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牧区居民认同感对旅游发展意愿的影响研究：社区依恋与社区参与的中介
时间：2023-01-15 16:1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文勇 叶 竹 肖琛琛
（①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②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③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1）
旅游业发展与目的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大量外来游客的涌入，势必会对目的地的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等产生极大影响。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西部旅游资源大省，2019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40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559 亿元，旅游业已成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产业。然而，传统的旅游规划及开发常是以地方政府或旅游企业为主导，更多关注资本、土地、市场、渠道、资源、项目等外部因素，但对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开发态度却鲜有重视。一方面，旅游开发为旅游目的地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税收、经济多元性等[1]；
另一方面，旅游也可能导致这些地区在个体行为、集体关系、价值系统、社会组织等方面发生变迁[2]，以及物价上涨、环境污染、公共空间丧失等问题[3]，目的地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意愿及其社区依恋感也将随着这些现象的出现产生变化，而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和参与程度会直接影响目的地可持续发展[4]。对民族旅游目的地而言，保护和传播民族文化是民族社区旅游的目的之一，民族社区居民应该成为旅游开发的利益主体并参与旅游开发[5]。
影响目的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意愿的因素较多[6]，其中，居民认同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认同”（identity）词源指同一性，即“我”与他人、群体在心理及情感上趋向一致的过程[7]，认同感是居民与目的地相联系的自我特征意义，直接影响居民的行为，并通过感知和态度作用于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旅游地居民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恋土情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人与地方之间会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联结，对长期生活的社区产生依恋感，这类对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要素的综合情感被称为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8]。对地处高原的农牧区居民而言，其认同感如何影响旅游发展意愿？社区依恋和社区参与在居民认同感和旅游发展意愿之间又存在何种效应？这是从认知层面揭示农牧区居民旅游发展意愿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一）居民认同感与旅游发展意愿
认同理论基于个体认知和社会机制之间的交互关系解释个体社会行为，将参与者的个体特征和地方性社会结构联系起来[9]。认同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它来源于某人或某个群体对不同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地方的意识[10]。源于地方性文化情境和个人情感特质的“认同感”，是促使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原动力。旅游领域关于“认同”的探讨主要依托心理学和社会学基础，形成了包含民族、社会、地方（环境）、政治，以及自我认同的理论框架[11]。
根据文献梳理并结合农牧区实地调研，本文将农牧区居民认同感分为民族、文化、社区、环境四个维度。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态度、信念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且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一般由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等基本要素构成，普遍存在的旅游活动对民族内部认同的形成发挥了强化作用[12]，民族身份使族群中的个体产生较为一致的认同，最终形成民族认同。产生于族群生产生活及适应环境的各种活动之中的文化认同，是个体自觉接受某种文化的态度和行为，并将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不断进行自我内化的过程[13]。文化是认同的基础，它使“自我”概念在有意义的对话中与其他认同成分相适相容。民族地区的旅游活动对族群边界的保持、转化和重建具有重要作用，民族居民对特定社区的强烈认同感不仅塑造了与社区的心理纽带，还会以社区的名义来确认和维护自我形象[14]。通过旅游形成的社区自主参与机制能够强化其特殊的族群身份[15]。居民的社区认同感越强，支持旅游发展的意愿可能也会越强烈。环境认同是居民与环境相联系的自我特征意义，对居民的环境行为产生直接影响，通过环境态度间接影响现实环境[16]。已有研究发现，边缘型地区旅游地居民拥有较高的环境认同度，以相对谨慎的态度对待旅游开发，他们的旅游支持取决于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状况[17]。环境认同具有建构作用[18]，居民的环境认同越强，对环境的态度越趋于积极[19]。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居民认同感对旅游发展意愿有正向影响
H1a民族认同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意愿
H1b文化认同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意愿
H1c社区认同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意愿
H1d环境认同正向影响旅游发展意愿
（二）居民认同感与社区依恋、社区参与
社区依恋的定义主要围绕居民、社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它是居民对社区的一种亲密感和义务关系，这其中还包含了经济关系及社会关系[20]，代表着居民对社区的接受程度和归属感[21]。已有研究证实社区依恋受到民族文化原真性[22]、文化认同[23]、文化体验[24]、社会连接[25]、社区参与[26]、自然环境和开放空间[27]等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具有丰富文化旅游资源的民族旅游目的地往往更能吸引那些认同当地文化的旅游者，这些地方也通常作为某种文化的载体而成为该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无论是旅游者还是当地居民会更容易对该地产生依恋感和归属感。从社会学的角度，社区认同体现了居民对社区的一种特殊情感，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基于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互帮互助，最终形成心理上的依恋和归属感[28]。并且，社区居民的情感联系越紧密，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越高，越能有效提高居民对社区的依恋感。人与人的关系如此，人与环境的关系亦是如此，社区居民关心并热爱身边的环境，倾向于主动参与环保行动，从而培养更强的社区依恋感[29]。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居民认同感对社区依恋有正向影响
H2a 民族认同正向影响社区依恋
H2b 文化认同正向影响社区依恋
H2c 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依恋
H2d 环境认同正向影响社区依恋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Arnstein 指出社区参与是实现权力再分配的途径，能够使社会合理公平地获益并承担成本[30]。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体现在参与发展决策和旅游收益分配两方面[31]，前者是实现社区参与的关键过程和保障程序，后者是激励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因。Nunkoo 等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从性别认同、职业认同、环境认同等维度，检验了旅游业的社区支持结构，结果表明居民的认同与支持旅游业发展态度之间具有直接联系[32]。认同是居民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归属感的体现，是实现自身价值和推动持续参与的重要动力机制。社区认同是居民对社区认可程度以及居民与社区间情感联结强度的体现，它是驱使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各项事务的原动力，因此社区认同被认为是社区参与的前提[33]。居民对于社区群体的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组织活动的动力就会越强[34]。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居民认同感对社区参与有正向影响
H3a 民族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
H3b 文化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
H3c 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
H3d 环境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
（三）社区依恋、社区参与和旅游发展意愿
认同理论认为社区依恋属于个人价值系统范畴，它描述了居民参与并融入社区的程度和方式，是影响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最稳定、最重要的因素[35]。旅游领域的研究证实，旅游地居民的地方依恋对旅游发展支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6]。并且，居民对社区的依恋程度不同，其旅游发展意愿存在差异[37]，社区依恋正向调节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关系[38]。依恋程度高的居民倾向于负面评价旅游开发带来的影响，因而对支持旅游发展的意愿较低；
而依恋程度低的居民则乐见旅游发展带来的变化，从而积极支持旅游开发[39]。
社区参与的核心是社区每一位居民都有权利和机会决策、执行社区事务，谋求社区利益[40]。社区参与的主体并非只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还包含社区居民，它反映了居民对社区发展承担的责任[41]。社区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彰显了居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同时还充分吸收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形成旅游开发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促。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 社区依恋对旅游发展意愿有正向影响
H5 社区参与对旅游发展意愿有正向影响
综上，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一）问卷设计
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访者基本信息调查，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特征。第二部分为正式量表，测量被访者居民认同感、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程度、对社区依恋的程度以及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测量变量主要借鉴国内外文献的成熟量表，并结合研究实际对问项进行了优化，如表1所示。民族认同包括“我愿意去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我经常与其他人交流，学习关于本民族的更多知识”；
文化认同包括“本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我很尊重本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社区认同包括“我认识本村的其他村民”“我喜欢本村的其他村民”；
环境认同包括“我很关心自然环境”“我对自然环境充满了感情”；
社区依恋包括“我经常与本村的村民相互联系”“我与本村大部分村民具有相似的生活习惯”；
社区参与包括“我认为本村的村民愿意参与旅游发展”“我认为本村的村民能够及时了解旅游发展的信息”等；
旅游发展意愿包括“我愿意到景区和旅游企业工作”“我支持本村发展旅游”等。
表1 调查问卷题项设计和参考来源
由于西藏农牧区大多地处偏远，农牧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日常用语主要为藏语，故不仅将量表全部翻译为藏文，而且为降低被调查者的辨识难度，采用Likert 3 点量表测量。数据处理采用SPSS 26.0 和Amos 24.0 软件。
（二）数据收集
课题组在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林周县、堆龙德庆区、达孜区、尼木县抽样发放780份问卷，回收问卷692 份，同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预处理，剔除与本研究直接相关变量数据全部缺失和样本标准差为0的2个受访家庭，有效样本690份，问卷有效率为88.46%。有效样本中男性占46.2%，女性占53.8%。76.5%的居民政治面貌均属于群众。90年代及其以后的居民占比很少，仅有6.6%。93.4%的居民年龄处于5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40.2%的居民属于文盲，没有上过学，44.6%的居民虽然上过学，但只有小学水平，可见整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如表2所示。
表2 人口统计特征
（一）测量模型
在检验结构方程模型之前先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重点对测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表3 显示量表的Cronbach α=0.730，明显高于可接受的最小临界值0.7，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各变量的组合信度值（CR）均大于0.4 的最小临界值，表明各变量的组合信度能够接受。
表3 信度检验
如表3所示，各变量题项的因子载荷量在显著性水平p＜0.05 的情况下均大于1.96，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证据。
如表4 所示，Bartlett 球形检验的统计量为1826.115，显著性概率为0.000，量表通过球形检验，KMO值为0.76，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4 效度检验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Harman单因素检测对量表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取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计6个，其中最大方差贡献率为17.814%，表明不存在较大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5 Harman单因素检测
（三）数据分析与检验
1.假设检验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6 所示。社区参与同民族认同（r=0.235，p〈0.001）、文化认同（r=0.133，p〈0.001）、社区认同（r=0.281，p〈0.001）显著正相关，与环境认同（r=0.055，p〉0.05）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社区依恋与民族认同（r=0.240，p〈0.001）、文化认同（r=0.089，p〈0.05）、社区认同（r=0.115，p〈0.05）、环境认同（r=0.089，p〈0.05）显著正相关；
旅游发展意愿与民族认同（r=0.170，p〈0.001）、文化认同（r=0.095，p〈0.05）、社区认同（r=0.123，p〈0.05）、环境认同（r=0.150，p〈0.001），社区参与（r=0.193，p〈0.001），社区依恋（r=0.453，p〈0.001）显著正相关。结果与理论预期的关系相符合。
表6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通过极大似然法检验，分析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如表7所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社区认同和环境认同均对旅游发展意愿影响显著，H1 得证。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社区认同和环境认同对社区依恋影响显著，H2 得证。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社区认同对社区参与影响显著，H3a-c得证；
环境认同对社区参与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故H3d 不得证。社区依恋和社区参与对旅游发展意愿影响显著，H4、H5得证。
表7 假设检验
2.中介效应
使用贝叶斯估计检验社区依恋和社区参与的中介效应，如表8 所示，两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社区依恋和社区参与在居民认同感与旅游发展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分别占总效应的比值为20.9%和46.2%。
表8 中介效应检验
（一）研究结论
第一，居民认同感、社区依恋、社区参与对旅游发展意愿具有积极影响。西藏农牧区旅游资源丰富，既有绮丽的自然风光，也有独特的人文风俗，让置身其间的游客能够产生强烈的身心体验。作为原住民的农牧区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对本民族、文化，以及社区、环境等产生了深厚的认同感，这种根植于集体意识的认同感在游客、投资商、从业者等外来文化主体的积极刺激和反馈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社区依恋是由个体情感及行为而展现出被概念化为个体对于社区的认同与评价，包含了个体对社区的认知、偏好或判断，或是一种情绪或情感上的连结与归属。社区参与是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与发展的形式，意味着居民对旅游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共享。旅游开发显著改善了社区的基础设施状况，极大提升了交通、医疗、信息等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了对社区具有强烈认同感和参与意识的居民满意程度。因此，农牧区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参与水平对旅游发展意愿具有直接影响。
第二，居民认同感对社区依恋和社区参与具有正向影响。社区依恋是居民与社区的情感联结，社区参与是居民与社区的行为互动，二者均反映了居民与社区的关系。因此，居民对社区的认同程度越高，在情感和行为上与社区的联系也越紧密。西藏农牧区居民的自我认同构建了与所在社区的心理归属感，促使其形成与社区一致的价值评判标准，并主动承担社区责任，以支持旅游开发、保护环境等行为促进社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实证检验中，环境认同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社区进行的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改变，这是部分社区居民不愿意看到的，从而对社区参与持保留态度。
第三，社区依恋、社区参与在居民认同感与旅游发展意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实证分析表明社区依恋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社区参与的中介效应大于社区依恋。西藏农牧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情感和责任意识是其认同感与旅游发展意愿的中间桥梁，激发了农牧区居民通过旅游开发实现自我与社区共同增权的美好期待。其中，农牧区居民对社区的责任意识和行动能力具有更强的认同感—行为意愿转化作用。
（二）管理启示
第一，注重保护民族特色文化内涵，增强农牧区居民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感。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特色传统民族文化与风俗的保护，深入挖掘、传承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元素，维系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增强农牧民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通过文旅融合政策引导、加强市场监督检查、建立文旅企业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措施，避免因过度商业化造成的文化碎片化、快餐化等不良现象。
第二，注重保护农牧区社区生态环境，增强居民的社区与环境认同感。随着西藏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相对突出，易于造成农牧区居民对迅猛增长的旅游人口、环境压力等产生消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因此，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对目的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减少因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真正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第三，提高农牧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程度，增进和维护社区居民权益。居民是西藏农牧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意愿直接影响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农牧区可以探索多种形式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形式，比如以农牧区合作社为组织载体，构建“居民+合作社+政府+旅游公司”等模式，让农牧区居民及时了解旅游开发规划及政策信息，以民宿接待、旅游服务、土地流转等有效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经营，共享农牧区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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