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精神是优秀企业的锐意求进旨向*

金 碚

从经济学视角抽象地来看，企业家体现的是商业精神，企业行为是“在商言商”，经济理性至上，行为目标单一。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现实中的企业行为，既有经济性也有社会性。企业的经济理性与社会性行为是相容的。特别是，社会企业精神是优秀企业的锐意求进旨向，即优秀企业和企业家不断追求卓越、锐意求进，可以从社会企业精神中获得深刻启示，社会企业精神对于企业群体发展具有积极的观念引领性和旨向激励性。

人类发展进入新时代，许多社会性问题需要众多社会企业参与解决。社会企业的简单定义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重要形态，社会企业正在从经济体系的企业群体边缘走向中心。现代企业行为的进化，不仅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型企业，而且各类经济企业(商业企业)也都会接受社会企业精神，承担社会责任，深入思考“企业向善”的意义。传统观念所理解的企业“在商言商”行为，将有新的伦理，进而产生一批具有社会企业精神的锐意求进旨向的优秀企业家。

社会企业概念源于欧洲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发生的“合作运动”，被认为是社会企业最初的运作模式。世界上第一家社会企业是1840年英国洛奇代尔(Rochdale)的工人合作社。现代社会企业的大规模兴起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197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了格莱珉银行(农村银行)；
1980年美国的德雷顿创办了社会企业——阿育王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尤努斯博士提出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强调“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政府层面对社会企业的承认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意大利颁布《社会合作社法》；
1995年比利时颁布《社会目的公司》；
2002年英国政府发布社会企业行动计划；
2005年英国《公司法》修订版中提及社区利益公司；
2006年韩国颁布《社会企业促进法》并设立社会企业促进局；
2008年美国设立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美国共益企业获得认可。

近年来，在非营利组织商业化和商业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浪潮的影响下，强调用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大量出现(Alter，2007)。如图 1所示，社会企业的生成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传统非营利社会组织通过商业化改造转型为社会企业；
二是传统商业企业通过强化其社会使命转型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既不是传统的商业企业，也不是传统的非营利组织，而是打破了两者互不相容的边界，实现商业企业性质和非营利组织性质的交汇与融合，代表了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混合组织”(Dacin et al.,2011)。

图1 社会企业演变光谱图资料来源：(Dacin et al.,2011)。

作为一种新兴的混合组织，社会企业最本质的特征在于组织内共存着两种性质有别却相互依存的制度逻辑：商业逻辑——强调商业化实践、效率与利润最大化；
社会公益逻辑——强调民主自治、解决社会问题与创造社会价值(Battilana & Dorado, 2010)。两种制度逻辑的共存意味着社会企业既需要追求商业利润和社会价值的双重目标，又需要连接多个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这导致社会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面临较多的挑战。

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原则和认可标准，各国有一定的差别。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社会企业认证平台对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为：在中国(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经合法登记注册成立一年及以上，全职受薪团队不少于三人，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或社会组织。该组织机构以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服务于弱势和特殊群体或社区利益、开展环境保护活动等为宗旨或首要目标，并有机制保证其行为的社会目标稳定性。同时，其通过市场化运作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影响力与市场成果是清晰、可测量的。北京市对社会企业的认证标准为：以优先追求社会效益为根本目标，持续运用商业手段提供产品或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并取得可测量的社会成果，具有法人地位的单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关于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是：通过商业运作解决社会问题或以赚取利润回馈社会为设立宗旨和目标的企业。成都市对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是：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注册，以协助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服务于弱势和特殊群体或社区利益为宗旨和首要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手段，所得盈利按照其社会目标再投入自身业务、所在社区或公益事业，且社会目标持续稳定的特定企业类型。

综上所述，人们关于社会企业定义和认定标准的基本共识是：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首要目标且不漂移，以体现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方式，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并要求其成果是清晰的、可测量的。社会企业形态各异，行为方式有别，存在领域广泛，经营模式独特，但都具有以“公共利益为本，商业手段为表”的基本特质。

由于社会企业具有非营利组织和纯商业组织的混合特性，所以，社会企业经营具有双重价值目标，但社会目标优先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致力于解决弱势群体就业、脱贫、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并通过市场运作方式创造利润去实现其经济目标，保证社会项目的运转，最终保障社会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商业企业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社会企业则以“社会效益优先”为目标。

由于政府对社会企业通常会制定各种政策优惠，特别是税收减免政策，作为对社会企业致力于社会使命的支持，所以，世界各国为了防止社会企业偏离宗旨，通常在利润分配上对其有所限制，即只允许社会企业将有限部分的利润进行分配，而大部分应再被用于实现社会目标。

与非营利组织相比，社会企业的发展不依赖政府，也不靠社会的募捐，而是拥有自己的商业模式，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具有可持续地提供公益贡献的自我“造血”机制和能力，可以有效地进行社会赋能；
并且，能够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以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维持企业财务的可持续性，从而实现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行为连续性。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往往缺乏商业思维，再加上近几年经济形势的困难，不少非营利组织面临组织资源困境、效率低下、生存可持续危机等问题。社会企业则在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组织决策和运作等方面都具有自主性，可以发挥其市场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可以更具竞争力。

当前社会问题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发展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都很有可能对各类社会组织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企业实现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是社会组织的创新形式，也是非营利组织和纯商业组织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企业弥合了非营利组织与纯商业组织的界限，使得公益与市场实现更好的对接，填补了公益和市场之间的空地，把商业化实践和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使命融合在一起，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新的模式，使得公益性和市场化在一种企业类型中发挥优势，相辅相成。当然，社会企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使命和市场驱动，政府的支持、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社会观念的进步等各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壮大。

因此，研究社会企业对于深刻认识现代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企业是与市场经济体系有内在相容性和机理逻辑自洽性的主体。

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方兴未艾。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理解社会企业的机理逻辑和观念，才能透彻认识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具有独特性，企业组织形态也有很大的独特性，而社会企业的发展，以及对社会企业机理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透彻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企业行为，包括社会企业行为，如何与市场经济规则相契合。实质上就是，企业如何使其经济性(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相互适应协同，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世界正在向着多级化方向发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将发生巨大变革。这突出地表现为，整个世界进入了秩序重塑和规则博弈的时代。

一是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新兴市场与新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重心由原来的大西洋两岸，逐渐向太平洋两岸转移。世界经济中的所有国家，都将面对“百年变局”下的世界新格局、新机遇和新挑战。二是由于世界格局的巨变，过去以G7统领全球的全球治理体系，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单极化格局逐渐瓦解，而新兴的G20所代表的多级化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将发挥更大、更具影响力的作用。三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以及美国的逆全球化国家战略取向，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进程和方向，加剧了世界秩序体系的规则博弈，呼唤新的世界秩序体系的重塑。四是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出现，催生出新的产业，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已经从机械化、电力化变成了信息化、自动化，再演进到数字化、智能化阶段。整个世界将从传统的机器工业化形态，转向崭新的生态工业化形态。工业化与生态、环境、气候变化都将决定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存。因此，传统市场经济将向更加关切社会价值的市场运行机理方向转变。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企业将发挥越来越重大的社会使命和全球功能。也就是说，社会因素或社会目标会更多地嵌入到企业行为目标中。

由于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机制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企业的经营环境也将发生多方面的根本性改变。人类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越严峻，科技进步的动力和紧迫性越强，人类应对风险和挑战的努力也会显著增强，规制秩序也必然会发生深刻变化。

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表现就是，世界进入了一个规则博弈的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西方模式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唯一成功道路，中国模式也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可行道路。新的工业化模式和现代化道路，表现为制度安排的不同选择。所谓制度就是指由人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制度竞争和规则博弈的结果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局面，一种是可能导向制度相容，另一种是可能导向制度互斥。前者促进融合，后者导致“脱钩”。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企业也必将受到影响，其行为也必将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经济越发达，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就越广泛和深入，这不仅体现了企业的社会适应性要求和能力，而且反映了整个社会从贫困的物质主义时代，向追求生活质量的方向不断进步，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有多目标的特征。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规则体系再塑，将对企业适应性行为形成挑战。企业必须更加努力地增强亲社会的能力，在复杂和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争取获得较有利的境况机遇。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普遍的交换系统，包括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经济交换是等价或议价的“硬交换”，主要基于利己动机；
社会交换是无价或无形的“软交换”，主要基于利他动机。“硬交换”与“软交换”有不同的关切取向，而又相互关联，只有协同并行，相得益彰，才能形成高质量经济发展和高质量生活水平的社会秩序。这就内在地决定了，社会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具有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重要职能和特质。换句话说，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社会企业精神。市场经济本身也蕴含着社会企业精神的因素。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难发现，有一些企业家会在其事业发展及个人生涯的特定时期产生兴办社会企业的行为倾向和创新愿望。尤其是，有些成功企业家，可能将原致力于经济企业的事业生涯全身心地转向社会企业发展，或投身于与社会企业密切相关的慈善事业。全力兴办社会企业，甚至成为许多优秀企业家所创造的第二个辉煌人生事业。不断锐意求进，实现创新想象力，是许多优秀企业家强烈的心理倾向，社会企业可以成为他们精神充实的依托实体。所以，研究企业家的社会企业精神和社会企业成绩，对于揭示社会企业“密码”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于人类价值观变化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中，当一些行为个体，包括成功企业家，变得更高效、更富有，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更优越时，人格独立性更强，选择空间更大。他们的价值观会倾向于从物质主义转向自我意愿表达。也就是，人的工具性变为以人本身为目的，并且追求实现自我意愿的更大自由。

因此，社会企业精神所具有的锐意求进的积极创新旨向，可以体现优秀企业家的终身抱负意愿：不成为物质主义的“工具”，而要追求意愿自由的人生；
做理想中的事，即创办更有价值意义的事业。社会企业精神是真正的自由精神。可以在不断创新奋斗中真切体验人生意义和乐趣。

我们已经讨论过，社会企业是一种复合机制企业。社会企业需要盈利，但服从于社会使命。社会企业必须通过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来应对各种复杂问题。因此，社会企业具有比一般企业更强的创新性。

社会企业也要在市场竞争中证明自己的生命力和经营可持续性，社会企业与各类企业间也有一定的竞争关系，资源、市场、价格、人才等仍然会是社会企业必须应对的经营挑战。社会企业归根到底不能靠“输血”，而必须有自己的“造血”机制和能力；
要助他人，首先要有能力助己；
为了实现社会使命，企业必须有相当实力，而且也需要社会相助。总之，社会企业的助人和助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社会企业追求企业所能体现的社会价值，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即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人渴望不断追寻更大自由。对于社会企业家来说，社会企业是其实现个人意愿自由的事业载体。他们将自己的自由理念和社会企业精神引入企业，借助社会企业的成功来实现意愿追求的价值和人生意义。

在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中，人的利他意愿取向成为行为目标中越来越重要的支配因素，即可以从“其他人的快乐中得到快乐”。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论述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利他的意愿是大多数人所固有的潜在心理倾向。所以，在经济社会的行为机理上，人们不仅是受自己的得失激励，还从其他人的得失中获得激励。因此，他们就可能有动机通过合作做一些利他的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企业家的利他主义倾向得以张扬，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组织行为就必然会具有更强的亲社会性。

总之，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的组织行为具有了目标取向的更大可选择性。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具有社会企业精神的行为取向。企业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在多目标体系中进行更自由的价值表达和意愿选择。在经济活动中，企业不仅要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将一定的社会利益关切嵌入本企业的组织行为中；
而且可以设立和发展社会型企业，这样的企业会将社会利益目标置于企业的自利性经济目标之上，以实现更高的意愿满足。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理想，也必须有能力以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有效率的市场竞争来实现企业的社会使命和社会利益目标。这也是社会企业精神与其他善意施惠的主要区别。

这样，企业不仅有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且可以进行自觉的选择。不同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因素的不同配置，发挥不同的经济社会功能，即形成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企业是其中的一种)，以体现人类对社会价值的意愿选择和意见表达的真正自由。这样的社会企业精神，会成为新时代优秀企业的价值追求。

现实中，人非机器，其行为是受其心理因素支配的。而人的心理意识是在社会关系和复杂环境中形成的，必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当我们评价一个人时，总会用理想化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衡量。这个理想化的标准形象理应是这样的：可以以有益于全社会的方式来克服其面临的困难，可以将其社会感发挥到一定的高度。借用福特·缪勒的话来说，这个人就是一个遵循社会法则玩转人生的人。……倘若一个人不能用心培养自己和他人的关系，那么这个人是无法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人的。”(2)[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M].江月，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0：20-21.这里涉及人的社会感(社会价值)的两个标准：第一，有益于社会；
第二，遵循社会法则(行为规范)。也就是说，人的社会价值在于其亲社会性，即与社会的亲和力。

优秀企业家做理想中的事，将实现社会价值作为企业使命。许多经济问题，本质上也是社会问题，需要以亲社会的方式来应对和解决。亲社会取向的企业发展，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企业经营创新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社会企业的组织行为至少会面对三个必须通过创新思维和实践探索来回答的问题。第一，社会使命如何嵌入企业机制，成为社会企业组织行为的主要目标。第二，以利他为直接目标的社会企业，如何具有持续生命力和竞争力。第三，企业如何与各利益攸关方(3)利益攸关方包括，出资人、企业人(经营者、生产者)、产出需求者(客户)、受益人、社会协作组织、市场竞争(合作)者、政府部门等。进行有效协同，形成经济—社会价值的共创系统。

社会企业的深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市场经济是伟大的，工具理性主导的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驱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弱点。工具理性毕竟是工具理性，工具无论多么强大和高效能，终究是为人服务的，人才是目的，也就是说，人自身才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和目的。市场经济机制的目的—工具关系，可以在社会企业研究和实践中得到真正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企业的创新实践可以更真切地透视人类发展的真谛。

在现代经济中，社会企业精神不仅仅是伦理规范，而且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亲社会性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素质。企业必须适应社会，要为社会和谐进步作出贡献。“有为才能有位”——有社会作为，才能有市场地位。这实质上是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的深层竞争规则。

由于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心理倾向的演变趋势，企业组织形态呈现多样化。企业的亲社会性成为其社会价值更重要的表现，也是其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企业追求社会价值的意愿，将超越利己目标而成为更强劲的行为驱动力。亲社会的人格力量也是优秀企业家们的重要素质。过去，企业家素质通常被认为是“冒险”“创新”，其实，亲社会性更是能够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素养。

社会企业可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使社会更加亲和，人和自然更加和谐。社会企业精神，可以启发更多企业走向亲社会的创新发展道路。尤其是对于优秀企业，社会企业精神可以启发其产生更锐意求进的观念旨向。

关于企业的亲社会发展道路，涉及社会企业精神和社会企业实践，是一个广阔的学术领域和极有意义的研究方向。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可以从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那里获得灵感和启示。要提倡社会化地研究和实践社会企业：不能仅仅把社会企业视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企业类型，而要认识到社会企业精神的社会意义。社会企业确实是与一般企业有别的公益性企业，参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为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些福利；
但更要认识到，社会企业向全社会传播社会企业精神，弘扬社会企业的社会化力量，让社会企业精神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强大的正能量，使市场机制的工具性和伦理性更趋平衡。这正是当代市场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刻社会问题。

当前，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对社会行为的深刻渗透。以往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工具本身没有善恶，或科技善恶不是科技界需要关切的问题。现在科技界也越来越关心科技伦理和社会影响，许多高科技型企业都提出了“科技向善”的问题，思考如何实现科技向善。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就更要深入研究经济行为的伦理基础。是否也须关切“企业向善”？即企业行为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还是以“企业向善”为目标？总之，今天，科技、经济、企业等各个领域，都现实地面临这个伦理价值问题的挑战，不可回避。社会企业精神就是社会企业家们提交的答卷。可见，传播社会企业精神，是一个更具深刻意义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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