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问题争鸣——《中国农村》的三次论战

胡笑天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南开 300350)

《中国农村》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一份进步刊物，刊发的文章大多围绕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学术探讨。骨干成员包括了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一众颇具历史影响力的左翼学者。作为一份发行时间长、鲜明立场的刊物，《中国农村》对一代农村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局之中，多重压迫下的农村社会民生凋敝，大批农民纷纷破产。农民苦难的根源何在？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为何？想要摆脱困局究竟路在何方？对于这些问题，诸多学者纷纷给出自己的看法。一时间各方观点争鸣，时有碰撞。自1934年创刊后，《中国农村》就与不同派别围绕农村问题的多个侧面进行了数次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共有三次，分别为：批判以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为代表的技术派观点；
与以王宜昌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进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驳斥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改良主义思想。总的来说，这三次论战各有侧重，但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战线重大斗争的组成部分。

《中国农村》最早的一次论战是在创刊号上对“技术派”代表人物卜凯进行的批判。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卜凯与中国的农业问题关系甚密。自1915年末以传教士的身份抵达中国后，卜凯随即表现出对中国农民物质生活的极大兴趣并着手对中国的农村面貌和农业生产状况展开大规模调研。在总结所得到数据的基础上，卜凯针对中国农村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他所著的书籍更是被指定为农业大学的教材。然而卜凯所主张的大农场经济论并不为中国农村派所认可，钱俊瑞、陈翰笙等人认为其观点并没有看到中国农村的问题实质进而发文批判。

(一)技术为先，集约生产

1925年，卜凯在重返金陵大学后，卜凯随即发动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并于1930年汇总相关资料后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China Farm Economy)》一书(该书也被译为《中国农场经济》)。在书中卜凯系统梳理了调研得到的种种数据，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卜凯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症结要害在于广义上的技术落后(因此卜凯被称为“技术派”的代表)，此外还有“生产每单位农产品所需劳力费用的高昂，终年间工作支配的不平均，与田场太小，常有无事可做”这三大问题[1]，而解决的办法可以简要概述为改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技术。这些内容一同构成了卜凯对中国农业看法的核心观点。

卜凯的调研数据显示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对于农民贫困的原因，卜凯特别关注了人口过多与土地分散这两个要点。他指出：“农民的生活程度高低，须视所种田地的多寡以为定，而能种几亩田地，则又以人口的密度为转移。田场越大，利润越多，而大多数农民因人口过密的原故，田场乃不得不如此之小。”[2]在他看来，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人口相对过剩问题。这不仅使单位农产品的人力费用高昂，同时密集的人口也导致土地极为分散，生产资料在小块农田之间流转不畅。在土地总面积增加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新的生产要素难以在分散田地中顺利推行，最终导致农业效率大打折扣。在将小农田和大农场的经营模式对比后，卜凯认为小农田的精耕细作并非一定能带来高产量，缺少先进的新生产要素投入，反而往往是大农场占居生产效能上的优势。因此，他极力主张集约化的农田运营模式，认为只有将分散的农田合并在一起经营，才能有效缓解水土流失等问题，并推动先进技术的应用，最终实现较高的土地利用率。但同时他也强调农场并非越大越好，而应保持适当规模。

可以看到，卜凯对中国农村的调研大多集中于农业的经营生产和土地利用问题，属于一种实证主义研究。这种技术派的方案在中国农村派的学者看来并未触及中国问题的实质，从而引发了一阵对卜凯理论的批判。

(二)中国农村派的批判

在1934年《中国农村》创刊号上，钱俊瑞发表的《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一文，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三个方面对卜凯的著作进行了多重批评。在研究范围上，钱俊瑞批判卜凯没有找到农村研究的中心问题，他认为：“农业经济的几个主要问题乃是列强资本对于中国农村直接间接的支配，国内封建性剥夺的加强，和转化农村阶层的分化和小农经营的统治等等而人口问题，农场大小问题，农业劳动问题，耕畜和肥料问题等等，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一个综合的合理的说明。”[3]在研究方法上，钱俊瑞批评卜凯在材料收集过程中对调查样本和调研人员的选择存在诸多问题，同时对于材料的处理也不够合理。最后，卜凯对于中国农村的看法和建议成为了钱俊瑞批判的重点。针对人口过密的问题，钱俊瑞认为，土地对人口的承受能力是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的，卜凯所提出的解决措施只是“把这些方法孤立起来考察，没有在它们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间的联系中去寻其正确的功能”[4]，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支配下半封建体制的基础上，才能讨论根本上解决人口密度问题的策略。而对于土地的零散经营问题，钱俊瑞一方面承认这种形式会带来低效率，另一方面又指出“重压在这种细小经营之上的负担，并不是什么万恶的过剩人口，倒是高昂的地价，过重的地租，以及那些和土地所有凝结着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一切苛杂的剥夺”[5]，正是这些因素的叠加才导致农民被不断地压榨和剥削以至日渐贫困，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对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发起挑战。与此同时，农村派的另一重要成员薛暮桥也发表了类似的批判观点，他认为“生产技术底落后，固然是农村破产底原因之一，但它自身又是受了陈腐的生产关系底约束的结果。”[6]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的背后是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在进行无形的阻碍。这一观点无疑与钱俊瑞保持高度一致，体现了农村派的共同主张。

面对农村派的批评，卜凯并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卜凯在正文首页写道：“本调查对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间之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即所谓农民状况不冀详细评述。”[7]从这番言论可以看出，卜凯其实并不希望参与政治争论中，只想以单纯的经济学观点进行学术研究。相比之下，中国农村派的学者们始终抱有极强的政治抱负和现实诉求，希冀通过分析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来论证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双方的分歧根源于彼此出发点和根本立场的不同。以当下的视角来看，卜凯在农村调查中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值得肯定，而他提出的方案却需要进一步考量。不置可否，卜凯的建议很大程度上是切中时弊的，但问题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扼杀了那些方案落实的可能。近年来学界对于卜凯农业思想及调研资料的价值有了更高的评价，在发掘其现实意义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时代大背景的变化。只有结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对卜凯的理论作出理性认知。

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界曾围绕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展开激烈讨论。在涉及中国农村问题时，任曙、严灵峰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农村占居主导地位，中国已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1933年创办的《中国经济》刊物则成为这种观点支持者的新阵地，其代表人物王宜昌在1934—1935年连发数篇文章主动挑战，要求《中国农村》编辑部对此“表达意见”。中国农村派果断予以反击，论战就此展开。这场交锋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研究农村问题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二是农村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围绕于此，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

(一)主要研究对象——生产力？生产关系？

1935年年初，王宜昌发表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标志着这场论战的开始。他在文中批评中国农村派“只注意到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而忘去了任何自然的技术关系”[8]，认为社会的进步是通过“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以技术和生产力表现出来的”[9]。生产关系的发展要受到生产力的制衡，因此生产力是首要的研究对象。张志澄对此附和“我们不能直接说明生产诸关系或经济结构之变动，而仅能借生产力的变动来做间接的说明”[10]。他认为尽管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但是本质上它还是被生产力所决定的，因此研究对象应以生产力为主。

中国农村派则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展开分析的。薛暮桥在《答复王宜昌先生》一文中着重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11]，批评王宜昌一方面割裂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又混淆了二者的部分外延。他表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先后主从”看法实质上是一种机械的观点而忽略了内部的对立与统一。钱俊瑞同样指出，对于生产力的研究“决不是对于几种构成生产力的自然因素加以孤立的纯技术的分析；
而是在与生产关系的关联之中来分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态”[12]。而将生产力与某些技术性要素简单画上等号的行为无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经济派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而且对生产力观察的角度出现了偏差。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他们在农村社会性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农村派形成对立认识。正如同农村派另一位重要成员孙冶方所说的那样，尽管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对于生产力发展底某一个阶段上所发生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底总和)之解释，却非得更进一步来分析这社会底生产关系之本身不可”[13]。随着这场论战的深入，双方争辩的焦点很快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农村社会性质——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

中国经济派的成员在农村社会性质问题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即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证明这一结论，王宜昌从多方面展开了分析。他将帝国主义经济入侵所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同时认为利用雇农进行农业生产的增多证明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深化，农村的生产已经演变为了“地主提供土地和资本，佃农只出劳力的租佃形式”[14]，这在本质上是资本经营。而租佃关系中“文书契约”的出现更是表明农民取得了相对于地主的独立自主地位，旧的封建关系已经改变。除此之外，农业机械和化肥的引入，地租由实物向货币的转变和都市对农村的支配关系都被其视为是农村资本主义性质的重要表现。

对于这些观点，中国农村派进行了系统批判。在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农村派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确实使农村的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却并不是质的改变。薛暮桥指出，帝国主义通过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利用对农民进行剥削，这无疑严重削弱了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必要条件，从长期看，是对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在外力作用下的转型并不彻底，从而停留在一种过渡形态。一方面，地主经济逐渐变为雇役制或分益佃租制的经营；
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开始转变为小生产者并逐渐受到商业资本的支配。但彼时资本只支配分配过程，生产本身尚未从属于资本，因此只能称之为半封建。

在土地问题上，农村派强调土地所有权的过度集中仍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少数人对土地的大量占有并未带来集约化生产，而是重新以租佃方式回到小农耕种模式，农民依然承受着封建性的剥削，所谓的文书契约和货币地租都不能掩盖其实质。而对雇佣关系的考察，农村派认为，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本质。一方面，雇农数量较少，并没有占到很高比例；
另一方面，雇佣劳动的形式又复杂多样，其中很多的雇佣劳动仍具有极强的封建性质，因此现如今的劳动雇佣状况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得到充分发展。

最后，在商业资本问题上，薛暮桥指出：“辨别农民经营的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不是资本已否占有交换过程，而在资本已否占有生产过程，即已否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5]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存在不能用来判定社会性质，因为它既可以存在于封建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从当前国民经济的整体而言，农业生产已然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但从农村内部看，半封建的零细经营仍占居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场论战的双方对抗激烈，互不相让。他们彼此的观点界限分明，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双方均大量引用马克思、列宁等伟人的理论和观点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状进行分析阐释，由于立场和认识角度的差异而得出迥乎不同的结论。中国农村派通过更加翔实的乡村调查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了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和主要矛盾，从而占据论战的上风。在当时社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无形中也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同时深化了大众对农村社会的认知。在这场论战步入尾声之时，《中国农村》编辑组得出结论：“此次论战虽然不能够说已经获得正确结论；
但是自信已把多数读者们的认识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阶段。”[16]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可以说正是中国农村派思想理论在实践层面的运用，而农村派着重强调的生产关系问题同样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线索。这场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思考最终成功转化为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中国农村》另一次的论战对象是当时的乡村改良主义者。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在对农民破产原因和农村出路的思考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乡村建设理论。他们希冀通过一系列乡村组织和运动改变农民的命运。那些思考显示了他们的家国主义情怀，也吸引众多的青年学生成为他们的追随者。然而他们的观点却遭到了中国农村派中千家驹、李紫翔等人的反对，双方围绕中国农村的出路展开了一场论战。

(一)乡村组织与平民教育

梁漱溟将中国乡村定义为一个伦理本位社会，认为中国只存在职业分途，而没有阶级对立，这套理论直接将东西方社会区分开来，他也据此认为中国社会必须要寻找全新的道路。梁漱溟将乡村破产归因于政治上的苛捐杂税和兵燹，经济上的外国侵略，文化上的礼崩乐坏，其中又以文化为先。在他看来，重建法制礼俗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
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忧，而所忧不在民穷财尽；
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息长养不难日起有功也。”[17]为了构建心中理想的农村社会秩序，梁漱溟提倡通过设立乡农学校提升农民的组织力。在其设想中，这一机构不仅肩负着进行新儒家教育的职责，还兼具管理社会的政治属性。梁漱溟希冀通过这样的方式再造“伦理本位”的乡村秩序，以此来促进农业恢复，进而发展工业，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重构。

乡村改良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晏阳初则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根本上讲是人的问题。目前民众面临着“愚穷弱私”四大缺陷，而解决的方法则是用教育来培养新公民，为此，他专门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晏阳初主张以四大教育对应解决“愚穷弱私”问题：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
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
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
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18]。这四个方面需要相互协作，共同发挥作用。应当指出的是，晏阳初所提倡的教育并不面向特定阶层，而是面向大众的平民教育，他形容平教运动是“民享、民有和民治”的事业，并笃定这才是当下救国救民的最根本办法，是其他一切的前提。而平教运动的推行则需要仰赖地方领袖，平教专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从这里可以看出，晏阳初依然是在现有社会体系下寻求救亡的方法，以为只要平教运动取得成效，其他社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二)改良之路能否走得通

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运动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寻求解脱之道，而他们的主张则被中国农村派批评为在旧体系中的小修小补，从而被冠以乡村改良主义的名号。孙冶方在《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中直言不讳地说道：“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们底实际工作是从哪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
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19]孙冶方并不否认教育和技术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教育和技术很难实行真正的成效，即使取得了一定效果，最终也难逃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剥削。

千家驹则直接对乡村改良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展开批判，他表示，梁漱溟所强调的法制礼俗“本身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怎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产生怎样的法制礼俗”[20]。而目前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造成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培养新的法制礼俗，而不是先发明一套现成的法制礼俗(社会秩序)而后改造我们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21]对于梁所力主的乡学组织，他直接将其视为是地主和豪绅的利益代表，指责改良主义者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旧的统治秩序。农村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李紫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批判改良派的做法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没有看到对生产资料的分配才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他认为改良主义者想要“以恢复封建的伦理思想和强制的‘自卫制度’来重新树立‘社会秩序’，以压制和预防农民的暴动”[22]。但这只不过是美好的幻想，一旦开始落实就会发现寸步难行。李紫翔认为农村问题不能够孤立地看待，必须结合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进行分析，那种“打算从整个国民经济危机中分离开来，独立地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想法是“不值一文钱的幻想”。[23]同时，不考虑民族问题就进行农村建设则会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帮凶。

这场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双方都固守立场互不相让。中国农村的困境固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双方对于主要原因的认知不同最终导致方法论上的差异。改良主义者致力于以文化为切入点改造乡村社会而忽略了革命的必要性，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看法更是成为了中国农村派攻击的重点。尽管后来梁漱溟辩解自己并非忽视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反击中国农村派的阶级观点是在分裂社会，而自己则是在走一条 “调和之路”，是想要通过调节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从而构建稳定的政权。然而，改良派显然严重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而将政治混乱归于文化失调的看法更是本末倒置。也许乡村建设运动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注定无法在全国范围内为全体农民带来希望。

从历史进程看，《中国农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进行的数次论战有着相应的必然性。彼时的中国和世界都在面临历史之变，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究竟会走向何方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因素的影响。剧烈的社会动荡必然导致思想文化的变革，纷繁复杂的理论和主义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难免相互碰撞。以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农村派秉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以乡村调研的方式探究社会本质，并通过《中国农村》这一主阵地来宣传自身主张，以期推动社会进步。在与其他派别的交锋中，各方的理论逻辑和根本立场都逐渐显现，历史、科学与政治多方要素相互交融，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重大理论与中国农村实际渐进融合。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这场论战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三次论战的异同

《中国农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进行的这三次论战，始终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那就是中国农村的现状与未来。这是历史所赋予的时代命题，而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环境则给予了近代学者广阔的思考空间。应当指出的是，以《中国农村》为主阵地而展开的理论论战实际上远不止这三次，但这三次的影响力最为广泛，也最具代表性。在本质上，参与论战的各方都在尝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何在？未来的中国农村究竟路在何方？面对同样的难题，各派都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虽然表面上是在进行理论论战，但是大家并不都是为了理论而理论。除纸面上的文字交锋以外，各方的诸多理念都与现实有着紧密联系。例如，中国农村派曾多次深入乡村展开实地调研，并鼓励青年学生参与乡村服务运动；
卜凯同样主持了多次涉及全国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并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数据，同时又在安徽宿州进行过农业的改良和推广；
乡村建设派同样也进行过类似的乡村调研活动，并在部分地区进行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践，例如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等等。这些都可以视为自身理念在现实之中的反映。

由于论战各方都是当时较为知名的学者，各自的论点也都有着相应的合理性，因此在当时社会都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发展。然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农村派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判断才是最准确的，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也最贴合近代中国实际。在数次论战之中，农村派的成员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以农村社会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来论证中国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以及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这种坚持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社会并找寻中国前进道路的尝试在那个年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论战各方虽然面临着同样的命题，但破题的角度却各不相同。三次论战的参与者都有着独特的背景和指导思想，这导致他们的聚焦点不尽相同，因此每一次论战又各有特点。

中国经济派和中国农村派都在运用自认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术语来对农村社会进行分析，但在具体的运用和遵循上却大相径庭，致使双方在主要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中得出迥乎不同的结论。这一分歧进一步导致双方对农村社会性质判断的差异，最终体现为革命道路的不同抉择。应当说这是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交锋，双方从同样的理论原点出发最后分道扬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清醒的现实认知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要前提。二者论战的重点由一开始的农村经济研究对象逐步转移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而围绕农业生产状况，农村生产关系等内容展开辩驳。论战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发展到最后已经不乏冷嘲热讽和轻微的人身攻击，其他两次论战的激烈程度远不能与这场论战相提并论。

乡村建设派将儒家文化作为思想基石，但他们秉持的并非传统儒学，而是以儒家学说为本体，同时吸收其他西学，进而探求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现代新儒学”。梁漱溟和晏阳初都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自此之后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乡村教育理论也大多建构在儒学基础之上。他们试图对儒家文化进行新的阐释，用现代新儒学去重构乡村秩序，进而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难题。中国农村派对乡村建设派的批判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的对垒。他们的论战从表现形式来看是对农村崩溃原因的不同见解，从根本上说是革命与改良的不同抉择。在乡村建设派那里，农村问题主要集中为文化问题，只要乡村实现法礼复兴和秩序重构就能逐步走出困境。建设派的诸位学者希望尽可能避免触及政治体制，在现有条件下采取更加务实的手段实现乡村复兴，但这种改良主义的方案与中国农村派所主张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围绕于此的碰撞也随之达到了最顶峰。

卜凯的理论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农村环境中的具体运用，他从农业经营的角度，分析投入、产出、管理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如何才能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以及最有效配置资源。从指导思想上看，卜凯走的是一条实证主义的路线，他所主持的农村调查以摸排中国农村实际状况为主要目的，范围几乎覆盖全国，涉及内容也是纷繁复杂。在整个的调研过程中，卜凯一直秉持着负责严谨的学术态度，并不愿介入政治争论之中，面对农村派的批判也没有作出直接回应。以陈翰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进行了诸多农村调查。相比之下，他们更偏重于为改变农村状况而进行调查，同时带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试图通过收集资料来证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可以说双方调研主旨的分歧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对立，从而也引发了这场论战。而对于他们各自的观点，与其始终强调孰是孰非，倒不如发掘各自的逻辑内涵。要想尽可能地全面认知近代中国农村面貌，我们也的确需要更多的角度作为切入点。

(二)农村问题论战的意义

以《中国农村》为主阵地参与论战的诸位学者大多都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影响之下。他们在白区面对着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依然坚持利用合法阵地开展文化斗争，与彼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形成良好呼应。从这一点看，《中国农村》的论战更显得殊为不易。一系列的论战最终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不仅留下了一大批经典的论著，还引发了当时民众对农村状况的热烈讨论，更对当时社会，乃至未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和意义。

第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同时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国农村派在论战中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在于经济派的论战中又批驳了错误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纵观历次论战，贯穿其中的是农村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解读和运用，包括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阶级分析法，等等。尽管将中国现实嵌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略显僵硬，同时对一些问题的解读也稍显稚嫩，但这在当时已然是难能可贵的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国内学者带来了全新的视野，这不仅是一种全新学说的引入，更是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之中，使青年学者开始认真思考革命的性质问题，开始用阶级理论去分析社会的不同群体，找寻真正的朋友来对抗真正的敌人，从而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解放之路。论战中的左翼知识分子还集中翻译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使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更是分析和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从而促使他们去掌握这种理论，进而运用这种理论，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第二，厘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戳破了其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幻想。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最终的前途不会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重要结论。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对此进行过相应的论述，但总体的理论脉络依然不够清晰。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在接受列宁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性质的判断，自身对这个问题少有深度的理论和探索。在一系列的论战中，中国农村派通过对土地问题、雇佣关系、商业资本等方面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于农村人民的压迫，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判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彼时中国的历史定位和革命方向。通过论战，人们逐渐意识到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息息相关，外国垄断资本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存在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举步维艰，这条道路既没有可能，也无法给人民带来希望。其对于提高整个学界的认知，引导更多的人认可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并最终推动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揭示了改良主义的空想性，证明了革命是必然选择。改良与革命的抉择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争论不休的问题，众多学者都对此表达过看法。具体到这三次论战的参与各方而言，中国经济派是表面支持革命，但在本质上反对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土地革命策略；
卜凯聚焦农业技术，对于革命问题无意讨论；
梁漱溟则是鲜明地认为暴力革命行不通，并以此论证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性。中国农村派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农场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无论是技术上的革新还是文化秩序的重构，都只能改变局部的小气候，不会使中国的根本问题得到真解决。不可否认，改良与革命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与革命道路相比，改良政策能否推行需要更多地考虑具体社会环境：社会矛盾是否尖锐，各个阶层是否愿意妥协，是否有强大外力干扰，等等。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交织，在旧有秩序顽强抵抗的情况下，用和平手段建立新秩序已然毫无可能，中国农村派通过实践调研及时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中国农村》参与的这三次论战实际上是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重大理论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时的各大流派几乎都参与了该场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大思考，其中既有宏大的历史叙述，也有细致的微观探究。穿过重重迷雾，中国农村派的学者们从农村经济的各个侧面入手，来论证农村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一定程度上也肩负起了传播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历史使命。尽管论战中农村派的诸多理论并非无可指摘，但这并不能磨灭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在政治、历史和科学的多重维度透视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预设、重大命题、逻辑脉络都在这场论战中初步显现，而其中涉及的人地关系、租佃关系、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等问题，直至今天依然是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因此，在步入新时代的今天，研究这一系列的理论论战，对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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