展民主活动，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抵制投降等发挥了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坚持自主对日抗战是当时形势所迫。英美等国当时不支持中国对日作战，更不可能援助中国，周恩来便提出在抗战中坚持自力更生的策略。1938年2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八路军的作战》中谈到，很多人期待国联能够援助中国，苏联当时最有可能援助中国，“但问题还在我们自己个人”，自己不用力，希望别人代替我们攻打敌人，即使最后胜利也是别人之功劳，还会遭到别人的嘲笑。因此，中国抗战需要“自力更生”。周恩来依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方案：一方面，中国需要“竭力保护住现在的通国际的要道”；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赶快在后方建立起国防工业”。[6]102从抗战的实践来看，这两点对于中国坚持自主抗战至关重要。
周恩来在《论目前抗战形势》中，首先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中国从15个月的抗战实践而论，中华民族“靠着自力更生的国策与信心”，进行抗战的血战，悲观心理与侥幸心理均被粉碎，速亡论和速胜论均宣布失败；
[5]205其次，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日本会“利用欧洲紧张形势的间隙，加速的向武汉进攻”，此时欧洲“暂时的妥协局面，张伯伦的妥协政策，不能不相当的影响某些国家”。[6]152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指望欧美国家积极援助中国是不现实的。
在抗战战略相持阶段，面对抗战的严重危机和当时的任务，1940年3月，周恩来强调，必须“依靠自力更生”，坚持独立自主抗战，不能对美帝国主义主动出头调停中日战争抱有幻想。[5]261此外，周恩来还主张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适当争取外援。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讲演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报告，强调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在日益扩大，“中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一定要努力抗战到底，并“利用日美矛盾”。[1]4681941年5月25日，周恩来在《论目前战局》中指出，在当前世界战局形势下，中国对于战争的政策应该是“独立自主”，不要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之战；
要坚定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立场，也要善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需要搞清主次问题，“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中国战时的基本国策，同时还要“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它是战时的一种对外政策。[5]282-283周恩来主张努力争取外援，“适当的运用外援”，使日寇陷入泥潭之中，最后“葬送于帝国主义大战火焰之中”。[6]318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的全面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结成一体，国际抗战开始步入新阶段。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寻求友邦合作与争取外援助力中国抗战。12月9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希望“尽速争取与英参谋部谈判合作事宜”[1]522。1943年8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争取外援，反对依靠外援”[1]563。1944年8月18日，周恩来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谈到，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中共外交工作的中心在于“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1]580-581
总之，从国际抗战维度来看，周恩来坚持自主抗战、适当运用外援的抗战思想是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的。抗战胜利主要是全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当然也与后来英美等国适当援助是分不开的，但主要是中国坚持自主抗战，没有数年的浴血奋战，外援也不会很快到来。
周恩来关于抗日战争的论述，其中心思想是联合制敌。其中，团结抗战是为了团结全国民众一起抗战；
持久抗战是为了联合亿万爱国民众一起长期抗战；
民主抗战是为了让人民获得民主权利，既有助于动员民众参与到抗战的洪流中，也为抗战胜利后民主建国奠定群众基础；
国际抗战是为了强调自力更生，不受制于人，多打胜仗以便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适当的运用外援也是为了增强抗战的实力，与友好的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和人民一道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