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新形态
时间：2022-12-04 15:2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熊万胜 严子泳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如何治理一个大流动的国家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长期挑战。适当减少流动，让更多人安居乐业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传统理念，这可从国务院2014年提出的“三个1亿人”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三个1亿人”的目标：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目标中得到印证。然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流动人口数为3.758亿人，比2010年增长了1.548亿，人口流动态势远超统计部门根据抽样调查做出的预测②从2020年和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来看，统计部门根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户在人在的人口占比77.43%，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户在人在的人口占比只有64.5%。两个年份数据的变动极大，体现原有抽样调查数据过于保守，人口流动态势超出预期。。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16.48%上升到2020年的26.61%，十年间人口流动率提升了61.5%。同期的城镇化率提升了28.6%，城镇化率的增长幅度远低于流动率的增长幅度。特别是近几年“流动”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生存状态，即使户口迁入城镇，很多人仍要继续流动。虽然这种流动带来了繁荣、自由和活力，但伴随高流动性的是与日俱增的社会风险，这为中国社会危机治理带来了双重挑战[1]。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展开，城市面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如何共处的难题。学界对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对融合不充分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解释，并提出对策建议。户籍制度是造成这一难题的制度根源，制度安排影响了身份构建，产生诸如“农民工”“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第三种身份[2]，身份区隔会强化城乡区别，拉远流动者的心理距离[3]，从而影响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认同和融合。户籍制度难以取消，因此，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应当进行户籍制度改革[4]。熊万胜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功能应由社会管制向社会治理转变[5]，减少流动人口不公正的福利待遇分配。康岚则认为应以渐进式的个体化赋权作为一种相对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6]。一旦户籍管制有所松动，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便加速了，这时城市可通过建立组织化机制[7]、完善社会能力建设[8]等进行社会治理，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融合。上述研究显示出学者对于促进融合或融入的意愿。面对日益增长的流动趋势，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体制和文化隔离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西方学界提出人文区位学、住房过滤理论等来描述和解释不同种族的居住隔离现象。然而，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隔离不仅局限于居住空间，还有资源与机会的区隔，城市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平等随居住空间的分异逐步走向隔离[9]；
还有身份区隔，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与市民相比有差别，在城市中被区别对待[10]；
社会分工也会形成一种隔离，颜品从受教育程度、就业门槛等方面分析了不同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产生的影响[11]。
然而，无论这些研究侧重融合还是侧重隔离，大多都在期待一种深层次的融合，最终导向都是希望消除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隔阂和偏见，使双方逐渐形成相互认同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即新的文化模式。较高层次的融合应该发生在文化层面，这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主张契合，也与意识形态对于和谐社会的提倡联系起来。虽然文化层面的融合确实值得追求，但有一种将复杂现实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可能会“突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人口的同质性特征，自动过滤异质性特征”[12]；
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关注二者之间的分界点，观察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如关注某些流动人口自发聚居区，注意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等。对于极端状态的过度重视往往会遮蔽常态，实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生理适应方面与户籍居民没有显著差异，在经济融入、社会适应与身份认同三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流动人口并未充分融入当地[13]。实际上，在中国式社会融合实践中，这样的状态可能更为广泛：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交杂地居住在一起。小聚居和大杂居同时存在，但大面积流动人口聚居区并不多见。虽然一些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流动人口聚集区域，但其中仍居住本地房东，所谓“房东管房客”的治理模式即表明“土客”之间的混杂居住模式。近年来，随着社会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流动人口的自发聚居现象进一步受到限制，“土客”混杂居住模式更加普遍。但这并不一定表明文化上的融合，反而可能是文化隔阂与空间混杂的统一体。因此，必须正视融合或融入不充分状态下的秩序，或称整合不足的秩序。随着社会转型的加深，这种整合不足状态下的秩序很可能成为未来社区秩序的主要形态。
如果流动人口继续居住，其后代或许能真正融入当地。但也要考虑，如果高比例的流动人口不能转化为就业地区的第一代移民，他们或其下一代仍将流徙他处，即使不离开居住城市，也很可能搬离原有社区。与深度融合的理想状态相比，这种暂时的秩序同样值得关注。从中国知网上的关键词分析结果来看，近十年以“社会融合”为关键词的研究在数量上进入平稳期。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治理议题在十年前兴起，一些社会融合问题被转换为流动人口的治理问题；
也可能是注重文化融合的主张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支撑。因此本文提出这一问题：如果既没有看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深入人心的相互接纳，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空间分异和影响巨大的族群冲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又该如何解释？
（一）社会融合的类型化
美国学者戈登（Milton M.Gordon）研究移民的社会融合时提出一种“二维”分析模型，认为移民融入社会存在“文化同化”与“结构同化”[14]两种方式，文化同化即移民在流入国中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上的转变，与本国成员形成一种基于观念和认同的融合；
结构同化则是移民在本国制度和组织层面的参与，从而增加与主体社会的互动，增进对当地社会的认同。该分析模型帮助我们把融合的状态打开来，区分文化和结构变量。实际上，还应进一步将结构变量打开，继续研究其中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差异。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借用洛克伍德对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区分，认为系统整合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具有的特殊控制能力，社会整合则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15]，从而形成“系统-生活”二分视角。不同于戈登仅看到积极互动，哈贝马斯认为在系统世界中，规范和控制的强制性力量维系着系统运转，并逐渐殖民生活世界，使社会互动具有被动性和消极性。这为思考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互动提供了重要视角。
受到上述理论启发，笔者认为中国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至少有三种类型：文化性融合、体制性融合和结构性融合。文化性融合是一种经典的社会融合机制，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融合理想，希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实现基于情感交流和相互认同的融合。如果说文化性融合主要发生在生活世界，体制性融合则属于系统整合范畴。张静从个体与公共组织的通道角度解释了基层人民近年来日益显示出的“政治化情绪”，认为在理想状态下，每一种社会都会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建立多种途径，将社会成员组织化进入整体[16]。从这个角度看，在系统层面，流动人口与当地政府之间也存在一种通过社会保障、公共组织等因素进行互动从而产生融合的模式，笔者将其称为体制性融合。张静恰当地指出了社会融合应该朝向的状态是为每个人在居住地找到可以对接的体制通道，这是比文化性融合更加实际的状态。
然而，现实恰恰是，大部分流动人口在居住地找不到足够的体制通道去对接，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无法解决。这些既不能实现文化性融合也找不到体制通道来对接的人，往往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或者城市社会中的其他“边缘性群体”[17]。这些人以一种消极状态安顿了自己在异乡的人生，这种状态也是有滋养能力的，可以解决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们不需要在异乡投入太多资源和情感，也不期待获取更多，因此不需要和本地人有很多积极互动。有经验的流动人口总是能够依靠市场、关系、政府和自身能力处理问题，形成一整套结构化生存策略。从社会融合角度来看，这种安稳的“自处”状态也是一种融合，但显然不同于文化性或者体制性融合，我们称之为“结构性融合”。所谓“结构性”是指能够使系统中各个结构互相联系与配合的根本逻辑。社会融合系统中的结构包括社会分工结构、居住空间结构、政策结构、社会互动结构等，若要使结构中的要素产生持久关系、使结构间互相配合，就需要一个结构性的根本联系，笔者认为这个根本就是生存与生活的需要。由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尚未实现文化性融合，二者生存与生活的需要显然不会在一个共同结构中得到满足，所以两类行动者的实践又产生了流动人口生存结构与本地居民生存结构，这两类结构首先需满足各自的生存需要，但二者并非完全隔离与对立的关系，在政府的推动与各自生存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这两类结构即使联系有限，也能互相配合产生结构化效果，从而实现“结构性融合”。这种融合并不需要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足够多的互动，关键是首先要形成各自的生存结构，其次是两类结构的互相配合。文化性融合与体制性融合都建立在足够多的、积极的互动之上，但现实经验显示出的普遍隔离现象并不满足此前提，而正是“结构性融合”使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
（二）结构性融合的实现机制
结构性融合是一种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既“分得清也合得来”的状态，而且恰恰是在分得清后才能合得来。这种状态在经验上十分自然，在理论上却需要回答一些问题。通常认为，融合是通过足够多的互动实现的，这种认知预设了“社会”形成的可能性，或者说，内含了一种“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但在研究这些结构性融合的实践中，更加有效的解释框架可能出自对于“系统”与“生活”之间关系的理解。熊万胜辨析了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视角在中国的适用性[18]，注意到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包含了公共领域，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国家—社会”框架中的“社会”，这是一种狭义的社会概念，或者是小社会，其核心是公共性。但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践中，看到的恰是这种“社会”的缺失。通过社会分工机制，流动人口接受了当地系统，获得谋生机会，同时发展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这些策略中也包含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但并非经常性。更主要的生存策略运用于私人生活领域。有些流动人口会参加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比如广场舞组织，此类组织可能和政府文化部门联系在一起，但其公共性的内核仍为生活，而非政治，应该视为“私人生活公共化”形式[19]。即使参加此类组织，流动人口通常也位于组织外围[20]。如果是老乡之间的联谊活动，就更不会超越私人生活公共化限度，如果存在这种超越的可能，就会受到社会治理的限制。
“社会”是虚弱的，而“社区”却是醒目的③熊万胜在对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视角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中，提出了“系统—社区—生活”视角。具体参见熊万胜.聚落的三重性：解释乡村聚落形态的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21（6）.。无论流动人口在何处工作，其居住地都要属于某一乡镇、街道所属的村委会或者居委会管辖。哈贝马斯的宏观框架忽视了社区的意义，但在中国，社区是系统与私人生活之间互动的平台，通过一种具象的公共空间替代西方社会中的公共交往。社区有地理边界，其以物理和行政方式将特定居民之间的交往关系通过身体在场得以凸显。这是一种将社会社区化的处理，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更为便利，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关系亦在社区范围内处理。
综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将流动人口在居住地的生存实践概念化。系统层面，他们通过社会分工在市场上获得工作机会，但暂时没有找到体制性通道融入当地社会，比如没有户籍，也没有购房。生活层面，他们在物理空间和交往上与本地人保持区隔，同时发展出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包括各种私人生活公共化的形式，形成了私人生活世界。社区层面，本地人和外地人各自发展出丰富的私人生活世界，实现了各自的文化性融合，相互之间少有交集。这两个私人生活世界如同平行空间，同时在同一个社区内存在，本文称之为“双层社区”。分工、区隔和双层社区共同构成结构性融合实践的实现机制。
（三）案例简介
2021年7月，笔者在T市进行了为期21天的实地调研，对T小区的流动人口进行了访谈。T市是浙江北部的一个经济发展强市，其完善的公共服务及丰富的就业资源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据2019年T市政府数据统计，当年流动人口数为57.14万人，比2018年上涨8.55%，流动人口流入率快速增长，流出地以云南、四川为主。来自不同地方的农民工在T市形成了许多聚居区，他们在其中生活和生产，渴望在大城市立足。
T小区是一个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交杂的聚居区，流动人口有15 000多人，是户籍人口的4倍，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融合。T小区的流动人口大多是农民工，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时遭遇了两个困境：一是无法在制度层面获得稳定的位置，因而难以通过体制通道与当地政府和居民产生体制性融合，也无法积极参与到当地的公共组织和制度系统中；
二是难以与本地居民建构起基于情感交流和互相认同的文化性融合，这类群体也包括一部分青年农民工。黄海平认为“城乡共生”的青年群体普遍主动将城乡的精神文化生活、经济活动、社会交往等积极性内容进行共融共建共享[21]。但由于文化性的历史生成性，T小区的农民工往往难以在短期实现“城乡共生”。为了在这种双重困境中生存下去，T小区的流动人口只能在结构化的生活世界中寻求一种策略，这种策略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生存与生活。通过实践，T小区的农民工形成了一整套结构化生存策略，与当地居民形成了结构性融合的状态。笔者将结合T小区的调研经验，沿“系统-社区-生活”[22]分析框架，对形成结构性融合的机制及机制间的平衡关系进行探讨。
（一）基本情况
农民工进入T市后多分布于二三产业。例如在T小区和A村中开设了很多服装作坊，这类小作坊一般属于羊毛衫制作产业体系中的一环，或者自成体系，内部形成分工协作，如制作袖套、领口等，不同环节安排的人数不同。社区中还存在许多商铺，如台球厅、棋牌室、饭店、商店、理发店等，这些店铺的老板多是流动人口。本地居民就业时也会从事服装业，但是大多数并不会像流动人口一样选择在社区中的小作坊做工，而是选择有一定保障和规模的服装厂，也鲜有本地居民在社区内开设商铺。工作模式上，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存在较大差异。小作坊中的流动人口工作自由度很高，但为获取更多工资，他们一般很早来到工位，每天会进行9小时以上的劳作。逢七、八月时，甚至会让放暑假的子女来帮工，形成一种全家劳作的做工方式。本地居民在厂房中则是朝九晚五按时下班，他们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鲜少让子女到工位帮工。
在生活中，T小区的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存在明显的区隔现象，这种区隔通过空间、互动、文化等方式表现出来。正如在不同产业部门进行分工一样，这种区隔也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分开，大大减少了二者之间的日常性互动。
（二）规避了利益冲突的劳动分工
在流动人口流入之前，T市已形成分工体系。20世纪80年代，T市的越丰制革厂声名鹊起，为本地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并形成完整的羊毛衫产业链，分工体系趋于完备。流动人口流入后，本为支持力量的廉价劳动力试图融入该分工体系，但是由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与本地居民对利益与资源获取机会的占有，他们进入得并不顺利。此时经营者流动人口[23]开始开设小作坊，并带动家乡劳动力来到城市，进入自己的作坊中，从而为该地的流动人口提供了生存和生活可能，产生以流动人口为要素的劳动力市场。这就产生了T市的两类羊毛衫生产方，一类是由流动人口为主要劳动力的小作坊，另一类是以本地劳动力为主的规模化工厂。这两个市场并非完全隔离，经营者流动人口可以在市场中与本地商人建立联系，但T小区的流动人口多为被雇佣者，无法在经济系统中与本地市场互动，只能在小作坊中被动地生产劳作，不断再生产自己的生存结构。
不同于通过租种当地农民或者集体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以获得货币收入的“农民农”[24]，由于具有共同的生产要素，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难以通过分工来规避利益冲突。然而T小区的蓝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并没有在同一个产业部门中直接进行分工协作，而是处在不同的分工链条中不协作或者间接协作，这种分工方式产生的隔离可以避免二者产生利益纠葛和资源争夺。在T小区中，当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同一产业的不同部门工作时，虽然这些部门可能是产业上下游关系，但是身份差异被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掩盖。当不同部门进行互动时，是一种市场互动和商品交换，并不会因为这是流动人口小作坊做的袖口，而不进入规模较大的服装厂。
总之，虽然T小区的流动人口不像大多本地居民一样能够顺利进入正规经济系统，未被赋予组织权、社会保障权和发展权[25]，但其开办的小作坊既是流动人口在结构化的生活世界中由经济因素主导的生产实践，又通过这种实践，降低了与本地居民在同一劳动部门中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二者的利益冲突和资源争夺链条被切断。如此，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虽然没有更多互动，但是由于各自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且互不干涉，避免了在文化性融合难以实现的背景下直接竞争可能导致的冲突，从而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系统要素控制下的适度生活区隔
当各自的生存结构逐渐被生产出来，T小区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隔离并未无限扩大，这是因为政府和市场等系统要素推动着二者的互动，因而在生活区隔和系统推动之间产生了一对张力。
1.生活区隔的三种表现。流动人口进入T市之前，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互动场所等生存生活结构已经形成，由于文化、观念等差别，流动人口难以进入现有结构之中。随着政策松绑，他们得以准入建立自己的“亚社会”，而这种“亚社会”与本地“大社会”的积极联系甚少。进入之初，他们抱着融入本地居民已经形成的社会格局的愿望，但当进入后，本地居民从观念到行动都令流动人口感到陌生，从而感到无力[26]，于是与本地居民形成了隔离开来的生活，这种生活区隔包括空间区隔、互动区隔和文化区隔。
空间区隔即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空间上处于一种隔离状态。消费空间上，“工作之余，我们（指流动人口）也会约着和老乡去逛逛公园、散散步，我们商场逛得不多，最多就是去街上的商店逛逛”。（访谈时间：2021年7月16日）然而本地居民则多去商场消费，消费空间差异显示出T小区的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经济水平和社会轨迹差异，从而产生趣味差异。此外，笔者通过观察发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轨迹具有较大差异。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轨迹可以被视作“嵌入”在该小区中，其娱乐、互动、工作的空间都位于同一区域内，但本地居民具有更多“流动性”，与流动人口相比，其生活区域更加广泛。即使共处于一片区域内，本地居民也鲜少去流动人口开办的棋牌室、台球厅娱乐。距离的设置降低了互动频率，流动人口也深谙这种距离传递出的信息，不刻意走进本地居民生活的空间，从而形成一种“默契区隔”。
互动区隔即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因空间区隔而减少互动。互动减少并不意味着没有互动，仍存在消极互动。此外，由于空间隔离从流动人口进入当地社会就已存在，便形成一种减少互动的惯习，这种惯习再生产了互动的区隔，即使两类人群共处同一空间，其互动效果也只是表面和事务性的消极互动，难以建立认同，从而使生活层面的互动区隔继续存在。
文化区隔即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因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隔离。本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地域认同和集体意识是在历史中自发和集体建构的，流动人口的进入不仅是个体的进入，也是一段历史和记忆的进入，这两股集体意识的差异不可能通过短暂和简单的沟通消弭。戈登认为同一族群但不同阶级的人会谈论共同的族群意识，但不会产生相同的行为和参与，而族群不同但阶级相同的人则会表现出共同的行为模式，却不具有统一的族群意识。在中国语境下，更遑论族群和社会阶层都存在复杂差异的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
2.限制区隔的系统要素。虽然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存在生活区隔，但随着生活世界的结构化，经济、制度等系统要素推动着二者互动，从而建立了两种生存与生活结构的“消极”联系，钳制区隔的扩大，这不同于在当地获得制度结构位置的流动人口的积极体制性融合。T小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主要互动是在“租客-房东”角色之下，经济要素控制着二者的互动状态，有些外地居民认为“房东会给他们减房租，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访谈时间：2021年7月18日）也有居民则抱怨“我们这一栋楼的电闸坏了，二房东要每个居民都出钱维修，本地房东是不会这么干的”。（访谈时间：2021年7月19日）在对比中，经济互动反而深化了外地居民对本地房东的认同。虽然这是围绕权责明确、遵守契约而产生的表面认同，无法向文化性深入，却能钳制区隔的扩大。
在制度层面，T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减少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限制，这对推动二代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文化性融合非常关键。但在一代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由于缺乏文化性融合铺垫，消极互动产生的融合仍占主导。例如T小区居委会定期举办活动邀请外地居民和本地居民共同参与，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二者的交流和互动，但是只要生活隔离依旧存在，这种互动产生的“拉近”作用十分有限。概言之，系统要素推动的互动可以控制生活区隔的扩大，而文化性融合不足产生的生活区隔又加深了系统互动的消极性质。
“双层社区”是形成结构性融合的关键机制，不仅因为这种社区包含前述两种机制，还在于其从实体空间过渡到社会空间，流动人口的物质和心理需求都可以在内部空间被满足。物质上，生态完备的社区满足了流动人口衣食住行的需要；
心理上，流动人口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性融合填补了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消极互动产生的情感缺口，从而实现多种机制的平衡，使一个醒目的“结构性融合”社区真正具体化。
（一）权力关系的外部空间表达
T小区的流动人口多从事体力劳动，居住环境较差，倾向于抱团群居。在居住形态上，他们在一至三楼工作和生活，大部分人在一楼的小作坊中上班，在一楼的棋牌室、台球厅等休闲场所娱乐，少部分人也会住在一楼，而本地房东往往住在顶楼或者其他楼宇。从空间上，这就产生一种独特的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隔离开来的社区形态，构成了“双层社区”的实体。潘泽泉认为“外来者”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在城市中的物理空间实体，更是他们使用种种社会文化资源的一系列策略与行为的生动而又深刻的“隐喻”[27]。双层社区也是如此，实体空间逐渐向层化的社会空间过渡。
不同于“土客”混合的农村“二元社区”可能以土地为共同生产要素产生更多的互动类型[28]，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间以经济要素的消极互动占主导。他们希望流动人口租住自己的房子，但由于这种互动没有向积极互动打通，本地居民仍然在社会文化中区隔出流动人口，将其视作抢夺资源的“入侵者”。本地居民通过居住在流动人口的上层，或者在流动人口居住的旧楼房旁修建一座新房子居住对空间形态进行生产，从而使空间不仅呈现出隔离的物理属性，更代表了权力争夺结果。流动人口为降低租房成本，不得不多人蜗居在一个房间，又强化了本地居民的权力生产。随着空间实践的扩展，这种权力关系从实体空间开始过渡到社会空间，本地居民在生活上建构着自己的权力地位。
（二）生态完备的内部实体空间
在建筑形态上，T小区呈现出一种“全包围的方块社区”。几条主干道将T小区划成了许多规整的方块，面向主干道的方块四周是各种商铺，如理发店、超市、特色菜馆、美容店等，这些个体商户多是外地人。在方块内部则是十排紧密的楼房，每一排又由十几栋房子构成。四条边包围起来，仅留下四条逼仄的通道连通主干道。这些房子大多以四层为主，高的有六层。相比主干道的整洁，方块内部的楼房前停满了电瓶车、汽车，羊毛衫小作坊和维修店则把衣服和电器摆存在外面。社区内还有许多小作坊，一个两间店面、80平方米左右的小作坊可以为30个流动人口提供工作岗位。T小区流动人口的工作方式主要有三种：工地工作、厂里打工和个体户，除了第一种，后两者都能在社区内被满足，这些劳动具有体力型、自由度高、家庭型的特点。社区中还配有娱乐休闲场所，如麻将馆、台球厅等是外地人休闲活动的地方。
这种方块社区将流动人口聚集在一起，形态上用四边包围，形成一种隔离感。这种“打包式”居住有利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减少了挤占本地人空间资源的可能。即使有本地人居住，他们的房子或者房间也会装修得更具现代风格，设施材料也更加崭新，塑造了一种差别。总之，工作、居住、生活等功能的完备，使这个社区逐渐在物理层面形成一个生态完备的实体空间，流动人口的生存和生活结构真正具体化为能够满足其需要的实体空间。
（三）文化性融合占主导的内部社会空间
要使流动人口的生存与生活结构再生产，除了满足生存需求，情感、归属感等需求的满足更为关键，从而不与本地居民的生存结构发生冲突，并在微弱的联系下互相配合。结构性融合是一个群体的被安排，而不是个人的被安排。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间结构性融合占主导地位，而在各自群体内部则是文化性融合占主导地位。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尚属初级网络，是流动人口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30]，围绕初级网络形成的群体内文化性融合具有满足流动人口情感需要的重要作用。虽然和“土客替代”的“农民农”社区一样，集体行动也出现了群体间的隔离[31]，但是在T小区中，由于同一生产单位中有许多不同地方的流动人口共同劳作，互动机制多样，不同地区群体间的隔离并不妨碍流动人口群体文化性融合的产生。
1.符号意识产生身份认同。流动人口并不是一个真实群体，而是一群被标签的符号群体，是一种虚拟身份[32]，但这并不妨碍符号生成相互认同。这种集体生成的身份认同会促进流动人口之间进行互动交流，这种聚集也扩大了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社会距离[33]。当然流动人口之间的文化性融合也会因地域性而具有程度差异，来自同一个村庄的老乡更倾向于共同居住，虽然他们之间也会存在资源争夺，但由于共同身份意识的支撑，这类争夺被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则由于缺乏情感支撑，呈现经济理性。
2.旧地缘关系的再造。流动人口社区并非仅是符号意识下产生的身份认同共同体，并不局限在互为陌生人的状态下进行认同和互动。农民工大多拖家带口，熊万胜认为中国农民的城市化并不是农民个体的市民化，而是他们所连带的家庭的城市化[34]，家提供了最基本的情感支持。此外，流动人口会选择一种“有序流动”[35]，跟随亲友来到某个城市工作。T小区就有明显的地域集聚性，相邻的房子都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共同居住，且通常带有家庭流动性。一位80岁的重庆人告诉我们：“住在我们旁边这几栋的都是我们那儿的人，我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有时候就到对面的朋友家去串门。”（访谈时间：2021年7月19日）在这里，流动人口不仅有新朋友，还有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朋友。这是来自同一个地域的地缘关系和情感关系的迁移和再造，这种关系也不局限在乡村中差序格局的内圈，外圈的社会关系会“在‘外来者’面对‘现代’和‘传统’碰撞下共同体缺失的状况下，重新被‘外来者’所利用，原有围绕‘差序格局’中心的社会关系被扩大化”[36]。
3.稳定关系的维持机制。由身份意识、情感纽带所形成的亚社会也要依靠一系列稳定的机制来维系，笔者结合T市的调研经验，认为有以下几种：第一，空间对情感关系的外化和稳定。T社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空间场所，如云南饭店、贵州菜馆。在方块社区内部的棋牌室中，这种地域性集聚更加明显。一位四川棋牌室老板娘告诉我们：“本地人有自己的棋牌室，我们这个棋牌室四川人来得多，因为我是四川的。每个地方的人去的棋牌室不一样。”（访谈时间：2021年7月12日）饭店也具有同样的特征，调研时正逢阴雨天，工地无法做工，饭店生意火爆，说着方言的一群人在具有地域特色的饭店中聚餐。这些场所不仅具备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功能，还被赋予符号价值，维持和稳定着流动人口之间的文化性融合。第二，生产互动的稳定。不同于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形成的劳动分工，流动人口在一家小作坊劳作，下班后还会一起串门、散步。同时，计件工作枯燥乏味，工人们只能通过聊天互动打发时间，家乡和家庭则成为主要话题，进一步促进不同地区流动人口之间的互动。第三，虚拟社区的整合。外来居民在社区中结交新朋友后，会添加微信或建微信群。虚拟平台突破了现实的空间性，并且将线下由空间形成的融合向去空间化和去时间化引导，只剩单纯情感关系的营造。虚拟平台还具有“留影”性质，在现实空间中，流动人口间是在场互动，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虽然朋友圈也有一定表演性质，但通过平台可以分享更多个人信息，从而使人物变得立体化。通过以上机制，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性逐渐形成，促进了文化性融合，形成了“以道德理念、情面原则、文化认同为核心要素的伦理规范，并被社区成员共享和内化为日常行为的准则，成为社区生活有序的基本元素”[37]。
总之，通过物质生产、符号生产及意义赋予的空间生产[38]，双层社区成为物理社区和人文社区。双层社区具有两个面向，一面是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上的隔离，形成一种层化现象，双方互不打扰，即使有互动，也是基于系统因素的消极互动，构成了结构性融合的重要机制。另一面则是在流动人口群体内的文化性融合，这种文化性融合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是必要的，具有补偿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系统层面消极互动产生的情感需求的功能，也具有“作为一张保护网起到抵抗城市空间权力宰制的作用”[39]。双层社区作为外来居民的空间实践，形成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不同于文化性与体制性融合的社会融合模式。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既没有看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深入融合，也没有看到彼此之间发生严重的隔离与冲突，而是看到了二者之间虽然没有积极互动，但仍能安然自处，社会安定有序，实现了“分得清才能合得来”的结构性融合状态，这种结构性融合体现出一种不充分互动和低度整合的社会秩序。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充分的文化性融合与高度整合难以在短暂的几十年内实现，而部分边缘群体也难以在系统中通过体制通道与当地政府和居民实现体制性融合，结果是部分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之间仍将在适度的隔离之中，通过一定机制，发展出各自的生存和生活策略，从而在“双层社区”中形成高水平的相安无事的社区秩序。
总结来说，这些机制包括社会分工、生活区隔和双层社区，它们从三个方面促成融合：第一，冲突几率最小化。这是因为“土客”之间的人际互动频率较低。这种互动状态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经验，并且实现了结构化，可以说这种低频互动也是一种结构化的互动模式。第二，区隔的适度性。系统要素推动的互动可以钳制生活区隔的扩大，使区隔成为“适度区隔”。第三，双层社区的形成。双层社区兼具物质和情感满足功能，前者是各种商店、学校和小作坊，后者是群体内文化性融合填补了情感窗口，使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没有产生积极互动的动机，切断了二者在利益、资源、观念上形成冲突的可能，从而形成两个得以满足各自生存需要且平行的私人生活世界，双方只存留系统要素的消极互动，无需积极的情感互动来满足更多需要。
随着社会转型加快，流动人口数量增多，这种难以充分融合和高度整合的社会秩序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秩序的主要形态。我们必须在文化性融合难以实现、体制性融合解释不全的现实前提下，正视这种不充分融合却依旧稳定的社会秩序。既然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性融合，在有形社区中，可以尝试转换流动人口社区与户籍人口社区的清晰划分的视角，以“常住人口社区”视角看待这种既有多年居住在此的流动人口又有本地居民，且二者关系仅是结构性融合的社区形态。在醒目具体的社区中，居民要思考的是如何“自处”，稳定生存和生活的结构化策略；
居民之间要考虑的是如何“共处”，如何处理好已有的稳定关系，而不是沉浸于更深层次的文化性融合的理想；
治理者则要维持这种已有的结构状态，稳定社会秩序。理解这种社区形态对于重新理解大流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抛砖引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