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德双循环模式的比较及借鉴
时间：2023-05-29 17:00: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林江鹏，欧 文（湖北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已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发展的理念热点[1]。国内国际双循环本质上是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概括，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充分发挥政府作用，集中力量解决核心技术缺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已完成经济转型，如日本和德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外循环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其初期通过国际外循环获得了外汇资本，并通过技术引进与本国创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目前我国要想完成这一经济循环体系的转型，还需要面对许多困难。一方面，受疫情的影响，导致国际间的经济贸易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另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极为动荡的情况下，美国曾公然无视WTO规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WTO成员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2]。造成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走势生忧的局面，为国家间经贸合作带来了严峻挑战，所以经济增长就更加需要国内的生产活动来刺激需求。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进一步加剧国际经贸规范的竞争性调整，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重点从需求侧、供给侧及对外开放等方面强化法治建设，要充分运用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模式协调发展，为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力量。
综上，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我国经济结构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国内的研究有针对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单独的研究，但是并没有将其进行比较。所以本文基于美日德三个国家的经济转型方式，并结合当前的国际局势，提出针对我国现阶段进行经济转型所应采取的策略。
（一）美国双循环发展模式
美国建国至今，始终坚持保护主义。南北战争期间，时任总统林肯实行经济政策纲领并将此经济政策命名为“美国体系”，通过高关税与差别关税，对本国缺乏的产品予以免税或减税来保护本国的支柱产业。但是由于美国早期工业水平并不发达，国内工业市场受到大量廉价的英国工业品占领，导致国内工业资本被严重威胁，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保护主义程度。即便在工业革命过后，曾进行过短暂的自由贸易，进一步降低关税来加强对外贸易，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在此期间，“内循环”被迫成为美国经济的发展重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格局开始改变，美国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业大国，此时，美国的“外循环”对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使美国在1913年达到了全球GDP的顶峰，开始进入双循环发展模式。在此之后，美国开始为循环经济创造有利条件，开始制定并颁布相关政策，其中教育和基础科学成为美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关键点。此后，美国始终围绕着保护主义并凭借着国内经济的循环，积极与全球经济不断融合[3]。同时，在“外循环”经济当中试图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方向，逐渐形成了美国版“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格局。（见表1）
表1 美国政策、措施与结果
（二）日本双循环模式考察
二战过后，日本经济受损严重，为了恢复本国经济，日本采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利用国外资源来开拓市场。但是此时的日本在产业结构、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力素质等方面都还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之中，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主要实行战略性产业政策，主要目标是产业合理化，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了解到日本经济复苏后自身可以从中获利，所以对日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使日本经济逐渐加入世界经济循环当中，贸易也从逆差国转变为顺差国，逐渐形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此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是其他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两倍。与此同时，也为日本带来了不少问题，如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失业率偏高等。由此，日本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刺激国内需求、降低贫富差距、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凭借这样的国内循环模式，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显著下降，使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起，受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的经济结构逐渐失衡，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导致日本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由于日本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且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加深，多种原因导致日本经济最终崩溃，这些现象意味着此时的外循环经济模式已经不适合当时的日本。为此日本政府开始寻求转变，首先，日本银行采取“零利率政策”等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新产业当中。其次，通过积极扶持电子通信、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扩大内需。最后，鼓励以科技为导向的教育科研工作，提供大量的人力、资金以及技术支持，使日本的传统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升级。至此，日本完成了经济模式的转变。（见表2）
（三）德国双循环模式考察
德国作为二战发动者之一，战后初期国内劳动力严重受损。与此同时，美、苏、英、法等国家对德国经济进行制裁，致使战后德国经济复苏缓慢。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在美国的扶持之下，德国选择了经济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实施“货币改革”和“价格自由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的作用，使社会市场经济的雏形基本建立起来。在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加上凯恩斯主义在国际的盛行，德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也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但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在不断扩大，使德国陷入经济滞胀危机。为应对此次危机，德国政府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结合，完成了经济模式的第三次调整。在此之后，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以及欧债危机导致世界范围经济低迷。由于德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面对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德国实体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德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加强政府对经济运行干预力度的同时，针对完善本国的监管体系、加强新兴产业与技术领域的投资和整顿国家财政三个方面进行调整，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见表3）
表3 德国政策、措施与结果
（一）美日德双循环模式的共同点
首先，美日德三个国家都有完整的经济政策。美国凭借《1974年贸易改革法》加快了本国贸易转型，逐渐形成以高新技术为中心的经济内循环体系；
而日本也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国内消费使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日本经济转型的助力；
而德国采取以市场经济为主，政府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同时在“马歇尔计划”下，使德国的经济迅速地从战后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的经济水平。此外，三个国家都对外贸税率有着一定的控制，并结合本国国情制定相关政策，以此保护国内的产品市场，加速经济的转型升级。
其次，美日德三个国家皆重视人才培养，尤其是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颇多。如美国提出的《2061计划》主要是面向21世纪的青少年儿童，要求其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主要包括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探究方法与科学探究的积极性。美国颁布了针对低技能移民采取限制的政策，并对高技能移民的优惠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提供了高技能人才，进一步优化了美国的人才储备。此外，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和“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发展愿景，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本国的教育改革，这项改革完善了日本的终身教育体系，丰富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为日后发展科学技术与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
而德国由于先前的全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战后为社会留存了一批创新能力强、高效率的劳动力，德国也从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引入了国外劳工，这些劳动力为德国的工业制造业带来了活力，如大众、西门子等企业都是德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可见，人力与人才储备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模式转型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最后，美日德三个国家都有一个良好的产业体系。产业的动态调整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大多为第一、二产业，那么这个国家要想经济有一个持续良好的增长是非常困难的[4]。就美日德这三个国家而言，都完成了较为成功的动态调整，都是先发展第一、第二产业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一定程度之后，再与对外政策相结合，发展外贸经济，逐步发展第三产业和加大科技在产业结构中的力度，大力发展以科技为导向的产业，使本国的内部循环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二）美日德双循环模式的不同点
一方面，美日德三国的经济主导方式不同。美国与日本都为政府主导型经济，日本的大多出口产品与美国密不可分，这也就导致二者的经济模式极为相似。日元的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所以就更加依靠美国来发展经济；
而德国更偏向于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德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循环以及欧盟内循环，《广场协议》过后，德国与日本皆采用稳定汇率政策，日本重点发展房地产行业，而德国选择实业进行发展，这一举措使德国没有出现泡沫经济。
另一方面，美日德三国的资本积累方式不同。美国自始至终实行的是保护主义政策，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向都是以内循环为主，得益于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迅速，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再加上二战处于战胜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与日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因素都为美国进行资本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相比较于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首先国土面积比较小，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而且也都处于二战的主战场，要想进行资本积累就要依靠外部力量。因此，日本与德国依靠《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逐步恢复本国经济，在此之后才将经济发展重心由国外循环转变为国内循环。
综上，20世纪下的日本和德国经济发展模式较美国相比，效果更加明显，使二者皆创造了“经济奇迹”。由此可以看出，各国国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各有所长，但都是适合本国的发展方向。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实用为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一）畅通产业链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战略基点
产业链的畅通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尤为重要。美日德这三个国家在加强国外循环时，在产业链上的发展都已经相当完善，能够依靠内部循环来带动外部经济循环。产业链中存在着大量贯通上游产品与下游产品之间的环节，上游环节将自己的产品与服务输送到下游环节，而下游环节再将产品与服务的信息反馈给上游环节，如此共同成长，生产出更加契合市场的产品与服务。这些环节通常会存在于各个城乡、区域当中，畅通产业链，可以更加细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而我国部分地区经常面临着疫情管制，上下游产业链同时复工难，这也进一步限制了我国各个产业链环节之间的流通，所以打造一种安全高效、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与产业链，可以进一步加速我国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提高我国优势产业的地位。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诸多问题，究其根源是存在结构性失衡，所以完善产业链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对产品的整合[6]。欠发达地区一般拥有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而发达地区通常是下游环节的聚集地。这也就更要加强对产品资源的整合，而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关联性大的产品又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寻找适合本产品生产的产区，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规模效应，形成特色产业，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使国内经济循环更加畅通。我国在制造业也面临的巨大的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各种以劳动力为主导的产业逐渐向越南、泰国等国家转移，虽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链呈分散趋势，增加运输、储存等成本，但这也为我国的产业链转型和升级带来了机会与机遇。我国的加工工厂也逐渐由以劳动力为主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变，我国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黑灯工厂”，不仅可以为企业节省更多的成本，还可以为社会释放更多的劳动力，提高我国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重视程度。这样可以更好地完善我国国内的产业链，加快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向着更高水平智能化发展，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内循环”为核心的双循环新格局战略。
（二）扩大内需是激发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循环动力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这也就要求我们要更加地重视人民生活水平，从而进一步地来扩大内需。面临发展新阶段，应积极培育新消费增长点，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高质量增长[7]。受疫情的影响，全球的经济持续衰退，我国中小企业受影响较大，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相关行业的企业受挫，再加上人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我国的线下消费意愿明显下降，导致内需不足。针对这些困境，政府已经做出了较好的解决方式，针对受灾企业进行减税减费，降低企业的成本，再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确保中小企业可以渡过难关，并且促进就业与提高员工工资水平，而这样又可以反过来刺激消费，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还要促进形成以龙头企业带动消费的发展格局，近年来，由于“新疆棉”等事件，消费者的爱国情怀不断上升，导致消费者对于国外品牌的需求程度下降，而对国内品牌如鸿星尔克等需求程度不断提升，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助力我国的“内循环”经济发展。但是扩大内需，不能仅停留在刺激消费当中，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要提高生产效率，否则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导致市场的混乱。所以要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适配性来消除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各种堵塞。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人口红利的影响也在不断减弱，会在某些方面影响生产效率，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知识教育方面的投入，培养高层次人才与加大机器技术的使用率来扩大生产。另一方面，需要对住房、医疗、养老方面加大投入，不仅可以缓解当前年轻人的工作压力，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与生产效率，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模式。
（三）坚持双向开放是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根本保证
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更重要的是促进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从而共同带动经济发展。我国利用外资存量占GDP比重较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仍有较大差距，这与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贸易地位严重不符。疫情的全球蔓延、中美关系逐渐紧张都使国外循环受阻，经济难以健康发展，但要想使经济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良好发展，国际国内经济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在这一点上，我国始终保持着积极开放的态度去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但在前几次的工业革命当中，我国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其中。所以在此时的科技革命当中，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更要加强与外部的联系。如我国主张建立的“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来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促进周围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在2022年RCEP也悄然出现，涵盖了15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减少成员国的贸易成本，也为我国市场引进以及对外投资带来了便利。我国还赋予自贸试验区以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来推动制度创新，让自贸区走在前面，探索一条适合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而我国目前外资合作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外资存在巨大缺口，就要积极推动对等开放，完善外资引入机制，助力外资的引进。但由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排斥新兴经济体，美国等国家也提出“中国威胁论”阻止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8]，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和稳步发展经济，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角度，都必然成为一支无以规避的区域合作依靠力量。
（四）科技创新是把握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发展方向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引领大变局的革命性力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影响了中国与国际之间的贸易政策，在大国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我国要想经济发展就更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科技创新。虽然目前我国全球经济体量位列前列，是生产大国，但是在一些关键方面还是受制于人，要突破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在贸易的过程中才不会受到外国的限制。以移动通讯行业为例，自2020年开始，美国就开始不断地对我国的手机芯片进行制裁。时至今日，华为在5G芯片上依然供应不足，而手机芯片出现断供的情况，也为国内的芯片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国内的大部分厂商开始囤货，致使在市场上流通的芯片减少，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上涨，严重了影响产业链的供给。所以要注重科技研究创新，摆脱对国外核心技术的依赖，加快补“短板”，这样才能更快地将经济发展重心由外循环，转移到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内循环。
在大国的博弈当中，科技始终是最关键的战场。我国从制造业发展期进入科技发展期，这就意味着我国将从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向后发优势转型，进而向自我创新的比较优势转型[9]。目前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之间的投入，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目前尚未形成多元化的基础研究投入体系。基础研究过度依赖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投入明显偏低，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面还有待完善，对于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的有效激励机制尚未形成，所以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而在研发团队当中来看，虽然有庞大的科研团队，但是在高科技创新专利当中还是存在堵点。在科研团队当中，缺少国际当中的领军人才，而这些都需要长期的财政投入进行慢慢地积累，并保障创新产权，逐渐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培养自己的企业、发展自己的技术，形成以“市场培育、创新技术”的主动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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