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开放空间对老年人不同社会交往活动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史祎雯 朱喜钢 孙 洁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要面临的重要社会和公共健康问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注老年人健康问题将是我国的一项长期任务。建成环境建设是保障和提高公共健康水平的重要抓手，对于日常活动范围较为稳定的老年人而言，其对建成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提供环境支持是促进老年人健康的基本途径之一[1]。研究建成环境对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对于优化老年人生活环境、提升其健康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所指的绿色开放空间为城市中由人类自身行为所创造出的开放型景观空间[2]，如综合公园、游园和社区广场等空间。作为城市建成环境重要的要素，绿色开放空间对于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既能够缓解精神压力[3]，也有助于降低疾病发生率[4]。社会交往指人与人之间物质和情感的交流活动[5]。对于社交网络逐渐萎缩的老年人而言，他们更需要在环境中获得情感支持与精神慰藉[1]，积极的社会交往对其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交往活动往往作为建成环境影响健康的中介变量被加以讨论[6]。对于老年人而言，以空间为载体的传统“面对面”式交流仍是其主要的社会交往方式。因此，塑造社交活动受到鼓励和支持的绿色开放空间是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鉴于此，本文探讨绿色开放空间特征对老年人不同社会交往活动的影响，继而提出相应的规划建议。

在聚焦老年群体的健康城市领域研究中，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体力活动的影响，主要聚焦于老年人的休闲性体力活动和出行行为等方面[7-9]。国内对于建成环境和老年人社会交往关系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证明，社会交往将显著促进老年人“健康感”的提升[10]，有助于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保持记忆和认知功能以及减少抑郁症状[11-12]。目前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积极探索。李经纬等[13]考察了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的影响，发现社区区位、各类设施可达性和可步行性与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密切相关。杨东峰[14]等发现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与品质类环境要素包括步行设施、治安状况、购物场所可达性等的关联性最显著。

作为建成环境的重要要素，绿色开放空间对居民健康水平的积极作用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其对于公共健康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生理[15]、心理[16-17]以及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具体到社会健康方面，绿色开放空间的数量与质量会对居民的社会交往频率产生显著影响[18]。马斯（Maas）等[6]将社会交往作为绿地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开放绿地有助于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从而为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带来积极影响。权（Kweon）等[19]发现老年人的邻里社会关系与其公园使用率呈显著正向相关。

在绿色开放空间的度量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层面总结归纳出了绿色开放空间的建成环境特征。贝迪莫龙（Bedimo-Rung）等[20]将公园建成环境要素归纳为特性、品质、可达性、美学、安全和政策6个纬度。马明等[21]从空间、场所和感知3个层面梳理了目的地可达性、空间连接性、可步行性、场所设计、设施布置和环境安全性等诸多绿色开放空间影响居民体力活动的要素。已有研究通过回归模型发现绿色开放空间的绿化供给、空间尺度、空间可达性、环境品质和安全感等要素对老年人社会交往具有显著影响[22-23]。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的梳理发现，国内外已有以社会交往活动为对象的研究缺少对不同类型社会交往活动的差异化讨论，忽视了不同社会交往活动对建成环境需求的分异。老年人的社交行为因其活动类型的多样性，在空间需求上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24]。尤其是，静态和动态活动由于活动强度、范围和频率的不同，对于空间需求具有一定分异。鉴于此，本文以南京市老年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空间对不同行为特征社会交往活动的差异化影响，尝试回答老年人不同的社会交往活动对绿色开放空间有什么不同需求，以期深化和拓展已有建成环境对社会交往活动影响机制的研究，为老龄宜居城市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2.1 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个体数据来源于团队于2021年3—6月开展的社区问卷调查，调研内容包括老年人的个人基本信息、社交活动特征和对建成环境的主观评价等研究所需数据。本次问卷调研地点为南京市主城区内八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住宅小区，选取调研地点时着重考虑了小区内外部绿色开放空间的差异性，以避免老年人因现状建成环境相近而对社会交往有过于一致的偏好①。根据社区绿色开放空间内外环境的差异，最终筛选得到8个具有代表性的住区（图1）。每个小区针对老年群体随机发放约45份问卷，最后经过清洗与筛选，共获取359份有效问卷。通过问卷中所询问的受访个体最常访问的绿地得到13个活动绿地（图2）。

图1 调研小区分布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rvey community

图2 活动绿地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een space

2.2 研究变量

2.2.1 社会交往活动的评估

研究根据社交行为活动特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行为和动态行为两类[25]。根据调研访谈中所了解到老年人常进行的社交活动类型，将聊天和棋牌类运动归为静态社交活动。动态社交活动包括集体舞和球类运动两类集体体力活动。老年人在进行集体体力活动时往往会同时促进社交互动。问卷中将聊天、棋牌运动和集体舞等具体社交活动的频率分为五个等级，其中“1”代表“从不”，“2”代表“几乎不”，“3”代表“很少”，“4”代表“经常”，“5”代表“总是”。静态行为由聊天和棋牌类活动两类活动所得总分评估，动态行为由集体舞和球类运动两类活动所得总分评估，分数越高代表调研对象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的水平越高。

2.2.2 自变量选择

研究自变量包含个人基本属性、客观建成环境和主观建成环境三个纬度。个人基本属性包含受访老年人性别、年龄、房屋产权情况和婚姻情况等社会经济属性与身体健康状况和个人社交意愿。

受身体机能的限制，老年人更多依赖邻里进行社会交往[26]，因此本文重点关注老年人居住社区及其周边半径1 km范围内的绿色开放空间建设情况。客观建成环境分为空间和场所两个层面[21]。在空间层面的因素包含空间可及性和连接性两个纬度。可及性反映了老年人在特定空间区域内使用社区绿色开放空间的便捷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活动的关键。研究以空间分布密度和实际出行时间反映绿色空间的场所可及性[27]。空间分布密度以住区半径1 km范围内绿地数量反映，强调绿地为老年人社交所提供的机会大小。绿地poi数据由百度地图爬取。实际出行时间以老年人到活动绿地的步行时间衡量，反映实际活动结果与其社交活动的关系。实际出行时间由百度地图获得。连接性指起点到目的地连接的数量。较高的步道密度会提高人们活动的便捷性，并扩大出行范围[28]。研究以小区周边半径1 km范围内步行道密度衡量空间连接性。步行道数据由百度地图遥感影像和百度街景图片识别出遥感影像中的生活性步道后得到。

场所层面的要素主要从微观环境品质来影响社会交往活动的水平。包含绿地规模[22]、绿地类型[23]和绿化供给[29]三个指标。绿地规模由活动绿地的实际面积衡量，数据由百度地图遥感影像测量得到。考虑到不同类型的社会交往活动对绿地类型的需求具有分异，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将活动绿地类型分为综合公园、游园和社区公园三类[23]。绿化供给由绿化覆盖率衡量。研究根据遥感影像识别出绿色开放空间内部绿化，并借助Photoshop工具计算得到各要素面积总和，分别除以绿色开放空间总面积得到社区绿化覆盖率。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选取舒适性、美观性、便利性和安全性[30,31]4个方面的问题反映老年个体对住区内部及周边绿色开放空间环境的评价，涉及设施完备、尺度合适、环境美观、安全程度和便捷到达5个指标（表1）。计分均使用李克特5分量表，从“1”到“5”表示满意程度由低到高。考虑到建成环境需要经过居民的主观感知激发其活动意愿[32]，研究在构建分析框架中认为主观建成环境可作为客观建成环境影响社会交往的中介变量，并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加以验证（图3）。

图3 研究框架Fig.3 analysis framework

表1 变量定义Tab.1 variable definitions

2.3 研究方法

研究因变量为静态社交和动态社交两类社交活动发生频率，其计算方法为各具体社交行为发生频率的得分之和，取值范围在2—10之间，属于连续变量。因此，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各项自变量与两类社会交往活动频率间的关系模型。所有变量在加入模型前均经过标准化处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Y为因变量，β0为常数项，X1，X2...Xn为自变量，β1，β2，...βn为回归系数，表示在其他所有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某一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平均变化的单位数，e表示残差。

在个人基本特征方面，女性样本（61.2%）多于男性（38.8%），年龄段集中于60—70岁之间（58.4%），已婚者（84.9%）居多，房屋产权大多由自己持有（77.0%），月收入集中于2000～6000元区间（63.4%）。被调查的样本中有58.4%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较好或非常好。在社交意愿方面，绝大多数老年人（63.5%）有较强的社交偏好，表示自己比较或非常喜欢与人社交。

在绿色开放空间的主观评价方面，调研样本对环境美观、便捷可达和治安状况的评价较高。40.4%的老年人对环境美观性比较满意，62.1%的老年人对绿色开放空间的便捷到达性非常满意，对安全程度比较或非常满意的老年人占比达89.7%。调研样本对设施多样性和尺度适宜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对设施多样性和尺度适宜谈不上满意和不满意的老年人占比分别达到31.8%和37.9%。

在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征方面，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的发生频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静态活动发生频率的平均得分为7.12分，其中得分为10和8的人数占比较多，分别达19.8%和18.1%。动态活动发生频率的平均得分为6.55分，其中得分为8的人数占比最多，为22.0%。相较于动态活动而言，静态活动的发生频率更高。因为老年人活动不便，静态社交构成了老年人社会交往生活的基本部分。动态社交作为一种更加活跃的社交方式，则在静态社交的基础上丰富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生活（表2）。

表2 个人基本信息与主观评价信息统计Tab.2 personal basic information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formation statistics

研究在以不同社会交往活动频率为因变量的两个系列模型中分别先后构建3个模型，进行逐步回归，以体现不同维度自变量影响作用的程度和差异。模型1和4为基础模型，仅考虑个人基本信息因素的影响，模型2和5在基础模型之上加入客观建成环境因素指标，模型3和6则综合考虑了个人基本信息、客观建成环境和主观建成环境的共同作用（表3-4）。

表3 静态社交活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tatic social activities

表4 动态社交活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Tab.4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ynamic social activities

4.1 个人基本信息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4测度了个人基本信息对两类社交活动发生产生的影响。个人社交意愿与两类社交活动的发生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越喜欢社交的老年人发生两类社交活动的频率越高。健康状况对动态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静态行为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球类和集体舞等动态行为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有较高的要求。年龄与动态行为有着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更加重视通过身体运动来维持健康水平。

4.2 客观建成环境的影响

模型2和模型5测度了绿色开放空间的客观建成环境对两类社交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诸多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与两类社交行为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在场所层面的变量中，与空间分布密度相比，实际出行时间对两类社交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实际出行时间对两类社交行为都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老年人对出行实际距离的敏感度较高[33]，更倾向于在较短的出行距离内开展社交活动。步行道密度与两类社交活动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通过合理的步道设置保证绿色开放空间与住区的畅通连接将显著提高老年人社交行为的发生频率。

在场所层面的变量中，空间规模对静态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动态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两类社交行为对绿色开放空间的尺度具有不同需求。静态活动由于移动性较弱，更倾向于发生在给人以较强围合感的小尺度绿色开放空间中，而动态行为则更倾向于发生在能提供开敞活动场地的大尺度空间中。社区广场和游园与动态社交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动态社交行为的发生更有赖于综合公园的供给。受限于社区广场对安静环境的要求和游园规模大小，这两类空间较难支持集体舞等活动的开展。综合公园既可以满足老年人各类动态活动的空间需求，亦能够辐射一定范围内的邻里交往，并在绿化和设施条件上有高质量的供给[34]。绿化覆盖率对静态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预期不合符。可能是因为从二维遥感影像中所获取的绿化覆盖率指标较难反映空间绿化供给的真实情况。

4.3 主观建成环境的影响

模型3和模型6综合考虑了个人基本信息、客观建成环境和主观建成环境的影响。在控制主观建成环境指标后，部分客观建成环境指标的显著性发生变化。可见主观建成环境是客观建成环境对社会交活动影响的中介变量，客观建成环境对社交活动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35]。对静态社交来说，场所层面的诸多变量和空间规模指标变得不显著了。而社区广场和游园与静态社交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老年人更倾向于在较短的出行距离内开展静态社交行为，社区广场和社区附近的小游园是老年人以最小距离追求最大交往机会的空间，在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动态社交活动而言，考虑主观建成环境变量后，步行道密度和空间规模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

在主观建成环境指标中，设施完备、尺度适宜和环境美观与两类社交行为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静态行为的发生与座椅和凉亭等设施设置的关联较为紧密，球类运动的发生则对乒乓球桌等康体设施有较大的需求，老年人往往围绕这些设施发生群聚行为，这些设施也为老年人社交提供了丰富的活动空间[24]。社交行为的发生对绿色开放空间的尺度适宜性较为敏感。如前文所说，静态社交活动对小尺度空间有较大需求，而动态社交行为则偏好大尺度空间。对绿色开放空间环境美观度感知的提高对社交活动有显著促进作用[36]。便捷到达与动态社交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与静态社交的关系则不显著。由于动态社交往往发生在距离社区有一定距离的综合公园和开敞广场中，因此老年人更为关注其出行的便利性。而静态社交往往发生在社区内部或距社区较近的小游园中，较短的出行距离弱化了其对便利性的需求。安全程度与两类社交行为的关系均不显著，这与已有相关研究结论相符合，即在治安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安全性对老年人社交活动的影响较为有限[37]。

在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老年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建立了个人基本信息、客观建成环境和主观建成环境对静态和动态两类社会交往活动发生频率的影响关系模型。

研究发现，在客观建成环境方面，空间与场所层面的诸多变量与社会交往活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就空间层面的变量而言，实际出行时间与两类社交活动均呈显著负向关系，步行道密度与两类社交活动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就场所层面的变量而言，社区广场和游园是静态社交行为的主要发生地，综合公园和广场是动态社交行为的主要发生地。静态社交更加偏好私密感较强的小尺度空间，动态社交更加偏好开敞的大尺度空间。在主观建成环境方面，设施完备、尺度适宜、环境美观对两类社交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便捷到达对动态社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静态社交行为的影响则不显著。研究证实了绿色开放空间的建设对于老年人社交活动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且不同行为特征的社会交往活动对绿色开放空间的规模、类型和主观感知具有不同需求。研究结论凸显了以后相关研究中区分不同类型社交活动的必要性，以及规划需要在理解老年人不同社交活动的需求后有针对性地推进老年宜居空间的建设，为不同社交需求的老年人设置多样的活动空间。

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绿色开放空间体系，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空间和场所两个层面提出以下环境优化策略。在空间层面，首先要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保障绿色开放空间的便捷可达性。由于老年人对实际出行时间更为敏感，因此在规划绿色开放空间时要保证其服务范围对住区尤其是老年人住区的全覆盖，并通过合理设置步行道来整合住区与各类绿色开放空间和绿色开放空间之间的联系，以缩短实际出行距离。其次，要注重多元类型绿色开放空间的合理布局。社区公园和小游园满足了老年人基本的静态社交需求，而综合公园则迎合了老年人更活跃与丰富的动态社交需求。因此，在规划时应以社区公园和游园等小规模绿地为主，配合综合公园以丰富空间层次，以完善多元化的绿色开放空间布局体系。在场所层面，应塑造高品质的绿地环境。在设施配备方面，要为不同社交活动需求的老年人设置多样的休闲设施，应完善座椅和凉亭等设施的设置以满足老年人聊天和下棋等社交活动的需求，设置健身运动场地和康体设施以满足老年人各类动态社交活动的需求。在空间尺度方面，社区作为老年人静态社交活动发生的主要场所在规划时应重视小尺度公共空间的供给，在社区中可利用住宅出入口和道路交界处的空间设置小尺度的适老节点以满足老年人聊天休憩的需求。在环境美观方面，应通过优质绿化、丰富景观和休闲空间的供给营造具有吸引力的绿色开放空间，更多激发老年人社交活动的发生。

本次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调研样本本身带有一定的自选择效应，愿意接受调研访谈的对象本身的社交意愿较强，造成个人属性分布的不均衡。其次，本次研究中对反映环境品质的变量考虑较少，可能造成对客观建成环境品质的判定不够全面，未来以期加入反映环境品质的变量以获得更为深刻和完整的理解。最后，本研究的个体数据嵌套在高水平层次的社区数据中，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没有考虑地理空间的嵌套性，未来以期通过扩大研究样本的规模和范围构建多层级的回归分析模型。

图表来源：

图1-3：作者绘制

表1-4：作者绘制

注释：

① 绿色开放空间质量的评价标准为：若社区半径1 km范围内存在综合性公园或广场则视为其享有较好的城市绿地资源，外部绿色开放空间环境较优，反之则较差。若社区内部配备有绿化建设优良且有相应休闲设施的社区广场则视其内部绿色开放空间环境较优，若社区内部没有社区广场或开放空间环境品质较差则视为其内部绿色开放空间环境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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