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为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

刘冰菁

提及生产力的哲学范畴，我们一般会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阐述，认为生产力是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即由生产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构成。但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布鲁塞尔笔记》等文本可发现，生产力并不是由劳动过程三要素简单拼接而成，在精练的定义背后，关联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的深入思考。本文旨在借助《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时期马克思开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其生产力哲学范畴的丰富内涵。归根结底，生产力并不是可被直观的、个体改造自然的偶然结果，而是人类在根据自身目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客观形成的综合能力和水平，它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中来，更是基于人与自然的有序性与历史性关系。

众所周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驳斥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隐性唯心主义，马克思在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中重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并提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力概念。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形成生产力的哲学范畴，离不开同期他开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其中对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改造外部自然的现实研究。因为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视角可看到，生产力不是从天而降的抽象概念，相反它来自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即从人与自然的劳动生产活动中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形成发展以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的统一关系为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力形成之时，自然不是与人割裂的先在之物，而是在人类能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被纳入了人类主体开展的实践活动中。只有人对自然在实践活动中建立起积极的能动关系，生产力才得以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迸发出来。“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 页。

更准确地说，引发生产力的实践活动是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的劳动生产活动。对此，马克思不仅将其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更将其视为人类生活与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如果离开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生产活动，人类存在、社会发展很快便会停滞。“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9 页。

因此，马克思认为，自然并不是如费尔巴哈所说的脱离于人类实践活动之外的自在之物，正是在人类开展的劳动生产活动中，人对自然结成了能动的实践性关系，生产力也源于此。而且，结合马克思同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进一步看到生产力是如何从人类主体按照自身目的改造自然的劳动生产活动中产生，它是人类在实践中发挥出来的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特定能力与水平。

比如，在1845 年《布鲁塞尔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劳动生产活动根本上是从人类主体出发开展的特定活动，是人类按照自身目的改变自然的存在形式，使其服务于人类总体需要的特定活动。“人类不会增加自然的力量，而是引导它并使它对自己有用。”③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Berlin:Akademie Verlag,1998,S.240.在劳动生产活动中，人类不仅改变了自然的存在形式，也赋予了其特定的有用性以满足自身需求。这种有用性不从外部直接获得，而是人类通过劳动能动地塑形外部自然的结果，“劳动是人类朝向一个有用性的目标的能力”。④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S.240.因此，人类的劳动生产活动并不是毫无方向的，而是努力使自然以符合人类主体需求的形式而存在，彰显着人类主体的客观创造能力。“无需耗费很大的劳力而对各种自然产品进行无限的改善，使它们转变成满足人类便利和享受的对象，这构成了我们工厂制度的基础。”⑤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S.342.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注意到，生产力不是从天而降的，人类改造自然、满足自身需求的劳动生产活动本身便是生产力形成的过程，人类在劳动生产活动中发挥出来的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能力便是“劳动生产力”（die Productivkräfte der Arbeit）。这是“特有的生产力（une force productive sui generis），是一种经济学家区别于其它的力量”⑥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S.367.。并且，随着劳动分工的细致铺展，劳动生产力得到提高，生产出更多满足人类多样化需求的产品，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支撑。“劳动分工进入一个村庄：有些人只种植土地，有些人是织工，其他是裁缝等。并且，每个阶级不仅能提供更多的产品，而且能提供更完美的产品。这种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die Productivkräfte der Arbeit）。”⑦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S.240.

这些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研究，帮助马克思进一步厘清了实践活动中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及其中生产力的形成：自然并不是与人无关、亘古不变的客观对象，而是在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结成了能动关系，人能按照自身目的像火一般塑形外部自然，使其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有用性与价值。并且，人类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劳动生产活动才是生产力的来源，它不仅维系着人类现实生活的展开，也对社会的客观发展起着根基性的作用。这支撑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力来自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的理论观点。

因此，社会经济的客观活动有时能折射出哲学的本质意蕴。从同一时期的文本来看，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助于推动马克思透过人类主体的劳动生产活动，去理解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客观形成。它向马克思揭示出，正是人类主体的劳动生产活动打破了人与自然的隔绝状态，使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了统一，引发了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生产力也不是个体使用劳动工具改造对象的直接结果，而是人类主体在实践中客观形成的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特定能力与水平。

如前所述，生产力来自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是强调生产力来自人类的劳动生产活动，即人类改造自然的存在形式、使之符合人类总体需求的活动。在此基础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创造生产力的过程并不是孤立无序的，人类是在共同活动的特定形式的基础上将自然纳入后天的生产秩序中，而生产力正是人类在共同活动中赋予自然以一定生产秩序的特定功能与水平。

具体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认为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便是生产力：“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6 页。因为人们以何种协作秩序共同活动、开展生产，人们便以何种秩序组织改造外部自然、投入生产。因此，生产力不是个体使用劳动工具改造自然的直接结果，它是人类在共同活动基础上构建对自然的有序性关系的特定能力与水平，生产力会受到人们改造自然的共同活动方式的影响。

比如，分工便是人类创造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共同活动方式。划分劳动种类、分配劳动流程、设计生产工序等分工方法，造就了人们互相协作的共同活动方式，形成了超越个体改造自然的社会生产秩序，外部自然按照人类总体需求被组织起来，这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水平得到提高，生产力向前发展。“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80 页。

特别是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通过现代机器体系与交通工具，人们消灭了过去封闭的自然状态，实现了广泛细致的劳动分工，这使人们的共同活动得以突破天然的物理障碍，在更普遍的世界范围内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人类将自然以符合工业发展需求的全新生产秩序组织起来，人类总体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也大大提高，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创造了那个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③[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12 页。

而马克思在共同活动方式中讨论生产力作为人与自然的有序性关系，与此时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现代工业发展的探索密切相关。因为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现实研究中，马克思具体看到生产力是如何客观地从人类在共同活动中结成的、与自然的有序性关系中而来。

比如，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摘录拜比吉、尤尔等人的文章时，马克思详细关注了现代工厂如何通过劳动分工、工序设计、集中生产、机器引入等改造劳动者的共同活动方式，优化生产秩序，刺激生产力发展。首先，在现代大工厂中，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细分生产过程，将技能不同的劳动者分配到不同的生产工序中，形成劳动者联合生产的共同活动方式，提高总体的生产能力。“根据每一制造工艺的产品的特殊本质，经验告诉我们生产过程应该被划分为最有利的几道工序，以及不同工序里雇佣的工人数量……这是工业企业规模庞大的原因之一。”①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S.331-332.其次，在梳理劳动分工的时间顺序后，优化劳动者共同活动的空间结构，将属于同一工序的劳动者集中生产，降低中转耗费、提高生产效率。“制造产品所需要的原料必然继续传到下一个工作场地……为了减少这种不便，工厂主会将不同工序聚集到同一个建筑物中。”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S.332.除此之外，引入大量机器生产将“对总体生产力产生巨大影响”。③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S.340.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机器的新生产秩序，机器体系的自动分工取代了斯密所说的简单分工，可引导劳动者融入更具生产效率的共同活动方式。自动运转的机器生产秩序越是降低个体的感性惰性对生产的影响，人越是能高效地参与到机器生产的共同活动中，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水平越是能提高。“自动体系的原则就是以机械方法代替手工劳动，以根据一个过程的构成原则对这一过程的分解来代替工匠的劳动分工。”④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S.349.

这些研究显示出，通过劳动分工、机器体系、集中生产等条件，人们越来越能开展高效运转的共同活动而从事生产；
相比于过去人类改造自然的零散方式，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人们更能大规模有序地组织自然投入生产，这才带来了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为此，马克思在摘录拜比吉文章时一开始便注意到，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劳动活动方式，使人获得了更多共同活动和改造自然的自由，“建立在事实和幸福之上的自由就是人类通过发明机器，利用自己的智力……使用自然力所获得的自由。”⑤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 IV,Band 3,S.322.

可以说，从《布鲁塞尔笔记》关于现代工业发展的现实研究中，马克思获得了一种直接认知：生产力不是可被直观的、个体使用劳动工具的物性能力，而是人们在共同活动的特定方式下形成的、将自然纳入特定有序生产中的综合能力与水平，它会随着劳动分工、机器体系等调整共同活动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这便有助于马克思从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中探寻生产力作为人与自然的有序性关系。

因此，借助马克思同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生产力作为人与自然的有序性关系的具体内涵。在马克思眼中，生产力并不是实体性的物性结果，而是无法被直观的“生产创序”⑥张一兵：《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 年第11 期。，是人们在共同活动方式中形成的、对自然的有序性关系的综合能力与水平。这种秩序不是自然先天固有的，而是人类在共同活动中将自然围绕人类需求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特定社会秩序。

生产力不是从虚空中来，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历史的物质现实。它既来自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具有现实的历史性变化。因此，生产力不仅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有序性关系，它更会随着人与自然的历史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改造自然、开展生产活动，便会导致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人们正是在接续上一代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前提下创造着历史。因此，在马克思眼中，生产力并不是抽象要素简单结合的固定结果，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中，生产力会相应地呈现不同的发展状况。

其实，在《布鲁塞尔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接触生产力的历史性发展，比如从手工业、简单分工阶段到机器大工业、现代化分工阶段的历史变迁中，生产力如何得到了发展。不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生产力的功能性水平与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相结合的思考，更可能受到了舒尔茨的影响。虽然马克思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提及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但不得不说，舒尔茨关于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分析很可能触动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思考。

具体来说，在《生产运动》中，舒尔茨以劳动工具为线索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以及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认为随着“对无理智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生产力（productive Kräfte）更广泛地结合起来。”①[德]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40-41 页。首先，在原始时期，人们总体处于游牧状态，分工尚未得到发展，他们只能依赖臣服于自然，借助简单的工具从自然获取生存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手几乎是人仅有的、唯一的工具，借助于手，人以最直接的方式从周遭自然中获取满足他需要的东西。”②[德]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1 页。其次，在农业、工商业发展时期，人们逐渐通过大范围的分工与合作从事生产活动。此时，依靠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不断改进的劳动工具，人们在协作中促进了改造自然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与为了生产的目的而同外在自然所进行的斗争中，仅靠双手的粗陋斗争也停止了。依靠人精神的发明，依靠犁和锄，依靠锯和凿，人们被更好地武装起来、装备起来而相互对垒。”③[德]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13 页。随后，在应用机器的生产制造时期，人从对自然的依赖者变为对自然的理性操纵者，人不再主要依靠个体劳动直接改造自然，而是作为领导者将自然物质资料纳入机器的生产秩序中。人将机器应用于生产，这节约了人力，也提高了改造自然的综合能力与水平，生产力得到蓬勃发展。“这样人就进入活动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中，因为他将服务于生产目的的材料仅仅同陌生的自然力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自然力的效果或产品，就不再依赖人自己身体的劳顿了。”④[德]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第38 页。

这些研究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在社会变迁中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这不仅可能使马克思意识到生产力本身会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变化而变化，更可能为其提供从人与自然的历史性关系出发把握生产力发展的真实视角。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相似地从人与自然的历史性关系出发，探讨生产力不同阶段的历史形成。

比如，马克思认为，在没有分工的原始状况下，自然对人具有先天客观的自在性，并对人类生存生活具有绝对的支配性，此时生产力水平是极为低下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⑤[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而在简单的劳动分工阶段，人依赖于自然辅助性地进行生产活动，分工、生产关系很狭隘，生产力水平也不高，“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即‘自然地’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⑥[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0 页。

但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人们通过现代化分工、机器体系等组织自然投入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自然失去了原先的自在存在，它不再凌驾于人类之上、支配着人类生存生活，反而是人类总体能将自然纳入人类创造的生产秩序中，并且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带来了大量的生产力，“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大工业在劳动范围内尽可能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消灭掉……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12 页。。

但马克思并没有像舒尔茨那样仅仅关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是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并不是断裂的，每一时代都接续着上一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生产力水平、物质结果等，在新时代里人们也会因不同的客观条件，形成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40 页。

这意味着，不同于舒尔茨，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历史的客观描述上，而是形成了生产力的科学抽象范畴，它既具有现实具体的共时性，也具有内在接续的历史性。生产力本质上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改造自然时客观形成的综合能力与水平，才会随着不同社会阶段人类的实践活动，接续形成不同程度的社会生产能力。因此，生产力既会因人类实践活动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也会因社会历史变迁而得到接续发展与变化。

总的来说，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得以窥见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丰富的哲学内涵。生产力是来自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它既是人类主体在共同活动中迸发出来的总体生产能力，能将自然置于利于人类的生产秩序中，也会随着人与自然的历史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社会生产能力。这都向我们昭示着，生产力无法通过肉眼被直接观察到，它并不是个体使用劳动工具开展劳动的直接结果，而是在人类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综合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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