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盆地达玛沟下游古绿洲沙漠化考

李并成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是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笔者对此有较为系统的研究(1)李并成：
《历史时期的沙漠化》，邹逸麟、张修桂主编：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51—699页。。塔里木盆地西南部达玛沟沿岸有大片古绿洲及古遗址，其沙漠化进程及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达玛沟，位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东部，西距县城约24千米，东距克里雅河30—45千米，发源于昆仑山脉北麓支脉喀拉塔什山。达玛沟水流出山后先向西北流，复而折向北流，又偏向东北流、北流，最后没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河道较为曲折，穿行于沙丘间，全长约120千米，年径流量约1 300万立方米。(2)策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策勒县志》第二编《自然环境·水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今其上游河段尚有水流，筑库蓄水灌田，下游河段早已完全干涸，大段河床及沿河绿洲被沙丘埋压，于航空照片上尚可断续辨认。

在沿达玛沟下游干河床由南向北的茫茫沙海中，分布着胡杨墩佛寺遗址、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大墓地、胡杨墓地、喀拉沁古城、斯皮尔古城等众多遗迹及其周围成片的被风沙吞噬的古绿洲。古绿洲沿干河床呈带状分布，主要见于以下几处：
一是干河床南段的胡杨墩、托普鲁克墩一带，面积约160平方千米，分布在河床东南部；
二是干河床中段东西两侧的大墓地、胡杨墓地、喀拉沁古城一带，面积约310平方千米；
三是斯皮尔古城周边及其以南约10千米一带，面积约120平方千米；
其余河段古绿洲面积合计约70平方千米。达玛沟水系下游沿岸古绿洲面积总计约660平方千米(图1)。

图1 达玛沟下游古绿洲示意

相对于塔里木盆地其他古绿洲(如楼兰—米兰古绿洲、尼雅河下游古绿洲、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渭干河下游古绿洲等)而言，达玛沟下游古绿洲有显著的特点。一是面积较小。由于达玛沟本身水量较小，流程较短，所形成的古绿洲面积亦较小。二是古绿洲沿河展布，时宽时窄，如同串珠状。其中最宽的一段在干河床中段东西两侧，干河床南段和北部的斯皮尔古城周边一带古绿洲也较为宽展。整个达玛沟下游古绿洲全部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吞埋，表明这里受到风沙侵袭特别严重。地表景观上古绿洲沙丘连绵，与大沙漠中其他区域不易分辨，只是某些古绿洲由于地下水埋藏相应较浅，沙丘上一些植被(如骆驼刺、柽柳、梭梭、芦苇、胡杨等)生长较其他区域略好，而有所显现。丘间地上时有遭受风蚀的灰白色古代耕地土层出露，其剖面具有明显的水平层理。有些古绿洲散落木块、陶片、砖块、破布片、铁片、人畜骨骸等物，显示了当年人们的生产生活景况。古绿洲上人类活动留下的古遗址、古城址上堆积的流沙一般厚2—3米甚或更厚，仅少部分墙垣露出沙层，因而长期以来无人知晓，有些城址直到近些年来才被发现。干河床亦大段被沙丘掩埋，难觅形迹，仅个别区段废弃的灌溉渠道、农田阡陌出露。

1908年2月斯坦因曾进入达玛沟一带发掘古物。他写道：“于是我决定直奔达玛沟绿洲以北的沙漠带。他们在那里成功地发现了废墟和佛寺。遗址数量很大却很分散，而且隐藏在高耸的沙梁和胡杨林群山中。”(3)[英] 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
《穿越塔克拉玛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据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载，1929年其亦在这一带做过踏察。(4)黄文弼：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49页。1983年秋和1986年秋张广达、荣新江又两次来这里考察。(5)张广达、荣新江：
《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74—75页。近十多年来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联合对达玛沟一带遗存的佛寺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获得许多新发现。(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
《新疆策勒县达玛沟3号佛寺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0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共策勒县委、策勒县人民政府：
《策勒达玛沟——佛法汇集之地》，大成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版。2013年2月，新疆电视台推出专题节目《用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实况报道了考察队对达玛沟沿线的考古调查情况，引起大众广泛关注。2015年殷晴对于这片古绿洲中的若干古城址及其相关问题作了研究。(7)殷晴：
《丝路重镇：
唐宋之际的于阗坎城——媲摩绿洲演变并六城问题辨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笔者曾数次到达玛沟一带实地考察。2008年6月，出席在库车县召开的“龟兹学学术研讨会”后，乘车沿着新建成不久的沙漠公路来这一带考察。此后又于2010年8月、2016年6月两次到这一带踏察，了解了有关情况。本文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于人类活动干预下的达玛沟下游古绿洲的演变及沙漠化过程进行探讨。

(一) 胡杨墩、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

胡杨墩佛寺遗址位于策勒县城北约40千米的达玛沟水系东南侧，目前这一带主要发现3处遗址。胡杨墩“回”字形佛寺遗址曾被埋压在胡杨沙堆下面，近年才被发掘，位置81°17′05″E，36°55′04″N。佛寺四面外墙均很残破，每边长约16米，最高1.6米,最低0.3米，佛殿平面呈“回”字形，有三道回廊。基座高约2米，推测佛像至少还应高2米，原佛殿高度应不低于6米。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里采集壁画残块约100平方米，其绘画风格既有犍陀罗写实性表现，又见中原式线条的运用。据14C测年，佛寺始建于东汉时期，距今约1 800年，为我国最早建立的佛寺之一，也是迄今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发现的佛寺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佛堂建筑形式佛寺。该寺附近还发现另一佛寺残址，名托普鲁克墩一号佛寺，面积很小，不足4平方米，可能为一处私家寺院，原被柽柳沙堆埋压，2002年发掘。寺墙残高不足2米，存半身佛像和部分精美壁画，为“于阗画风”的实物标本。

另在其东南约50米处发现三号佛殿遗址，三号遗址为庭院廊房式布局，呈“凹”字形，东面长约26米，宽约24米，面积较大，推测属于一座较大寺院，是起居、学习、论经的综合性建筑。出土壁画除反映佛教内容外，多有世俗题材，其中有当地贵族、官员的形象，还有唐代内地人的形象，如着襆头帽唐装男性壁画等。同时还出土柱刹和大型木柱等。史实表明，和田地区是我国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曾为西域重要的佛教中心，而达玛沟一带为和田佛寺遗迹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胡杨墩、托普鲁克墩因靠近达玛沟中上游，地下水埋藏较浅，天然荒漠植被生长较好，地表多见高大的吹扬柽柳沙堆，沙堆高3—8米，柽柳覆盖率60%—70%，并且多有骆驼刺、白刺、芦苇等沙生植物生长。今在这一带遗址周围，人工引水栽植有白杨等树种，生长良好。

(二) 喀拉沁古城

喀拉沁古城位于策勒县城以北直线距离28.5千米处, 位置80°55′25.7″E，37°14′04″N，东距克里雅河干流约40千米。这一带也被叫作老达玛沟。维吾尔语“喀拉沁”为“大城”之意。整个城址被沙丘埋压，平面呈南北略为纵长的椭圆形，最宽处135米，周长390米许，墙垣上宽1.5米许，下宽3.5米，残高3米许，最高处4.3米。城垣上尚存女墙残迹，犹见垛口。东开一门，门宽近3米，无瓮城。墙体由就地取用的不规则黏土胶泥块并夹压柽柳枝筑成。城内有高约半米的台基一处。城中发现多处金属器物异常点，有铁质兵器残片散落，还曾发现用羚羊角制成的仪仗器具。城内城周一带全为沙丘埋压，沙丘高2—4米，生长较稀疏的胡杨、柽柳等。该城南4—5千米处可见散落的夹砂红陶片、灰黑陶片等。据该城形制、规模及出土物判断，应始筑于汉代前后，约废弃于五代以后。唐五代时期应为坎城镇。

出自达玛沟一带的汉语于阗语双语唐代牒文Hedin 24记，某年闰四月四日送来敌情报告，“准状各牒所由，人畜一切，尽收入坎城防备。如有漏失……罪科所由者，故牒”(8)转引自张广达、荣新江：
《于阗史丛考》，第82页。。张广达、荣新江推测该文书中的“某年”应为唐肃宗乾元三年(760)。此件文书中汉文“坎城”对应于阗语为phema，即“媲摩”，据此，坎城守捉治所即媲摩城，今喀拉沁古城。《新唐书·地理四》：“于阗东界有兰城、坎城二守捉城。西有葱岭守捉城，有胡弩、固城、吉良三镇。”(9)《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8页。《新唐书》录《贾耽四道记》中“安西入西域道”记：“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镇，南六百里有胡弩镇，西二百里有固城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于阗东距且末镇千六百里。”(10)《新唐书》卷四三《地理七》，第1150—1151页。同书又记，出敦煌阳关故城一路西行，经石城镇、播仙镇、勿遮水等地，“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11)《新唐书》卷四三《地理七》，第1151页。。喀拉沁古城正位处于阗(今和田)以东约150千米处，且其规模与唐代守捉城一般规模相当，并承担军事防备职能(如上引Hedin 24牒文所示)，故而该城应为唐代所置的坎城守捉城。

这一带出土的藏文文献亦记有坎城(Kam-Sheng)一名,言及这里多有大中小佛寺。《大唐西域记》以及敦煌文书和壁画中还有坎城(媲摩城)中释尊瑞像的记载和画面，可见其地在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大唐西域记》卷12记，当年玄奘取经归来时，“至媲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余，甚多灵应，时烛光明。凡有疾病，随其痛处，金薄帖像，即时痊复。虚心请愿，多亦遂求。闻之土俗曰：
此像，昔佛在世憍赏弥国邬陁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后，自彼凌空至此国北曷劳落迦城中。”(12)〔唐〕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6页。敦煌文书S.2113va记：“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为身，从汉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P.3033v、P.3352、S.2113va均记：“此像从憍赏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中，今现在，殊灵瑞。”(13)参见张广达、荣新江：
《于阗史丛考》，第246—248页。伯希和于1908年2月至5月在莫高窟抄录的瑞像榜题多处提到坎城瑞像。76窟(伯希和编号102窟)背屏题：“此像从憍(？)惂(？)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中今见在殊灵瑞寺(？)。”231窟(伯希和编号81窟)佛坛洞顶周围题：“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于国城住于阗坎城瑞像……于阗媲摩城琱檀瑞像。”237窟(伯希和编号84窟)佛坛顶部题：“于阗媲摩城琱檀瑞像……于阗坎城瑞像。”220窟(伯希和编号64窟)南壁题：“释迦牟尼佛白檀真容从汉国来次(坎？)城住。”(14)[法] 伯希和著，耿升、唐健宝译：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58、164、178页。据敦煌文书P.2007《老子西升化胡经序说第一》，老子当年“化胡”亦来到这里，“便即西度，经理流沙，至于阗国媲摩城所”。可见该城当年在佛教界颇有地位，知名度颇高。

所谓瑞像，一般认为能显现神异的佛祖真容，在佛教徒心目中瑞像应是释迦真容或圣容模写，至少是和释迦及其他神祇或圣者的某些灵迹(如放光、飞来等)联系在一起的。据张广达、荣新江研究，敦煌莫高窟中至少有27座洞窟中绘有瑞像，瑞像多出现于晚唐、五代、宋初，绝大多数被绘制在特定的部位，即甬道顶部南北披、主室龛顶四披，令人仰望谛视的部位。(15)张广达、荣新江：
《于阗史丛考》，第239—242页。从莫高窟上述榜题中看，释尊等神祇运用神力飞来于阗坎城(媲摩城)的瑞像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这本身即表明该城当年香火兴盛、人丁兴旺。

迨及五代，坎城虽已废弃，但其名仍见于相关记载。据《高居诲使于阗记》，后晋天福三年(938)张匡邺、高居诲赴于阗，他们一路向西，出敦煌进入西域后，沿昆仑山脉北麓西行，渡过陷河(今车尔臣河)后，“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16)《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二十五史》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01页。。安军州，不见于其他史书记载，恐为毗沙都督府于阗十州之一，其位置应在今策勒县境内。所记绀州，位处于阗以东两天多行程的地方，即应在达玛沟流域的喀拉沁古城，绀、坎二字音近，可能唐五代时期这一地区即称为绀州或坎州，也即坎城镇、坎城守捉的所在。长泽和俊、杨建新、殷晴、荣新江、朱丽双等皆认为绀州即坎城。(17)[日] 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
《高居诲之于阗纪行》，《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90—591页；
杨建新等编注：
《高居诲使于阗记》，《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殷晴：
《丝路重镇：
唐宋之际的于阗坎城—媲摩绿洲演变并六城问题辨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荣新江、朱双丽：
《于阗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俄藏敦煌文书Dx.2148(2)+Dx.6069(1)《弱婢祐定等牒》亦称坎城为“绀城”(该文书第11行)，可为确证。(18)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坎城是否为媲摩城，学界尚存争议。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当为同一城，笔者亦倾向于这一看法，其最有力的证据即前引斯文赫定在达玛沟一带发现的同一内容的汉-于阗语双语文书Hedin 24所记，其中汉文坎城相应的于阗语对译词即为媲摩(phema)。还有学者比定，《洛阳伽蓝记》卷5所载宋云、惠生行纪之“捍媲城”为坎城，然而该书记载“捍媲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阗国”，距离于阗过远，显然该城尚不能与坎城画等号。

文书中可见坎城一带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营生——贩卖桑叶。据段晴所译和田博物馆藏唐代租赁契约Sip 103.16等文书，思略(公元785年后任杰谢镇的乡官)以穆拉钱750文买了桑树叶30捆，转手倒卖，即赚得两块衣料钱。(21)段晴：
《和田博物馆藏租赁契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桑叶自然是用来养蚕织丝。可见当地曾广植桑树，桑叶竟然也成了市场上的热销货，贩卖者获利可观，也由此显示出该地丝织业的普遍存在和繁荣。另一件文书Sip 103.31则记载，Punargam将要运送30捆桑树枝叶到首领思略那里，10捆桑树枝叶(每捆枝干大小粗细如手指)“其利在两只羊之上”。由于种植桑树获利如此，以至于桑树需要自己的“嫡亲兄弟看管”。

张广达、荣新江《10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录有敦煌文书《弱婢祐定等牒》[Dx.2148(2)+Dx.6069(1)]，该牒记载，大宝于阗国天寿二年(964)留居敦煌的于阗公主、太子的侍婢写给于阗国皇后天公主曹氏及宰相的信里说：“缘宕泉造窟一所，未得周毕，切望公主、宰相发遣绢拾匹、伍匹，与硙户作罗底买来，沿窟缠里工匠，其画彩色、钢铁及三界寺绣像线色，剩寄东来，以作周旋也。娘子年高，气泠爱发，或使来之时，寄好热细药三二升。又绀城细绁□三、五十匹东来，亦乃沿窟使用。又赤铜，发遣二三十斤。”(22)张广达、荣新江：
《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该文书图版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145页。信中索要的绢、绀城细绁(绁为棉织品，细绁当为织得细密的高档棉织品)等物品数量不少，以供“宕泉造窟”(指敦煌莫高窟造窟)等需要，可见绀城一带不仅有绢等丝织品，还有棉织品细绁，而且这些丝、棉织品还成为当时于阗外运的颇受欢迎的高档特产。斯坦因在和田东北的一处沙埋遗址(巴拉瓦斯特)中搜寻到的唐代大历七年(772)文书残片中记，羯摩师于该年十月廿八日“纳绁花布壹拾匹”(23)转引自陈国灿：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羯摩师应是当地一所寺院中的僧人，兼营织坊，一次即纳税棉布10匹，亦可显示出当地棉织业的发达。至于此件文书中提到的颜料、钢铁、赤铜、细药等，亦为和田一带特产、敦煌稀缺的物质，其中不乏坎城所出，可见其地物产的丰饶。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西域的力量大为削弱，虽然788年佛僧悟空东归经过于阗时当地还有唐朝驻军，镇守使名郑据(24)杨建新等编注：
《古西行记选注》，第125页。，但自吐蕃势力占据河西、陇右大片土地后，这些西域驻军和中央政府的联系都被切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杰谢知镇官将军杨晋卿给当地行政官员的一份函件就具体反映了这支军队当时的困境。公元790年，不断扩展的吐蕃势力终于占据了包括绀州在内的昆仑山北麓于阗诸地。处于绿洲边缘的坎城、杰谢等地，经战乱破坏终被废弃，不久沦入荒漠。

(三) 大墓地、胡杨墓地

大墓地位于胡杨墩佛寺遗址以北约40千米，其周围近20平方千米范围内的沙丘间裸露了许多人骨遗骸，男女老幼皆有，均无棺椁，也未发现陪葬物，具有伊斯兰葬俗样式，距今千年左右，推断这可能因突发战乱、人口大量死亡来不及掩埋尸骨所致。地面风蚀严重，暴露不少枯死的胡杨根、柽柳根等，散落陶片、布片等物，表明千年前这里是一处适宜人们生活的绿洲。由大墓地向北，一路上亦有一些尸骨散落，还见伊斯兰式的裹尸布，可能为刚开始伊斯兰化时的墓地，这即是胡杨墓地。其地表散落陶片、砖块、料珠、石磨盘、磨棒等物，据之判断其年代距今也近千年。又因周围沙丘间植被较他处稍多，有胡杨、柽柳、骆驼刺等，亦见零星低矮的芦苇，故而得名。喀拉沁古城与大墓地、胡杨墓地之间相距均有6千米左右，这片古绿洲连为一体，跨古河道两岸，面积约310平方千米。

(四) 斯皮尔古城

斯皮尔古城位于策勒县城以北直线54千米处,南距喀拉沁古城27千米，位置80°55′22.6″E，37°28′37.3″N，近年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维吾尔语斯皮尔为“城墙”之意。城垣大半被沙丘埋没，仅部分残墙出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工作队对该城做过调查清理。(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
《新疆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古调查与清理》，《考古》2015年第8期。全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52米，墙体主要以就地沙土夹树枝叠压而成，或在沙土墙基内侧打一排木桩，使之更为牢固。残高大多不足2米，顶宽1.5米许。西墙中部有一处宽十余米的缺口，似为城门残址。

该城中部偏西处存小城(内城)一座，每边长15—18米不等，残高多为1.5—2米，顶宽约1米。墙体大多取用当地河道中淤积的红黄色黏土(西北一带称作红胶泥)制成的土坯垒砌，此种土坯黏性较好，适合筑城。还有些墙体为塔里木盆地遗址中常见的“木骨泥墙”式，墙中有数根木柱支撑，其外侧用芦苇连缀，再涂抹泥皮而成。大城西北角内侧另有一处方形小屋残址，残高仅尺许。大城内还残存几处住宅遗址，每处50—60平方米。

大城外围除西垣外，其余三垣均有双排与墙体平行的已枯死的胡杨树干，内排树干距离墙体仅1米许，高不足2米，恐为当年人工环城栽植的林荫道遗迹。在东垣外约40米、北垣外约15米处亦见枯朽树干，排列不甚齐整。树桩之外约数十至百米处，还见用树枝或芦苇组成的篱笆墙，断续分布，最长的一段约百米。

城址内外多处可见散落的长短、粗细不一的建筑木构残件，多为胡杨木制成，亦有用白杨木等制成的。城南约8千米的古绿洲上发现典型的汉式木犁一具，犁臂长约1米，其形制与东汉画像砖中描绘的犁形以及内地出土的铁犁形制相同，显然是从中原传入的。城周还发现花岗岩制成的呈马鞍形的长条状磨盘，长32厘米,宽9厘米，可清晰地看出碾磨痕迹，并发现与磨盘配套的磨棒。由此可知当时这一带绿洲农业发达。城中未发现魏晋以后的物品，可见魏晋以后该城当已废弃。城内散落少量素面夹砂红陶片，部分陶片饰有弦纹或刻划纹，为东汉至魏晋时期遗物。2012年4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工作队采集了内城墙体内植物残体、树木幼枝等，14C测得其年代距今1 700—1 660年，经树轮校正遗址年代为公元264—418年，的确属于魏晋时期。《光明日报》2013年6月15日以“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完整汉代古城现身”为题，对斯皮尔古城有简短报道。(26)《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完整汉代古城现身》，《光明日报》2013年6月15日，第1版。

斯皮尔古城作为精心规划布局、规模较大的城址，依其位置推测很可能是渠勒国王城。据《汉书·西域传》，渠勒国位于扜弥国与于阗国之间。笔者考得，扜弥国位居克里雅河流域，其王所治扜弥城为圆沙古城(27)李并成：
《塔里木盆地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沙漠化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又有于阗国位居和田河流域，则在此两大流域之间的渠勒国只能地处达玛沟水系一带。而在达玛沟水系诸多遗址中，最大且墙垣等设施最完整的城址唯有斯皮尔古城，该城的规模也与西域诸国一般王城的规模相当，因而应为渠勒国王城鞬都城。《汉书·西域传》载：“渠勒国，王治鞬都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胜兵三百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东与戎庐、西与婼羌、北与扜弥接。”(28)《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1页。该书“扜弥国”条亦记，扜弥城“南与渠勒”接。斯皮尔古城以北(略偏东)约130千米正是扜弥城今圆沙古城，与文献记载相符。可证达玛沟流域确为古渠勒国的所在，斯皮尔古城应为渠勒国王城鞬都城。该国有户310、有口2 170，不足克里雅河流域汉代扜弥国户数、口数的1/10，略较于阗国人口数(19 300)的1/10多一点，堪为塔里木盆地中最小的“国”之一。

毫无疑问，如今被沙丘重重包围、风沙肆虐的胡杨墩、托普鲁克墩佛寺、喀拉沁古城、斯皮尔古城等遗址以及达玛沟下游一带曾是适宜人类生存的绿洲。遥感影像显示，今天在达玛沟下游荒漠地带仍可辨识出两条支流故道，长20余千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发现，斯皮尔古城西墙以西200余米处，出露有黄色松散的风成砂与具有水平层理的灰白色河流沉积物互层，总厚度超过7米。(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
《新疆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古调查与清理》，《考古》2015年第8期。所以当年河水是可以到达下游北部这一带的。喀拉沁、斯皮尔古城中的许多墙体结构为“木骨泥墙”式，所存遗物大多为木构残件，又有大段用树枝组成的篱笆墙，可见当年这一带树木繁茂，人们所需的建筑材料、所用器具、农具以至于燃料等，均取自于林材。还有一些墙体完全用芦苇插成(篱笆墙)，说明当年这一带芦苇生长也很茂盛。以上这些现象均表明，当年达玛沟下游一带地表、地下径流丰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那么达玛沟下游古绿洲是何时沙漠化的？其沙漠化的原因何在？考之达玛沟及策勒县一带的气候条件，该地属于极端干旱荒漠气候，年均气温11.9℃，县城一带年均降水量仅33毫米，其北部深入沙漠腹地一带年降水量更是少至十几毫米，甚至几毫米。策勒县全县总面积达3.24万平方千米，但可供人类生存的绿洲面积仅占全县总面积的2.9%，且被沙漠、戈壁分割包围，生态条件极为脆弱。根据其地表遗存、出土物等情况判断，这块古绿洲的沙漠化过程应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魏晋后期，大体与楼兰古绿洲废弃沙漠化的时代相近，沙漠化表现为绿洲北部斯皮尔古城及其周围一带古绿洲的毁灭。斯皮尔古城一带因地处古绿洲最北部，是当地盛行风向北风的最前冲，因而最易受到来自大沙漠腹地风沙的侵袭和掩埋。这一带年降水量仅有十几毫米，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其地位于古河道尾闾，达玛沟原本流量就小，加之河道较为弯曲，穿行于沙丘间，影响水流畅行且易遭风沙淤埋，尤其在中上游不断开发，用水量不断增加的影响下，下游最易遭受水源不及、风沙填埋河道以至河流改道的威胁。渠勒国至少有居民2 000余人，作为“王城”，本身所需大量的建筑材料、燃料等当取自周边胡杨、柽柳、芦苇等，当这些旱生植被遭大量砍伐后，风沙活动对古绿洲生态系统的威胁愈加严重。频繁的战乱也使绿洲不免被波及和影响，如东汉时于阗王多次率军攻打扜弥，达玛沟流域为必经之地。正是在这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达玛沟古绿洲北部首先发生沙漠化，造成了斯皮尔古城及其周围一带古绿洲的毁灭。渠勒国在东汉以后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很可能魏晋之际扜弥被于阗吞并之前，渠勒已先被于阗吞并。

达玛沟下游古绿洲南部喀拉沁古城、胡杨墩、托普鲁克墩一带的沙漠化则应是在唐代后期于阗被吐蕃占领以后发生的。喀拉沁古城作为唐代坎城守捉，为于阗绿洲的东部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这一带战事较多，每遇战事，周边一带的人员、牧畜均须撤入城内防备。战事对绿洲农田水利的破坏无疑是招致土地沙漠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内容为杰谢百姓状诉杂差科等，提到“忧养苍生，频年被贼损……移到六城”(30)张广达、荣新江：
《于阗史丛考》，第141页；
又见于陈国灿：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535页。，连年的战乱导致百姓无法安生，只能逃离他乡，人口随之流失。这里虽然说的是杰谢镇的情况，但坎城镇亦应与之类似。

同样，人们长期对于胡杨、柽柳等植被的大量砍伐，引起严重的风沙侵袭在所不免。当地老乡传说，数百年前老达玛沟地区天上连续下了40天土，大部分人都死了，只有一些备有足够食物且身体强健的人才从那里逃出来。(31)田卫疆：
《和田达玛沟三迁传说辨析》，《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发行)1987年第23期。传说中所反映的正是这一带风沙危害、沙尘肆虐的情形。加之达玛沟本身比较短小、径流较弱，更易遭受风沙的侵蚀和淤埋。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GXW0167文书，为杰谢镇军所属的营田机构“杰谢作”为田苗用水浇溉之事上申镇军请求处分的报告，从中亦可反映出其地干旱、调节用水紧迫的情状。“杰谢作”拥有当地农田用水的分配权，原先河水供百姓同用，“后其水渐小，共合乡分用，百姓卌丁用十日，作家一十口用五日，浇青小麦即遍已后”，再浇其他作物禾苗，“每巡用七日”。但是“浇不遍，今见干燋。词诉百姓，秋田亦干燋”。水源短缺，夏田、秋田的田苗同时干燋。还不仅如此，更糟糕的是该渠水又“前后破，人修捺渠道”，但收效有限，“田苗见损，近恐年终课不充”。由此申上镇军，请处分。(32)刘子凡：
《傑謝营田与水利——和田新出〈傑謝作状为和田作等用水浇溉事〉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由于干燋的出现往往是区域性的，不仅杰谢“其水渐小”，径流本身就细弱的达玛沟水恐怕更易受“干燋”的影响。

殷晴据达玛沟出土的于阗语Hedin 11等文书研究(33)殷晴：
《丝路重镇：
唐宋之际的于阗坎城——媲摩绿洲演变并六城问题辨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考得一家一户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受到严格控制，需长官批示才能获得，说明当地供水不足。“水渠不能用坝注满”，以致厨房人员用水和口粮紧张。“如果有水的话，水渠因筑坝而充满。围绕被封闭处，村庄的水无法流入，并被堵了回去。”为控制紧缺的水源，地方官员还采取收取高额水费的办法，一份(计量单位)水收费小麦30石，两份加倍，水费之高，十分惊人。干旱地区难以维持有效的灌溉，沙漠化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

《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记有一则“龙鼓传说”，相传于阗王城东南百余里东南大河断流，农人失利；
又记此国北曷劳落迦城“当雨沙土，填满此城”(34)〔唐〕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24、1026页。的传说，从中也可曲折地反映出这一带绿洲干旱缺水、土地沙漠化趋于严重的史实。

公元8世纪末吐蕃攻占了整个于阗，唐朝守军撤离，坎城守捉不复存在。这次战乱无疑造成更大规模人员的伤亡、逃离，对绿洲农田水利的毁坏不言而喻。加之吐蕃人的生产方式向以游牧业为主，本区为吐蕃人占领后必然有大面积农田土地抛荒，任凭风沙侵蚀，沙漠化过程也就接踵而至。事实表明，这些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古绿洲，人员一旦撤离，或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千百年来维持下来的灌溉系统很快就会荒废。唐末五代以后这片古绿洲就彻底沙漠化了。至于大墓地、胡杨墓地一带，据其所出主要为早期伊斯兰化的遗物判断，其沙漠化的时间也应在唐末五代以后。

另需提及，斯皮尔古城以北约30千米，还发现一大片枯死的胡杨林带，面积约10平方千米，在其以北又10千米许即著名的丹丹乌里克遗址。这片林带和遗址已远离达玛沟水系尾闾，显然并非靠达玛沟水系滋育，达玛沟水流根本无法到达这里。它们东距克里雅河较近，应是由克里雅河向西分出的支流供水。然而由于沙丘埋没，这条支流形迹隐伏，一些情况尚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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