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控经济金融化？,——基于中国经济的三方演化博弈视角
时间：2023-05-29 20:55: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董 雨, 程 鑫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2.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成为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经济自然也受到“金融化”浪潮的影响。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在金融领域体制改革也是不断深化，2019年国务院金稳会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但在持续扩大开放的同时需要警惕的是在2008年次货危机后，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不协调问题越加凸显，究其原因是经济金融化使得实体经济得不到金融系统的有效供给[1,2]。
目前，学术界对“金融化”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陈享光[3]认为其是一系列与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相联系的经济现象集总。马锦生[4]发现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体现为企业的利润来源由生产贸易渠道向金融渠道的长期转移。
关于经济金融化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经济金融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导致危机的机制进行研究。不少学者认为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无政府性，而驱动经济金融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5]。张成思[5]指出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对微观企业的经营理念产生了影响,再加之企业趋利避险的自然倾向,使得微观企业的金融化动机不断加强。而金融化驱动机制在不同所有权性质、行业和规模的企业具有异质性[6]，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引致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会加剧实体行业的金融化趋势[7]。
另一方面则集中于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化会加深了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造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持续加剧[8]。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金融化是一把双刃剑，符合经济发展的金融化对社会财富具有增长效应，对融资约束有缓解作用,增加就业并提高收入水平,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而金融化的过度发展则导致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的约束,并挤压实体经济[9]。亦有学者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出发，认为金融化程度加深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10]，而马慎萧[11]则指出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可缓解了工人工资不足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受到的影响研究中，刘贯春等[12]、李程等[13]研究发现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可降低企业杠杆率，但金融化总体上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14]。赵立韦等[15]、倪志良等[14]研究发现金融化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高盈利、高成长性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杨松令等[16]发现这种抑制作用只发生在当期，在滞后期则呈增长作用。
通过仔细比较发现，现有的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或统计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金融化的驱动因素和影响，但对在经济金融化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鲜有文献提及。鉴于此，本文基于微观经济参与主体行为的角度，以各博弈方有限理性为前提，在鲁春义等[17]构建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基础上引入政府监管部门作为第三个博弈方，构建了政府监管部门、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参与金融化的复制动力系统，以研究政府、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在金融化进程中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以及政府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后对模型进行了仿真模拟分析，并就防范经济金融化给出几点政策建议。
研究假设：
(1)博弈主体。三类参与博弈的主体：政府的监管部门(G)、实体企业(B)、金融企业(F)。
(2)企业性质短期固定。在给定的短期经济环境中，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不可互相转变。
(3)各参与主体的策略集。在经济金融化博弈过程中，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集合为(监管，不监管)；
实体企业的策略集合为(参与金融投机，专注经营生产)；
金融企业的策略集为(从事金融投机，支持实体企业生产)。
(4)有限理性假设。三方的策略过程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进行，同时期的策略选择同时发生，当期的策略选择只依据上一期的博弈结果进行适应性调整。
(5)三方策略意愿占比假定。政府Pg(监管，不监管)=(x,1-x)；
实体企业Pb(参与金融投机，专注经营生产)=(y,1-y)；
金融企业Pf(从事金融投机，支持实体企业生产)=(z,1-z)，x,y,z∈[0,1]。
(6)三方收益。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管”时，所获得的收益和需要付出的监管成本分别为E1和C，选择“不监管”策略时获得的收益为E2。社会初始禀赋为A，金融企业进行实体企业生产经营性投资的利息收益为R，市场中部分企业或全部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性投资时社会财富倍增率为θ1与θ2，θ2>θ1≥1。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从事金融投机时，其对社会禀赋的分利水平分别为s1与s2，s1,s2∈(0,1)；
实体企业开展经营性投资需要额外承担成本ψ，以代表其面临的不确定性。
(7)奖励与惩罚。在“监管”策略下，政府对选择“金融投机”的企业进行处罚，记为K；
而当金融企业支持实体企业的生产性活动，实体企业专注经营生产时，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将从政府部门获的补贴分别为W1和W2。β表示在“不监管”策略下，企业选择相应策略获得收益占“监管”策略下额外收益的比例，β∈[0,1)。
由上述假设可获得三方博弈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收益矩阵(见表1)。
表1 政府、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的三方博弈收益矩阵
2.1 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根据表1构建各博弈方在不同策略选择下的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再得到三方各自的动态复制方程。
政府监管部门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G(x)=x(1-x){E1-E2-C-(1-β)·
[(1-y)W1+(1-z)W2]+(y+z)K}
(1)
实体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B(y)=y(1-y){s1A-xK-(1-x)βK-
{θ2A-ψ+xW1+(1-x)·
βW1-z(θ2-θ1(1-s2))A}}
(2)
金融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z)=z(1-z){ys2A+(1-y)θ1s2A-
xK-(1-x)βK-[θ2R+y(1-θ2)R+
xW2+(1-x)βW2]}
(3)
若令h(y,z)=E1-E2-C-(1-β)[(1-y)W1+(1-z)W2]+(y+z)K，m(x,z)=s1A-xK-(1-x)βK-{θ2A-ψ+xW1+(1-x)βW1-z(θ2-θ1(1-s2))A}，n(x,y)=ys2A+(1-y)θ1s2A-xK-(1-x)βK-[θ2R+y(1-θ2)R+xW2+(1-x)βW2]，联立式(1)、式(2)和式(3)得到三方演化博弈的复制动力系统为:
(4)
在系统中，令G(x)=B(y)=F(z)=0，可得8个局部均衡点为E1(0,0,0)，E2(0,0,1)，E3(0,1,0)，E4(0,1,1)，E5(1,0,0)，E6(1,0,1)，E7(1,1,0)，E8(1,1,1)，1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E9(x0,y0,z0)，以及6个边界平衡点，即E10(0,y1,z1)，E11(1,y2,z2)，E12(x3,0,z3)，E13(x4,1,z4)，E14(x5,y5,0)，E15(x6,y6,1)。
2.2 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首先计算该系统的Jacobian矩阵:
依据Lyapunov间接法，满足Jacobian矩阵的所有特征值都为负时的均衡点为复制动力系统的演化稳定点(ESS)，而根据Reinhard研究，若信息不对称条件成立，则非对称博弈的ESS必为纯策略纳什均衡解。为了研究内容的完整性，在此讨论8个局部纯策略纳什均衡点和6个边界均衡点的渐进稳定性。将其分别代入Jacobian矩阵中，可分别得到各局部均衡点所对应的Jacobian矩阵的特征值，如表2所示。
表2 各局部均衡点的特征值
显然，每个边界均衡点对应的三个特征值中均出现了一对异号根，不能满足ESS的条件，即三个特征值均为负，故说明此演化博弈的边界均衡点为非稳定点。下面注重分析局部纯策略纳什均衡点的稳定性。
为便于后续分析，现提出假设：E1-E2-C-(1-β)(W1+W2)>0，K-(1-β)W1>0，K-(1-β)W2>0，s1A-βK-θ2A-βW1+ψ<0，θ1s2A-βK-θ2R-βW2<0，即政府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策略的净收益大于选择“不监管”策略的净收益，且政府的惩罚力度要大于奖励力度，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彼此合作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禀赋的收益大于彼此竞争或互不干涉的收益。下面分不同情形对演化博弈局部均衡策略进行讨论。
情形1当s1A-K+ψ-W1-θ1A(1-s2)>0且s2A-K-R-W2>0时，即实体企业选择“参与金融投机”策略所获得的收益大于选择“专注经营生产”策略所获得的收益，而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存在实体企业竞争的情况下选择“从事金融投机”策略所获得的收益仍大于选择“支持实体企业生产”策略所获得的收益，此时由表3可以看出均衡点E5(1,0,0)和E8(1,1,1)所对应的特征值都是非正的，则此情形下系统有两个ESS：(1,0,0)和(1,1,1)。
情形2当s1A-K+ψ-W1-θ1A(1-s2)>0且s2A-βK-R-βW2<0时，由表3可以看出此情形下系统有一个ESS(1,0,0)。
情形3当s1A-βK+ψ-βW1-θ1A(1-s2)<0且s2A-βK-R-βW2<0时，此时由表3可以看出此情形下系统有一个ESS(1,0,0)。
情形4当s1A-βK+ψ-βW1-θ1A(1-s2)<0且s2A-K-R-W2>0时，此时由表3可以看出此情形下系统有一个ESS(1,0,0)。
表3 各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基于前文分析的假设条件，现对各个参数的初始值做出如下假设:E1=90,C=40,E2=30;A=110;R=45;θ1=1.2,θ2=2.0;s1=0.7,s2=0.8;ψ=30;K=20;W1=10,W2=20;β=0.4。政府监管部门监管倾向、从事金融投机的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初始意愿为x=y=z=0.5。
3.1 初始意愿对金融化演化的影响
由图1可知，三方的初始占比的临界值在0.765～0.77之间，当初始意愿x，y，z都小于该临界值时，最终的平衡点趋向于(1,0,0)；
反之则平衡点将趋向于(1,1,1)。仿真结果表明，随着初始阶段参与金融化的企业的占比的提高，政府防范经济金融化的目标将难以达到，即使政府其后全面转向严格的监管调控。
图2、图3、图4分别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分别考察三方监管或金融化倾向单独变化对博弈行为的影响。图2表明，随着政府初始监管倾向逐渐增大，有利于政府防范经济金融化。图3和图4表明，随着从事金融投机的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初始占比不断提高，整个经济将步入不可逆的金融化进程中。
图1 x，y，z同时变化的演化结果
图3 实体企业金融投机占比y变化的演化结果
通过设置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初始占比值进行反复的仿真模拟如图5(1)，可得到图5(2)演化博弈轨迹图，临界值y*和z*分别在0.8903～0.8904和0.7386～0.7387之间。整体上看，均衡点(1,0,0)的吸引域(区域a和b)大于均衡点(1,1,1)的吸引域(区域c和d)，说明在政府参与的情况下，系统演化为(1,0,0)的可能性更高。此仿真的参数设置基于第3.2节中情形1的假设，吸引域分析符合情形1下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图5 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博弈均衡点的吸引域分析
图6 政府对不同企业补贴变化的演化结果
3.2 政府的优惠政策对经济金融化演化的影响
根据3.1节的仿真分析结果，为了更好分析政府补贴对经济金融化演化的影响，后将即x=y=z=0.77。从图6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W1或W2的增加，从事金融投机的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占比会不断减少，整个经济将朝向生产经营性活动发展，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更多地选择合作共赢，而不是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竞争。
图7 政府对金融化企业惩罚变化的演化结果
3.3 政府的惩罚力度对经济金融化演化的影响
图7的仿真结果表明，随着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惩罚力度不断加大可以有效遏制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这种金融投机行为，可以使两类企业避免在金融市场进行竞争，亦可促使金融企业为实体企业提供生产经营的资金，实体企业专注生产经营，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
3.4 企业分利技术水平对经济金融化演化的影响
从图8可看出，金融分利技术水平s1和s2的临界值在0.68～0.69和0.79～0.80之间。结合4.2和4.3节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水平对金融分利技术水平非常敏感，分利技术水平越高，即s1或s2越大，企业从事金融投机行为的倾向就越大，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从事金融投机的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占比将大幅增加，两类企业将无视当下严厉的监管环境，“铤而走险”
3.5 社会禀赋倍增率对经济金融化演化的影响
图9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禀赋倍增率θ1和θ2分别变化对经济金融化博弈影响的仿真。从图9(1)可看出，社会禀赋倍增率θ1的临界值在1.15～1.16之间。当θ1大于该临界值时，y，z收敛于1，最终稳定点趋向于(1,1,1)，此时θ1或θ2增加会使得y，z收敛速度减缓；
当θ1小于该临界值时，y，z收敛于0，最终稳定点趋向于(1,0,0)，此时θ1减小会使得y，z收敛速度加快。而从图12(2)可看出，社会禀赋倍增率θ2的临界值在2.02～2.03之间。当θ2大于该临界值时，y，z收敛于0，最终稳定点趋向于(1,0,0)，此时θ2增加会使得y，z收敛速度加快；
当θ2小于该临界值时，y，z收敛于1，最终稳定点趋向于(1,1,1)，此时θ2增加会使得y，z收敛速度减缓。从图中可看出，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对社会禀赋倍增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且社会禀赋倍增率θ1和θ2对博弈演化进程的影响恰恰相反。社会禀赋倍增率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经济环境越好则社会禀赋倍增率越高。在一个不断向好的经济环境中，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趋向于互相合作。但当实体企业得不到金融企业资金方面的支持时，实体企业通过生产经营创造出的社会财富，将会被金融企业"瓜分"，导致实体企业放弃生产经营性活动，转而投入金融市场参与金融投机分利。
图8 不同企业分利技术水平变化的演化结果
本文从微观经济参与主体的行为的角度，以各博弈方有限理性为前提，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了政府监管部门、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三方参与的经济金融化复制动力系统，系统分析了这三方的金融化策略行为演化过程，并结合数值仿真分析了三个博弈方的金融化策略行为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政府监管部门对金融化行为的监管程度趋严可有效遏制经济金融化的倾向，通过一些相应有效的政策可使得整个经济朝向"合作共赢"的局面发展，但当经济中从事金融化活动的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的初始占比较高时，政府将很难通过严格监管来扭转经济金融化的局面。结合模型理论分析和模拟结果，我们认为政府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避免或扭转这类局面：
(1)在监管的情形下，均衡点E(1,0,0)的吸引域较大，两类经济主体朝着“合作共赢”发展的可能性更大。故对于防范或扭转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政府需要从严监管调控，降低两类经济主体进行金融投机的可能性陈。具体来说，对于金融投机行为，政府需要审视现行金融体系、机制方面的不足或漏洞，进行有效的改革，如对企业财务方面的运作加大审查范围及力度；
对市场披露制度进行完善，提高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必要时出台及时的政策对投机行为进行处罚，处罚的力度需要从重，以遏制其发展。
(2)政府的补贴引导政策对于遏制金融化现象具有积极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可通过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成立专项信贷为实体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尤其是在经济金融化形成的初期，加大补贴力度或税收减免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投机的行为动机；
对金融企业，政府需要出台相应的产业支持政策，创造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引导金融企业的投资方向，减少资本在金融市场“空转”的现象。
(3)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分利技术水平对企业金融化行为有较大的助推作用，分利技术水平越高，企业越有动机选择金融投机行为。政府可通过对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进行约束，尤其是对金融企业的资本流向的监管与引导，减少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以及创新型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减少金融企业对实体企业财富的分利行为和实体企业自身参与金融投机的分利行为。
(4)社会禀赋倍增率的高低反映的是整个经济环境的好坏。3.5节的研究表明，在一个不断向好的经济环境中，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趋向于互相合作，且社会禀赋倍增率θ1和θ2有小幅的变动会对整个经济金融化的演化方向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政府可通过制定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改造，为两类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提高整个社会的合作水平，以提升社会财富创造的效率，从而降低企业投身金融投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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