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史视角下的空气污染治理及其对实现“双碳”目标的启示

□阮晓逖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史学科，赋予了历史学一种研究人类社会的崭新视角：历史不再囿于单纯的人类活动，还应包含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过，环境史并非纯粹的自然史，虽然其出发点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但最终落脚点往往还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以塞缪尔·P.黑斯（Samuel P.Hays）为代表的环境政治史研究中，被当作研究对象的自然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早期的环境史研究更多聚焦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却忽视了人与环境之间互动最为密切的场所——城市。直到20世纪90年代，塞缪尔·黑斯与另一位美国环境史名家马丁·梅罗西（Martin Melosi）才指出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1](p2)。城市是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地区，城市的环境问题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塞缪尔·黑斯认为，环境兴趣的强弱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2](p51)。在城市场景中研究环境问题，无疑更能集中体现环境史学的价值。

环境污染问题是城市环境史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它不仅影响到城市生活的质量，还会对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态带来深远影响。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的工业城市大多爆发过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在所有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中，空气污染最为直观、典型，且影响最为广泛。不同于水体、土壤受限于具体场所的特点，空气无处不在，时刻影响着每一位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历史上，曼彻斯特、伦敦、匹兹堡、芝加哥等城市的煤烟污染，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光化学烟雾污染等，都是城市空气污染治理史上的著名案例。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空气污染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于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且仍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当今世界所热议的碳中和以治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为目标，可被视为空气污染治理的最新阶段。由此可见，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始终伴随着近代以来工业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诸多项目中最具代表性。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历程反映出各个时代不同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探寻空气污染问题在历史上的一般性规律及其阶段性、地域性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空气污染问题的本质，并为当下的空气污染治理带来诸多启示。

（一）引发空气污染的物质基础

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根源是人类的污染排放行为。人类在进行生产、消费等活动时，会向环境中排放额外的废弃物。水体、土壤、空气等都是这些废弃物的环境载体，这些物质如果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就会成为环境污染物。城市作为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场所，废弃物的排放自然最为集中，环境污染问题往往在城市中被凸显出来。

在人类不同的发展时期，城市的主要空气污染物也各不相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英国作为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最先发生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在16至17世纪，英国就形成了以煤为主体的能源体系[3](p52)。到了19世纪，英国的煤炭消耗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中，排放着的黑色浓烟的密集的烟囱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观。类似的情况在德国的鲁尔区，以及美国的匹兹堡和芝加哥等以煤炭资源为主的工业地区中相继出现。煤烟污染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到20世纪中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污染物也转变为光化学烟雾。这种烟雾是由成品油燃烧产生的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在阳光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而形成的一种混合有害烟雾。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在20世纪下半叶饱受其困扰。当20世纪接近尾声，随着人类对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的认识逐渐深入，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碳氧化物又成了新的热门污染物。除了对能源的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泄漏、人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颗粒以及农药的漂移等，也会在某些条件下形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由此可见，由不同的物质基础所引发的空气污染，始终伴随着工业化以来的人类社会。

除了人类所排放的废弃物，城市环境污染的另一物质基础是承载污染的自然环境。城市的地理环境若有利于污染物的形成和聚集，较为显著的污染问题便会更容易发生。其中，空气污染是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最典型的污染形式。伦敦多雨多雾、常年潮湿的气候，为大气污染物的低空聚集提供了极佳环境。匹兹堡位于两河交汇的河谷地带，污染物不易扩散且经常出现逆温现象，十分有利于煤烟的聚集。加利福尼亚州位于山谷地带，污染物不易扩散且多发逆温，其地中海气候又使夏季阳光照射尤为强烈，这些都为光化学烟雾的产生和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建构空气污染认知的社会文化基础

单有物质基础，环境污染的概念还无法成立。只有当主流社会普遍认识到污染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加以重视，环境污染的概念才得以形成。比如，排放废气的行为古已有之，农业时代的人类在从事各种生产和生活活动时都会以各种形式排放污染物。当今的考古证据也已表明，古代尸体中存在着大量因暴露于充斥着烟气的环境而导致的肺部组织变黑问题[3](p3)。这些现象虽然存在，古人却没有认识到其负面影响，那时的社会也并不会把这些污染当作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对污染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污染的严重程度的评判及应对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环境污染问题是被社会所建构的。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人类对空气污染的认知过程来理解这一建构行为。工业化初期，人类社会对空气污染的认知有着曲折的过程。早在17世纪，英国就有人指出伦敦烟雾的危害性和治理的必要性[4]，但这种声音在当时几乎没有得到社会认同。相反，那时的社会共识是：烟雾是有益的。首先，当时的人们认为煤烟对身体是有益的。当时的医学界流行的瘴气论认为，各种物质腐烂所产生的瘴气是疾病的根源，而煤烟可以预防瘴气感染甚至治疗疾病。直到19世纪，这一观念仍然在流行[5](p18)。其次，工业革命后煤炭所带来的经济繁荣让人们把烟雾与财富关联起来。在英国，19世纪末的曼彻斯特市民把冒烟的烟囱同自己的就业与温饱看成密不可分的事物，把它解读为进步和繁荣的征兆[6](p39，41)。在美国，匹兹堡的早期居民认为，煤烟是工业发展中无法避免的副产品。它甚至成了一个让市民们引以为豪的标志物——灰暗的天空象征着繁荣和辛勤劳作，而煤烟的缺席则同经济下滑密切相关[7](p27)。在这些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人们不把煤烟当作有害的污染物，污染的认定和治理也就无从谈起。

19世纪后半叶，英美两国出现了一批致力于环境改革的进步人士，他们开始挑战对煤烟的错误认知。中上阶层的妇女们首先发起了反烟运动，她们对清洁与美丽的追求催生出了环境改革意识，黑烟笼罩的肮脏环境与她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完全背道而驰[8](p4)。在这之后，各类专业人士纷纷从技术角度揭露煤烟的危害。在英国，科学家研究测量了烟尘的成分，分析了其来源，新的医学理论也证明了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9](p29)。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梅隆研究所于20世纪初开展了一项对煤烟的全面研究，内容涵盖烟的来源，燃烧和减烟的设备，煤烟对建筑、气候、植被、经济以及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影响等，全面分析了烟雾的危害性[10]。除了科学界的努力，煤烟对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也始终无法忽视：黑烟遮挡了阳光影响视线，污染了建筑、植物和人们的衣物。这一切最终瓦解了人们先前的错误认知。在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达成了煤烟具有显著危害性这一共识，空气污染开始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共同问题。

空气污染的概念和宏观共识虽已建立，但不同地域的经济文化差异仍然影响着人们对空气污染的定义。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由于钢铁企业把控了其经济命脉并具有政治上的话语权，没有人会以环保的名义去阻止其生产行为。而同州的东芝加哥市有着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并不依赖某一家大公司，所以该市很早就把空气污染认定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治理政策[11](p277-278)。虽然加里市的空气污染在客观上比东芝加哥市更严重，但只有后者才把空气污染作为社会问题来对待。加利福尼亚州的农药漂移污染问题也很好地说明了空气污染认知的社会建构性。该州曾在1999年和2000年两次发生因富含农药的云团飘临居民区而造成的群体中毒事件。但当地媒体往往只把农药漂移当作偶发的意外事故，而非长期存在的空气污染。这些媒体的目光仅聚焦于那些偶然遭受侵害的居民区，却无视农业区和农场工人在农药环境中的长期暴露。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一些研究人员和环保主义者开始重新把农药漂移问题作为空气污染问题而非个别的意外事故来对待[12](p244-253)，并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从历史上这些环境污染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环境的变化其实也是社会关系的变化，环境问题的自然属性背后隐藏着社会属性。

如今，人类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也面临着如同以往污染物一样的认知建构过程。二氧化碳本是地球大气的固有成分，并普遍参与到生命的代谢过程中。正常情况下，它并不是一种污染物。但问题在于，人类已经向地球大气中额外排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随着我们对自然界认识的加深，这些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风险开始浮出水面。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2021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平均气温较1850至1900年高出约1.09摄氏度，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已达到新高，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分别比工业化前高出149%、262%和123%，而这种增长在2021年仍在继续[13]。这可能给地球环境带来深刻影响，海平面上升、海水性质改变、各种极端天气现象频发等后果都会给人类带来难以预估的威胁。于是，二氧化碳开始被视为大气污染物，“碳达峰”与“碳中和”也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环保理念和目标，人类对大气污染的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之，在人类的历史中，空气污染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自然问题，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具体解释，而是伴随着不同污染物、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而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我们只有把握到引发空气污染的物质基础和建构空气污染认知的社会文化基础，才能正确地认识它，并寻求解决之道。

空气污染具有普遍性、长期性、严重性和典型性，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探索集中体现了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发展历程的特点。虽然治理空气污染的具体措施不能照搬至其他污染物，但在宏观的方法论上，空气污染的治理无疑能提供最大的借鉴意义。因为污染情况和具体国情的不同，各个国家对空气污染治理策略的探索道路体现出复杂的多样性，但也有相通的共性。

（一）空气污染治理的政策和法律手段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工业化国家治理空气污染的主要路径是：以政策和法律手段为主导，协调全社会共同完成治理目标。但这一自上而下的方式并非一开始就存在，最早完成工业化并遭遇严重空气污染的英美两国在治理模式上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呈现出由民间发起再到政府主导，由地方治理再到国家宏观把控的过程。如上所述，女性组织和专业技术人员先后成为民间反烟运动的领导者。他们一方面通过社会活动和政治请愿呼吁对空气污染的关注与治理，另一方面以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开发和改进设备，在多个工业城市开展了治理煤烟的探索[8](p111-118)。但民间力量有所局限，无法对污染排放行为产生足够的约束力。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伦敦、曼彻斯特和匹兹堡等煤烟污染严重的城市的执政者纷纷开始发挥作用，他们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但由于在科学性和全面性等方面的欠缺、执行上的宽松以及工业企业的抵制，这些规定往往收效甚微①英国城市的相关立法可参见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匹兹堡的相关立法参见Cliff I.Davidson.Air Pollution in Pittsburgh:A Histor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ssociation，1979，29（10）:1035-1041.。

20世纪中叶，英美两国的煤烟治理迎来新进展。1952年，英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导致数千人死亡。英国痛定思痛，最终于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以此严格限制劣质烟煤的使用，并在城市中划定无烟区，将重污染的企业搬迁，同时推动能源和产业的转型，最终走上了扭转空气质量的正确道路。美国的圣路易斯和匹兹堡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也成为成功治理煤烟污染的典型案例。圣路易斯在20世纪40年代初通过了自己的控烟法案，将燃料替换为较清洁的无烟煤，并改进燃烧设备，取得了良好效果。很快匹兹堡学习了该经验，通过了相似的法案。而且，得益于二战中修建的油气运输管道，匹兹堡获得了大量的天然气供应，极大减少了煤炭消耗，使空气质量有了明显的好转[14](p561-588)。匹兹堡也成为由煤炭向清洁能源成功转型的重工业城市的典范。这种由民间发起，到地方政府主导，最后凭借严格有效的法律以及能源与产业的转型解决问题的模式，成为英美两国早期治理空气污染的一般性规律。

而另一个老牌工业国德国对煤烟污染的治理与英美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德国政府掌握着较为集中的国家权力，并拥有强大的官僚机构，且较早认识到治理烟雾的必要性。德国的工业化时间晚于英国，对空气污染的防范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所以，不同于英美两国早期的治理迟缓和法律方面的执行困难，德国的煤烟防治法律早在其工业化的初期就已奠定了基础。同时，官员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能够严格贯彻法律法规，因此德国并没有像英美两国那般有着污染极为严重的工业城市。且因为政府自始至终的主导作用，德国也没有出现市民发起的反烟运动和英美那样的民间环保团体[1](p98-100)。这种从一开始就由中央政府和全国性法律推动的污染治理模式，主要源自德国不同于英美的政治体制。从过程上来看，德国模式显得更加高效有序。

伴随着产业和能源的更新，工业国家的空气污染排放源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煤炭逐渐式微，石油取而代之，新的污染物开始产生。发达国家的空气污染治理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探索。在伦敦，当笼罩城市的黑烟散去，更多的阳光进入街道，和汽车尾气发生作用，又产生了危险的光化学烟雾[1](p97)。一个先污染后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循环出现了。作为煤烟的接替者，光化学烟雾不似过去从烟囱里冒出的黑烟那般直观，它的形成机制更复杂，对它的正确认识和有效治理在难度上超过了以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在20世纪40年代初遭遇这种污染困扰时，其地方行政部门在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应对，但却囿于旧时经验，在头十年中把矛头指向工厂企业和家庭焚化炉这些传统的固定污染源[15](p1474-1498)，忽视了真正的源头——汽车。此时的行政当局已经有了担起污染治理责任的自觉，但对污染形成机制的认识却落后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美国科学界才达成共识，确认了光化学烟雾的原理，将汽车认定为洛杉矶烟雾的源头。此后从洛杉矶直到整个美国，一场维持至今的针对汽车尾气排放的治理运动开始了。加利福尼亚州也借此在空气污染治理领域扮演了探路者的角色，开始制定一系列针对机动车排放的法令。此前，空气污染在美国基本上只属于各个城市和州的内部事务，但加利福尼亚州的实践开启了政府全面介入环保事业并进行大规模立法的一次探索，为整个美国提供了参考，后来许多国家层面的措施就是得益于它的推动和启发[16](p168)。1970年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订立的全国性法律。至此，空气污染治理上升为全国性事务，并由联邦政府统筹管理。

空气污染问题治理由地方走向全国是大势所趋。大气污染物的流动性极高，不可能被单独限制在某一地区，单个城市对污染排放的限制也可能会导致污染源向外转移，实际上排放并未减少。把治理行为局限于一城一地无法解决问题，需要进行全局的统筹治理。由国家立法机关订立全国性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以取代地方法规的现象，在二战后的主要工业国家中普遍发生，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个防治空气污染的立法高峰。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清洁空气法》之后，又于20世纪70年代通过了《污染控制法》，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限制机动车和燃油的措施。德国为应对战后鲁尔工业区的空气污染，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颁布了《雾霾法令》和《联邦污染防治法》。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也颁布了《煤烟排放管理法》《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律手段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治理空气污染的核心策略。中国也于198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进行了数次修订。

（二）空气污染治理的经济因素与手段

经济因素是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中的重点考量对象，经济手段是主流治理策略的重要补充。对污染物排放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和经济发展发生冲突，这是政策制定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对经济利益的算计在早期反煤烟宣传中就是一种常用方式，比如美国经济学家曾计算过，煤烟平均每年会给匹兹堡造成9944740美元的经济损失[17](p154)，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治理烟雾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匹兹堡反烟法规的制定过程中，不因治理烟雾而损害经济利益成了改革者们的一致目标。他们预言，治理污染催生出的新产业完全可以弥补煤炭行业的损失[18](p29)。匹兹堡能克服本地煤炭工业的阻碍成功推行治烟法规，也得益于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当地著名财团梅隆家族一直支持反烟运动，而该家族很早就摆脱了对当地传统工业部门的依赖，大量涉足冶金、石油化工等工业领域[19](p222-224)，所以对煤烟的管控并未触及其核心利益。在法规执行的过程中，匹兹堡当局也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以合作教育为主，减少对污染主体的硬性惩罚，保障经济的顺利运行[14](p561-588)。最终天然气能够在匹兹堡取代煤炭，主因就是它足够便宜，供应量又充足，人们自然作出了更经济的选择。

在加利福尼亚州，对光化学烟雾的治理也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和文化环境。由于汽车已成为美国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在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依赖面前，设计一种限制民众使用汽车的制度几乎不会被考虑也难以实现。加利福尼亚州选择了另外的方案：一是让汽车生产商承担起主要责任；
二是采用一种折中避险措施，在多数群体中分摊风险，使其只付出较轻代价就能缓解污染。具体来说，一是制定强制性技术标准，要求出厂新车安装各种废气处理设备以降低排放；
二是对使用中的旧车设计一套关于汽车检验、保养、报废的计划，以维持较好的车况[20](p22-28)。加利福尼亚州能对汽车企业施以严格的标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没有汽车工业，本地商业精英对治理烟雾普遍持支持态度。而汽车企业愿意配合并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减排设备，其原因也值得从经济角度深思。首先，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州，拥有巨大的新车市场，厂商对其十分重视。且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低油耗、小排量的汽车有了越来越强的竞争力，日本和欧洲的厂商在这方面给了美国同行极大的压力，使美国车企不得不在激烈的竞争下改进技术，节能减排。其次，加利福尼亚州的政策制定者们尊重技术专家的意见，其所制定的技术标准往往能够考虑汽车厂商的现实情况并留有缓冲时间，同时还能给厂商的技术研发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咨询。所以，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对汽车尾气污染的治理策略，如今，世界多个国家都以经济补贴的形式推动电动汽车对传统燃油车的取代。这仍是以经济手段推动能源的更新，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如今，经济手段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空气污染治理中，排放权交易就是其中一个逐渐流行的新兴概念。20世纪70年代中叶，美国环境保护署采纳了第一个大的排放权交易计划[1](p136)，这个机制延续发展至今，已经开始向着一个新的国内和全球市场的方向发展。目前，碳排放权也开始代替传统大气污染物排放权，成为最核心的交易对象。但这种机制仍旧处于摸索阶段，离成熟尚早，环保市场该如何运行和监管，环境问题能否由市场来主导，这些需要经受更多的追问。此外，经济手段还涉及公平正义的问题：社会中相对贫困的阶层往往更容易受到污染的侵害，也更难以摆脱污染笼罩的环境，而他们却是制造污染较少的群体。这种阶层间不平等涉及更为深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或许比污染本身更难以消除。这要求人们在治理策略上具有针对性的同时，进行更高层级的统筹和调整，维护社会经济领域的公平正义。

（三）空气污染治理的新形势

在全球化的新时期，国际合作是空气污染治理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空气污染治理从地方走向全国之后的进一步延伸。在后起的工业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空气污染不似发达国家那样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这些国家往往会面对多种污染物混杂的情况。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困难、政治的动荡等，都会使这些国家在污染面前更加脆弱。比如，墨西哥市就因为高度集中的人口和工业，以及复杂多样的污染物，一度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21](p21-22)。这些困难的解决有赖于国家间的合作。比如，作为西欧后起工业国的西班牙，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集中经历了烟尘、硫化物和光化学烟雾三重污染。得益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西班牙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欧盟的资金援助。这些资金虽未直接用于污染治理项目，但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后西班牙的天然气输送能力得以提升。西班牙由此完成了燃料转型，空气质量大为好转。西班牙还将分散在地方的环境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其环境政策也逐渐向欧盟的统一标准靠拢[22](p206-215)。欧盟在其成员国范围内的干预和统筹是在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距离理想化的全球合作仍然还有很远的距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还是一个有待达成的共识。

而且，即使是经过了百年探索的发达国家，其空气污染的治理仍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各类新旧污染物仍旧困扰着人们的生活。2015年，世界上只有12%的城市居民吸入的空气符合世卫组织标准，世界上有一半超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超过了标准的2.5倍，而且多数城市的空气质量正在恶化[23]。而更为严峻的是，城镇居民的数量在未来40年将增长一倍[24]，对清洁空气的追求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如今，人类面临着治理碳排放的新形势，回顾以往治理空气污染的曲折过程，能够预见当前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中，首要的困难就在于对污染概念的认定，或是说社会对碳排放的认知。如今的主流观点已经承认了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直接联系，但由于确凿科学证据的不充分以及各种现实政治经济原因，对这一论断的质疑也一直存在，这种怀疑最终也指向了各国的碳减排政策。面对这种因科学证据尚不完全明确而反对采取针对性措施的观点，我们可以援引环保理论中的预防原则来反驳。预防原则是在20世纪的环保运动中被提出的一种主张，它认为我们不应只关注证据确凿的案例，还应该关注潜在的风险，并对其采取预防性的治理措施。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废除含铅汽油的斗争中，预防原则就已经得到了认可。欧美社会曾长期存在含铅汽油不会导致人类铅中毒的观点，医学界也一直没有给出确凿证据。但一些环保人士提出了反驳，指出以前的研究只针对健康男性青年，而儿童和体弱者等大量高危人群被忽视了。他们认为，“机械地等待临床证据是不必要乃至不道德的，当健康危害的概率已经很高时，就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25](p110)。因为对潜在风险的担忧，含铅汽油最终被禁止使用。而相比含铅汽油的危害，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是空前的，它可能会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命运，这种风险我们无法承受。因而在全球变暖和碳排放的问题上，预防原则也应被遵循，二氧化碳理应被认定为一种空气污染物，管控刻不容缓。如今，在社会文化层面，低碳环保的理念已经成为一种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和认可的价值观，对碳污染认知的社会建构基本实现。

当我们把气候变化问题转化为碳污染问题来看待，可以发现，它遵循着空气污染形态的变化规律。在传统污染物的治理取得成效后，二氧化碳成为新的污染物，其污染机制更加复杂，以往污染物治理的难处，可能会在此加倍体现出来。这种复杂性和困难来自各个方面，首先，以往的空气污染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污染源，但人类几乎所有的生产和生活活动都会进行碳排放，这给治理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极大挑战。其次，以往空气污染的影响范围局限于一地一国，而碳排放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解决的，解决此问题有赖于全人类的共同合作。再次，降低碳排放以及扭转气候变化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种调控和监管措施都可能对生产与生活产生影响。这要求治理手段必须更加科学合理，健全法律、建立长效机制、摆脱对于行政手段的过度依赖，都是需要加大努力的方向[26]。最后，碳排放与气候变化还触及人类的科学技术尚未完全到达的领域。地球大气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混沌系统，人类还无法明确碳排放对其作用的具体机制，其间的各种变化更是难以掌握，成功的治理还有待科技的突破。

类似的困难在人类治理空气污染的历程中多有发生，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人们在治理空气污染的历程中取得过巨大的进步，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这些或许无法直接给予我们实现碳中和的具体方式，但可以给我们指引方向。一直以来，城市都是治理空气污染的主战场，是污染排放的主要场所，未来的碳中和自然还需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正如空气污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减碳的核心也是实现动态的平衡。无论是政策与法律方面的宏观引领，还是经济与技术方面的微观调整，减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以人为本，循序渐进。

国际社会对全球合作实现碳减排的必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在过去几十年中朝着这个方向作出了诸多巨大努力，先后订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议定书》（1997）、《哥本哈根协定》（2009）、《巴黎协定》（2015）以及最新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2021）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些公约虽有各自的不足和困难之处，但都是向最终的目标所迈出的一步。如今，世界上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以政策或立法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碳中和目标[27]。其中最早探索空气污染治理的英国，于2008年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规定到2050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80%[28](p231)。中国也同样积极参与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分别于2015年和2020年提出了自己的“双碳”目标：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10月，中国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对这一目标的实现给出了宏观的全面的指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出这样的承诺体现了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担当[29]。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空气污染治理常常能带来全新发展机遇。从伦敦、匹兹堡和洛杉矶等城市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治污减排虽然在短期会对现有经济部门带来挑战，但也是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机会。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共存的。碳中和这项前所未有的工程带来的机遇将远超过去，它不仅是一个环保的概念，更是下一次能源革命的核心。如能抓住这个机遇，完成技术和能源的革新与产业的升级转型，就能大大提升国家自身的实力与竞争力，实现文明的跃迁。这也是中国积极投身碳中和事业的重要原因。

环境史可以帮我们了解过去，也可以为现实服务，使我们更好更全面地认识当前的环境问题，了解其社会文化根源，并给出更有智慧的解决方案。正如美国环境史先驱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指出的：环境史可以帮助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及其对地球的影响，还可以令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并寻求更好的生存方式[30](p7)。空气污染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反复发生，旧的污染物消失，新的污染物又出现，呈现为一个难以跳出的循环。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兴起及发展过程中缺乏环保考量与规划有关，城市一旦成型，也就难以彻底更改其设计规划以根治污染。未来的新城市应当吸取这一教训，在规划之初就全方位考虑到环境问题。设计一种全新的绿色城市或许比治理已经存在的污染要更为容易。此外，在二氧化碳之后是否会有全新的空气污染等着我们，碳中和实现后的全球温度下降又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新的环境和经济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猜你喜欢 双碳污染物污染 不同取样方式下船机污染物排放结果的研究汽车工程师(2021年12期)2022-01-17菌株出马让畜禽污染物变废为宝今日农业(2021年11期)2021-11-27“双碳”目标下企业如何应对碳市场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1年5期)2021-06-22专访奚国华：中信力争成为国企助力“双碳”目标的旗帜财经(2021年10期)2021-06-18“双碳”下县城发展新思维决策(2021年5期)2021-06-10你能找出污染物吗？少儿科学周刊·儿童版(2021年23期)2021-03-24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当代陕西(2019年7期)2019-04-25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决策信息(2018年26期)2018-10-12陆克定：掌控污染物寿命的自由基科学中国人(2018年8期)2018-07-23对抗尘污染，远离“霾”伏都市丽人(2015年5期)2015-03-20

推荐访问:城市环境 其对 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