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书派异同

时间：2022-12-05 17:3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 黄永年

编者按：黄永年先生是我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方面的著名学者，又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黄永年先生艺文兼备，他治学之余，游心艺事，长于书法，用笔虚灵婉转，温润柔和，多为诗词、题跋，假手转心，书卷气十足，自然生动照人。尤精篆刻，所制古雅精纯，渊源有自，以笔追刀，不事雕琢，展现出卓荦脱俗的艺术品格。黄永年先生有《谈艺录》及《印存》行世，对当代书学、印学发展贡献良多。本刊在黄永年先生哲嗣黄寿成教授支持下，特倩陕西师范大学刘星教授从中斡旋，辑此专题，光扬艺学，于斯可览，一并致谢！

阮元《南北书派论》，近世言书法源流之一大文字也。然所谓“东晋宋齐梁陈有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实得失参半，不尽允当。东晋下迄南北朝前期，初未有南北书派之分，观江左铭石如东晋《谢鲲》《王兴之及妻宋氏》《刘剋》《王丹虎》诸志，东晋、刘宋“二爨碑”，刘宋《刘怀民志》及南朝存世写经，可知其书法多同北朝为并时之物。此于文献亦自足征。《魏书·崔玄伯传》载：“(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锺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故魏初重崔、卢之书。”案《晋书·卫瓘传》载：“（卫瓘）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芝字）筋，靖得伯英肉。”则“谌法锺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者，犹王羲之之师法锺、张，“魏初重崔、卢之书”，实重锺、张旧体，盖承西晋官学而来替，与并时南朝书风初无异也。崔玄伯“祖悦仕石虎”“父潜仕慕容”，玄伯身事北魏太祖、太宗，玄伯长子崔浩为太宗、世祖两朝重臣，而《魏书》本传谓“浩书体势及其先人”，则此锺、张传统于北朝绵延百数十年而不息。其时南朝为稿、行新体书者或稍多于北，然亦未成取代锺、张旧体之势。羊欣刘宋人，与崔浩时代相当，且为新体书家王献之弟子，然所撰《采古来能书人名》仍谓“锺书有三体，……皆世人所善”，尊墨守锺、张之王羲之书为“古今莫二”，以创新之王献之书为“骨势不及父”，惟“媚趣过之”。宋齐间王僧虔论书尚有“锺公之书，谓之尽妙”之说。知锺、张、羲之之旧传统至南朝前期尚无改易。

南朝书风大变，盖在齐梁之时。《南齐书·刘休传》曰：“元嘉世，羊欣受子敬（王献之字）正隶法，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见贵。”似涉夸饰（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尚推尊锺、王，于献之新体转有微词可知），且与下文“休始好此法”之语抵牾；
然所谓“至今此体大行”，则是作史者记述当世情状，至可信据。《南齐书》成于萧子显手。子显梁武时人。陶弘景上梁武论书启谓：“比世皆尚子敬书，……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锺繇字），于逸少（羲之字）亦然。”虞龢《论书表》亦谓：“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皆与萧书“至今此体大行”之说吻合。知献之稿、行新体之取代锺、张、羲之旧法，实在梁武之世也。（唐李延寿撰《南史》，易《刘休传》旧文为：“及休始好右军法，因此大行云。”不知萧书所谓“休始好此法”是好献之新法也，“至今此体大行”，大行献之新体也。唐初文皇尊崇羲之，举世从风，延寿妄意萧书“此体”“此法”必羲之体法，径以“右军法”易旧文，适成其为唐人之见而已。）

萧梁时稿、行新体既大行，江左书法遂超越北朝。颜之推以梁人而北入齐、周，所撰《家训》谓：“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杂艺》篇）始以江左稿、行新法形北朝旧体之鄙陋。《周书·艺术传》曰：“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赵文渊，《周书》避唐讳易深字。）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改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金石录》有北周天和二年《河渎碑》，王褒造文，赵文渊奉敕书，亦王褒推先文渊之证。）夫文渊“少学楷隶”“雅有锺、王之则”，为东晋南北朝前期相承旧体，王褒入关，渊书被弃，惟碑榜尚见推先，知褒之优于文渊者必梁世大行之稿、行新体也。此时诚有阮元《南北书派论》所谓南长启牍、北长碑榜之势，然周人既不自甘鄙陋，竞习王褒新体，褒亦“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家训·杂艺》）碑榜旧体中渗入稿、行新法，旋变昔之雄强险劲为虚和流美，此观出土《蔡藉之》《张满泽妻郝氏》诸北周墓志可知。《蔡志》北周天和二年（567）物，上去江陵之平（西魏废帝三年，554年）才一纪耳，乃结构点画绝似《梁永阳王萧敷》《妻王氏》二志，其变化不可不谓急遽矣。东魏北齐地处今河南、山东，实当时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之所在，与南朝交往频繁远过关中，故其碑志之渗入新体成分亦先于北周。河南出土墓志，北魏末孝昌、永安时已见虚和流美之作若《元诱》《尔朱绍》者，此时正当南朝梁武中期，迨梁武晚年东魏之世，碑志凡十九作此虚和流美之新体。其时江陵之师未兴，赵文渊旧体书尚独步关中也。

北魏孝文帝用夏变夷，汲引南朝才俊，中亦颇有工书之士。如蒋少游入魏后尝“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魏书·术艺传》）。刘芳入魏后亦“佣书以自资给，……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魏书》本传。案王僧虔《论书》有“谢静、谢敷，并善写经，亦入能境”之说，是其时诚以写经见称者。）迁洛以后，所委任南士，无过王肃，肃固王导后裔，与入周之王褒出同一书法世家，羲、献父子即肃族高、曾祖，肃高祖劭名登唐窦臮《述书赋》，族父僧虔“时人以比子敬”，肃女普贤亦“妙闲草、隶”（延昌二年（513）有《王普贤墓志》）。然孝文唯与肃、芳、蒋少游辈定朝仪国典，未闻有变易书法风尚若王褒入周之事。夫孝文之倾心江左文物有过字文，而王褒变易书风之事不能见诸孝文之世者，岂非其时正当南朝宋齐，江左稿、行新体尚未臻美备，无以大过于北书邪！（《王普贤墓志》即作寻常北魏体，绝无虚和流美之意。）此亦足证南书胜北，必在萧梁之世，新体大行之时矣。

要而言之，自东晋以至宋齐，江左中原共循锺、张旧法，初无南北书派之分，萧梁稿、行新体大行，南书遂胜于北。北之碑榜旧体吸收南书稿、行新法，复成东魏、齐、周之新体正书，为隋唐今楷导夫先路。此南北书风异同分合之大略，较阮元旧论似稍中情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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