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比较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王 欣，李志明

(1.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7；
2.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41。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从1983年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明确宣告“环境保护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基本国策”[2]10，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544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再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4]20概念并在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再到党的十九大，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和谐、和平、中和”等思想为核心[5]295-296，并在进一步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继承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363。先秦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展现的思想极其深刻，成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大理论基石。本文尝试对这两种思想的异同性及其原因进行比较分析，并进一步论述其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先秦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都认同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人应当尊重自然。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挎池，鱼鳖不可胜食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6]206荀子亦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 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7]165以良好的自然生态作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符合自然规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样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明确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56-57恩格斯亦云：“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卷四383

尽管先秦儒家和马克思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各有侧重。先秦儒家更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在天人关系中，天具有支配性地位，《周易》云：“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0]27，荀子则阐释为：“天不为人之恶寒也缀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缀广”[7]311,故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 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7]309，在这样的理论主张下，先秦儒家提倡“不与天争职”[7]308，不任意妄为，不主张改造自然，而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将其视为一种达到圣人境界的必然要求。先秦儒家生态观还带有鲜明的道德色彩，儒家尊崇人的道德修养，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先秦儒家在践行“人天相合”的过程中，主张将自身的道德观推己及物的应用于自然界，如《礼记·经解》云：“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11]1255以天子之德应与天地之德相匹配，又云：“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12]44将人与人之间的孝悌观念推己及物的用于评判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6]363，又云“仁者无不爱也”[6]363，将能否对天地万物持有怜悯之情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仁者”的标志。总的来说，先秦儒家是将一个人能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个人是否具有较高道德境界的评判依据。

相较之下，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则更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马克思以劳动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以劳动作为沟通人与自然的枢纽。劳动是在自然中进行的，因此马克思认为“自然环境是表现和确证人类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8]209。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劳动既是对自然的改造，也是对人自身的改造，“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9]卷五207-208，因此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确认自身存在的价值，才能够发展。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是指“自由自觉的劳动”，其内在的包含着人对于自然规律的准确把握和运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9]卷四384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于自然问题的探讨是包含于其对人之本质、人之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之中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一端被凸显。马克思主要考虑人之价值如何能够得到圆满的实现，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则内在的包含其中，核心在于“劳动”，因此人应当通过正确的掌握和运用规律来改造自然、改造自身，马克思在其所树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中，就包含着这样的信念：“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9]卷四383

先秦儒家“天人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尽管都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取向。先秦儒家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并主张将人之道德观念推己及物的应用于世间万物，以之为一种人格修养的提升和历练，儒家“天人观”带有鲜明的道德色彩。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则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品格，主张正确的运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强调，最终指向的是更好的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两者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与各自的文化背景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

自古以来，中国做为农业国家，人民的生产生活必须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天”在天人关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因此华夏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尊重和顺应自然、“敬天保民”的思想，并由先秦思想家们概括为“天人合一”，儒家主要通过成全自身之德性、与天地互参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先秦儒家认为天地孕育万物是“德”的体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10]449，而人为“天地之心”[11]612，本身即蕴含天地之德，因此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便只需“诚其心，尽其性”，秉持仁心对待万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6]1139，这也就使得先秦儒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上呈现出明显的道德色彩。

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十九世纪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历史时期。资本家通过阶级革命攫取政治地位以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予以法律形式的保护，对其自身通过剥削、掠夺来的原始财富赋予法律上的确认，同时也为其今后不断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不断扩大再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提供了法律保障。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普通百姓成为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取生存资源的无产阶级，工人不占据生产资料，亦不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的形式与劳动的价值发生背离，人异化成为资本家的劳动工具，而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与尊严。资本主义对高效率、高利润的追求，接连催生了两次工业革命，科技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技不仅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进一步成为剥削工人的工具，与此同时，支撑科技革命的自然资源遭到掠夺式开发，自然环境受到极大破坏，人与自然变得极端对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对人之价值与尊严失落的关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马克思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身处异化境地中的人类拯救出来。因此，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的重点落在“人”这一端。马克思认为人只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体现人自身价值、实现自身发展，因此劳动的重要性被强调，在他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3]193。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是以自然为对象的，当人类掌握规律对自然正确的加以改造时，其也就成为确证人类本质力量的载体，马克思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自然的价值的。因此，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

先秦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当代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最不可忽视的两大思想资源。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的生态文明极具启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先秦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启示我们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时，不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做分割，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把环境问题同时也视为民生问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14]236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创造出好的社会效益，促进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肯定“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1]361。同时，“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启示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时，应当把握生态系统内部种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不孤立的看待问题，树立“生命共同体”的观念。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正是以“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作为自己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方法论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15]173

第二，儒家提倡“中和”“中庸”之道，在利用自然资源时避免竭泽而渔。孔子曰：“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6]99荀子则在《王制》中主张应对此做制度性规定：“王者之法：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7]160又云：“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7]165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同样遵循这样的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上尤其要确立这个观点。大部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是来自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型使用。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什么鱼也没有了。因此，必须从资源使用这个源头抓起。”[16]45同时还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5]174

第三，先秦儒家提倡尚简节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要做长久规划。荀子云：“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7]307又云：“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7]68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同样注重对自然资源的节约使用和长久利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文规定：“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17]644。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高度重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提出了“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17]644的科学论断。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在传统儒家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开拓，如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的消耗强度，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等。

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亦对我们的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提醒我们，保护环境不能仅从环境本身着手，而更应该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变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公民环保意识等层面着手，“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推广节能、节水用品和绿色环保家具、建材等，推广绿色低碳出行，鼓励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再生产品，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16]122。同时，保护环境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以对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起到预防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考核问责。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责。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要下大气力抓住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典型，释放出严加惩处的强烈信号。”[1]363

第二，马克思在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为我们辩证的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西方生态哲学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曾形成“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种思潮。“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人的主体价值，宣扬人对自然世界的征服，使自然环境成为展现人类强大力量的工具。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生态思想尽管也强调环境保护，但其本质则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并不能真正缓解人与自然的冲突。“自然中心主义”则强调自然本身存在的价值，认为人类只是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人类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其认为生态危机之所以发生，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建立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之上的人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因此“自然中心主义”拒绝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经济的增长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这种“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调在国际舞台上屡见不鲜。如部分资本主义强国以毁坏自然生态为代价，经过几百年，在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以后，又反过来占据道德高地，倡导建立统一的环保标准，“这实际上是把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生态危机后果和治理生态危机的责任让所有人来承担，为资本推卸当前全球生态坏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18]，无视发展中国家为解决贫困和生存问题对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诉求，本质上则是将环境问题政治化，试图通过环境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前进的脚步，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

基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则对这两者进行了扬弃，既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动态的历史考察中，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文明、物质发展水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不同的要求，维持总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如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们对“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个阶段[19]186，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不考虑环境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把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发展方式，以及将良好的自然环境视为能够创造经济效益的自然资本这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式，这正符合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总的来说，我们绝不因环境保护而放弃发展的权利，而是要跳出二元对立的模式，走一条人类尊重自然、自然也为人类创造经济效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

党和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推进过程中所遇问题的具体回答，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认识上的逐步深化。在这一过程中党和人民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起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为今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明确的理论指引。尽管先秦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已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重要基础，但其中仍有部分重要思想资源可为我们所继续挖掘、借鉴。

先秦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美学思想。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并认为自然界恩赐给人类的“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8]56马克思将自然视为人之躯体与意识的延伸，突破了传统将人与自然视为对立双方观念，而将对自然的考量纳入到对人自身的考量之中，内含着以自然生态的完善作为实现人之价值的精神旨归，也暗示着“生态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在于“人的问题”的解决这一路径，因而富有深刻的伦理价值。

人之道德境界的提高与自然环境的保护是密切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209眼睛是人的心灵之窗，而传统儒家亦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即善待我们的心灵，提高我们的精神修养，就是保护自然，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6]90孟子云：“仁者无不爱也。”[6]363《中庸》云：“至诚尽性可赞天地之化育”[6]32，唯有怀揣良善之心，才能发觉万物之可爱，洞察天地之美。这启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分离的，倘若我们的社会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也以和谐的面貌出现，人也能够真正享受自然环境带来的精神欢愉，欣赏自然之美，从而更加促进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中国古典诗歌中所讲“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20]1746，阐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孔子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6]97描述了一种不追求饮食精美、不追求华屋高贵而又完全乐在其中的仁者境界，不追求骄奢淫逸，不浪费自然资源，在“食无求饱，居无求安”[6]52中达到心灵的安顿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既是一种道德境界——“仁”的境界，也是一种“美”的境界——“乐”的境界，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莫大的价值。总而言之，生态文明的建设应当与人之精神文明的建设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先秦儒家和马克思生态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思想，或可为我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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